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宗教文献

第一节　历史与宗教文献

土族虽然历史比较悠久，但在1979年以前没有自己的文字，有关本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散见于各种汉、藏文历史文献之中。其中有关土族的汉文文献除明清时期官修史书中的零散记载、土族人物传记、碑刻墓志外，还有一些地方史志、家谱和近现代以来的诸多社会调查资料；藏文文献资料则主要是一些土族高僧的藏文论著、土族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寺志等。

一、历史文献

（一）官修史书

土族作为一个民族活动在历史舞台上，始于元明之际。但在元代史籍中基本找不到土族人物和土族活动情况的记载，从明代官方文献中才开始有所反映。明代以来有关土族的综合性文献史料主要集中在明以来官修的《明实录》《明史》《清实录》《清史稿》，内容涉及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对西北少数民族所施行的政治怀柔政策和有关茶马贸易的经济政策、土族上层人物与朝廷密切的贡赐关系、土兵调遣、参与捍卫边疆的军事活动及土族自身发展中经济文化的创造活动等。其中《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七八即开始记载着一些土族史事，其他如《宣宗宣德实录》《英宗正统实录》《神宗万历实录》等对土族活动均有记载，史料价值很高；《明史》中除有多篇土族人物传记，如《李英传》（附《李文传》）、《祁秉忠传》外，本纪、志、表、列传中也有许多相关资料，尤其是土族土司方面的资料比较丰富；清代官修的各朝实录中均有关于土族尤其是土族土司活动的许多记载，较为全面、连续；《清史稿》在人物传记中除有《本进忠传》外，在《甘肃土司传》中录有青海、甘肃地区土族大小土司10余家，其中一部分是土族土司，简略记载了这些土司的由来、世系传承与任职等。

此外，明代官修的《明会典》《明经世文编》中，有许多土族尤其是土司制度方面的史料。清代官修的《大清会典》及附录性材料《大清会典则例》《大清会典事例》中，均有许多关于土族的史料。

（二）私人著述、游记

明清以来，在许多私人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土族的史料。如：明代学者何乔远所撰《名山藏》一书，在卷四十二《勋封记》中列有《李英传》；明代学者郑晓所撰《吾学编》一书中亦列有《李英传》；明代学者郑汝璧所撰《皇明功臣封爵考》一书，在《征胡》《御胡》中分别述及李英和李文；清代学者王鸿绪所撰《明史稿》，在列传部分列有《李英传》（附《李文传》）；清代学者徐乾学所撰《明史列传》一书，有《李英传》《李文传》。这些私人著述中关于李英、李文等土司人物的记载，可与正史相互参照，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清人梁份所撰《秦边纪略》一书，以卫为纲，下系建制沿革、山川形势、道路驿站、官司戎伍、农畜物产、风俗人情及沿边蒙古、土、藏、撒拉等族的分布及活动情况等。取材多出自实地考察，广询博访，考订严格，记载详确，书中有许多关于土族的记载，诚为不可多得的史料。

民国时期慕寿祺撰《甘宁青史略》一书（40卷），主要记载了民国时期今青海、甘肃地区的历史沿革、社会风俗等情况。对土族史事记载有纲目、有注文，纲目清楚，头尾连贯，可与其他材料相互补证，是研究土族的重要参考书籍。

此外，陶葆廉的《辛卯侍行记》，马鹤天的《西北考察记》，顾颉刚的《西北考察日记》《甘青藏边考察记》等众多私人游记、考察记，也有一些关于土族的记载，可作参考。

（三）奏议奏稿

主要有清代那彦成《那彦成青海奏议》、豫师《豫师青海奏稿》等书中所述事件的片段史料，内容涉及清代前期青海地区的土族上层参与政治军事活动的状况，从侧面反映这个时期土族的政治面貌。

