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过途而废的改革探讨,半途而废的改革尝试

一、半途而废的改革尝试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同年9月，尼·谢·赫鲁晓夫(1894－1971)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并逐步成为苏共最高领袖。在赫鲁晓夫上台前后，苏共开始部分纠正斯大林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犯的错误，平反了一部分冤假错案，并开始从理论上批判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24日，苏共20大宣布闭幕后的当天深夜，参加苏共20大的代表们又被召集起来，听取赫鲁晓夫所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这份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的事实及其造成的危害，斯大林在执政期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个人独断专权犯下的种种错误，强调个人崇拜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相容的。要积极建设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上述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对各国共产党人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由于这种揭露和批判带有很大的突发性，事前在党内没有充分展开集体研究和商讨，也没有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进行合理的协商，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一度造成混乱和被动。同时，赫鲁晓夫也没有深入分析产生个人崇拜的客观原因和苏联社会主义具体制度上的弊端，他过于强调斯大林及其周围少数人的过错，甚至把斯大林所犯的不少错误简单归咎于斯大林“粗暴专横”的个人品质，其认识具有较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代个人崇拜所进行的批判和反省在一定程度上流于表面，他对于通过改革和完善政治体制以防止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重新产生的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仔细的思考，也就很难避免在个人崇拜问题上重蹈覆辙。1958年3月，在清除了所谓的“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之后，赫鲁晓夫正式取代布尔加宁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大权独揽，对赫氏的个人崇拜又被制造出来并日益盛行。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时代长期担任乌克兰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莫斯科州及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等要职，对于斯大林时代存在的许多弊端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也意识到深深打着斯大林烙印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需要进行改革。因此，在赫鲁晓夫成为苏联领袖之后，对于苏联的工业、农业等经济体制以及苏联的政治、文化体制都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尝试。

在农业体制改革方面，赫鲁晓夫试图调动集体农庄和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为此改革了农副产品收购制度，废除了斯大林时代长期推行的农副产品交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苏联农民的负担，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赫鲁晓夫还通过改组机器拖拉机站，鼓励农民垦荒和多种植玉米作物等手段来增加苏联的粮食产品，以促进停滞不前的苏联农业的增长。这些努力在一段时间内收到了部分效果。

工业体制方面的改革以下放管理权和扩大企业权限为主，赫鲁晓夫希望借此改变苏联企业管理权过分集中的现象，增大各加盟共和国在企业经营和管理方面的自主权，以调动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得到进一步强调；对职工工资制度进行部分改革，增加工资对劳动生产的物质刺激作用，以提升工人们的劳动热情。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围绕苏联学者利别尔曼发表的论文《计划、利润、奖金》，苏联经济学界进行了一年多的大讨论，在计划经济下价值规律作用、利润和奖金所起作用等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上突破了原来的苏联模式，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改革建议，成为其后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

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上，赫鲁晓夫主要围绕干部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和调整，他废止了斯大林时代干部们享受的一些特权，如取消为高级干部发放第二工资的“津贴袋”制度，“撤销最高机关外的其他机关的疗养院网，撤销内部供应商业网点，减少了享受公家配备轿车的领导干部的数量等”^[26]。苏共二十二大上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要定期更换干部，“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成员至少更换1/4。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3届……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会、州委会的成员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至少更换l/3；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同时这些地方党组织领导机关的成员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3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也可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届”^[27]。赫鲁晓夫的上述改革削弱了党内干部阶层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特权，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而强制性大批量更换干部也对干部队伍的稳定和正常开展工作造成了不少问题。这也是导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重要原因。

文化科学体制方面，赫鲁晓夫为斯大林时代对文化艺术界进行的一些错误批判平反。文学艺术的创作氛围更趋宽松，促进了苏联文学艺术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也减少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取得了一些创新成果。

总的来看，赫鲁晓夫时代的改革使苏联社会初步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框框，摆脱了斯大林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教条观点的束缚，批判和纠正了斯大林时代累积下来的一些问题和错误，迈出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第一步。赫鲁晓夫以他的改革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也必须不断改革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部分，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之所在。”^[28]

