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中期至年代中期的苏联文化生活

第五节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苏联文化生活

一、1965—1984年的文化生活

在渡过赫鲁晓夫“解冻”年代以后，苏联开办了一些新的中、小学和高等院校、电影院、剧院和文化宫，建立了一批新的科学研究所。仅在1965年至1980年期间已有570座新建的博物馆开始启用。人民群众获得信息的手段也开始得到发展：广播、收音机、电视。用苏联的89种民族语言和其他国家的66种民族语言出版文艺书籍和科技书籍。

二、文学与艺术

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文学界有一大批散文作家，他们的创作主题是当代的农村。在В.П.阿斯塔菲耶夫、Б.П.莫扎耶夫、В.Г.拉斯普京、В.М.舒克申的作品当中，俄罗斯农民的命运、城乡关系问题占据中心位置。作家们对苏联的历史兴趣提高了。卫国战争时期著名的军事指挥官回忆录有：Г.К.朱可夫的书《回忆与思索》，А.М.瓦西列夫斯基《全部生命的事业》等。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有К.М.西蒙诺夫的战争三部曲《胜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和《最后一个夏天》、瓦西里耶夫写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白俄罗斯作家贝科夫的《活到黎明》；Я.Б.恰科夫斯基的长篇政治小说《围困》（共5部）和《胜利》（共3部）；从事科学幻想题材的作家有А.Н.斯特鲁加茨基与Б.Н.斯特鲁加茨基。反映企业科学管理和科技革命题材的作品有德沃列茨基的剧本《外来人》、鲍卡廖夫的剧本《炼钢工》等。

70年代中期发行了Л.И.勃列日涅夫的书籍《可爱的土地》、《生荒地》和《复兴》。这类回忆录书籍带有政论题材特点，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是党内学习的重要教材。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接收勃列日涅夫加入作家协会队伍。

苏联作家协会1979年有会员8000多人，作协机关报是《文学报》，1980年出版文学报纸15种，文学期刊86种。苏联作家协会与110多个国家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有联系。

电影《士兵之歌》剧照

有关卫国战争的题材是银幕创作的重要内容，著名影片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奥泽罗夫导演的大型纪录片《解放》。另外，有影响的战争片还有《他们为祖国而战》、《伟大的卫国战争》（20集）、《围困》。道德题材的影片数量众多，也最受观众喜爱。比较优秀的影片有《红莓》、《辩护词》、《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个人问题访问记》、《审讯》、《两个人的车站》等。

苏联几代电影工作者都注重将国内外的古今文学名著搬上银幕。如契诃夫的《套中人》，A.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莫泊桑的《羊脂球》，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莱蒙托夫的《化装舞会》，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Л.托尔斯泰的《复活》和《战争与和平》，果戈理的《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和《哈姆雷特》，A.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伏尼契的《牛虻》，H·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都被改编成了电影。

苏联时期成长起了一批风景画家。С.В.格拉西莫夫的《冬》、《秋》、《冰流过去了》，罗曼金的《伏尔加——俄罗斯的河流》、《被淹没的森林》，萨利扬的《阿拉拉特盆地》，尼斯基的《白俄罗斯风景》等都是优秀的风景画作品。

在城市和工人村建立起英雄纪念碑和战争受害者纪念碑。如1960年由雕塑家伊萨耶娃和塔乌立特在列宁格勒皮斯卡廖夫斯公墓建造的纪念碑群雕，雕塑家М.К.阿尼库申的《英勇的列宁格勒保卫者》纪念碑，1963年至1967年由Е.В.乌切吉奇领导在伏尔加格勒建造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英雄纪念碑，1971年由吉巴尔尼科夫等三名雕刻家设计建造的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纪念碑等。

苏联1957年成立美术家协会，1980年有会员15000名。全国有20多所美术学院，1300所美术作品陈列馆和博物馆。

与此同时，国家预算对文化事业的补贴也常常出现不足，到80年代初，国家对文化事业的补贴按“剩余”原则进行。国家政权机关、首先是文化部加强了对文化事业领导的行政影响。在苏共中央的决议（关于“文艺批评”，“关于青年创作工作”）中确定了文学、艺术、科学的任务，评价了这些领域的成绩和过错。

只有不违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能够符合共产主义教育方针的文学作品才能得以出版。而那些与上述原则相抵触的作品，不会得到官方的出版许可。没有可能在苏联出版作品的作家在国外出版了自己的书籍，类似的出版均被苏联政权看做是作者的“背叛行为”。

70年代党和国家的领导与文艺界代表之间的对立强化了。由于一些作家的作品就国内发生的一些事件与官方的意见完全有别，促使了这些知识分子对立情绪的增长。苏共领导把授予作家索尔仁尼琴（1962年写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为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看做是西方的“挑拨行为”。在官方报刊上将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和女歌唱家维什涅韦茨卡娅称作是“思想上的蜕化变质分子”。书刊检查的作用加大了。

三、教育与科学

60年代苏联开始实行普及中等义务教育工作。在城市和乡村建起了新的学校，其数量超过了14万。扩大了教师的数量。为了改善普通教育对学生的培养，对教学大纲作了一些改变。从教育的第四年起，给学生加进了科学基础课程。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已完成向普及中等义务教育的过渡。职业技术教育是苏联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71年至1975年和1976年至1980年，职业技术教育系统分别培养了950万和1100万青年专业工人，他们充实了工业企业、建筑工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队伍。普通中学教育，根据专家们的意见，中学毕业生独立劳动的能力仍很弱。因此，1984年通过了学校教育法。该法规定用普及职业技术教育补充普及中等教育的措施。计划对中学生进行计算机义务教育。这项改革，按其倡议者的看法，已使学生接近体力劳动。薄弱的学校物质技术基础不可能完全实现既定目标。

