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尝试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尝试

一、5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尝试

与匈牙利和波兰比较起来，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模式冲击得早，高潮来得晚，但产生的影响却很大。

1953年3月14日，捷共中央主席、共和国总统哥特瓦尔德参加完斯大林葬礼后在莫斯科去世，其职位由萨波托斯基接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是安托宁·诺沃提尼（Antonin Novotny，1904—1975年），^[83]威廉·西罗基（Viliam Siroky，1902—1971年）任政府总理。这样的人事安排和党政分权是同苏联的情况一致的。在亲苏、仿苏方面，诺沃提尼、萨波托斯基等比起哥特瓦尔德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他们上台后非但不纠正前任的错误，反而在强化苏联模式方面层层加码，继续大搞个人崇拜，继续制造冤假错案。与此相适应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继续畸形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是难以得到改善和提高。1953年6月1日，捷西部的比尔森市（Plzén）爆发了工人的示威游行。当时，捷政府正在进行货币改革，50旧克朗兑换1新克朗。由于缺少相应的补偿措施，社会各阶层利益受到了比较大的伤害，普遍不满。著名的斯柯达汽车厂的4 500名工人冲出工厂大门走上街头，来到市政厅广场。开始时，他们高唱国歌，高呼“自由欧洲万岁”、“我们期待一个新政府，我们要求自由选举”、“艾森豪威尔万岁”、“去死吧，共产党”等口号。后来，他们冲进市政厅，把斯大林、马林科夫、哥特瓦尔德、萨波托斯基的画像、苏联的国旗和文件一起扔到广场，接着放火焚烧。示威者试图冲击市政厅和监狱，但未能如愿，被民兵和警察驱散了，大约三千人被捕。^[84]事后，捷克中央讨论通过的《关于1958年6月1日比尔森事件的决议》认为，这是一个由敌对势力组织的事件，但也反映出捷共比尔森党组织政治上的准备不够，组织上软弱无力，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成就。^[85]

比尔森事件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是，它反映出了捷克斯洛伐克越积越多的社会矛盾，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受马林科夫的“新方针”影响，1954年6月召开的捷共十大提出了管理体制存在着一些弊端，但诺沃提尼等人坚持不对大清洗的受害者进行平反。受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的冲击，捷共中央于1956年4月19至20日召开全会。这次全会在政治方面批评了捷共党内存在的个人崇拜，要求发扬民主，成立了“复查斯兰斯基案件委员会”；在经济方面制订了改进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工作的措施，如精简经济和管理机关人员，简化行政工作程序等等。但在实践上，这一切进展都比较缓慢。由于诺沃提尼的阻挠，重新审查斯兰斯基案件工作开始后不久就停止了。为了压制要求平反的呼声，诺沃提尼把主张对以往的审讯重新审查的人称做“宗派主义者”^[86]。不仅如此，萨波托斯基1957年11月去世后，诺沃提尼又接任总统职务，党政大权集于一身的他更不愿意从根本上触动苏联模式，只是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同意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进行些许调整。

根据1956年6月召开的捷共全国代表会议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一个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领导的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先后制定出《关于计划和财政管理的新体制》的改革方案，提出了进行改革的原则和步骤，在党内外进行广泛讨论。在此基础之上，1958年2月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实行管理、计划和财政的新体制》、《关于提高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经济效能的原则》等文件，决定从4月1日起推行改革。这次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减少管理层次，取消中央各专业部和企业之间的总管理局，把全国1 417个工业企业改组成383个由各部直接领导的生产经济单位。第二，取消总产值指标，代之以劳动生产率指标和其他一些指标。第三，在计划工作方面，中央工作的重点放在远景目标的规划上面，给生产单位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特别是投资方面的自主权。比如，年度计划可由企业根据国家计划的指令性任务来具体编制。第四，实行普遍的奖励制度，从物质利益上对企业和职工进行刺激。^[87]

然而，这次改革既没有涉及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更没有触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只是在单纯行政管理和单一计划经济范围内的局部运作方式上作了调整，实际上是很难行得通的。企业仍然受一系列指令性指标的限制，由国家统一制定的产品价格反映不出企业同经济效益和市场供求的关系。另外，1958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展的大规模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其核心内容就是否定对苏联模式的任何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捷克斯洛伐克这次改革的步子还没等迈出去就收回来了。196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通过的新宪法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捷克斯洛伐克进入了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并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阶段。在7月召开的捷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草案，不仅提出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并为建设共产主义积累力量和物质源泉的任务，而且具体规定了各项高标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三五计划的各项高指标实际上都难以实现，因此造成了新的经济困难。捷克斯洛伐克1962—1963年间，“国民收入、支出、生产力甚至连就业率都在下降，这些都反映出了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国民收入的增长指数从1961年的6．77%降到1962年的2．17%，1964年的0．89%”^[88]。在这种情况下，三五计划不得不被放弃。^[89]被放弃的不只是三五计划，1962年召开的捷共十二大还彻底否定了1958年的经济改革，全面地恢复到以前的管理体制上去。

改革虽然停下来了，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社会矛盾却没有缓和，相反越来越尖锐，经济形势越来越糟糕，捷共内部改革的呼声则越来越高。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与匈牙利、波兰等国相比，“捷克斯洛伐克的非斯大林化过程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是渐进的，不是由经济的迅速衰退、统治精英之间的公开分裂或者社会的重大变迁及群众暴乱导致的，其动力来自自己党内的年轻人”^[90]。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诺沃提尼也同意在不触动原有体制的前提下进行某些方面的变革。1963年，捷克斯洛伐克又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改革委员会，负责人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奥塔·希克（Ota Šik，1919—2004年）^[91]。与前一个改革委员会不同，这个委员会有较大的权力，与各部平级并且受中央直接领导。1964年10月，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改革建议，经捷共中央讨论后，成为党的改革文件，即《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原则草案》。该原则草案试图在不触动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用方向性的计划代替指令性的计划，扩大企业在生产和投资方面的决定权；逐步向市场经济机制过渡；企业收入，包括职工的收入必须同市场上实现的经济成果联系起来；利改税，企业利润总额中用于投资的比例由国家统一规定，但在比例限度内如何具体使用则由企业自己掌握。”^[92]1964年1月，它经国民议会讨论后向全国公布。

可是，这个计划草案推行起来却困难重重。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诺沃提尼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他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损害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遭到了党内外许多人的反对。另外，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也担心改革会削弱自己的权力。这样一来，改革尚未进行就遇到了阻碍。不久，诺沃提尼控制的捷共中央借口改革需要稳重而作出如下决定：第一，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改革推迟到1966年实行。第二，改革方案先在十几个企业里进行试点。第三，经济改革工作改由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这些决定实际上叫停了这次尚未开始的改革。1966年5月底6月初，捷共召开了十三大。“这次代表大会重申了1962年12月举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长远目标仍然有效；就是说，十三大要坚持十二大的方针。十二大的基本精神是恢复已经修改的国民经济比例，中止改革试验，恢复1958年以前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重新实行集中化；在计划指标上，又把总产值和劳动生产率定为中心指标。”^[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