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化背景

第一节　历史与文化背景

英国是大西洋中东边的岛国，由大不列颠岛、爱尔兰岛东北部及附近众多的小岛组成，西临大西洋，东隔北海，南以多佛尔海峡和英吉利海峡与欧洲大陆相望。大不列颠岛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三部分，英格兰是其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文化发展最早、经济最繁荣和最发达的地区。英格兰北部为山地和高原，南部为平原和丘陵，属海洋性气候，雨量充沛、气候温和，为植物生长提供了良好条件，多雨、多雾形成英格兰的气候特色。

英国是个发达的工业国家，人口密度大，多集中在城市里，尤其是在少数几个大城市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但传统的畜牧业占主要地位，至今，牧场仍占到农业土地面积的五分之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英国国土的自然景观。

最初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是凯尔特人，公元1世纪被罗马人征服；5至6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迁入后开始施行农奴制度，6世纪基督教传入，7世纪形成封建制度，8至9世纪受到北欧海盗的不断骚扰。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征服英格兰，于当年圣诞节加冕，成为威廉一世（1066—1087年在位），并于1072年入侵苏格兰，1081年入侵威尔士。威廉一世的诺曼王朝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诺曼王朝以后称为金雀花王朝，又称安茹王朝，于1154年至1485年间统治英格兰。金雀花王朝之后是都铎王朝，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逐渐上升，成为欧洲大陆的粮仓，后来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资本迅速上升，终于在1640年揭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伊丽莎白一世时国力强盛，开始了一系列对外扩张，于1707年正式形成大不列颠王国，1801年建立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18世纪英国自然风景园的出现，改变了欧洲由规则式园林统治的长达千年的历史，这是西方园林艺术领域内的一场极为深刻的革命，其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艺术的影响

当时的诗人、画家、美学家中兴起了尊重自然的信念，他们将规则式花园看作是对自然的歪曲，而将风景园看成是一种自然感情的流露。这为风景园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自然地理与气候的影响

欧洲兴起法国勒·诺特式造园热时，英国受影响极少，原因有二：一是英国人固有的保守性；二是在英国丘陵起伏的地形上，要想建造勒·诺特式宏伟壮丽的效果，必须大动土方改造地形，从而耗资巨大。英国多雨潮湿的气候条件利于植物生长，而树木的整形修剪要花费更多的劳力。

三、产业经济的影响

14世纪中叶，黑死病流行，1／3人口减少造成农业结构改变，畜牧业发展导致毛纺业发展，大量饲养牲畜导致大量牧场的出现，明显地改变了英国的乡村景观和风貌。16世纪，禁止砍伐森林法令颁发，保护了英国树林景观。18世纪，牧草与农作物的轮作制，引起了18世纪英国农业制度上的进一步改变，也导致乡村风景面貌改变。

四、中国园林与文化的影响

对中国园林与文化的赞美与憧憬，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国风景园的形成。中国园林与英国自然风景园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园林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对自然的高度概括，体现出诗情画意；英国风景园为模仿自然，再现自然。中国园林受中国独特的文化、艺术、宗教及文人道德观和审美观的影响，对于另一个民族，要真正领会其美的内涵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虽然当时英国也有不少人热衷于追求中国园林的风格，却只能是取其一些局部而已。

五、影响18世纪风景园形成的人物与作品

英国自然风景式造园思想，为风景式园林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它首先是在英国政治家、思想家和文人圈子中产生的并且借助于他们的社会影响，使得自然风景式园林一旦形成，便广为传播，影响深远。因此，论述英国风景园的形成及特征须从政治家、思想家及文人们的思想观点开始。

1．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1628—1699年）

威廉·坦普尔是英格兰政治家与外交家，于1685年出版了《论伊壁鸠鲁的花园》（Upon the Garden of Epicurus）一书，其中有关于中国园林的介绍。然而，他本人并未到过中国，只是从一些到过中国的传教士或海员的文字及口头描述中略知一二。他在书中不无遗憾地回顾了英国园林的历史，认为过去只知道园林应该是整齐的、规则的，却不知道另有一种完全不规则的园林，却是更美的，更引人入胜的。他谈到一般人对于园林美的理解是，对于建筑和植物的配植应符合某种比例关系，强调对称与协调，树木之间要有精确的距离，而在中国人眼里，这些却是孩子们都会做的事。他认为中国园林的最大成就在于形成了一种悦目的风景，创造出一种难以掌握的无秩序的美。可惜他的论点对于当时正处于勒·诺特式热潮中的英国园林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

2．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Anthony Ashley Cooper Shaftesbury III，1671—1713年）

