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社会学

我已经请大家观察了国与国间关系的研究与社会间关系的研究（或民族间关系的研究），这两类研究以表面上矛盾的方式得到了对立的结论：一方面，有关国家间关系的现代研究倾向于减少暴力及暴力的合法性，而把沟通或交换当作主要概念；另一方面，在伽尔通的研究中，对于社会间、民族国家间的关系的研究，最终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暴力是永恒的，是结构性的，内在于社会结构本身中的暴力取代了其公开形式——武装冲突。我并不是要就这一对立继续思考下去——这一对立让我们思考我们这一时代里，国与国间世界的表述与国际世界的表述。我只是想从最后这点看法中得出以下想法：对于世界的表述，或者更严格地来说，研究对象的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意识形态意义，人们或者把国与国间的世界表述为交换、沟通的世界，或者表现为由武力合法性所领导的世界。实际上，无论是这样还是那样的情况，人们都是在暗暗告诉我们他们对国家之间关系的本质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事实上，在目前的研究中，重心总是越来越多地放在跨国现象上，比如那些所谓的多国企业或者意识形态国际组织，甚至还放在国内现象上，比如国家的内乱，因为内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某些国与国间关系的形势。在实质性问题上，我仅限于得出一些陈词滥调的结论：国与国间的关系有时候取决于国家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有时受制于国与国水平之下所发生的事情。

现在我要进入自己的研究对象了，也就是这一分析——对不同种类的国际关系研究所进行的分析——所提出的那些认识论问题。

我会试图讨论三个问题，这是我对不同研究进行回顾而得出的：

1）我将力求解开理论、社会学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之间的关系。

2）我将追问，国际关系研究或者国与国间关系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会走向所谓的历史主义哲学。

3）最后，这也是主要论题，我试图分析微观事件与整体、结构或系统之间的关系，因为我所理解的建构历史世界，恰恰是建构整体或者系统，而通过这些整体或者系统人们能够接着做出一段叙述，又或者上升到比叙述更高的层次上来找到某个多多少少具有科学性的解释。

因此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有关理论、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显然，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已经从奥古斯特·孔德那里讨论到今天了。因此我无意重述全部讨论；我仅限于通过回顾那些国际关系研究，也即参照前面那几堂课的内容，来得出几点结论。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意向、理论意向或社会学意向是如何体现的呢？

人们可以说，相对某种历史叙述，国与国间关系或国际关系的科学研究致力于建立一种更加严格的概念化。经济学家建构了虚拟人，人们所谓的经济人，那么假如人们愿意的话，在国与国间关系的研究中，也可以创造一个虚拟人，一个精神形象，所谓的外交人，它将由这样的事实来定义：它代表政治实体，与另一个政治实体的代表们进行磋商；这是一个人工的建构，是有意识地进行人工建构的，它堪比经济学主体的建构，经济学家建构理论的时候便是通过建构这样的经济学主体来进行的。某个国际关系研究学派也是这样来运用国家利益这一概念的。那些国家利益的理论家力求以抽象的方式来定义普遍有效的对象——所有的外交家所针对的就是这样的对象；他们努力确定，假如那些国家实体的代表面对其他国家实体而行动，就仿佛经济人——人造的人——针对一个纯粹市场而行动那样，那么一项国际政策或者一项国际行为会是什么样呢？难处在于，对于国家利益可能无法给出一个严格的、普遍有效的定义，然而在某些形势中，或者在某些假说中，人们可以对于经济学主体所瞄准的目标给出一个定义，而这一目标可以是对于某一个量进行最大化。

在这些人工建构以外，概念化的研究可以采用一种非常接近历史学概念化的形式来进行，事实上，我自己的概念化研究，也并不比那些历史学家们有意识地对于其客体属性所做的概念化更加抽象。比如，假如我们试图分析一个国与国间的局势或者一群国与国间的大人物，那么便不可避免地要根据各个国家的构成原则是否相同来确立某些国家之间的武力分布、结盟的属性、系统的同质性与异质性；我们将努力沿着整体的界线来建立整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类概念化或许更严格、更精准一些，历史学家也可以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概念化在本质上、属性上与历史学概念化没有很大差异。实际上，当历史学家研究一段历史时期的时候，或者当他们叙述历史的时候，他们的材料、他们的命题主题都是一些具体的存在，要么是个体的，要么是集体的。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概念是描写性的、具体的、历史的概念。然而，在某些确定的历史局势的概念化问题上，我给你们举了一些例子，历史学家们的运用也毫无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两个历史学家——特别是德国历史学家——认为，我所提到的那种概念化，比起美国理论家的那些抽象得多的概念化来，使用起来更轻松方便。这根本不是对于抽象概念化的批评，这仅仅意味着历史学家认为使用与他们自身的专业更接近的概念化是更轻松的事，而他们的专业便是叙述一段历史，或者描写某个定义出来的处境。

