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传统在现代中国的接受史的角度来看，恐怕没有哪个时期比80年代与“五四”传统的关联更密切了。80年代常常被视为“第二个五四时代”。从70—80年代之交“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反封建”主题，到8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思潮与“文化热”，“五四”传统进驻到当代中国文化阐释的中心位置，并构成了人们体认“新时期”的核心表述。“新时期”被视为一个告别了50—70年代的“前现代”“革命”而开启“现代化”的时期，一个重新接续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打碎传统文化“铁屋子”的新的文化启蒙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挣脱了传统中国“闭关锁国”谬见而“走向世界”的开放时期。这种历史意识在80年代得到了普遍认同。
进入90年代后，这种历史意识开始受到质询。关于“学术史”与“学术规范”的讨论，对80年代的“空疏”学风及其为“五四”所限的学术范式提出批评；在反省“激进主义”的命题下，从“五四”延续至80年代的“革命”（与“改良”相对）传统受到批判；而在有关“后新时期”的断代讨论和一种“后现代”的历史视野中，80年代的启蒙现代性则受到了尖锐质疑和否定性评价。不过，这种对80年代意识的反省和批判，如同80年代所建构的“新时期”意识一样，不言自明地将“五四”和80年代视为两个互相重叠的历史时期，关心的问题始终是如何通过反省“五四”传统而批判性地反思80年代，而很少思考80年代因何、如何成为了“第二个五四时代”。因此也可以说，这种对80年代的反省其实并没有超越80年代的历史意识。
隐含在这种历史意识中的关键，或许在于如何评价50—70年代的历史与文化。正因为50—70年代被判定为“前现代”乃至“封建”的时期，80年代作为“新时期”而倡导“五四”的文化启蒙传统才成为可能。到90年代后期，在被称为“自由派”与“新左派”的知识界论战中，80年代的历史意识开始受到相对深入的反省，而50—70年代历史的现代性内涵则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更重要的是，90年代迄今的“全球化”格局以及中国在这一格局中位置的改变，使得知识界的“世界”想象、历史叙事和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维度，相对于80年代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重新认识那种强调与50—70年代相“断裂”的80年代式的“新时期”与“新启蒙”意识，不能仅仅在论战式的理论争辩中进行或肯定或否定的评判，而需要在一种超越特定意识形态限定的批判性理论视野的观照下，作出历史性的分析和考察。
这里所谓“历史性的分析和考察”，并不简单地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泛泛之论，而意味着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方式。知识社会学理论的主要创始人、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曾经讲述了一个“农民的儿子”的故事，认为正是在那个已经都市化了的乡村少年，对乡村和都市思想观念有意识的区分中，蕴涵着知识社会学“力图详细发展的那种方法的萌芽”。这种分析方法试图完成三个层次的考察：一是“关联论”，即考察一种思维现象和知识表述，“是与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有关系时才产生出来和发挥效用的”。乡村思维正是乡村生活的产物，尽管这曾经被生活其间的农民视为“天经地义”的世界观。第二个层次，曼海姆称之为“特殊化”。当那个都市化了的农民的儿子发现他早期的思想方式与乡村环境关联在一起时，他已领会到“不同的视角之所以特殊，不仅在于它们以不同的视野和整个现实的不同部分为前提，还在于不同视角的洞察兴趣和洞察力是受制于它们从中产生并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状况的”。因而，他早年曾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思维与言谈方式，只是在乡村这个范围内是绝对的和有效的，也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第三个层面，是不同视角的思想与观念之间的关联。对知识与社会环境的关联性及其特殊视角的强调，最后并不是落实为一种相对主义的描述，[1]而是为了说明：对自身视角的自觉意识和历史认知，才是引导不同的知识与解释进行对话的“第一个准备步骤”。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曼海姆提出，“在一个已经意识到其利益不一致和思想基础是不统一的时代，知识社会学就是争取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这种统一”[2]。
考察80年代，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一方面在于80年代历史与文化意识的高度统一，另一方面则在90年代以来这种共识的分裂和评价上的紧张分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激烈争辩。值得分析的问题，不仅在于怎样的历史情境造就了80年代的特定文化意识，也在于去讨论这种文化意识在90年代以来发生分化的历史条件。正是从这一角度，曼海姆有关知识社会学的阐释，在此获得了特殊的针对性。只有在90年代以来的历史情境中，80年代历史和文化意识与其环境的关联性，及其作为特定视角的知识与解释的特殊性，才得以显现出来。一方面是80—90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包括市场社会的成型、大众文化的兴起、中国卷入“全球化”格局等，使得90年代的社会现实相对于80年代发生了剧烈变化；而另一方面则是知识界在试图理解与回应现实变化时所产生的分歧与争论，人们讨论问题的思想基础乃至所归属的利益集团都发生了分化。这或许也正是曼海姆所谓的“一个已经意识到其利益不一致和思想基础不统一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80年代的历史与文化意识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独特视角所赋予的阐释世界的方式，应该得到历史的讨论。
这也就意味着，应当超越80年代的历史意识，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更自觉的理论立场出发，去重新讨论80年代。那种“新时期”意识，那种强烈的“现代化”冲动和理想化的现代性想象，那种“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诉求，不应当被看作是“天经地义”和“自然而然”的普遍意识，而应视为特定时段、处于特定地缘政治位置的中国文化环境中的产物。由此，关于80年代与“五四”传统的讨论，就不应当仅仅是两者的历史类比、阐释和发挥，而应当对被植入80年代历史意识核心的“五四”传统，与作为“新时期”的80年代这两者的耦合过程，作出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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