二、地方史志资料

记载有土族历史的地方志也比较多，主要有：明代刘敏宽、龙膺纂修的《西宁卫志》，吴祯纂修的《河州志》等；清代贾汉复等纂修的《陕西通志》，苏铣纂修的《西宁志》，查郎阿等纂修的《甘肃通志》，升允修、安维峻纂修的《甘肃新通志》，杨应据纂修的《西宁府新志》，龚景翰纂修的《循化厅志》，张玻纂修的《河州志》，李天祥纂修的《碾伯所志》，问昙编著的《大通县志》等；民国时期刘郁芬修、杨思等纂的《甘肃通志稿》，邓承伟修、张价卿、来维礼等纂的《西宁府续志》，刘运新修、廖苏纂《大通县志》等。这些方志中的《地理志》《建置志》《职官志》《人物志》《武备志》《军政志》及《民族志》等篇目，对于土族所处地理环境、不同时期的政治活动、经济发展与文化创造，以及与周围汉、藏、回等民族之关系等多有记载，是不同时期土族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反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下，甘肃、青海两省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新地方志书，其中省志中的《青海省志·民族志》《青海省志·宗教志》《青海省志·人物志》《甘肃省志·民族志》等，州志中的《黄南州志》《甘南州志》等，县志中的《互助土族自治县县志》《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县志》《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县志》《天祝藏族自治县县志》《卓尼县志》等，均在相关篇目详细介绍了本地土族的族源、人口、宗教信仰、民风习俗等，基本反映了1949年以来土族社会发展的总体面貌。

当然，随着学术新方法、新理论的应用，资料检索方法的改进和检索范围的不断扩大，许多官修史书、私人著述和地方史志中有关土族的史料将会不断被人们发现和利用。

三、宗教文献

（一）三世章嘉的论著

三世章嘉是佑宁寺著名的土族高僧，为清代驻京呼图克图之一。三世章嘉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博览藏、汉、蒙古、满文佛学典籍，曾受乾隆皇帝之命主持翻译藏文大藏经，先后编修《正字贤者之源》《同文韵统》，编校《四体合璧清文鉴》《首楞严经》、满文《藏经》，指导藏译《金刚经》，编写《喇嘛神像集》《诸佛菩萨圣像赞》，厘定《造像度量经》，撰有《七世达赖喇嘛传》等。其中所著的《诸佛像集》《佛历年表》当中也散有一些关于土族的相关记载。

（二）三世土观的论著

三世土观洛桑曲吉尼玛（1737～1802年），藏族，是乾隆、嘉庆时期安多地区与三世章嘉、三世松巴益希班觉齐名的高僧。一生著述宏富，其中许多著述与土族历史及宗教息息相关。如：三世土观曾参与三世章嘉所主持的满文大藏经的翻译与编纂工作，及章嘉国师圆寂后，为其撰写《章嘉国师若必多杰传》。所著《宗教流派镜史》一书，全面评述印度内外道、藏传佛教各宗派、西藏本教以及内地道教的发展形成及其教义，名扬中外。印度人达斯早于19世纪末译为英文，国内由刘立千先生译成汉文。所著《佑宁寺志》（全称《郭隆寺志诱引智者使》）成书于1775年，是一部反映佑宁寺早期历史的专门著述。全书4万余言，共分4部分，即创建经历、历任法台、主要建筑及施主庄园等，书前有简短的序，书尾附嘉色活佛所著《圣地颂》。该书在参阅大量文献史籍及口碑资料的基础上，依据自己的耳闻目睹，对佑宁寺创建者的生平、创建经历、前40任法台的弘法业绩、主要建筑，及该寺与周围部落（族）、寺院及西藏地方政府、中央王朝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和考证。该书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对我们了解和研究佑宁寺早期历史、17、18世纪安多（尤其是华热）地区宗教发展状况及各部落（族）间关系等都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同时，该书对安多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也多有涉猎。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对罗卜藏丹津事件的叙述，不仅用一定的篇幅交代了这次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发展过程，并且毫不保留地披露了自己的看法。作为一名佛教徒，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此外，该书语言流畅、优美、简练，既为历史著述，又可作文学作品赏析，表现出作者丰厚的文学造诣。

（三）三世松巴的论著

三世松巴益希班觉（1704～1787年），出身于青海和硕特蒙古王族，为二世章嘉和二世土观的弟子，曾任哲蚌寺郭莽扎仓堪布、锡金吉蔡寺法台。乾隆二年（1737年），陪同三世章嘉若必多杰去京，校对内地印制的藏文经籍，获得“额尔德尼班智达”名号，被乾隆皇帝委为内蒙古汇宗寺法台。在青海曾任佑宁寺、羊官寺（在今乐都县寿乐乡）、龙沟寺（在今乐都县引胜乡）、白扎寺（在今互助县丹麻乡）、都哇寺（在今大通县青山乡，亦名祁家寺）等寺法台。他精通显密和医学、工巧、历算、梵文、声韵、文法、绘画等。一生涉足甘青、卫藏、内蒙古和祖国内地，阅历丰富，几乎对西藏文化所有学科都有论著，是一位博学多产的学者。其代表作《如意宝树史》系统论述印、藏、汉、蒙佛教史，资料极为丰富，已有英文、德文、俄文和汉文译本。