第二种概念化形式是由我所谓的国与国间关系的范式研究或模型研究所构成的——无论这种模型是关系体系还是交流体系，无论是否为一个内环境稳定的体系。一般来说，当我们达到这一抽象水平时，历史学家总是表现得有点无动于衷：并非这类思考在本质上不同于历史学研究，而是我们只有先比较大量国与国间的局势以后，才能达到这一抽象程度。从这一刻起，当理论学家探寻极端抽象的模型时，他们的目标是一门科学，当这门科学建立起来、经过发展以后，可能会对历史学家有用，而到目前为止历史学家绝少使用。

第三种社会学理论研究类型是由那些抽象分析或模型分析而构成的，特别是我给你们提到过的有关核战略的模型。这些核战略的模型，历史学家能够使用，或者应该使用，而他们是以这样两种方式来使用的：一方面，如果我们假设有一位历史学家，他要叙述过去25年以来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发生了什么，那么他就有可能使用这些美国理论家所建立的核战略模型，把它们当作工具来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假如我们要叙述1945年到1974年间所发生的事情，就得知道1945年以来美国或苏联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打击能力。换言之，当历史学家叙述某一段外交时期的历史时，当时的处境正如模型中所考虑的那样在实际上实现了，那么国家之间的战略处境模型是历史学家应当自然而然加以使用的解释学工具。当我自己在《帝制共和国》一书中建立了核战略关系的模型以后，我叙述了1945年到1972年之间所发生的事件，我把这些模型当作解释学工具来使用、来提问：大国之间的关系是否并且如何受到它们之间的处境的影响。

历史学家之所以要使用这些模型，还有第二个理由：做出决策的政治家们也知道这些模型，他们对于理论家建构的模型自有一番表述和理解，而在不少形势下，可能政治家的行动也正受他们自己的表述和理解所影响。我们不能肯定地说苏联的行动在何等程度上受其理论家的影响，因为这些理论家的表达方式总是模棱两可：当他们报告美国的战略理论时，总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表现为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挑起战争的阴谋，与此同时，他们又以此说明自己完全理解这些战略的本质。所以，并不能排除他们本身也受到美国战略家所建构的模型的影响，尽管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明说。

至于那些美国战略家，毫无疑问，从50年代末期开始，理论家的模型便影响着那些做决策的人。正是在50年代后期，美国负责核武力威慑的领导们便敏锐地区分了第一次打击与第二次打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有必要保障威慑或报复的空中力量不易受到攻击。实际上，有一阵，大约是在50年代初期，差不多全部的战略性威慑力量（B36）都集中在少数几个机场里，也就是说非常容易受到攻击。有一次发生大风暴，不少著名的B36飞机——似乎正是它们在保证西方的安全（所幸这不是真的）——受到损坏，尽管将飞机集中起来的初衷是好的。

第一次打击与第二次打击、报复性力量的安全性或者说牢固性，这些概念今天甚至已经进入私人领域，记者也常常使用，而这些正是由理论家的思辨而引进的概念。不仅如此，假如我们展开来：肯尼迪听从了一些大学学者的建议，而这些学者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长期研究核战略问题，因此肯尼迪深受这些思辨的影响。我已经给你们讲过一个例子：在古巴危机的时候，美国方面的负责人比想象中还要担忧，因为根据他们那些异常复杂的模型，苏联人能够或者应该通过有关柏林的最后通牒来回应那份有关古巴的最后通牒，这是因为根据战争博弈（Kriegsspiele或wargames），柏林的处境相当于古巴的处境。实际上，在古巴的情况中，向来优势在美国一方，而在柏林方面，优势则在苏联一边。于是，假如人们是下象棋而不是玩核游戏的话，那么对美国的回应就会是这样的：为了阻止美国对古巴的行动，人们可以对柏林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肯尼迪总统下令美军进入全面战备状态——包括在德国，尤其是柏林地区的美国武装力量——他希望能威慑他人从而让他人不采取理性回应（即对于其古巴决策的回应）——当然，这是美国人眼中的理性回应。幸运的是，苏联人的想法不一样，他们的想法简单多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最好不要拿着核武器下象棋，而且说到底，古巴也不是那么重要，因此从古巴撤去导弹只是一个小小的屈辱，而且6年以后他们就得到了补偿，那时候他们已经和美国取得平等地位了。

