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剧论（
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被选为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这一年，因病重而不能亲临讲台发表主席就职演说。就任主席和发表就职演讲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代表着美国社会学共同体对一位美国社会学家杰出成就的郑重肯定，但了解戈夫曼性格的圈内人士都知道一篇字斟句酌或华而不实的演说辞对一向特立独行、藐视权威的戈夫曼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谁也吃不准他会在就职演讲中说些什么。不久，戈夫曼在他声名鼎盛之时逝世，自然也就取消了那让人徒生悬念的演讲，这无意的安排倒也合于逝者的心意。
戈夫曼1922年生于加拿大，1945年获多伦多大学学士学位，随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1953年获博士学位。1961年起，戈夫曼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执教；1968年，他辗转宾夕法尼亚大学。到80年代已没有人怀疑戈夫曼是战后头等重要的社会家之一，他的著作散发出明快的智慧、动人的魅力；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家没有一个像戈夫曼那样同时为学术界和普通大众读者所着迷。但是按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判断，戈夫曼通常不被列入主流社会学家的行列中，因他的研究范围和兴趣迥然不同于美国社会学的帕森斯、默顿的传统，而与以福柯、哈贝马斯和布迪厄等人代表的欧陆社会学相去更远。他拒绝写作同仁视为“理论”的东西，但其学说却对社会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被认为是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传人，但他的方法多姿多彩，从不拘泥于一家一派；他对专业文献了如指掌，但他的写作却完全从他自己独一无二的话语系统展开去。戈夫曼的语言平白浅显，没有那些满脑子理论家自我意识的学者所热衷把玩的新奇术语。戈夫曼对人性的看法充满了尖锐的、震撼及醒觉人心的洞见，因此曾被人称为社会学的卡夫卡。他的著作有《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1956）、《避难所》（1961）、《互动仪式》（1961）、《邂逅》（1961）、《公共场所的行为》（1963）、《污记》（1963）和《框架分析》（1974）等。
《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一书缘起于戈夫曼的博士论文，他曾对苏格兰一个海岛社区中的社会交际网络进行研究，在这份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这本书做成了互动论分析的又一经典或传统，这就是与戈夫曼名字完全连在一起的“拟剧论”。
戈夫曼开宗明义，指出本书所用之观点是拟剧论，其原理从舞台演出的艺术原理引申而来。戈夫曼坦承以演戏喻人生无非老生常谈，莎士比亚岂不早就说过：“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女都是演员。他们有各自的进口和出口，一个人在一生中扮演许多角色。”而在戈夫曼所属的符号互动论传统中，库利的“镜中自我”和米德的“扮演他人角色”都已包含了拟剧论的思想，但这绝不能否认戈夫曼的独创性，将一句老生常谈发挥成一种社会理论，戈夫曼是第一人。《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要回答的问题简单说是两个：“人为什么演戏？”“人怎样演戏？”围绕这两个问题，戈夫曼发挥了互动论的“情境定义”（针对第一个问题）和“角色表演”概念，并贡献了“印象管理”的观点（针对第二个问题），这三个概念可视为戈夫曼拟剧论话语的关键词。
“情境定义”可说是互动论中位居首席的概念，从托马斯提出情境定义，到米德的人的自我互动和互相扮演他人角色的符号性互动的思想，再到布鲁默对上述概念尤其是米德思想所作的系统化阐释，择其要点是：（1）人的行为并非单纯对他人行为作出反应，更要紧的是解释或定义彼此的行为，而这种定义的行为本源于人是一种意义（导向的）动物；（2）定义所依据者为两类：个人的经验和价值，社会的常识和规范；（3）社会秩序（即持续有效的社会互动）产生于和实现于行动者们一致的“情境定义”中。戈夫曼称他关心的是社会遭遇的结构，而这一结构中的关键因素是维持单一的情境定义。但戈夫曼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一致定义的复杂和困难，因为情境中始终存在着大量可能使互动崩塌的因素和过程，例如，如果客人照实说出对主人饭菜的不满，马上就会破坏气氛，使主人下不了台；再如果夫妻当着客人的面继续吵架，就会使客人十分尴尬。而通常客人会装出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吵架的夫妻也会马上换上一副和好无事的面孔共同接待客人。这就像在演戏一样。的确，在戈夫曼看来，为了维持有效的社会互动，为了维持符合社会期望的情境定义，人们岂不时时处处在演戏，何止于特定场合？
这样，“角色扮演”在戈夫曼就大大超越了米德仅是在想象中“扮演他人角色”的范畴，而成为日常人际互动中的常规节目。在社会舞台上，人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无论人们是否相信自己的表演，他总要设法创造出令观众相信的形象。如果他是个医生，可能对他治愈某种疾病的能力不大自信，但他在病人面前会表现出有信心和镇静，使病人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当某人扮演一个角色时，他会含蓄地要求观察者认真对待在他们面前建立起来的印象。他要求他们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人物实际上具有他看来好像拥有的品性；要求他们相信，他所表演的剧情将有其暗中希求于它的那种结局，总之，要求他们相信，事情就是它们看上去的模样。”(48)