（四）五世王佛的论著

五世王佛阿旺钦饶嘉措曾两次出任佑宁寺法台，擅长历史、书法，所著《佑宁寺志》是继三世土观《佑宁寺志》之后有关佑宁寺历史的专著，已有汉文译本行世。

四、金石碑刻史料

（一）金书铁券

金书铁券又叫丹书铁券，是封建帝王颁赐给有功之臣并世代保持优遇及免罪等特权的证件。此制始于汉代，为后世帝王所效仿。券用铁铸成，或朱砂书写，或刻字而嵌以黄金。有关土族的金书铁券主要有明朝颁赐给会宁伯李英和高阳伯李文的两件金书铁券。铁券的内容主要是明廷对李英、李文功绩的肯定，规定他们享有的特权，并以此鼓励他们及其部属更加效忠朝廷。明廷颁赐给会宁伯李英的金书铁券已遗，券文录于《李氏世谱》。而高阳伯李文的“金书铁券”实物现存青海省档案馆。该铁券由生铁铸成，长37.5厘米，宽21.2厘米，厚0.25厘米，重达1.3公斤，凸面为正面，镌有195字的明英宗诰命制文。是中国现今仅存于世的四件铁券之一，2003年被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之中。

高阳伯李文金书铁券

（二）寺院碑志

主要有明代宣德元年（1426年）曾撰《广福观修建记》、弘治二年（1489年）《重修宁番寺记》、弘治十一年（1498年）《敕赐广福观梦感记碑》、嘉靖四年（1525年）鲁麟撰《敕赐感恩寺碑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敕赐弘化寺碑》、清代雍正十年（1732年）《敕赐佑宁寺碑》等。前四通碑记述了李英、李文及鲁麟主持建造和修葺道观与佛寺之事，后几通碑记述了明、清朝廷在土族地区允许建立藏传佛教寺院之事，以及清初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朝廷恩准重建藏传佛教寺庙之事，对于研究明清王朝的宗教政策及土族的宗教信仰等极具参考价值。

（三）建筑碑志

主要有弘治十六年（1503年）李撰《新修札都水渠记》、嘉靖十六年（1537年）李复初撰《增修巴暖三川堡寨山城记》、嘉靖三十年（1551年）兵备副使范瑟撰《创建定西门碑》等，内容主要是记述土族地区土司或地方官员兴修水利、修建城池和军事堡垒等。

年都乎寺王廷仪碑

（四）墓志碑铭

主要有明代的《明故前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李公神道碑》《明故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高阳伯李公墓志铭》《追赠特进荣禄大夫右军都督府左都督李公神道碑》《明故荣禄大夫靖虏将军总兵官都督鲁公墓志铭》等。在这些碑文中，除了对这些官员的肯定和褒奖之类的溢美之词外，还有一些有关土族源流等方面的史料。此外，明人金幼孜的《金文靖集》中所辑《会宁伯李公墓志铭》，是考察青海民和东李土司家族族源及先祖世系的珍贵资料。青海省同仁县年都乎寺所保存的明万历时的《王廷仪碑》，系对明代屯居保安四屯的“屯首”王廷仪的“拜祭”碑。该碑碑文残缺不完整，但部分字样尚能辨清，着重记述了王廷仪驻防保安堡期间在“抚番”等方面的事迹，对研究青海同仁“五屯”土族历史、文化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五、家乘谱牒史料

深受汉文化熏陶的土族有用汉文写家谱的传统，以作为一部记载自己家族或宗族历史的册籍。土族家谱大多保存于民间，其中不少具有较为珍贵的史料价值，从中既可以了解到朝廷对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和统治管理政策，又可以看到土族地区土司制度的演变、民族变迁、人口经济及文化融合等内容。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土族家谱有《李氏宗谱》《李氏家谱》《祁氏家谱》《辛氏宗谱》《赵氏宗谱》《纳氏宗谱》《邓氏宗谱》《重修鲁氏家谱》及《鲁氏世谱》等。内容一般有谱名、谱序、凡例、姓氏源流、世系考、世系表、人物传记、祠堂、坟茔、家规家训、恩荣录、像赞、艺文、字辈派语等。青海民和的李土司后裔李鸿仪先生倾注50年心血编纂的《西夏李氏世谱》，由其子李培业先生整理后，于1998年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谱虽是近代续纂，但其中辑录了许多明清时纂修的李氏家谱中的内容，特别是辑入了明清时期的一些敕诰、印照、委牌、委札等，是在其他家谱中所不能看到的，是研究土司宗族内部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的重要资料，非常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