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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估价

时间:2022-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伽达默尔看来,这样的联系和区别都是突出地围绕着黑格尔哲学来展开的,其基本主题是对主观意识或主观精神的批判。如果说伽达默尔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义区域标识在黑格尔与尼采之间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就确实将马克思和尼采相提并论了:“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

二、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估价

在非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那些对20世纪的哲学做出过重要贡献和重要阐述的思想家们又如何估价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呢?大体说来,那些表面上对之评价甚高但于哲学之根基未有涉及或无从涉及者,虽不在少数(例如罗素对唯物史观的好评,例如萨特称“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等),但对我们的主题来说,其意义却颇为有限。因此,我们理当更加关注于那些在存在论基础上能够形成判断或引伸出判断(与这样的性质判断有所勾连)的见解了。

伽达默尔在其1962年的《20世纪的哲学基础》一文中,极为扼要且颇为精审地描述了19世纪同20世纪在哲学基础上的本质联系与区别。在伽达默尔看来,这样的联系和区别都是突出地围绕着黑格尔哲学来展开的,其基本主题是对主观意识或主观精神的批判。这是一个甚得要领的判断,因为正像黑格尔哲学作为现代形而上学的完成者不能不形成为一个枢轴一样,对于主观精神的批判的继续方始开启了并且成就了20世纪的哲学基础。因此,从联系的一面来说,20世纪对“意识本身的异化”的批判乃承继着黑格尔对主观精神的批判;从区别的一面来说,20世纪之批判的任务、目标、问题及整个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改观。这种根本的改观若从思想史上来加以描述的话,那么首先可以说它是以尼采为后盾的:“尼采是一个伟大的、预言性的人物,他从根本上改变了本世纪批判主观精神的任务。”其次可以说它经由了胡塞尔和舍勒的现象学而在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批判”中达到顶峰。[11]不仅如此,伽达默尔还由存在论的基础方面指证了上述批判在性质上的根本改变:尽管没有人比德国唯心主义者(事实上是谢林和黑格尔)更清楚地知道,意识和它的对象并不是两个相互分离的世界(所谓“同一哲学”),但20世纪对主观精神的批判之赋有特征的东西却在于:“当代思想”揭露并且否弃了德国唯心主义的三个“天真的假设”,即(1)断言的天真;(2)反思的天真;(3)概念的天真。[12]

那么,在上述关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完成形式和“当代思想”之本质重要的划界中,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居于何种位置呢?在伽达默尔看来,一方面,马克思确实在哲学领域实现了某种变革;经由这一变革,马克思大体上与尼采相一致:就像尼采从“自我”身上剥下一张又一张伪装并从而使之崩溃一样,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揭示了虚假观念的秘密并使之趋于瓦解。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同样构成20世纪的“出发点”,就此可以相提并论的有:“无意识(弗洛伊德),生产关系及其对社会现实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马克思),生命概念和它‘构造思想的工作’(狄尔泰和历史决定论),以及由克尔凯郭尔用来反对黑格尔的存在概念——所有这一切都是本世纪提出的出发点,以超越主观意识所指的东西,并对其做出解释。”[13]但是另一方面,按照伽达默尔的阐释,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域几乎和黑格尔处于同一个基准线上,只是应答的方式和研究的对象有所区别。这个问题域即是“主观精神同客观精神的和解将在何处发生”,于此间被并列着相继出现的是黑格尔、德罗伊森和马克思。此外,“异化本身”的问题以一种完全仿照着黑格尔的方式出现:正像自然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精神的他者一样,马克思使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整体不再表现为精神,而是处在其“顽固的现实”中,处在其“不可理解性”之中(货币、资本、人的自我异化等);于是历史便和自然一样,构成了“知识的客体”。[14]

在这里,没有必要去过分追究细节,问题的核心在于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基本估价(性质判断)。虽然伽达默尔并未明确做出这样的判断,但他所给出的那个意义区域却是清楚明白的:这个区域在黑格尔和尼采之间,从而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便具有一种过渡的性质和意义;它可以和尼采的激进否定一起构成20世纪哲学的“出发点”,但却并不属于“当代思想”的主体或主要承当者。并且正因为如此,德国唯心主义的存在论基础——“同一哲学”立足其上的三重天真——便也不可能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中真正瓦解。这一判断对我们在前一节所论及的那两种阐释路向来说也许是正确的,因为无论是依循“实体”还是依循“自我意识”来制订方向,最终都不能本质地脱离为黑格尔完成了的“同一哲学”的存在论基地;但是,这一判断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之真正彻底的阐述来说也是正确的吗?