戈夫曼设想了表演的两个极端，在一个极端上，人们发现表演者完全有可能被他自己的表演所欺骗；当他的观众也如此相信他所呈现的表演时，他能真心相信他表演给出的关于现实的印象是真正的现实。在另一个极端上，表演者可能根本不为他自己的例行表演所欺骗。此时，没有一个观察者能站在比表演者更为有利的位置上去识破表演。当个人不信任他自己的表演，并对于观众的信任毫不在乎时，我们可以说他玩世不恭，但这并不表示，所有玩世不恭的表演者都是为了所谓的“自身利益”或私人受益而有意欺骗他们的观众。“一个玩世不恭的表演者可能是出于他自视为有益于观众的或社群的好处而哄骗他的观众……我们知道，在服务行业，那些也许在其它情况下较为真诚的从业者有时候会因为其顾客发自内心的请求而被迫欺骗他们。那些不得不说安抚话的医生，那些顺从地为焦急的女司机反复检查轮胎压力的汽车加油站服务人员，那些卖合脚的鞋并告诉顾客这正是她所要的尺码的鞋店营业员——这些都是玩世不恭的表演者，他们的观众不允许他们真诚。同样地，精神病病房中有同情心的患者有时为了不让实习护士因他们神志正常的表现而感到失望，会装出古怪的症状。”(49)
表演分前台和后台，在前台进行例行表演时，表演者会显出一种理想化的面孔，同时设法掩饰与其理想化形象不相吻合的情节和动机。后台既是化妆间也是卸妆室，回到后台的人便不再“像真的一样”；而观众如果未经邀请便冒失闯入后台，就会坏了表演的规矩，用戈夫曼的术语就叫使互动的情境定义崩塌。因此成功的表演有赖于人情练达的观众的配合，而此老练配合又何尝不是一种表演？聪明的女学生为了维持与其男友的互动，常会装得自己很笨，而如果男友足够机敏知道女孩在作假，通常也不会去揭穿她，更可能善解人意地将此可爱的游戏玩下去。
问题已经清楚，“人怎样表演”的问题在戈夫曼就是在互动中人们如何管理他给予他人的印象的问题。人们有意或无意地都在利用一些技巧以使别人产生一种自己希望他们产生的印象，并使这种印象恰到好处地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客人对主人饭菜的溢美，女孩的装笨，都属于“印象管理”的技巧，但这并非是要存心骗人，而是为了能使互动维持下去，并在参与互动者之间共同促成一种全面的“情境定义”。
人这个字，最初的含义是一种面具，这也许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对下列事实的认识：每个人总是处处或多或少地自觉地在扮演着一种角色……正是在这些角色中，我们互相认识；正是在这些角色中，我们认识了我们自己。(50)
以上的引文并非戈夫曼所言，是他引用帕克的话，但完全表达了戈氏的想法：人就是戴着面具，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着角色的动物，由此不仅知其所是，更成其所是。
批评者认为拟剧论提供的是一幅过于狭隘和主观的人性图景：人类充满着他们给予他人的印象。布鲁默评论道：“由于过分强调了人们在相遇时对别人的看法的考虑，而认为人类在对待自己时主要关心的就是这种自我认识，这种看法是有些牵强的。团体中的人们并不总是注意别人怎样看他，以及他如何来影响别人对他的看法。在有的时候他们会是这样，有些人可能更甚于他人。但是，这并不能构成一个人在与自己互动时的中心内容。”(51)读完《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对上述批评多少会产生一些共鸣。但必须注意到，戈夫曼认为拟剧论只是分析社会关系的一种角度，还有多种考察角度，它们包括技术的、政治的、结构的和文化的角度。在《框架分析》中，戈夫曼更明确指出，在任何方面社会结构分析都是第一位的，而涉及个人参与的拟剧分析则是第二位的。
拟剧论体现了戈夫曼的学术旨趣和风格：完全无意于帕森斯式的宏大叙事，而是深入于微观的社会互动，在活生生的人际遭遇中展现社会的力量和逻辑。美国社会学家科林斯认为，“正是戈夫曼，率先对日常生活进行了真切细微的经验研究，在录音录像技术发明之前，戈夫曼仅凭他自己的眼睛完成了这一切”；戈夫曼的工作构成战后日常生活社会学发达兴旺的主要推动力。对日常经验的偏好使他的作品骨子里透出平易和亲切，这为社会学赢得了读者和尊敬，像《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这样通俗易懂的社会学经典确是极为少见的，读过他的书后人们会觉得社会学似乎要比向来为人所了解的远为有趣。
对符号互动论的典型批评是指它对社会结构的宏观特征不加注意，因此无力处理权力、冲突、分层、变迁等问题，并且批评它的理论陈述的暧昧、柔顺多变。符号互动论的反驳是，它的目标旨在揭示人类行动的“随缘而应”、“因时而异”的逻辑。如果社会互动确是不断流动的过程，则理论的出发点必须是柔顺多变的和“敏感性的”（亦即暧昧的），否则就会丧失研究对象的根本特征。如果我们把它强行纳入一个完整精密的理论的话，我们就可能扭曲我们的研究对象。上述的辩护有其道理，但这并不等于说因为社会的过程特点我们就不能研究社会结构的比较确定的性质和影响。互动论的作者承认我们所研究的人们往往会使用“社会”一词，研究者可以探讨“社会”一词对他们的意义。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人们所以谈及“社会”，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某种东西或力量的影响。如果把社会说成纯粹的虚构，这种假定就没有正视人们对“社会”的影响的体验。而这种假定正好与符号互动论自己设定的方法论相矛盾。
另外，在互动论者的眼里，人纯粹是认知性的存在，似乎只要我们了解了人们自以为对世界拥有的知识、他们的目的及自我认识，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52)。这样，互动论就完全不能处理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幻觉作用。此外，还有感情，还有无意识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对这些层面均未加处理。由此我们知道，关于人的理论必须处理人格的不同层面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互动论还低估了意义形成过程的复杂性。
符号互动论开辟了一种有关人类行动的目的论解释，但由于互动论自觉地侧重于互动的过程的一面，也不愿意更进一步发展概括性的理论，这使互动理论长期停留于纯粹描述性的工作上。作为一种关于人与社会行动的理论，它无意跟其它行动理论一样，也变成关于社会的理论。但为了掌握现实情境的复杂性，互动理论应设法弥补其理论性单薄的缺点，发展出一个更复杂的理论性解释，将人类行动更多的层面（情感、非理性、无意识等）纳入理论考虑。否则，对诸如“互动论不是一个理论，只是一种研究传统”的评论(53)，符号互动论还是无力反驳的。
————————————————————
(1) 安东诺维奇：《美国社会学》，第2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1年。
(2) 参Encyclopedia Americana中“社会学”词条。
(3) Blumer: Society as Symbolic Interaction, from Arnold M. Rose: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Process: An Interactionist Approach, Houghton-Mifflin, 1962, p.179.
