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托夫与“电影眼睛”理论

如果说弗拉哈迪是天然生成的纪录片大师，主要是以自己的直觉本能和拍片实践形成了自己的拍摄模式，并以其实用性而广为后来者所借鉴的话；维尔托夫则可以说是在20世纪初狂热的机器崇拜和热烈的艺术创新时代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怀有鲜明的电影理念和丰富艺术实践的孤独探索者和创造性大师。他不仅有自己的前卫性理论，同时还有精彩的作品生动地示范自己的理论概念，但他太超前于自己的时代了，因此其理论和艺术实践在自己的时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只有在纪录片发展的最初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的氛围和需要都有所改变以后，人们才又想起他的个性和贡献，并开始追随他的脚步。

图1-15　维尔托夫

吉加•维尔托夫（1896-1954），自小受到良好的音乐和文学教育，中学时还写过诗和科幻小说。成年后随家人迁居莫斯科，同时仍然醉心于诗歌，并对20世纪初流行于欧洲的先锋派艺术怀有浓厚兴趣，吉加•维尔托夫作为他的笔名就是这时起的，具有旋转、回旋的意思，表现了青年人心中对激荡飞扬的先锋主义艺术之印象。

1917年十月革命后，维尔托夫投身于莫斯科电影委员会，担任新闻电影《电影周报》主编，负责将各地拍摄的电影素材编辑成具有一定主题和宣传效果的电影以供各种宣传车、船等场所使用。从1918年到1919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维尔托夫编辑了42期《电影周报》，同时还编辑制作了多部其他有关战争和革命的影片。这实际上是电影使用蒙太奇的方法讲述真实故事的首创，对于纪录片从无到有的出现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种将零散素材组织成整体文本的工作，对维尔托夫来说是一种极好的电影艺术实践，为他后来的电影理论和制作实践提供了旁人难以企及的条件。

从1922年到1925年，维尔托夫开始编辑《电影真理报》，并在此期间形成自己的电影理论。他与作为摄影师的弟弟和作为剪辑师的妻子以“三人会议”的形式发表宣言，宣称外国那些讲故事的电影是“技术上花哨的电影剧的活僵尸”，“它使电影的躯体麻木不仁”。由此他将纪录片的形式与虚构的故事片形式对立了起来，而成为日后纪录片电影样式的鼻祖之一。这些宣言的观点后来发展成“电影眼睛”理论，以及一系列实验电影实践。

图1-16　《关于列宁的三支歌》

维尔托夫的电影创作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主题明确而有实验色彩的诗意性纪录片，如1926年的《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1934年的《关于列宁的三支歌》，将纪实和宣传性倾向巧妙地结合起来，给观众以极大的感染，在苏联革命初期受到热烈欢迎；一部分是纯粹实验性的作品，如1924年的《电影眼睛》，1929年的《带摄影机的人》等。这些电影没有完整的叙事和明确的主题，但却展示了大量拍摄、编辑技巧和先锋主义艺术的观念，西方电影界认为它们甚至超过了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所展示的艺术效果。

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革命在列宁去世后逐渐向官僚体制转变，对文艺的管制也日益严厉而趋于不加掩饰的政治实用主义，维尔托夫那种比较讲究实验和创造性的电影实践就慢慢失去了舞台。

图1-17　《带摄影机的人》

在维尔托夫的电影生涯中，其“电影眼睛”理论最引人注目。

维尔托夫在其1923年发表的论文《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中说：

“电影摄影机仍然处于可怜的奴隶状态，屈从于不完美的、目光短浅的肉眼。”

“电影……主要的和基本的目的是：通过电影对世界进行感性的探索。因此，我们的出发点是：把电影摄影机当成比肉眼更完美的电影眼睛来使用，以探索充塞空间的那些混沌的视觉现象。”

“我是电影眼睛，我是机械眼睛。我是一部机器，向你显示只有我才能看见的世界。”

在1929年的《从电影眼睛到无线电眼睛》一文中他说：“电影眼睛=电影视觉（我通过摄影机看）+电影写作（我用摄影机在电影胶片上写）+电影组织（我剪辑）。”

“电影眼睛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蒙太奇手段，对比和连接宇宙中的各种视点，它可以按任何时序，必要的话，也可以打破电影结构的各种法则和惯例。”

“电影眼睛的方法是一种探索视觉世界的科学的实验方法：

1.建立在影片对生活事实系统记录的基础上；

2.建立在对影片的纪实材料进行系统的组织基础上。”

“电影眼睛是以纪实的手段，为肉眼译解可见的世界和不可见的世界。”

上述的见解，是维尔托夫关于电影的理论核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他非常崇拜机器的威力，因为科学是机器的基础，因此摄影机比人眼更完美。它强调了人的眼睛的不完美，和摄影机作为机器视觉的无所不能及更优异的品质，因为20世纪最初数十年的文化氛围就是认为机器比人更精确、能干、效率高，总之比人更好。它能看到人类肉眼所看不到的世界，能以人眼所不能的方式揭示或创造人所无法想象的景象。因为“电影眼睛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拍摄技巧：加速、显微、逆动、静物活动、镜头运动，以及使用各种最出人意料的透视法——凡此种种，我们认为并不是故弄玄虚，而只是充分利用正常方法”。因此摄影机不应该只是奴隶般地被人们用来模仿戏剧或文学的表意方式，而应该发挥它自己的独特优势来观察、揭示和表现世界，摄影机由技术所带来的优势就在这里。