但我把这个事件作为例子来谈人们在理解历史事件中运用理论模型的必要性；历史学家使用理论模型，或者是为了理解局势，或者是他们必须使用模型，因为他们要以决策者的方式来思考，而这些模型成了严格意义上的行动者思考方式的一部分。此外，在这上面没有任何特例。历史与人文学科具有的一大有趣的地方，也是其人文性典型突显的地方，就是所有的模型都会转变成思考其自身对象的方式。比如，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成了一些人——至少是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工人——对于这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进行思考的一种方式。从这里开始，模型成了某种改造世界、产生效果的因素，最终可能会这样：根据形势，世界按照人们的意愿变得像模型一样或者与模型不同。

无论是什么原因，人文科学的模型或者范式不仅是历史学家所掌握的解释学工具，也是人本身的思考方式的组成元素，在这一意义上，模型永远在改变现实。

假如你们就这一现象还想要听一个例子——这一现象也是我对人文科学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那么我来讲讲这个例子：当你们预想到一场雪崩的时候，你们就不会做出引起雪崩的事情来；当你们预告了一场经济危机，你们就会根据情况而力图使之发生或者避免发生。也就是说对未来所做的前瞻性判断，其本身永远是事件的一个因素，在一种或另一种意义上影响事件。正是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值得花力气去研究意识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式所施加的影响。当然，你们可以认为这里所谈的不过是细节而已，而历史的大线条是一经确定便不再改变的，要么根据天意，要么符合某种灾难般的召唤。

古巴危机的例子又一次让我们看到历史学家是如何在叙述中运用社会学家研究的结果的，甚至是那些理论结果。实际上，社会学并不以无序、随机的方式来研究危机中不同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以一种比较严格的方式来分析一个组织中的个体行为；历史学家可以使用这种有关组织的社会学，从而更好地理解美国内部所发生的事情。

有关组织的研究可能也有助于驱散一种幻象，一种在外交叙述中常见的幻象。美国人总是问，为什么苏联人明目张胆地在古巴安置导弹发射基地，一点也不避讳世人。实际上，只要在高处就能望见那些基地，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掩护、保护措施。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一步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假如人们能够察觉美国政府内部的各个行政部门之间的矛盾会导致不合理的举动，那么有一种诠释概率就很高，那就是在苏联政府的行政部门内部也有矛盾。但我们倾向于把苏联表述为一个合理的行动者，仿佛它是一个独一的、经过计算利弊以后做出决策的人一般，而我们忘了自己下决定的方式，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我们也是在大家众所周知的混乱中、在对局势糊里糊涂中、在各种行政部门的冲突或者妥协中做出决定的。在这一意义上，有关行政部门和行政部门间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是一种使人得以理解外交行为的解释学工具，而仅仅用简单的单一行动者模型则很难理解。

我们自然也可以使用那些研究，正如我所提到的卡尔·多伊奇有关国与国之间整合成败的研究，而在这种情况中，我们不知道是否应该称其为社会学研究或者比较历史学研究。事实上，在经验的、描写性的社会学和比较历史学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差异。假如你们读读我经常引用的一本著作——德尔布鲁克有关政治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的著作，你们把它当作一部关于战争的比较历史学也好，当作一部有关军事、战争现象及其与政治整体的关系的社会学也好，读起来都没什么差别。假如我们一定想要找出某种东西，从逻辑学上或者认识论上对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做出学术上的区分，那么我们可以说，社会学家的兴趣是更高层次的抽象，而历史学家，由于其职业训练等原因，即使实践上从事比较历史学，他也更接近那些描写性的、具体的概念，而不是那些经济理论家、国与国间关系的理论家所使用的更为抽象的概念。