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是政治家、哲学家，受柏拉图主义影响较深。他认为人们对于未经过人手玷污的自然有一种崇高的爱，与规则式园林相比，自然景观要美得多。即使是皇家宫苑中创造的美景，也难以同大自然中粗糙的岩石、布满青苔的洞穴、瀑布等所具有的魅力相比拟。他的自然观不仅对英国，而且对法、意等国的思想界都有巨大的影响。而且，他对自然美的歌颂是与对园林的欣赏、评价相结合的，因此，他的思想是英国造园界新思潮的一个重要支柱。

3．约瑟夫·爱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年）

约瑟夫·爱迪生是散文家、诗人、剧作家，也是一位政治家。他于1712年发表《论庭园的快乐》（An Essay on the Pleasure of the Garden），认为大自然的雄伟壮观是造园所难以达到的，并由此引申为园林愈接近自然则愈美，只有与自然融为一体，园林才能获得最完美的效果。他批评英国的园林作品不是力求与自然融合，而是采取脱离自然的态度。他欣赏意大利埃斯特庄园中任丝杉繁茂生长而不加修剪的景观。他认为造园应以自然为目标，这正是风景园在英国兴起的理论基础。

4．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年）

亚历山大·蒲柏是18世纪前期著名的讽刺诗人，曾翻译过著名的荷马史诗。自1719年起，他在泰晤士河畔的威肯汉姆别墅（Twickenham）居住，经常招待名流。此间，他发表了有关建筑和园林审美观的文章。《论绿色雕塑》（Essay on Verdant Sculpture）一文对植物造型（Topiary）进行了深刻的批评，认为应该唾弃这种违反自然的做法。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和在知识界的知名度，其造园应立足于自然的观点对英国风景园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5．乔治·伦敦（George London）和亨利·怀斯（Henry）

乔治·伦敦和亨利·怀斯是自然式园林的倡导者，并曾参与了肯辛顿园（Kensington）及汉普顿宫苑的初期改造工作。他们两人既对原有的英国园林十分熟悉，也热衷于改造旧园和建造新的风景园。他们还翻译了一些有关园林的著作，如1669年出版了《全能的造园师》（Complete Gardener），该书作者是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凡尔赛宫苑的管理者卡诺勒利（La Kanoleli）；1706年出版了《隐退园师》（The Retired Gardener），书中以问答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对造园的见解。

6．查尔斯·布里奇曼（Charles Bridgeman，1690—1738年）

查尔斯·布里奇曼完全摆脱规则式园林，首创haha隐垣。真正的自然式造园是从布里奇曼开始的。他曾从事过宫廷园林的管理工作，是伦敦和怀斯的继任者，也是一位革新者，曾参与了著名的斯陀园（Stowe）的设计和建造工作。在斯陀园的建造中，他虽未完全摆脱规则式园林的布局，但已从对称原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首次在园中应用了非行列式的、不对称的树木种植形式，并且放弃了长期流行的植物雕刻。他是规则式与自然式之间的过渡状态的代表，其作品被称为不规则化园林。

布里奇曼在造园中还首创了称为“哈哈”（haha）的隐垣，即在园边不筑墙而挖一条宽沟，既可以起到区别园内外、限定园林范围的作用，又可防止园外的牲畜进入园内。而在视线上，园内与外界却无隔离之感，极目所至，远处的田野、丘陵、草地、羊群，均可成为园内的借景，从而扩大了园的空间感。这种暗沟被称之为“哈哈”。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据称，在庆祝花园建成的盛会上，当设计者把客人一直带到隐垣旁时，人们才发现已到了园的边界，不觉哈哈大笑，隐垣因此得名“哈哈”。

布里奇曼在建园中善于利用原有的植物和设施，而不是一概摒弃。他所设计的自然式园路也甚为当时的人们所称赞。1724年珀西瓦尔大臣在其访问记中认为由于斯陀园园路设计得巧妙，使得园子给人的感觉要比实际面积大3倍，28公顷的斯陀园（当时还不包括东半部）需要2个小时才能游玩一遍。由此可见设计者在扩大空间感方面颇有独到之处。

7．威廉·肯特（William Kent，1685—1748年）

威廉·肯特是真正摆脱了规则式园林的第一位造园家，也是卓越的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和画家。他曾在意大利的罗马学习绘画，并于当时结识了英国的伯林顿伯爵，回国后，就负责伯爵宅邸的装饰工作。他还为肯辛顿宫做过室内装饰，以后成为皇室的肖像画家，同时也从事造园工作。

