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学”的产生与发展

“策学”之名最早出现于隋代，是一个比科举学出现得更早的古老的词语。经过唐宋元明清的发展，“策学”与中国科举史相始终，曾经盛行过1300年。

（一）“策学”释名

制策取士从汉代就已开始，但“策学”一词到隋代才开始出现。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建立进士科举之后，没过多久，就出现了专门对付策试的学问“策学”。《旧唐书·薛登传》载：“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辑缀小文，名之策学。”^[1]隋炀帝建立进士科时，是以策试士，当时一些举子为对付策试，模仿取中之范文，准备了许多模拟策文，被人们称之为“策学”。可见，“策学”一词起初是带有一定的贬义的。

虽然隋代才真正出现“策学”，但追寻“策学”的渊源，可以发现，清人一般将其倒溯回汉代。晚清《策学渊萃》王维璠序说：

自汉人发策决科，历代因之，而策学遂昌。国家试士，以第三场策问五、殿试对策四，凡以说经之才、读史之识、天文地理之旨、礼乐政治之模，以及名物象数之纷歧，所为洞其源委、判其异同、别其真、鉴其得失，士之孑孑而来者，非仅博雅与简陋可以立分，而读书得间，斟酌古今，通材致用，亦莫备于是。为此，策学之重，不惟是觥觥之论、铿铿之说，徒夸十事对九已也^[2]。

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之《增广群策汇源》也指出：

汉武以三策殿最天下士，是为策学所祖。自时厥后，以迄今兹，或重或轻，卒未尝或废。夫研究天人，经纬时政，古之策也；醲郁典籍，详晰条对，今之策也。古策难于精，今策难于博^[3]。

也就是说，清人将汉武帝开始的策试看成是“策学”的起始。制诏举人、对策呈政是科举考试的一种重要形式，如果以创立制举作为科举制的起始，就应该说科举制始于西汉。清人论述科举“策学”时便认为：“历代取士之制，行之久而不能废者，惟汉之策问。”^[4]但狭义或严格意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起始于隋代。考虑到约定俗成，我们现在通常还是使用狭义的即严格意义的科举概念^[5]。

大体而言，科场试策起初可以分为时务策、方略策和经史策三类。前两类性质基本相同，属于要求应试者回答政务或策略方面的咨询。汉唐间秀才科所试为方略策，到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以后，秀才科名存实亡。唐玄宗时，秀才科从制度上合为进士一科。唐后期，时务策与方略策基本上已属于一类，后来两者逐渐合流了。因此，后来可以将策问大概分为经、史、时务策三类，“其试策，经问圣人旨趣，史问成败得失，并时务。”^[6]《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云：“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经策是以儒家经典中的问题来发问。“自汉人以经义发策决科，历代因之，则经义固策学第一要领。”^[7]“经义本学者素肄，即不能全通，亦当十得五六，故其关系尤切。且士不通经，不足以致用，如果经术湛深，既于古今政术治体，一以贯之，未有不通于时务者。……经义支流与策学滥觞，错综贯穿，亦有可为举业先资者用。”^[8]史策则是考察对历史的掌握和理解程度，时务策是考察举子对现实问题的见解^[9]。《皇明策衡》序说：“本朝乡会试，末场以策五道，士之通经学古、识时务者，皆于是收之，其法最为近古。”^[10]晚清“策学”著作《试策絜矩》序谈到策试的功用说：“制科之有策，所以考古学、觇经济也。其体式昉自汉时董江都天人策、贾长沙治安策。”^[11]《试策法程正续合刻》序也谈到试策的功用为：“通经史、识时务、展经济。”所谓经济，便是指经世济民之法，这是时务策的一个主要考察方面。

明清时期不仅乡会试第三场试五道策问，而且殿试只试策问，试策优劣成为殿试高下的唯一依据。有的学者认为，从考试学的角度看，古代殿试策问有着鲜明的艺术特点，这就是：坦诚相见，与对策者拉近距离；表扬激励，使对策者树立自信；贴近现实，使对策者有的放矢；明确要求，使对策者有章可循^[12]。