然而，假如历史学有某种特性的话，那么唯一一点就是人们会把历史学化简为叙述形式。实际上，在有关军队或者战争的比较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我并不能从逻辑上或者认识论上找到实质性的差异。相反，只要人们考虑到某种历史学本身的角色便是追溯一条情节的各个时刻——有关滑铁卢战役、第一帝国战争、法国大革命等——人们就能得到历史叙述这一大众最喜爱的历史学形式，而这也是今天职业历史学家们最不喜欢的历史学形式。结果就是，一度读者最多的历史学著作是历史叙述著作，而如今科学声望最低的也是历史叙述著作。然而，即使这种历史叙述不同于国与国间关系的社会学和理论研究，历史叙述毕竟也是一种认识过去的科学形式，而我要说，它也同样如同社会学或理论那样，是一种重建。尽管米什莱说：“历史是对过去的完整复活”（非常美丽的文学表达，但在认识论上则根本是错的），实际上也并没有对过去的复活；人们不能重新把过去经历一遍，人们只能重建^[1]。只要历史学是一种认识，那么它就是一种通过重建而得的认识，没有概念则不能重建；人们不能复活过去的总体，甚至也不能复活过去的一小段，因为回忆人们所活过的一段经历，这并不是复活。实际上，每个人在自己身上也明白这样的不同，我们在年少的时候受罚、受屈辱的经历，和我们对于这种惩罚、屈辱的回忆这一事实，两者间是不同的：甚至当涉及我们自身时，我们也只是通过重建来认识自己的过去，而不能使之复活。总之，我们无法复活我们的先人所有过的那些经历。

假如历史学是一种重建——即使它是叙述，那么这一重建正如其他重建一样，要以一个已知观点为前提，也就是说要通过某一关键核心来进行部分重建，因为人们不可能叙述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假如你们想要叙述最长的一日里（1944年6月6日，即诺曼底登陆的日子）所有人物的意识中所发生的所有事情的话，那就需要花上很多时间——和人们以现在的方式在历史叙述中叙述整个历史的时间一样长——来叙述这唯一的一天。

换言之，即使是历史叙述也是一种由概念、观点甚或某些兴趣所操纵的重建。从这一事实出发，假如我们以战争为例，那么根据不同的喜好就会有许多种叙述。比如，假如你们思考克劳塞维茨对1814年或1815年战争所做的叙述，就会看到可称为战役策略叙述的东西。克劳塞维茨，作为一个战争理论家，他对军队的运动、不同的指挥计划、军队领导在较低层级上所做的决定等方面感兴趣，而他所做的叙述是一段关于战役的叙述，并非战士们所经历的战役，而是不同的军队首领所思考的战役，是根据不同的遭遇、事端、意外而最终发展出来的战役，是会欺骗某些人的算计，或者相反，肯定某些人的算计的战役。我们也可以就这些战役写出另一段历史，把战役放在一段更加广阔的外交叙述、政治叙述或者社会叙述中。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根据动员群众、变革军队，或根据不同国家所针对的军事目标来重建大革命的战役或者第一帝国的战役，这比主要关注某些人的战略计算、战术布置有趣多了。换言之，根据不同的兴趣点和概念体系，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叙述，而所有的叙述都只是部分的。一段历史叙述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重建，从某个已知的观点出发，这是一段关于具体现实的重建，而具体现实则从其属性上而言是不可穷尽的。

这样一来，不同的叙述也并非矛盾；这些叙述中的每一种都是部分的，但是这些部分的叙述都从人们选定的某一种观点出发，因此便可以是严格客观的。所以我们必须注意不要把两种观念混淆起来，而人们在历史逻辑的文献中常常把它们混淆起来：即部分叙述的多样性——多样性暗含在叙述的部分性中并且有必要从各种概念来重建现实——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意味着除非相对于某一个人而言，否则就没有真理。在我看来，这一区分如此必要，以至于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人，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都有这样一种倾向：从“我们永远都以某一观点来经历一个历史事件”的想法走向“历史学家只能以某一种观点来叙述一个历史事件”的想法^[2]。其实，只有当历史重建等同于历史复活的时候，才能从亲历者的观点走向历史学家的观点：实际上，假如历史学旨在复活滑铁卢战役，那么我们必然使自己或者作为法布里斯^[3]、或者作为拿破仑来复活滑铁卢战役。而没有人能同时作为拿破仑、法布里斯、布吕歇尔以及威灵顿公爵来经历战争，这一点绝对为真。换言之，历史事件把无数人物联系起来，而每个参加者皆只能以自身的方式来经历历史事件，而叙述之所以会和某种被人经历了的感知混淆起来，实际上这是因为历史学家把观点放在某个行动者的意识中。

