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思想与翻译研究

伽达默尔提醒我们，除了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我们更应当关注伦理知识，因为它让我们关注到现实的世界和现实的问题，让我们意识到道德和伦理因素在翻译活动中具有潜在的操控力量，而对于这些因素的考察和分析，仅仅依靠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实现的并不仅仅是文字层面上的对等，或是在深层语言规律上的一致，而是要传达出原作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这种思想和精神往往就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作品的字里行间、表达着作者的意向性，也代表着作品的社会价值的伦理知识。要理解这种伦理知识，不能仅仅停留于语言层面，而更加依赖译者在生活世界中所获取的种种体验和启示。可以说，译者解读原作的过程，其实就是深入理解这种伦理知识的过程，此间，译者能够更为深刻地感受作者所处的历史社会环境，更加理解作者创作时的心理状态，从而能够在译作中向读者进行更加贴切的传达。他对“偏见”这一概念的重新解读对于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考察原作的意义也很有启示意义。我们不应当苛求译者完全消除个人的前理解，也不应该要求译者完全理解和传达出作者本身的思想和情感，因为它们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本来就是无法实现的目标。应当看到，译者阅读和理解原作的过程，也同样是原作的意义得以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而原作恰恰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新鲜的血液和生命。正如我们不可能让莎士比亚站出来解释他的作品，即便他真的解释了，我们也许会失望地发现，这些解释可能还不及这些作品的读者所提供的理解那样丰富和深刻。

视域融合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翻译过程中同样具有启发性的意义: 在译者试图进入文本的时候，他自己原有的视域是他理解文本的基础，但是由于这一视域与文本的视域之间的区别，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矛盾；这时的译者并不需要完全放弃自己原有的视域、将自己置于文本的历史视域之中，而是应当让两种视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样其中的经验和传统才会不断沉淀，译者的前理解也才会不断丰富。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译者需要将自身置于文本的视域中，与文本所代表的传统和历史相遇并进行交往，“这样一种自身置入，既不是一个个性移入另一个个性中，也不是使另一个人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总是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也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张汝伦，《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5页。 文本的视域要求译者不再基于当前的标准和成见去看待文本，而是应当充分了解作者所在的历史视域，这样，即便他无法完全认同作者的立场和主张，也至少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这实际上否认了文本只有一种确切的意义，不再要求译者去发掘那种可认识、可理解的终极真理，而是能够以更加宽容的心态去承认自身与作者之间的差别，并接受其他的译者和自己在理解方面的差异。这一视域融合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域，这一新的视域“成了包容历史和现代的整体视域，原来不合理的视域在更大的视域中得到调整和修正，进而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我们的视域和历史的视域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构成了达到普遍性理解的根本保证。”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 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研究》，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99页。 但是这并不是视域融合的终点，而是成为了译作的视域，进而会与读者的视域形成新的不断延续的融合，让文本在主观与客观的交错融合中不断衍生出新的意义，并展现出新的生命力。这样，视域融合一方面实现了译者对于文本的认识，也加深了他对于自身的了解，避免了认识的凝固所造成的自我异化；另一方面也开阔了文本的历史视域，丰富了文本的意义。

伽达默尔的语言观揭示了语言对于人、对于意义的再认识，以及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这对我们的翻译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伽氏的语言观中我们可以看出，解构主义所强调的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其实都和语言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联。没有对语言的认知与把握，我们就无法理解文本，无法表达思想，也无法了解社会语境中的一切事物，因为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同样建立在我们拥有语言这一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在翻译研究中，决不能忘却语言这一基本要素。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伽达默尔将语言及其力量无限扩大了，“因为他在声称语言具有普遍性时，他实际上已将语言的范围和作用夸大化、宽泛化了。”严平，《走向解释学的真理: 伽达默尔哲学述评》，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 诚然，语言有助于我们了解文化和历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包括甚至取代后者；相反地，对社会历史的深入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语言的内涵。因此，内部的语言研究和外部的历史文化研究对于翻译研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且相互促进的。其次，尽管伽达默尔师承了海德格尔的许多基本思想，但是他并不认同后者关于“形而上学的语言”的观点。海德格尔在其晚期一直避免使用“解释学”这一概念，因为他认为这一概念不能使其走出先验思辨，也不能让他冲破“形而上学的语言”的牢笼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 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研究》，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331页。。然而矛盾在于，他这一阶段的哲学思考在本质上而言仍然是解释性的。而在伽达默尔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形而上学的语言，只存在对语言形而上学的运用，因此，海德格尔试图消解形而上学的语言的主张其实就是一种误导。这样，伽达默尔就没有沿着海德格尔的路径继续走到诗化的神秘主义中去。再次，伽达默尔告别了海德格尔的“独白”，走向了“对话”，这既让语词具有了流动性和创造性，也让主体可以在“言说者”与“倾听者”之间相互转换。可见，伽达默尔强调的是主体间性的解释活动，同样，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可以就共同关心的内容展开对话，寻求并扩充意义，调整并修正各自的视域，从而形成视域融合，而这也是一个意义不断深化、扩展并呈现的过程。但是，由于伽达默尔否认了人在言谈中的主动性，认为“不是我们通过语言揭示事物，而是语言自我运动使事物被理解。”张汝伦，《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42页。 这就使得译者解释的目的只在于言说这一行为本身，这样导致的结果就只是无休止地重复这一行为，而不是达成主体间的理解。如此，不仅主体丧失了对于语言的控制权，而且对话也成了空洞而无意义的简单循环，这样，翻译实践要用充分、自由的对话达成主体间的团结一致的愿望也就变得难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