肯特也参加了斯陀园的设计工作，他十分赞赏布里奇曼在园中创造的隐垣，并且进一步将直线形的隐垣改成曲线，将沟旁的行列式种植改造成群落状，这样一来，就更加使得园与周围的自然地形融为一体了；同时，他又将园中的八角形水池改成自然式的轮廓。这些革新在当时受到极高的评价。

肯特初期的作品还未完全脱离布里奇曼的手法。不久就完全抛弃一切规则式的规划，创造出了一条新路，成为真正的自然风景园的创始人。他在园中摒弃常绿篱、笔直的园路、行道树、喷泉等，而欣赏树冠潇洒的孤植树和树丛。他还善于以十分细腻的手法处理地形，经他设计的山坡和谷地，高低错落有致，令人难以觉出人工刀斧的痕迹。他认为风景园的协调、优美，是规则式园林所无法体现的。对肯特来说，新的造园准则即完全模仿自然、再现自然，而“自然是厌恶直线的”（Nature abhors a straight line），这就是肯特造园思想的核心。据说，为了追求自然，他甚至在肯辛顿园中栽了一株枯树。

肯特的思想对当时风景园的兴起，以及对后来风景园林师的创作方法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他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园林及建筑作品，海德公园的纪念塔、邱园的邱宫都是肯特设计的。

由于他是画家，在他的园林设计中十分明显地体现出受到法、意、荷等国风景画家的影响，甚至有时完全以名人绘画作为造园的蓝本，其中尤其受荷兰风景画家霍延、法国风景画家普桑及克洛德·洛兰的影响更深。霍延的风景画以空间广阔、色彩悦目著称，而洛兰的作品则富有诗意，画中的树木、流水、山丘、建筑以及古代遗迹、田野等是肯特造园的理想境界。肯特认为画家是以颜料在画布上作画，而造园师是以山石、植物、水体在大地上作画。他的这一观点对当时风景园的设计有极大的影响。

8．朗斯洛特·布朗（Lancelot Brown，1715—1783年）

朗斯洛特·布朗是肯特的学生，也是继他之后英国园林界的权威。布朗曾随肯特一起在斯陀园从事设计工作，1741年被任命为斯陀园的总园林师，他是斯陀园的最后完成者。布朗还曾担任格拉夫顿第三代公爵的总园林师，由于他建造的水池具有与众不同的效果，受到公爵的欣赏，加上斯陀园的主人科伯姆勋爵（Lord Cobham）的推荐，遂担任了汉普顿宫的宫廷造园师。他当年栽种的一株葡萄仍保留至今。

布朗原是蔬菜园艺家，后在伦敦学习建筑，再转为风景园林师。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风景园兴盛之际，布朗正好成为这一时代的宠儿，由他设计、建造或参与、改造的风景式园林约有二百多处。由于他对任何立地条件下建造风景园都表现得十分有把握，并常有一句口头语，“It had great capabilities”，即大有可为之意，人们因而称他为万能的布朗。

布朗擅长处理风景园中的水景，他的成名作就是为格拉夫顿公爵设计的自然式水池。以后，他又在马尔勒波鲁公爵的布仑海姆宫（Blenheim Palace）改建中大显身手。此园原是亨利·怀斯18世纪初建造的勒·诺特式花园，以后，由布朗改建成自然风景园，成为他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也是他改造规则式花园的标准手法。他去掉围墙，拆去规则式台层，恢复天然的缓坡草地；将规则式水池、水渠恢复成自然式湖岸，水渠上的堤坝则建成自然式的瀑布，岸边为曲线流畅、平缓的蛇形园路；植物方面则按自然式种植树林、草地、孤植树和树丛；他也采用隐垣的手法，而且比布里奇曼和肯特更加得心应手。此外，他还对第九世布朗洛伯爵的伯利园（见图20－1）进行了改造。并在该园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所建的温室、水池、树林等保留至今。

布朗所设计的园林作品中，伍斯特郡的克鲁姆府邸花园也是比较著名的。此园建于1751年，被认为是布朗在并不理想的平坦立地条件下出色地创造的一个美丽的自然风景园林代表作。卢顿·胡园原是宰相皮尤特买下的旧园，1763年由布朗改建。他将一条小河堵住，形成面积达2．6平方千米的湖泊。湖中有岛，岛上种树，陆地上有茂密的树林，还采用了隐垣的手法以扩大空间感。