我们再来看看滑铁卢和格鲁希侯爵的例子。克劳塞维茨在他对1815年战争的叙述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拿破仑在圣赫伦纳岛上所撰写的有关滑铁卢战役的叙述是否在历史上确有其基础^[4]。我们承认，尽管克劳塞维茨对于他的敌人相当赞赏，可是，从心理上来看，他对于拿破仑并非完全客观，而在他有关1815年的叙述中所用的档案材料也并不完整。不过克劳塞维茨读过拿破仑于圣赫伦纳岛上所写的叙述，他在1825年以后着手从战略上来解释这一战役。而格鲁希侯爵是否不可原谅，拿破仑是否命令格鲁希侯爵向滑铁卢战役进军，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做出一个诚实的、公正的（fair）且不倒向某一方的回答，肯定是可能的。克劳塞维茨重述了拿破仑给格鲁希侯爵所下达的命令——不管对错与否，这些命令有点含糊，于是他下结论说，格鲁希侯爵在滑铁卢战役那一天的所作所为——其实格鲁希侯爵什么都没做——是可以原谅的。在圣赫伦纳，拿破仑写道，他没有预想到带着6万人马、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格鲁希侯爵，在那决定性的一天里居然不见了踪影。显然，假如格鲁希侯爵是拿破仑，那么他肯定会向着炮火进军，因为他听到了炮火声。但是格鲁希侯爵不是拿破仑，而拿破仑是如此的天才，以至于任何元帅都比不上他；他习惯于向元帅们下达严格的命令，至少在他的后半生中，他所下达的命令几乎扼杀了下属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在1815年的战役中，拿破仑失去了他的总参谋长贝尔蒂埃（现在大家都知道他和路易十八在一起），于是苏尔特元帅取代了那个位置，他在那个位置上干得也算不错。

无论如何，不管克劳塞维茨对错与否，拿破仑对错与否，要对这样的问题做出回答（客观的、但可以带有非确定性的回答），并没有理由要站在格鲁希侯爵的观点上或者拿破仑的观点上。我觉得强调这一点很关键，因为这不仅和历史重建的某种表达背道而驰，而且这也和历史重建的理论——人们常常援引这样的理论——背道而驰：所谓历史是一种对于所发生之事的智力重建，重建者必然会采用某个行动者的观点。在我看来，这纯属无稽之谈。完全可能——我觉得这是显然的——当人们试图理解时，比如理解宗教战争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冲突，或者1948年以来中东地区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人们可以毫无拘束地时而采用犹太人的观点，时而采用阿拉伯人的观点：从定义上来看，人们甚至一种观点都不该采用呢。可能从心理上而言，历史学家无力完全超脱——也就是像我们对他要求的那样超脱，但是我们在事后理解一场冲突的时候，如果说必然应该同情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敌人，那也是荒谬的。历史学家试图理解两方面的观点，而为了做到不偏不倚，就不许让历史学，甚至是叙述，进行重建而不是复活。自从认为历史是一种复活以来，人们常常谴责某种荒谬的相对主义，因为人们认为历史无限地延长了那些政治冲突；这样做不是在事后使得那些我们的先人们经历过的冲突变得可以理解，而是一种在现实中延长这些冲突的方式，而且会使这些冲突变得更加难解难分。瓦莱里在反对历史学时说过一些著名的话，他反对的是实际上历史学常常做的那些事，即使过去的冲突永恒化^[5]。但是这些指控反对的是历史学的实然，而不是历史学的应然：即尝试重建过去，同时理解冲突中的人们的各种缺点、观点、渴望和意志。

所以，我同意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历史与辩证法”一章里所说的话，即历史就是重建的，没有重建这一动作、没有历史学家的思考便没有历史的过去。这样一来，列维-斯特劳斯便走得更远，他所支持的论点，我还不能完全肯定地赞同，至少在某些方面。他的论点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在这一出发点上，我是赞同的）：只有部分的历史，它包含的是过去的片断，所谓的部分，是因暂时的观点来看为部分，因所用的概念体系而为部分。因此，部分的历史无法包括时间长河中的全部历史，也无法包含某一时刻完整的历史。