到了清代，“策学”已成为一个常用词，一个流行词。而且，与科举时代“科举学”或“科举之学”始终带有一定贬义不同，“策学”一词在宋以后逐渐脱离了贬义，清代“策学”被部分人看成是有相当难度的一门大学问，故有“策学大矣”^[13]的说法，或云“策之难，言非一日矣”^[14]。也有人专门总结学习“策学”的经验，侯风苞撰《策学例言》说：“策学不可不讲也。宜于平日拟定门例，取经史、《三通》等书可备策料者，并旧策佳者，逐门分摘，每类集成一篇或数篇，场中所问，虽细目不必尽同，而大纲已得，便可运用此平日之功也。”^[15]相对于写八股文、律赋、试帖诗等，对策虽也讲究文辞，但主要考察其内容，士子只要模仿其体例便可。对策文关键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以见解和文理取胜，就写作技巧而言，策文的写作难度比八股文、诗赋稍小。

“策学浩如烟海。”^[16]按苏轼的说法，试策是“无所不问”^[17]。“策学”著作的内容非常丰富，《策学纂要》序说：“制策决科久矣。析经典之旨以汇其理，择制度之精以通其事，参古今之变以酌其宜，采论断之言以定其实。凡夫一切天地名物、纲纪制度之大者，靡不欲综核条贯也。”^[18]“策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以及经史典籍中的问题，实际上是包括自然、社会的百科知识。因此，试策类似于现代的综合考试，古代的“策学”就是准备应对经学、史学和百科知识考试的一门专学，是指备考科举中的策问而出现的专门之学。

（二）唐至明代“策学”的发展

唐代各种常科都有试策的内容。进士虽以文学为重，但时务策通常是必考的文体，故有“明闲时务，通达一经者为进士”^[19]的说法。其他如明经科、明法科、明书科、明算科，都采用策问这种考试文体。至于制科基本上都是只考试策。唐代士人参加制科策试或私下模拟策试，往往直言不讳地批评时弊，提出应对方案。皇帝在开科诏令和策试题目中每每自谦德薄才寡，坦言施政失误，国家危难，恳请考生帮助自己，因此，唐代策试具有匡时济俗功能^[20]。

为了应对策试，唐人一定有一些“策学”著作，只是很少流传下来，唯一流传至今的只有白居易所作《白氏策林》一种，这也是现今所能看到的最古老的“策学”著作。白居易为准备制科考试曾作了大量的模拟策问，被称为《白氏策林》。《白氏策林》为白居易《策林》七十五篇的单行本，现在各种《白居易集》都收有《策林》四卷，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白居易在《策林序》中说：“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其余自以精力所致，不能弃捐，次而集之，分为四卷，命曰《策林》云耳。”^[21]《文苑英华》载有大量的唐以前策问和对策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策试文体的大概情况。

宋代科举仍高度重视策，在进士科考试中，有时策论比诗赋还更重要。从宋代以后，“策括”之类的书籍盛行。如《精选皇宋策学绳尺》、《眉山新编十七史策要》（含《眉山新编南北七史策要》二十八卷）^[22]。《策学绳尺》与当时流行的《论学绳尺》、《表学绳尺》成为一个应举参考书系列。流行至今的《精选皇宋策学绳尺》共五卷，仅有国家图书馆抄本，主要收录一些策问题目和对策范文，策文作者身份包括“私试都魁”、“私试亚魁”、“公试经魁”、“公试亚魁”、“上舍赋魁”、“太学私试放等都魁”、“太学发解经魁”、“省元”、“邵武堂魁”等。每篇范文之后都有“总论”和“主意”，如卷三策问题目为《问西汉儒术、东汉名节、晋清谈、唐词章》，在“公试经魁易辟英”的范文之后有：“总论：策问题目多者，或随事条答，或抑彼扬此，在人区处何如耳。此篇乃所谓随事条答者，而于逐段断之以名实二字……”^[23]按宋代官修《崇文总目》，宋代还流传着白居易的《礼悦策》十卷，郑樵《通志·艺文略》文类第十二《策类》，也载有《礼部策》十卷，并注云：“唐白居易应制举，自着策问，而以礼部试策附于卷末。”由此看来，白居易《礼部策》的主体部分，应该就是《白氏策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录有《擢犀策》一百六十九卷、《擢象策》一百六十八卷，应该属于较大型的“策学”文集。