布朗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英国大地上，甚至有人称他为大地的改造者。他这种大刀阔斧破旧立新的做法，也引来了一些人的反对。反对者中主要有威廉·吉尔平和普赖斯，他们认为布朗毫不尊重历史遗产，也不顾及人们的感情，几乎改造了一切历史上留下的规则式园林。普赖斯特别反对他破坏古木参天、浓荫蔽日的林荫道；吉尔平认为林荫道和花坛是与建筑协调的传统布置方式，而布朗对伯利园的改造，与古建筑的风格不相适应，并且抨击他以一种狭隘、偏激的情绪改造旧园林。甚至有人说愿意自己比布朗早死，这样，还可以看到未被布朗改造过的天堂乐园。

另一些著名的诗人、作家则对布朗大加赞扬。不过，真正赞赏布朗的是另一位杰出的风景造园家胡弗莱·雷普顿。许多名不见经传的造园家也追随布朗的足迹，创作了一些杰出的自然式风景园。布朗设计的园林尽量避免人工雕琢的痕迹，以自由流畅的湖岸线、平静的水面、缓坡草地、起伏地形上散置的树木取胜（见图20－2）。他排除直线条、几何形、中轴对称及等距离的植物种植形式。他的追随者们将其设计誉为另一种类型的诗、画或乐曲。自然派的鼻祖是布朗，因此也称布朗派，其后继者是雷普顿和马歇尔·威廉。

图20－1　布朗改造的伯利园

图20－2　彼得沃斯花园的水景（布朗早期的作品）

9．胡弗莱·雷普顿（Humphry Repton，1752—1818年）

胡弗莱·雷普顿是继布朗之后18世纪后期英国最著名的风景园林师。他从小广泛接触文学、音乐、绘画等，有良好的文学艺术修养。他也是一位业余水彩画家。在他的风景画中很注意树木、水体和建筑之间的关系。1788年后，雷普顿开始从事造园工作。

雷普顿对布朗留下的设计图及文字说明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取其所长，避其所短。他认为自然式园林中应尽量避免直线，但也反对无目的的、任意弯曲的线条；他也不像布朗那样，排斥一切直线，主张在建筑附近保留平台、栏杆、台阶、规则式花坛及草坪，以及通向建筑的直线式林荫路，使建筑与周围的自然式园林之间有一个和谐的过渡，愈远离建筑，愈与自然相融合；在种植方面，采用散点式、更接近于自然生长的状态，并强调树丛应由不同树龄的树木组成；不同树种组成的树丛，应符合不同生态习性的要求；他还强调园林应与绘画一样注重光影效果。

由于雷普顿本人是画家，他十分理解并善于找出绘画与造园中的共性。然而，雷普顿最重要的贡献却在于提出了绘画与园林的差异所在。他认为，首先，画家的视点是固定的，而造园则要使人在动中纵观全园，因此，应该设计不同的视点和视角，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动态构图；其次，园林中的视野远比绘画中的更为开阔，而且画面随着观赏位置发生变化；第三，绘画中反映的光影、色彩都是固定的，是瞬间留下的印象，而园林则随着季节和气候、天气的不同，景象千变万化；此外，画家对风景的选择，可以根据构图的需要而任意取舍，而造园家所面临的却是自然的现实；并且园林还要满足人们的实用需求，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欣赏。从今天造园的观点看来，在绘画与造园之间还有不少可以补充的差异之处，然而，雷普顿的论点对于当时处于激烈争论中的风景园设计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对今日的园林设计工作者也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此外，雷普顿创造的一种设计方法，也深受人们的赞赏。当他做设计之前，先画一幅园址现状透视图，然后，在此基础上再画设计的透视图，将二者都画在透明纸上，加以重叠比较，使得设计前后的效果一目了然（见图20－3）。文特沃尔斯园（Wentworth）就是用这种方法设计的风景园之一。

雷普顿不仅是杰出的造园家，理论造诣也很深，出版了不少著作，如1795年出版的《园林的速写和要点》、1803年出版的《造园的理论和实践的考察》、1806年出版的《对造园变革的调查》、1808年出版的《论印度建筑及造园》、1810年出版的《论藤本及乔木的想象效果》、1816年出版的《造园的理论与实践简集》。

在18世纪初叶到19世纪初叶的100年间，自然风景园风靡英国造园界，雷普顿是这一时代三个最杰出人物中的最后一个。人们认为最早的肯特造园虽少，但影响很大，是风景园的创始者；后来的布朗在约40年中，设计的园林遍布全英国土，经过他的手，有数千公顷的草地、沼泽地被改造成美丽的、景色宜人的林苑；而雷普顿则是风景园的完成者。此外，还有布里奇曼和威廉·钱伯斯，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0．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年）