高等学校的发展也经历了复杂而艰难的历程。扩大了高等学校网：许多学院改造成为大学。为了给青年工人们上大学提供帮助，重新建立了工农速成班。扩大了夜校教育和函授教育网。截至80年代中期，苏联已有各类高等学校894所，在校大学生共514万。苏联的大学生建筑队多年来已形成传统。每到暑期，大学生们千里迢迢自愿去最艰苦的地方参加劳动锻炼，考验自己。80年代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工作有3300万名专家。但是，其中许多人的教育水平不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同时，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的增长，毕业生的工作安置问题出现了困难，许多年轻专家没有按他们所学的专业工作。苏联从1925年起开始培养研究生，1980年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机关和高等学校约有2000个，其中1/3设在高校里。在“改革”的年代，高校和企业之间签订合同培养行业专家开始进入实践阶段。这一新的举措在高校的发展及其与生产的联系中并没有带来正面的进展。

苏联的科学发展历程也不单纯。自60年代末起，在科学的某些部门已发现滞后现象。苏联的一个科学家团体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写信给勃列日涅夫。科学滞后的原因之一在于缺乏科学家所必要的信息获取途径，它的发展依然靠的是薄弱的物质基础、不发达的科学仪器和设备。

70年代投入科学研究的资金扩大了，足以克服某些科学部门的滞后现象，继续研究过去年代已经开始的课题。其中包括积极进行宇宙空间方面的研究。载人长距离宇宙飞行已进入实践阶段，宇宙探索的结果广泛地应用于国民经济之中，其中包括在地质学和捕鱼业中的应用。

1973年12月18日至26日，苏联宇航员П.И.克里穆克，В.В.列别杰夫乘“联盟－13号”宇宙飞船沿宇航轨道飞行。

1975年5月24日，发射了“联盟－18号”宇宙飞船（机组人员П.И.克里穆克，В.И.谢沃斯季亚诺夫）并与“礼炮－4号”轨道空间站对接；宇宙飞行员П.И.克里穆克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1977年10月9日至11日，“联盟－25号”宇宙飞船升空；机组成员有指挥员В.В.科瓦列诺克，飞船工程师В.В.留明。

和平号空间站

1978年6月15日至11月5日，В.В.科瓦连科、А.С.伊万琴科夫飞向“礼炮－6号”空间站，并在那里度过了当时最长的时间（140昼夜）。

1980年4月9日至10月11日宇航员Л.И.波波夫与飞船工程师В.В.留明飞往“礼炮－6”空间站，并在宇宙工作185昼夜。

1981年3月12日至5月26日，宇航员科瓦连科、萨维内赫乘“联盟Т－4号”宇宙飞船飞往“礼炮－6号”空间站，在轨道空间站进行科学研究75昼夜。

1986年2月20日，苏联发射了和平号空间站的第一个舱段，以后陆续对接了5个实验舱。最后一个舱是1996年4月26日对接上的。至此，和平号空间站前后历时10年，才完成了全部建造工作。全部建成后的和平号空间站全长达87米，质量达123吨，有效容积达470立方米。

和平号是苏联第3代空间站，自发射后除3次短期无人外，站上一直有航天员生活和工作。和平号空间站是20世纪质量最大、载人最多、寿命最长和技术最为先进的航天器。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6个对接口，可同时与载人飞船、货运飞船和多个专用实验舱组成一座庞大的轨道联合体，从而大大扩大了实验与应用范围。和平号空间站的寿命大大超过了设计期限。1991年苏联发生的危机迫使一名航天员滞留在空间站达一年多时间，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得以返回，创下了在太空连续飞行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除俄罗斯的航天员外，和平号空间站还接待了其他国家和组织的航天员，他们在和平号空间站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由于设备老化，加之俄罗斯资金匮乏，从1999年8月28日起，和平号空间站进入无人自动飞行状态。原设计5年年限的空间站在太空服役了15年。2001年3月23日，俄罗斯为保护太空环境收回了重达136吨的和平号空间站，其三分之二的部件已在大气层焚毁，其余部件落在了南太平洋，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此后，俄罗斯将主要精力放在国际空间站的建设上。

进行了电子学和激光领域的研究。建造了几座原子反应堆。

苏联研究人员的著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尤其在无线电技术和电子学领域（В.А.科捷利尼科夫）、热力学领域（В.А.基里林）、应用力学和自动化技术领域（А.Ю.伊什林斯基）。П.Л.卡皮察院士因在物理学领域的科学发现被授予诺贝尔奖。

解决国民经济中的课题要求科学更加紧密地同生产相结合。它们融合的主要形式是科学—生产联合体（НПО）。它们既可建在工业中（如列宁格勒光学—机械联合体），也可建在农业中（如“香精油”）。科学—生产联合体联合工业企业、研究机构、设计院和试验生产单位为统一的综合体。截至80年代中期，工业中约有250个科学－生产联合体，农业经济领域有近400个科学－生产联合体。苏联的“改革”与解体导致大部分的科学－生产联合机构被摧毁。

在转入市场经济的生产条件下许多科学家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转入从事企业和商业活动。一些精密科学的代表背井离乡，去国外的研究中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