《四唐全书总目提要》类书类《源流至论》条说：“宋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萃成书，以供场屋采缀之用。”宋代因为“备场屋之用”产生了许多类书^[24]，如高承的《事物纪原》、孙逢吉的《职官分纪》、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说》、祝穆等的《事文类聚》、潘自牧的《积纂渊海》、章如愚的《山堂考索》、谢维新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林、黄履翁的《古今源流至论》、王应麟的《玉海》等，虽然书名没有出现“策学”或“策论”字样，但实际上主要是为写策论或应博学宏词科而编写的。另外，从《宝祐四年登科录》收有文天祥《廷对策》来看，宋代当时广为流布的登科录之类的文献，也包含有“策学”范文。

元代科举规定蒙古、色目人“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25]。元代“策学”著作，朱礼撰有《汉唐事笺对策机要》前集十二卷后集八卷^[26]、谭金孙编《精选增入文筌诸儒奥论策学统宗前集》五卷、吴黼编纂《丹墀独对策科大成》二十卷、赵天麟撰有《太平金镜策》八卷，相关的还有刘锦文《答策秘诀》、祝尧《策学提纲》等。赵天麟《太平金镜策》现存四卷，从卷四的主题“限田产、务农桑、广屯田、课义仓、宽逃民、薄差徭、禁奢侈、停淫祀”，便可知道这类“策学”著作与传统社会的“兵刑钱谷”密切相关。另外，官方所编《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皇元大科三场文选》之类的科场范文中收有对策文，也可为举子模仿学习的“策学”资料。

明代因乡会试第三场和殿试都试策，“策学”大行其道，“策学”著作花样翻新。据嘉靖间晁瑮编《宝文堂书目》“举业类”，收录科举参考用书38种，其中“策学”著作有：《策场便览》、《策场制度通考》^[27]、《唐宋名贤策论文萃》、《诚斋锦绣策》、《郑淡泉策学》、《梁氏策要》、《策海集成》、《保斋十科策》、《群书策论》、《丹墀独对》、《翰林策要》、《汉唐事笺对策机要》、《宋名公抄选策脍》、《策学蒙引》、《答策秘诀》、《宋策宝》、《策学提纲》、《橘园李先生策目》、《策学衍义》、《策学辑略》等20种，另外《贤良进卷》、《济美录》、《源流至论》、《真儒至今三元待问集》等^[28]。也可能是专门的“策学”著作，只是从书名无法断定。在38种“举业类”书目中，“策学”书占到大部分，可以想见“策学”在明代科举之学中是何等重要。可惜的是，这些“策学”文献多数没有流传下来。

此外，明代还有冯忠《新编策学矜式》、汪灿《增注唐策》、茅瓒《策学拔萃》、郑晓与郑履淳辑《司寇端简郑公策学》等“策学”著作。这些策学著作对应举者帮助颇大，如冯忠曾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拜谒侍讲济之王先生于京师，问为学之方，先生首曰：“《策学矜式》五篇，受用处最多，不可不读。”于是冯忠与他的乡会试同年章景恂认真钻研这一“真可矜式，而利于科场”的策学著作，“明年春榜，景恂与忠皆忝前列，是书之助良多。后往往勉人读之，随试随效，掇科第譬之持左券以取物。”^[29]王文禄《策枢》五卷，都是与当时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内容，如“裕国策”包含《正俗》、《节冗》、《辟疆》、《通货》四首，“振兵策”包含《体心》、《足饷》、《精器》、《悯漕》四首。而保存至今的大量明代各科《乡试录》、《会试录》，一般都载有五道策问题和部分范文，《登科录》一般也都录有策问题和状元策，在当时也可以成为举子揣摩效法的“策学”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