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图书馆学的萌芽时期
人们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独立进行研究是从近代开始的。由于图书馆学是在图书馆工作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图书馆学自立于近代科学之林以前，历史上已有关于文献收集、整理、存储和利用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为图书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古代至中世纪，中外图书馆学的知识都是在文献整理，尤其是在文献编目的基础上首先积累起来的。
前述古巴比伦王国的寺庙废墟附近所收藏的大批泥板文献是按主题排列的，亚述巴尼拔皇宫图书馆的泥板文献上也刻有主题的标记，其目录被刻在收藏室的门旁和墙壁上。这可视为是在一种明确思想指导下的文献编目的起源。
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图书馆第三任馆长卡利马科斯，编成了该馆的名为《皮纳克斯》的解题目录，这说明当时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著录方法。
公元529年，圣·本尼狄克特在罗马附近建立修道院并为其制定法规时，把读书当成使人信教修行的一种手段。同时代的卡西奥多鲁斯在自撰的《宗教文献和世俗文献指南》中编了一份解题书目，这份目录在后来若干世纪一直被作为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标准，他是第一个强调世俗文献对基督教的重要性的人。
中世纪后期，出现了一批私人藏书家撰写的著作。英国著名藏书家伯里于1344年完稿的《爱书》，企图扭转当时僧院学术衰退的局面，从多方面提出建设图书馆的建议。15世纪意大利藏书家费德里戈对图书馆馆长应具备的各方面素质也发表了精辟的意见。
欧洲文艺复兴至18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抱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崇敬的心情，广泛搜集图书和歌颂图书馆的价值。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父”的波特拉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在西方历史从中世纪进入近代之际，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结束了零星的不系统的状况，为近代图书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是西方图书馆学孕育时期的重要阶段，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诺德、英国的杜里和德国的莱布尼茨等人。
诺德于1627年撰写的《关于图书馆建设的意见》一书，被誉为第一部具有理论意义的图书馆学著作，他的图书馆学思想的核心是：图书馆不应该专为特权阶级服务，必须向一切研究人员开放。他设想了一个完美的科学研究图书馆的雏形，其中的某些论点，至今尚富有启迪意义。
曾任英国皇家图书馆馆长的杜里，1650年撰著的《新式图书馆的管理者》一书，揭示了图书馆在读者与藏书之间所起的“中间人”的作用。
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是近代图书馆学的先驱，在他的大量建议中包含着许许多多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其精辟和深刻为后世所称赞。
（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概述
中国古代不仅创造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图书馆管理制度，也相应地出现了许多独具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思想。
据考古发现，殷墟甲骨的入藏、排列都有一定的次序和方法。《周礼》一书记载有周人分官守书的情况。春秋时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给《易经》一书和《尚书》《诗经》中的各篇做了必要的说明，这就是后世所称的大序和小序，它们为编目工作中提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编目工作，建立了中国封建时代图书馆工作的一个基本模式。《七略》作为一部系统目录，开创了一个典籍以六经为首，诸子以儒家为尊的分类体系。自汉“六分”，晋“四部”，几经变化，到了唐代确定为“经史子集”四类，成为后世图书分类体系的主流。
从隋唐开始，关于藏书聚散的情况和原因已经引起关注。隋秘书监牛弘撰写《请开献书之路表》，此后，“开献书之路”成为政府图书馆从民间征集图书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该表还第一次总结了春秋以来图书馆史上的“五厄”及其发生的原因。
宋代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一大批学者开展了这方面的学术活动。南宋的程俱、郑樵和金代的孔天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程俱在南宋首任秘书少监时，将北宋时期国家图书馆的沿革、职能、人员，藏书的征集、整理、典藏和利用等基本工作，总结成《麟台故事》一书，进呈朝廷。这是现存最早的有关国家图书馆事业的资料。
郑樵在其《通志》的《艺文略》《校雠略》和《图谱略》等几部分中系统地提出了以藏书整理为核心、以流通利用为目的的思想。他还根据前人和自己的经验，提出搜集图书的八种方法。
金代的孔天监，在其《藏书记》中记述了建立公共藏书楼的创举，反映了公开藏书的思想。
（三）图书馆学的产生、确立和发展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近代科学产生于19世纪初，确立于19世纪80年代。1807年，德国的施雷廷格提出了“图书馆学”这个专门名词；1808－1829年，他出版了《图书馆学综合性试用教科书》，在图书馆学史上第一次全面地探讨了图书馆目录的编制原理。他还非常重视对图书馆员进行专门教育，认为图书馆管理是一门专门的、独特的学科。此后，围绕着这门近代新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持续不断，代表人物有德国的艾伯特、丹麦的莫尔贝希、英国的帕尼齐和爱德华兹等。
帕尼齐曾任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对图书馆藏书建设、经费筹措、人员待遇、馆舍建筑、目录组织和阅览服务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他与同事制订的91条著录规则，即《不列颠博物院图书编目条例》于1841年出版，长期以来成为欧美一些国家图书馆的编目规范。
爱德华兹1859年出版《图书馆回顾》一书，叙述了中世纪以前和19世纪各国图书馆概况，讨论了各项业务工作的组织管理问题。该书不仅对19世纪图书馆的建设以及图书馆人员的修养具有广泛的指导作用，而且影响到当今的西方图书馆界。
1886年，齐亚茨科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开设了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学课程，次年美国杜威创设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院，这些都标志着图书馆学这门科学正式地得到教育界、科学界的承认，从而真正确立起来。
19世纪下半叶，图书馆学在美国得到巨大发展，涌现出一批卓越的图书馆学家，卡特和杜威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杜威是图书馆事业的组织者、图书馆学教育家和理论家。他编制了《杜威十进分类法》，热心倡导图书馆用品设备标准化、在版编目、流动书车以及储存图书馆等等，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20世纪20－30年代，是世界图书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1931年，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出版《图书馆学五定律》，探讨了图书馆工作的基本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1933年他出版的《冒号分类法》，与其说是分类法上的技术成就，不如说是一项分类理论上的卓越建树。
在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学研究不断发展的同时，各国的图书馆学学术组织和教育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美国图书馆协会于1876年成立，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相应地建立了图书馆学学术团体。
20世纪以来，国际文献联合会、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等国际性的组织，对图书馆学研究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初具规模，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也加强了理论研究的队伍。
正当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更加系统和更加深入的时候，与图书馆学极为密切的文献学和情报学发展起来了。但文献学和情报学的范围，至今尚不十分稳定，它们与图书馆学的内容多有交叉，各种概念互相渗透，这就意味着图书馆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与文献学、情报学携手共进的新时代。
（四）中国图书馆学的形成和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西方图书馆学思想也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图书馆学传统内容相结合，使中国图书馆学开始向近代图书馆学过渡。
辛亥革命以后，一批图书馆学者的论著与实践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建设做出了贡献。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次年创办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掀起了新图书馆运动。
在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方面，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创办了图书科（后改为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25年上海中国国民大学设立了图书馆学系，1927年南京金陵大学设立了图书馆学系，1947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开设了图书馆学课程，成立了图书馆学专科。这些都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西方图书馆学关于图书分类编目的技术知识，也在20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中国陆续出现了一批图书分类法专著。1917年胡庆生和沈祖荣编制出版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为中国近代第一部图书分类法。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图书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逐渐开展起来，以1956年在南京举行的首次图书馆学讨论会为开端，掀起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热潮。学术界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图书馆事业组织原理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如果说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西方图书馆学开始引入中国，那么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相当的规模；中西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发展格局。
图书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它的未来充满希望。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图书馆事业定将得到空前的发展，图书馆工作在为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服务方面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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