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和核心的。历代统治者都将儒学作为维护统治秩序的理论依据，奉儒学为经典，尊孔子为圣人。因此，历代多以儒学经术作为选举取士的标准，只有南北朝和唐代以文学为主要取士条件。而在实行科举制的1300年中，唯有唐代主要以文学诗赋取士，北宋中叶以后，虽然有时偏重诗赋，但总体而言，科举考试还是以经义为主，或经术与文学并重，故唐代以文取士是颇为独特的。当然，我们所说唐代以文取士仅是相对而言，韩愈说“文以载道”，道即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实质上“文”固亦离不开儒家经典的范畴，只是与其他朝代比较，大体上还是可以说唐代以文为主取士。
“国家代天下以文明，奖多士以文章”，“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士，以文学取士：二百余载，焕乎文章”[68]；“今则仕由文学，著官至清显”，“当今由文学求用”[69]，此类说法，在唐人文集中触目皆是。以文取士必然削弱了经学的影响，有悖于中国尊儒的传统，也影响了一些善于经学拙于文辞的人的仕途，因此也必然出现选举取士中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唐代以文取士并导致经术文学之争，有其历史前提和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
首先，受魏晋南北朝以来重文风尚的影响。
两汉独尊儒术，东汉更是以经术取士。魏晋以后，情况起了变化，“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到了隋代，文帝时曾“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缙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尽管如此，但“外州远县，仍踵弊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70]。“炀帝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故后生复相仿效，皆以浮虚为贵”[71]。唐代承前朝之遗风，“设科待士，较文取人”[72]。不仅进士科侧重文辞，而且铨选考试也注重文辞。文官铨选标准身言书判中的判，要求文理优长，往往还讲求辞藻华美[73]，故又称为“花判”或“章判”[74]。当时科举和铨选注重文词，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其次，儒家学说在唐代未取得独尊的地位。
魏晋以后，随着佛教势力的扩大和道教的兴起，汉代儒家学说一统天下被分解为三教争雄的格局，有时佛教和道教的势力还凌驾于儒教之上，隋代就曾出现“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75]的情况。北周武帝时曾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理，唐代统治者奉行尊道、崇儒、礼佛的兼容并包的文教政策，倡导所谓三教归一，许多皇帝更是热衷于延请三家学者大师至宫廷展开争辩，“三元六学，博辩闳大，精义具举，宸心乃愉”[76]。《白居易集》卷六八《三教论衡》还详细记录了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诞日，在麟德殿御前三教讲论的实况。
三教论衡并不能维持三教均衡，唐代儒教不仅无法达到独尊的地位，而且有时在皇帝礼佛或尊道和民间风气的影响下，儒学的基本处境还受到挑战和冲击。《沈下贤文集》卷九《送洪逊师序》说：自佛行中国以来，“儒道少衰，不能与之等矣。”与两汉和宋以后各朝相比，唐代儒家经学总体而言是较为衰弱的，经学大师地位也不够崇高。《旧唐书》卷一○二《列传第五十二》后论说：马怀素、元行冲遇玄宗“隆师资之礼，儒者之荣，可谓际会矣……然而（刘）子玄郁结于当年，（元）行冲彷徨于极笔，官不过俗吏，宠不逮常才，非过使然，盖此道非趋时之具也，其穷也宜哉”！“此道非趋时之具”，取士注重的是文学，说明唐代儒家经学在士人进身中的作用何等弱小。《新唐书·儒学传序》云，安史乱后，官府经籍化为灰烬，儒学式微，“自杨绾、郑馀庆、郑覃等以大儒辅政，议优学科，先经谊，黜进士，后文辞，亦弗能克也。文宗定五经，镵之石，张参等是正讹文，寥寥一二可纪”。儒家经学如此衰弱，难怪正统的儒学卫道之士要一再疾呼提倡经术了。
再次，最高统治者爱尚文学。
皇太子学习儒家经学是中国的一贯传统，唐代也不例外，“侍读者当以经术傅导太子，使知君臣父子之教”[77]。然而，唐代许多皇帝不仅注重经术，却也相当爱尚文学，有的甚至到了重文学而忽视经术的地步。唐太宗“经学文雅”[78]，“锐意经籍”，“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79]。他也爱好文学，并善于吟诗作赋。高宗嗣位后，“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
日去，华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80]。龙朔元年，高宗命许敬宗、上官仪等人于文思殿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词丽句，以类相从，勒成五百卷，名曰“瑶山玉彩”，可见高宗重文之一斑。武则天也不太注重经学，在位期间学校曾有二十年左右处于颓废状态。她引文学之士元万顷、刘伟之等人为学士，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为“北门学士”。当时儒者屡上言请创明堂，而武则天不听，却与这些“以文藻知名”的北门学士议其制[81]。玄宗则较留心经义，在东宫时曾“亲幸太学，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及即位，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经通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82]。但他也重文，并优礼善文的翰林学士。
肃宗、代宗“崇重儒术”[83]，代宗更是着力振兴国子监，然而他还爱尚诗文，曾请王缙将其兄王维的文集送给他阅览。宪宗也好白居易诗篇，并因此而召白居易为翰林学士。敬宗则未尝向侍讲过问经义，很少延接儒生[84]。文宗好经义，尚儒术，用经术之士郑覃辅政，同时也喜欢文学，“每宰臣学士论政，必称才术文学之士，故当时多以文进，”自己还曾作诗给郑覃和李宗闵看[85]。宣宗更是雅好诗赋文学，曾作诗有“金步摇”句，请温庭筠续对[86]；还“特重科第”，“颇留心贡举”，曾于殿柱上自题曰“乡贡进士李道龙”[87]，可见其对文学进士的酷爱程度。唐代许多皇帝爱尚文学，在选举取士中也实行以文学为重的标准，上行下效，有如影之随行，响之应声，不仅使经学相对被忽视，而且造成了重文的社会风气。
复次，贵重文学的社会风气。
“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88]。崇尚文学、以能文为贵的社会风气在唐代颇为浓厚，唐代文学繁荣昌盛，诗歌尤为普及、优美，因而唐代被后人称为文学的时代，唐代的中国被称为诗的国度。中唐时独孤及说：“唐兴百三十余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89]由于朝廷尚文，并以文取士，因此朝野上下皆贵重文学，以不能文为耻。《全唐文》卷五二○梁肃《李公墓志铭》说：开元中，“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者，谈者所耻”。《通典》卷一五也载沈既济说当时“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柳宗元则说：“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然则文章未必为士之末，独采取何如耳！”[90]
由于朝野尚文，因此梁昭明太子所编《文选》在唐代流传广泛，李邕“以讲《文选》为业”，所注《文选》六十卷大行于时，曹宪、许淹、李善、公孙罗等人皆“以《文选》教授”，研究、传授、学习《文选》成为唐代时髦的学问，并取得了专门之学的地位，称为“《文选》学”[91]。由于朝野尚文，因此不仅文人墨客善于吟诗作赋，而且上至皇帝、公卿大臣大多能作诗，下至妾妇、牧童、妓女也往往能诵咏一些著名诗篇。尚文的社会风气既受以文取士的促进，反过来，这种风气磅礴郁积，又推动了选举以文取士的向前发展。“文章世上争开路”[92]，客观上造成人们相对忽视对儒家经典的学习。“近代重文轻儒，或参与法律，儒道既丧，淳风大衰”[93]。所以，一些经术之士为了捍卫儒学的地位，进行经术文学之争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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