(4) James: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from H. S. Thayer(ed.) Pragmatism: The Classic Writing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p.153.
(5) 科塞:《社会思想名家》, 第354页。
(6) See Dewey: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0, pp.89-94.
(7) Dewey: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pp.40-41.
(8)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16, pp.5-6.
(9) Cooley: Social Proces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6, p.28.
(10) 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第26页，华夏出版社，北京，1989年。
(11) 同上书，第23页。
(12) Cooley: Social Process, p.200.
(13) Cooley: Social Organization, Schocken Books Inc, 1963, p.61.
(14) 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第118—119页。
(15) 同上书，第78页，译文有改动。参英文版（纽约，1968年），第119页。
(16) 同上书，第76页。
(17) See Mead: Mind, Self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p.224.
(18) Cooley: Social Organization, p.23.
(19) Ibid., p.24.
(20) 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340页。
(21) 参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581—582页。
(22) 引自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575页。
(23) 同上。
(24) 同上书，第573页。
(25) 腓力斯人原是地中海东岸的古代居民，此处取其“守旧、对事物不敏感”的喻义。
(26) 波希米亚为捷克一地区，此处取其“豪放不羁”意。
(27) 转引自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577页。
(28) 同上。
(29) Thomas: The Unadjusted Girl,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23, pp.41-44.
(30) 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584页。
(31) 同上书，第584页。
(32) 同上书，第633页。
(33) 波洛玛（M. Poloma）：《当代社会学理论》，第194页，华夏出版社，北京，1989年。
(34) Mead: Mind, Self and Society, p.40.
(35) 参《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第7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
(36) M. Francis Abraham: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20.
(37)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38) 同上。
(39)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34—135页。
(40) 参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389页。
(41)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55页。
(42)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Chapter On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69, pp.2-21. 中译为俞美锋、张钰所作，以下凡引布鲁默本书此章节者同上，不另注。
(43) Ibid.
(44)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Chapter One, pp.2-21.
(45) Ibid.
(46)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Chapter One, p.21.
(47)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卷，第33页，华夏出版社，北京，2001年。
(48)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59), from Lewis A. Coser and Bernard Rosenberg (ed.): Sociological Theory, Macmillan Publishing Go., Inc., 1982, p.252.
(49) Ibid., p.253.
(50)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from Lewis A. Coster and Bernard Rosenberg (ed.): Sociological Theory, pp.253-254.
(51) 引自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第189页。
(52) 有学者批评互动论的这种取向是只关心事情如何发生的而不问事情为何发生的。参John Wilson: Social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83, p.143。
(53) John Wilson: Social Theory, p.143.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