威廉·钱伯斯的父母均为苏格兰人，其父在瑞典经商。威廉曾在英格兰求学，1739年回瑞典从商，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因此有机会周游很多国家，也曾到过中国。他并不热衷于商业，却对建筑有浓厚的兴趣，曾收集了许多中国建筑方面的资料，并于1757年出版了《中国的建筑意匠》及《中国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的设计》。他于1749年辞去公司职务，专心研究建筑，并在法国巴黎和意大利罗马留学，1755年回到英国，担任威尔士王子即后来的国王乔治三世的建筑师，成为声名显赫的人物。以后，他与邱园结下了不解之缘，曾在园中工作了6年，留下不少中国风格的建筑，1761年建造的中国塔和孔庙正是当年英国风靡一时的追求中国庭园趣味的历史写照；此外，他还在园中建了岩洞、清真寺、希腊神庙和罗马废墟。至今，中国塔和罗马废墟仍然是邱园中最引人注目的景点，可惜的是，孔庙、清真寺等均已不复存在了。

图20－3　雷普顿所用的比较设计的方法

钱伯斯还于1763年出版了《邱园的庭园和建筑平面、立面、局部及透视图》，此书的问世，使邱园更受当时人们的关注。他又于1772年出版了《东方庭园论》，认为布朗所创造的风景园只不过是原来的田园风光，而中国园林，却源于自然，高于自然。他认为真正动人的园景还应有强烈的对比和变化，并且，造园不仅是改造自然，还应使其成为高雅的、供人娱乐休息的地方，应体现出渊博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情操，这才是中国园林的特点所在。

同样，钱伯斯的论点及做法也招致一些人的反对，他们攻击钱伯斯将多种建筑物、雕塑及其他装饰小品罗列在园中的做法，破坏了自然面貌，提倡恢复布朗时代的精神，排斥一切直线，并引起了所谓自然派和绘画派之争。

11．普赖斯·奈特

普赖斯·奈特是绘画派的主要人物。奈特提倡以法国17世纪风景画家克洛德·洛兰的画为蓝本布置各种树丛；他著文攻击布朗的造园除了大片树林和人工水池等单调的景色以外，别无他物，他强调造园应体现洛兰和罗萨等艺术家的构思。

12．斯蒂芬·斯威特则（Stephen Switzer，1682—1745）

斯蒂芬·斯威特则是伦敦和怀斯的学生，也是蒲柏的崇拜者。他于1715年出版的《贵族、绅士及造园家的娱乐》一书是为规则式园林敲响的丧钟。文章批评了园林中过分的人工化，抨击了整形修剪的植物及几何形的小花坛等；他认为园林的要素是大片的森林、丘陵起伏的草地、潺潺流水及树阴下的小路；他对于将周边围起来的规则式小块园地尤为反感，而这正是多年来英国园林中盛行的规划方式。

13．贝蒂·兰利（Batty Langley，1696—1751）

贝蒂·兰利于1728年出版了《造园新原则及花坛的设计与种植》一书，其中提出了有关造园的方针，共28条，例如，在建筑前要有美丽的草地空间，并有雕塑装饰，周围有成行种植的树木；园路的尽头有森林、岩石、峭壁、废墟，或以大型建筑作为终点；花坛上绝不用整形修剪的常绿树；草地上的花坛不用边框范围，也不用模纹花坛；所有园子都应雄伟、开阔，具有一种自然之美，在景色欠佳之处，可用土丘、山谷作为障景以掩饰其不足；园路的交叉点上可设置雕塑等等。贝蒂·兰利的思想与真正的风景园林时代尚有一段距离，但是，毕竟已从过去的规则式园林的束缚中迈出了一大步。

六、风景式园林中的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

在当时的英国，萌生了反叛18世纪前半叶古典主义文学的浪漫主义文学，它摒弃冷酷的理智和形式，是一种崇尚热情和奔放的思想的抒情主义文学，因而当时的诗人所描绘的园林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著名的田园诗人申斯通记述和建造的理想园林，就是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优秀例子。

申斯通于1764年著《园林偶感》，将园林美分为壮美、优美以及娴静美三类，这些情感要素在园林中盛极一时。申斯通在一个名叫利索茲的乡村建造了自己的园林，在当时获得好评。园中有水池、小河、小瀑布，在山谷间及曲曲弯弯的园路旁等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凳子、洞室、废墟、坟墓等，另外还有一些碑，上面刻着献给朋友的文字和讴歌自然美的诗歌。申斯通第一个称呼园林家为Landscape Gardener，因为从一定意义上优秀的风景画家就是园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