为了就事情的本质形成判断,我们须得把握尼采在整个现代形而上学的历史中所处的地位。如果说伽达默尔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义区域标识在黑格尔与尼采之间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就确实将马克思和尼采相提并论了:“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15]根据这样的评判,尼采在哲学上的真正变革就在于其实现了对形而上学的全面“颠倒”,而这一颠倒事实上已经先行地为马克思所完成。因此,马克思和尼采在哲学变革上大体归属于同一个平面,在这个平面上,哲学形而上学与其说被全面倾覆,毋宁说乃是达到了其“最极端的可能性”;正是这种最极端的可能性,意味着哲学(大写的“哲学”,即哲学形而上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

对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这样一种基本的领会方式,意味着并且提示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即:第一,这个变革的积极后果及其所开展出来的前景;第二,此一“颠倒”的基本性质及其必然趋势。就前一方面而言,海德格尔给予马克思以很高的评价:“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16]在这里,如果说马克思对“异化”的领会就像伽达默尔所述在某种意义上直接衔接着黑格尔的话,那么,其哲学上的重大变革则使之能够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此种深入的前景,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未必一定与20世纪的现象学运动相联结,或者更加广泛地说来,现象学环节也可能依别种方式而得到领会与把握。总而言之,“当代思想”的某种高度通过马克思的哲学变革而被达成了——这一高度甚至对于20世纪的众多思想探索来说都是难以企及的。

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当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从根本上被标示为“颠倒”——作为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颠倒——之际,其基本性质和必然趋势又如何呢?关于这种性质,海德格尔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文中说得至为简洁清楚:“上帝死了”意味着超感性世界的腐烂和崩塌,意味着哲学形而上学的终结;从而,尼采把自己的哲学看作对整个柏拉图主义的反动。“然而,作为单纯的反动,尼采的哲学必然如同所有的‘反……’(Anti-)一样,还拘执于它所反对的东西的本质之中。作为对形而上学的单纯颠倒,尼采对于形而上学的反动绝望地陷入形而上学中了,而且情形是,这种形而上学实际上并没有自绝于它的本质,并且作为形而上学,它从来就不能思考自己的本质。”[17]约言之,单纯的“颠倒”即单纯的“反动”,而单纯的反动仍滞留于其反对者的本质之中——把一个形而上学命题颠倒过来依然还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而一切“关于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总是最稳当地落到形而上学下面。一句话,尼采的哲学变革,作为单纯的颠倒,其基本性质是对形而上学的反动,而依此种性质而来的必然趋势则是向形而上学的大踏步回返。

应当承认,海德格尔的这一基本见地从原则上来说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非常深刻的;但问题在于他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性也完全导向尼采,并且大体上就是在尼采的平面——单纯“颠倒”或单纯“反动”——上来阐说马克思的哲学。因此,海德格尔一方面说,现今的“哲学”仅只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了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及其所需之“架构”,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却懂得这双重的现实;但是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又指认马克思所谓“改变世界”的“实践”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观念,因为它仍然植根于一个关于人的“理论想法”,而这个想法作为基础包含在黑格尔哲学之中。这里的情形和尼采十分类似:一开始是彻底的颠倒,“马克思以他的方式颠倒了黑格尔的观念论,这样他就要求给予存在先于意识的优先地位”。但接踵而至的就是向黑格尔哲学从而向一般形而上学的回返:“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马克思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的把生命解释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只能立足在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上。”为了特别强调马克思的“颠倒”具有向形而上学回返的性质,海德格尔还补充道:“如果没有黑格尔,马克思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18]这句话显然不是就马克思哲学之渊源来说的,而是就其基本性质来说的;全部马克思主义都以下述论题为依据:“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情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这并非一个政治命题,而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亦即一个关于人的相当确切的“理论想法”,一个从本质上来说其基础包含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形而上学命题。并且正因为如此,所以和尼采的理论终局相类似,“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19]

虽然我们不同意(完全不能同意)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这种解释,但我们必须承认,它在20世纪的哲学运动中仍然是相当有代表性的。按照这样一种解释方案,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义领域大体就在黑格尔和尼采之间,只是随着解释倾向或侧重的不同会在这一连续的光谱中更多地显现某种特殊的色彩。以这种解释方案作基础,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就具有一种过渡的性质或二重的性质。例如,在罗蒂看来,马克思哲学一方面属于“启迪哲学”,即后哲学文化——它坚持历史主义意识,主张实践的优先性;另一方面它仍然具有某种形而上学性质,马克思仍属于大写的哲学家——他试图深入到现象背后的实在,试图为政治寻找理论基础。[20]然而,撇开种种色彩上、视角上或细节上的差别,构成这种理解之本质的核心在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始于反对一切形而上学,而终归于一种特殊形式的(处于形而上学之最遥远的对立面的)形而上学;并且就此一本质的核心而言,马克思与尼采并列,或在稍有差别的意义上,马克思与猛烈地袭击了黑格尔哲学的费尔巴哈、克尔凯郭尔或孔德相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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