在这一意义上，我准备思考一下这样的表达：“历史是由历史域构成的非连续整体，每个历史域由其本身的频率或者一个不同于前后历史域的编码所定义。在构成不同历史域的时期之间几乎不可能有通路，仿佛自然数和无理数之间一样。更精确地说：较之任何其他阶级的时期，每个阶级专有的时期皆是不理性的。”^[6]

这一表述很晦涩，它的意义是这样的：任何历史重建皆是对于一个历史片断的重建。假如你们选择一小段历史片断，最长的一日，你们叙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那么你们就会得到一段低级别历史，其中信息量达到最大而解释性或者可理解性降到最低。你得到的这段低级别历史是富含信息的历史，但是正因为它富含信息，它的解释价值就很弱，因为它在本质上全是叙述了。列维-斯特劳斯补充道，低级别历史内接于高级别历史中（比如战争史或者有关盟军登陆计划的历史），而正是高级别历史赋予了低级别历史一种可理解性。对于最长的一日所做的高级别历史中，信息会较少，但是解释会更多。你们越是给出详细信息，就解释得越少；越是解释，便越不会给出详细的信息。列维-斯特劳斯的想法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这样一来，他便认为不同级别的历史之间——正如我刚才向你们定义的那样——是矛盾的。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首先是自传史阶段，我来给你们引用一下他的主要内容：“自传式、轶事史是最不具解释性的；但是从信息的角度来讲又是最为丰富的，因为这种历史把个体放在他们自己的特殊性中来考虑，它对每一个个人皆详细叙述其个性上的微妙之处、动机中的各种迂回曲折、深思熟虑的各个阶段。^[7]”对此我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意的：显然，自传史从信息的角度上来看最为丰富，但是它是否在解释上最为贫乏呢，这还没有证明，因为存在一种注定是个体的心理分析解释。

但是我们承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低级别历史和轶事史并非一种解释。我们来思考另一段文本：“每个历史域都外切于一种仅次于它的低级别历史，而又内切于一种级别更高的历史。^[8]”这就是说1939—1945年的战争史外切于最长的一日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又内切于20世纪史：根据你们所针对的时间广度，你们所得到的便是内切或者外切。列维-斯特劳斯继续写道：“我们验证了，每段内切域的低级别历史与外切域的高级别历史互补，并与同一域（作为同一内切域）的低级别历史矛盾。因此，每段历史都有数目不等的反历史，而每段反历史与其他各段反历史互补：一阶的历史对应于二阶的反历史，等等。而认识的进步、新科学的创新便是通过反历史的产生而得到的，而这些反历史证明，某一秩序只能在某一平面上可能，而在另一平面上则不可能。戈宾诺所想象的法国大革命的反历史在先人们所想象的平面上是矛盾的；假如人们处在一个新的平面上——而戈宾诺选得并不好，那么反历史在逻辑上是可以设想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反历史必定为真）；也就是说，能够从‘编年史’或‘世纪史’（或者政治史、社会史、意识形态史）那一阶的历史过渡到‘千年史’或‘几千年史’（或者文化史、人类学史）那一阶的历史；而这并不是戈宾诺所发明的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布兰维尔转换’。^[9]”

我要评论一下这段文本。“布兰维尔转换”引出了这位18世纪的作者，他在当时很有名，他是法国君主制的理论家，他通过对比法兰克征服者和高卢-罗马人——被征服者——来解释法国君主制的结构。在他看来，贵族制是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的东西；贵族制的特权来自政府所带来的权利，而人民、市民阶级、第三等级是被征服的高卢-罗马人的后裔。因此，“布兰维尔转换”便是把人们经常书写的政治史与社会史用另一种历史来代替，这后一种历史倾向于书写种族冲突，布兰维尔假设了法国社会史的源头是高卢-罗马人、日耳曼人以及法兰克人之间的冲突。你们大概知道，奥古斯丁·蒂埃里是布兰维尔的传人：他也用种族的冲突来叙述法国的历史，只是他更加同情被征服的人民，而不是站在征服者一边。