第二，他非常看重蒙太奇的组织力量，把它看成是与电影眼睛一起探索和表现世界的最佳手段。因为同时代的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的创造性运用，蒙太奇作为电影的首要表现手段的潜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掘，创造过许多经典的虚构性叙事作品，如《战舰波将金号》《母亲》等影片，而维尔托夫自己则在长期的电影编辑实践中以蒙太奇的方式制作了许多具有强大宣传和感染力的作品，如《革命周年纪念》《内战史》《关于列宁的三支歌》等等，因此他非常了解蒙太奇的强大功能。

但他对蒙太奇手法的强调是与他的“电影眼睛”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它们是观察和表现现实生活的真实情景的手段，而不是构造虚构故事的灵丹妙药。因此他反对好莱坞式的表面精致而实质虚假的浪漫故事，而将在平凡的生活中通过摄影机观察生活得到素材，再加以剪辑和艺术创造的方法看作是蒙太奇的真正的实质。如此他的蒙太奇理念就给纪录片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因为纪录片正是以真实生活为素材来观察和表意的。

第三，他极其重视电影的纪实素材的获取，这也是与其“电影眼睛”理论密切关联的。因为电影眼睛有强大的观察能力，并能够在后期由蒙太奇来发掘出其背后丰富的意义，因此维尔托夫特别强调电影不要像文学和戏剧那样去复制现实，即以想象性的虚构方式去讲故事，而是要直接让摄影机镜头接触现实，逼真的同时是以各种可能的角度和运动方式去记录对象的特征和情状，从而为真实地揭示生活的本质打下坚实的基础。因为“借助电影摄影机（电影眼睛）所看见的‘生活的本来面目’同仅以不完善的肉眼所看见的‘生活的本来面目’尖锐对立”，亦即从现实生活中获取素材来表意和以虚构表演来制作素材来表意的区别。

基于这样的理念，维尔托夫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纪实性的，或者是编纂式的，如《革命史》，或者是专题式的，如《前进吧！苏维埃》，或者是诗意式的，如《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它们都展示了纪实性的电影作品的特殊魅力。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中期以后新一代的富有创造性的纪录片大师往往有意识地到维尔托夫的作品中去寻找灵感，如“真实电影”的创始者让•鲁什就是如此。

在维尔托夫的电影理念之外，他的代表作品《带摄影机的人》更直观地影响了后来一代代的电影人。它生动地诠释了维尔托夫的电影理念，同时更奇特的是，该作品以其先锋艺术无所畏惧的批判性，在精妙地展现苏维埃现实的美好和电影眼睛强大无比的观察力和表现力的同时，也无情地摧毁了维尔托夫自己所构造的电影眼睛的神话，从而在当时给他招来致命的诋毁，而在数十年以后，才又启发了新一代的纪录片人去创造崭新的纪录片新境界。

该影片包含两个层面的叙事：一个层面是开头观众入席和城市黎明的蒙太奇叙事，接着是人民工作与休息，进行体育运动和艺术实践的几个大段落，以此来表现苏维埃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生动景象。另一个层面是以摄影师考夫曼从最开头的出场，到不时出现在电影画面中，再到依次穿插的剪辑师整理和编辑画面的场景，首创了“自我反射”式的电影制作方式。此外，在电影展开过程中，维尔托夫还首次使用二次曝光、快进、慢动作、画面定格、跳跃剪辑、画面分割等多种前卫拍摄和剪辑手法，使得画面拍摄及其编辑方法的实验性远远超过了其叙事的完整性和主题的鲜明性，最终在整部影片的蒙太奇手法的出神入化运用中，将生活中的片段景象组成了一种既清晰又含混，既构成意义、同时又解构意义的奇妙的视觉形象之流。

显而易见，“电影眼睛”的各种角度和运动方式的强力而逼真的观察，在该片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同时各种并列、联想、拼贴等方式的蒙太奇剪辑方式也华丽地发挥着它们的组织和表意作用。另外，维尔托夫引以为傲的各种电影眼睛所特有的看的方式，如“加速、显微、逆动、静物活动、镜头运动，以及使用各种最出人意料的透视法”等也都在其中作了尽情的展示，无怪乎后来的研究者将这部电影看作是电影语言的教科书。但该片之所以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它展示了维尔托夫的独特的艺术个性。他虽然也与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一样具有强烈的革命热情，对电影蒙太奇语言等表达技巧同样造诣极深，但他一直没有在电影创作中像其他苏联电影大师那样为了革命功利主义的实现而放弃自己的先锋主义艺术理想。他在电影中施展了自己的全部艺术功力来为苏维埃的建设事业奋力呼喊，但同时他也利用一切机会来创造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真正的电影的最高境界。由此他就不能不将其在电影艺术的创造中所体验到的真相揭示出来，不仅是现实生活的真相，而且是电影制作的真相。在后面这种真相中他显然深刻地看到了其中的两面性，即电影眼睛所看到的画面既是最精确的真实，同时它也是最虚幻的影像，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各种拍摄方式和蒙太奇剪辑技巧的人工制作。如果观众对此一点都不了解，而制作者也讳莫如深，则电影这个影响力巨大的传播和交流工具在达到制作者预期目的的同时，也必将产生难以预测的灾难。既然革命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建成每个人都能够幸福生活的理想世界，那为什么不将所有的真相都告诉观众呢，包括电影自己的真相？现代纪录片人在体会维尔托夫的这部经典作品时，或许都会有这样的会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