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产与历史

精神生产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一般地讲，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与农业生产方式或自然经济相对应的社会，由于人对人的直接依赖性，因而精神生产的重点在于上层建筑意识形式的生产，其主要目的在于控制和管理人。古代中国的儒家学说、印度的种姓制度、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主哲学，本质上都是为控制人服务的，尤其是中世纪神学，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取得了精神世界的绝对支配地位。正像恩格斯所说：在中世纪，“法学、自然科学、哲学这一切都由其内容是否符合教会的教义来决定”^[244]，“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245]。英国学者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一书中也认为：“除非通过僧侣界，否则你根本不可能有知识方面的生活，不可能接触到文学或任何知识。”在中世纪，“庙宇不仅是天文台、图书馆、医务所，而且是博物馆和珍品收藏所”^[246]。中世纪教会对精神生产的垄断本质上就是对驾驭人的工具的垄断，其目的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社会控制。

只有到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对物的依赖性，尤其是人对货币的依赖性，精神生产及其产品才摆脱宗教与政治的垄断并取得与商品一样的相对独立性，成为增进资本主义财富的最主要动力。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本有一定价值的书和一个有同样价值的面包相交换，它们是同一个价值，只是材料不同罢了”^[247]，“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等”^[248]，“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249]，“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250]。正是精神生产者和精神产品的市场化，不仅极大地拓展了精神生产者的视野和交往，而且使精神产品以商品的形式传遍全世界，人类真正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实现了精神交往，再回到过去已经不可能。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251]

但是资本主义时期不是精神生产的最高阶段，真正精神生产的最高阶段应该属于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因为精神生产的最高意义不是仅仅推进物质生产，而是推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发展。资本主义可以拼全力做到第一条，即推进物质生产的发展，但是却不能做到整个社会五种生产的和谐发展，尤其是不能做到物质生产与人的自身再生产的平衡，因为这是与资本的本性相违背的。资本是一种关系，一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关系，因此它必须以一部分人的贫困为前提。由于根基上的反人道性，因此，资本主义精神生产不可能真正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从而也就不能形成最佳社会合力。

精神生产的最高阶段只能属于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因为在社会主义，资本不是最高原则，相反它只是为人服务的工具，不是资本驾驭人，而是人驾驭资本。只有从人出发，并且一切为了人，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只有在那时，精神生产才能摆脱资本的奴役而获得自己的最高发展，成为社会和谐和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指南。也只有在那时，人文社会科学才能真正施展自己的才华，成为引领历史进步的精神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