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与地点的说明

本书选择1895—1936年作为考察的时间，是参考了出版史、设计史与社会发展史的结果。

1895—1936年在时间上属于晚清民国时期。较新版本的历史教材中龚书铎把1840年至1949年的历史纳入了近代史的范畴，并在著作中回避了对时间的精细定位，而把政治力量的较量与重大事件作为主轴将近代史分为：北洋军阀的统治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国民革命与北洋军阀的末路；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与工农武装革命的开展；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抗日战争；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出版史的划分也多参考社会与革命史的划分方法。比如张召奎将现代出版业的开始定为“五四”事件的发生，他认为：“‘五四’以前，我国历代的官办、民办出版机构，其企业所有权，都是属于封建统治者，以及地主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个人。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人民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出版发行机构。这是我国出版事业史上破天荒的大事，它标志着我国出版印刷业在所有制性质上的根本改变。”“这个时期，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为现代出版业转变阶段；从1921年到1927年，为现代出版业蓬勃发展阶段；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七·七’事变，为国共两党在出版阵地上的激烈争夺阶段；从芦沟桥事变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民族出版业的发展壮大阶段；从重庆谈判到新中国成立，为现代出版业全面变革阶段。”周葱秀、涂明将期刊的发展分成五期：1980年—1917年定为社会转型时期，1917年—1927年为文化革命时期，1927年—1937年为革命深入时期，1937年—1945年为抗日救亡时期，1945年—1949年为黑暗交替时期。

《故乡》封面
《故乡》，许钦文著，北新书1925出版。封面画即是“大红袍”。
（图片来源：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编《鲁迅论书籍装帧》，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

可见，依附于史学的出版分期不能完全表现出书刊内部的发展，因为书刊的发展既受到外部的影响，也有内部发展的规律。近年来的出版史较关注出版内部发展脉络的陈述。比如，肖东发的出版史虽然还是主要依据历史时期对出版作相应的展开，但展开方式已不是横向的切割，而是保留在一段时期内纵向的陈述。吴永贵的出版史将近现代的界限打通，将之统一为近现代印刷技术引进及应用时期，并分成几个时期，即新印刷技术的引进与应用时期、晚清时期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以及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历程来进行表述，这样的梳理避免在细节上过分纠缠于政治事件的影响。对期刊的分期也有了一些变化，如李频将近现代界限打通，将之分成初创期（1815年—戊戍变法前）、发展期（1896年—1914年）、壮大繁荣期（1915年—1937年），艰难发展期（1937年—1949年）四个时期，将政治的运动隐于期刊发展的背景之中，突出了期刊本身的发展过程。

从设计史的角度来说，赵农的设计史将近现代的含义从1911年推至于当下，而将设计的载体作为主要展开的主轴，并在讨论主题中标注时间，加以说明。郭慈恩的设计史以现代为陈述对象，他的时间往前移至1842年，又划分为几个阶段：1842年—1895年，中国现代意识之展开；1896年—1918年，民营工商业迅速发展下设计工业的萌芽；1919年—1926年，设计师在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时代抬头；1927年—1936年，与世界接轨、现代主义风格在中国；1937年—1949年，中国设计工业新方向。具体从书籍装帧来说，邱陵也是把书籍装帧放在历史的背景之下加以说明，分成了“五四”到抗战前的装帧与抗战后到解放前的书籍装帧。李明君则以现代书装的标题总结了晚清到民国的装帧，以此展开技术、特点、创作主体等各主题的论述。

以上是历史学、出版史与设计史的分期情况，从中可见现代概念折射入不同的学科理论之中带来的一些影响，历史与政治事件是书刊形态发生演变的推力与因素，而书刊内部质的变化并不与之完全对应。笔者认为，1840年西方的入侵，使中国的独立受了严重威胁；1842年的《南京条约》，则让中国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而作为意识领域的图像化反映，中国的图像前现代时期也就开始。这个过程从1840年到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对国人的影响超过之前的任何一次列强的侵略战争，以一个长期蒙荫于中华帝国之下的岛国对一个巨大帝国的重创，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实际后果上都是难以接受的。有学者认为，甲午战争使国人认识到中外之间的区别并非只在地理意义上的差距，同样也是时间意义上古今的差距，这双重坐标的设置奠定了近代中国观望世界的两个尺度。

书刊形态是从《点石斋画报》开始，表现出图像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而现代书籍设计是以放弃传统为代价的，其突出之处是印刷技术的革命、新式装订的开始、纸型的采用、铅字使用以及分色的出现等。1903年，在戢翼翚的实践下，《东语正规》出版，这是中国人第一本采用两面印刷、西式装订的图书，同时开始用现代形式的版权页。现代印刷技术的采用，使书刊的装帧变得必要，由此开始了现代书刊装帧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主要还是解决视觉的技术实现问题。而在1915年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图像的功能与作用也成为民主与科学大命题下的主题之一，伴随着新旧文化的交锋，民族性的讨论才有了政治性的意义。但是在考察中必须关注到出版社会效益的滞后性现象，即市场必须有一定酝酿期，才能体现前期变革的结果与意义。从笔者研究的这一阶段，按照出版的角度，大致还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从1895年至1917年，读者空间想象的初步完成与印刷文化的初步发展。这一期间，从精英文化发展成为大众的印刷文化，普及与启蒙成为出版的两个方向。第二个阶段是从1918年至1927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影响，新兴的精英文化争夺话语权并且试图通过印刷形态创造新的视觉样式，革新与图像细化成为发展的趋势。第三个阶段为1928年至1936年，这一阶段都市文化形成，出版最为活跃。出版新书最多的年代为1933年－1935年，1934年被称为“杂志年”。此时现代主义进入中国，新的图像语言成为方向。第四个阶段为1937年至1949年，抗日战争爆发中止了出版的繁荣。这时期处于战乱与艰难时期，由于特质材料贫乏，印刷设备更新的力度低于前期，更由于创作的条件艰苦，在视觉上形成了单一的趋势。这几个时期是依据了出版史、社会史的分期而作的时间划分，也与设计史作了对应。如从设计上讲，第一时期在视觉上西方图像的引入有了区别与定位，改变了之前在图像运用上目标不明的方法；第二时期是随着文学分野的明确，先进的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设计理念有了区别；第三时期是社会学的兴起及设计的进一步分化，西方设计理念的传入；第四个时期是现代文学的兴起以及各种设计方案的形成。

本书将时间锁定在1895年至1936年，将其间细分成三个阶段。但是由于出版史中并无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可以作为划分界限的强有力证据，且出版活动具有连贯性，所以在节点的描述上可能略显含糊，在行文中尽量按照对象最活跃最典型的时期归类描述。

民国的出版中心主要是上海与北京。而上海在出版史上的地位更是独一无二。据《民国时期总书目》语言文字分册收录的情况来看，该册作品共3861种，其中65%是上海出版的。北京虽然名列第二，但在出版总量上与上海的差距较大。本书选择上海作为讨论的中心，就是基于上海的文化形态发达，视觉语言丰富，能够提供较多的标本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