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意识下的政策升级扩容（年代年代）

到60年代末期及70年代初期，日本已成经济大国，有了初步尝试强军的政治冲动与国力基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国际危机四起，美苏“新冷战”爆发，日本借机欲在同盟以及西方阵营内分担更多责任和作用，在安全政策上有所作为。并且，日本的安全政策思路较之以前大为拓展，在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同时，还开始以积极自主的外交作为来改善涉日国际安全环境。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在依然面临制约和界限的条件下，日本安全政策以对抗苏联威胁为目标，强调“西方一员”立场并努力扩大日美防务合作，切实考虑增强自身防卫力量，开始显现突破专守防卫的“大国化”政策倾向。

自60年代末起，美国实施战略收缩，一再强调盟国应承担更多的自主防卫责任。与此相呼应，1970年出任防卫厅长官的中曾根康弘开始公然鼓吹“自主防卫论”及扩军抗苏，提议以“自主防卫五原则”取代“国防基本方针”，并提出了大规模的“四次防”预算计划。不过，随着其后中美和解与国际形势趋缓，“四次防”预算大幅缩水，中曾根等激进派“国防族”推动的自主防卫政策随即流产。

70年代末“新冷战”爆发后，“苏联威胁”加剧导致美国对日需求增加，成为日本国家安全政策转变的契机。日本借机强军、出海，谋求更大军事安全角色和作用。

首先，日本开始采取“攻势防卫”战略，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有内涵。1976年制定《防卫计划大纲》和1978年制定《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后，日本政府明确“以苏为敌”，提出确保海上交通线安全的“海上歼敌”和“千里海防”方针^[14]，在军事方针上实现了由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遏制防御的转变。其次，调整“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增加防卫费用、发展威慑力量，重点加强海空军建设。1985年，防卫厅主导的“中期业务计划”升格为政府的“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中期防”）。1987年年初，中曾根内阁决定撤销防卫费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框架，1987—1989年日本的防卫费连续三年突破“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比例1%”的限制。

70年代国际形势动荡，在应对苏联威胁上日美互有所需，日本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对美安全合作，双方于1978年制定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指针明确了双方相互防卫分工和合作，规定日本主要承担本土防御及海峡封锁，而美国负责提供“核保护伞”、应对战略进攻。

进入80年代后，为进一步应对苏联威胁，日本着力强化日美同盟的军事性质与作用分担（尤其是与美国“分担”远东防务责任）。1981年，铃木首相访美时对日美关系尝试使用“同盟”概念并提出协美“千里海防论”。1982年，大平首相在访美时首次正式把美国称为“盟国”。而1983年中曾根首相访美时发表了日本“不沉航空母舰论”“日美命运共同体论”。同时，日本政府还明确自身“西方一员”的战略及安全定位，在维持东西两大阵营军力对比中发挥相应作用^[15]。此期，日本安全政策明显带有参加西方集体防卫、共同遏制苏联的战略指向。

进入70年代后，日本开始认识到自己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脆弱性，以及实施不仅包括军事还应包括经济资源在内的“综合安全保障”政策的必要性。1973年的石油危机，给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日本带来极大震惊和冲击。1977年福田首相在施政演说中强调确保资源和能源“具有安全保障的重要性”。1978年大平正芳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把“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作为基本政策之一，主张日本在坚持《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保持有节制的高质量自卫力量以外，还要搞好经济等各项内政事务，加强外交努力，以便综合地谋求日本的安全。大平出任首相后，组建了9个国策研究小组，其中之一便是“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该小组于1980年提出研究报告，从美国的绝对优势已经结束的现实出发，系统阐述了综合安全保障的方法体系。日本政府对综合安保的重视还体现在对国内安全指导体制的改造升级上。1986年，负责国家安保事务审议的“国防会议”改编为“安全保障会议”。

为确保安全环境，日本在70年代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开始推动初步的自主外交。其时，美国进入收缩期，而石油危机又冲击了战后日本繁荣（广义也是安全保障范畴）的前提。因此，日本试图通过地区合作与和解、国际协调来争取改善宏观安全环境，例如实现中日复交及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东南亚提倡“福田主义”，扩大“政府发展援助”（ODA），推进日本在泛亚太合作以及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中的作用等。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东西方进入“新冷战”时代。80年代日本致力于由经济大国转向“国际国家”，试图借此取得全球范围内政治外交上的领导地位。与此相应，为应对苏联威胁，日本展开“国际国家外交”，除了推动亚太经济合作（当然也有对苏经济斗争的成分），还着力强化日美同盟以及西方统一战线。例如，大平首相以“西方一员”的身份表明日本立场，并对外实施“战略援助”；铃木首相首次对外表示日美是同盟关系；中曾根首相则推动与美结成特殊盟友关系，并在G7上首次超越经济领域主导全球安全议题。并且，为联合对苏，80年代日本并不排斥中日美协调并结成某种程度的抗苏准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