列维-斯特劳斯文本中的困难之处是，他把两种不同的想法混合在一起了：人们根据时间视野的广度来从低级别历史过渡到高级别历史，把一种概念体系用另一种概念体系来代替。然而从某一时间维度到另一时间维度是否意味着把一种参照系或者概念体系用另一种来代替呢，这是根本没有任何必然性的。比如，假如你们用征服者与被征服的人民这套话来诠释法国的历史，这绝对不能说明这套概念体系和法国的经济社会史毫不相容：问题不如说是要探究这是否为真，而我们完全可以去研究一下18世纪的法国贵族是否实际上是法兰克征服者的后裔。换言之，引入一个概念体系，而这个概念与一个新的时间延展相联系，在我看来，这根本无法引出“反历史”这一观念，也就是说，我要再重申一次，这根本不能说明这是对低级别历史的诠释体系、概念体系的颠覆。

然而为了说明列维-斯特劳斯或许并没有错，我们应该注意这样的事实：他说，为了达到一种“反历史”，就必须有一种“千年史”或“几千年史”，或者我所补充的“文化史、人类学史”。假如我们从政治史过渡到文化史或者人类学史，那么高级别历史也并不能轻松地说明低级别历史，因为对象不同了，对象是用不同的概念来定义的。我看不出来为什么称之为“反历史”：这是一种长期的观点，使用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参照点，但是这并不必然是一种与低级别解释矛盾的诠释。至于“千年史”或“几千年史”这一假说，这里所指的东西列维-斯特劳斯反思许久：假设我们并不书写有关最长的一日的历史，而是写一部有关人类的历史——事实上在美国有一些历史书就叫《人类史》，那么这是从猴子开始写的人类历史，跨度达到几千年。在这一跨越千万年的历史中，严格意义上我们所谓的“历史”时期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因此，很显然，人们所用的编码系统、概念系统和人们在叙述一天中所发生的事情时所用的完全不同。在这一意义上，如果我们说，根据历史的视野、事件的视野，时间间隔是不相同的，这一说法是对的：在一种情况下我们用的是分钟，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用的是日、年、千年。而另一方面，在一段人生或者一个社会的生命中看来意义重大的事情，在千年级的历史中则是次要的，是细枝末节而已。

于是，我们只能说，任何对于人类过去的重建都只是部分的重建（所谓的部分有两重意思：时间上的部分，与人类所针对的现实的部分），在此除了这条原则的运用以外，别无其他：所以，重建本身便是以某一种时间编码体系、某一种概念体系为前提的。

我们是否能把这些部分的历史一段段接起来呢？这是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问题，而对此他予以否定。他拒绝我们在石器时代史的延续部分、在跨度上万年的人类史中加入那我们重视得不成比例的一万年，或者严格一点，这最近一个工业文明的世纪，甚或石油危机，等等。我并不完全肯定这样做不可能。当然，在人类的历史中，没有什么事件让那些轶事史学家，即那些众所周知的讲故事的历史学家，感到有兴趣。但我想追问是否我们这一世纪里也有某些事件该写进去呢。比如，即使是在跨度上万年的历史中，我也不会把机器与电脑排除出去；很可能这些人工智能的建构，把之前存储在人脑中的智能嵌入机器中，这些在人类史上也是重要的时刻。

无论如何，我同意很难综合不同级别的历史，但是我并不认为高级别历史必然是低级别历史的“反历史”；我甚至相信，高级别历史常常为低级别历史开创了一些可理解性原则。

[1] 米什莱把历史定义为“整体生活的复活”，参见《全集》，Villaneix主编，巴黎，Flammarion，1974年，卷四，《法国史》（L'histoire de France）前言，第12页。

[2] 参见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巴黎，Plon，1962年；重版于1983年，第341页。

[3] 参见司汤达的小说《巴马修道院》，法布里斯是该小说的主人公，崇拜拿破仑，参加过滑铁卢战役。——译者

[4] 有关这两段1815年战役的叙述，参见雷蒙·阿隆，《思考战争——克劳塞维茨》（Penser la guerre，Clausewitz），巴黎，Gallimard，1976年，卷一，第60页。

[5] 参见瓦莱里，《讲历史》（Le Discours de l'histoire），1932年，收录于《多样性》（Variétés），IV，巴黎，Gallimard，1938年。

[6] 参见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344页。

[7] 《野性的思维》，第346页。

[8] 参见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344页。

[9] 《野性的思维》，第346页及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