但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部分触动了斯大林时代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却没有找到根本的症结所在，他搞的工业改革，主要围绕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权力分配做文章，局限于管理方式上的微小变化，对于高度集中、单一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加以肯定，甚至不敢越雷池一步。其所做的体制改革调整无非是用一些指标代替另一些指标，其改革既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也没有较为完善的总体规划。其后期的不少改革措施，往往是赫鲁晓夫心血来潮或灵机一动的结果，带有很大的主观盲目性和随意性。因此，他主持进行的改革并不能解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深层问题。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赫鲁晓夫也犯了严重错误。他不仅全盘继承了斯大林的“苏联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随着其早期改革取得某些成效，赫鲁晓夫更被冲昏了头脑。对建设社会主义产生了盲目的乐观情绪，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的七年计划(1959－1965年)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阶段”，再经过15年的过渡期后，苏联“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肉、奶等产品质量方面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使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到了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更认为苏联将在20世纪80年代“建成共产主义社会”^[29]。这些主观臆断、不切实际的论断，完全忽视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长期性、复杂性，不仅不能持久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反而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导致苏联人民群众对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失望。

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由于未能深化改革，工农业生产形势日益严峻。之前的大种玉米和垦荒运动虽然一度改善了苏联的农业生产状况，但严重破坏了垦荒地区和原有休耕地的生态平衡，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进入20世纪60年代，由于气候干旱，苏联粮食产量严重减产，不得不在1963年抛售国家的黄金储备以大量进口粮食。而赫鲁晓夫把农业的困境归咎于农民把太多时间放在自己的宅旁园地(自留地)经营上，投入集体农庄的劳动时间过少，其应对之策是限制和缩小农民自有的宅旁园地，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造成农民销售的农副产品减少，导致农贸市场供应紧张，价格上涨，更加剧了农业的困难状况。

为了解决高度集中管理体制下缺乏专业化干部管理的问题，赫鲁晓夫宣布按生产原则改组党的组织领导体制，将各级党委和党组织一分为二，分别领导工业和农业。这种不触动高度集中管理体制内核而进行的“改革”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改革成了乱改，新体制比旧体制的效率更加低下。

赫鲁晓夫搞的这一系列杂乱无章、主观主义的改革不仅没有收到正面效果，反而引起了多方面的反对，人民群众也感到厌倦。而其权力和特权直接受到赫鲁晓夫干部体制改革损害的各级干部对其更是强烈不满。1964年10月，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大多数成员联合起来，以一场“宫廷政变”迫使赫鲁晓夫辞职，由列·伊·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阿·尼·柯西金接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共新领导人上台后，首先对赫鲁晓夫晚期进行的无序改革进行调整，撤销了工业党和农业党的设置，恢复了统一的州、边疆区党组织，取消了强行进行干部更新的规定。和赫鲁晓夫动辄撤换干部相比，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新领导层更强调干部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强调干部队伍的稳定。

在延续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路线上，阿·尼·柯西金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倡导和主持了在工业、建筑业领域进行的“新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在理论上吸收了60年代前半期围绕利别尔曼建议展开的大讨论中所涌现出来的许多重要意见。改革的重点是解决计划体制下行政管理手段盛行、企业缺乏自主权、企业经营和职工劳动缺乏积极性等问题。其改革措施包括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减少计划指标、将企业盈利与管理者和职工的经济利益挂钩、加强科技研究与企业生产的结合，等等。“新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复杂的企业经营管理之间的矛盾，“从苏联计划经济实行的历史来看，新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最完备的形式，它达到了科学计划的最高境界，在计划体制的范畴内最大限度地容纳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性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30]。柯西金主导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使苏联在“八五计划”时期的工业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扭转了“七五计划”时期的下降局面，大大推动了苏联经济的增长。这次改革也因此被誉为“苏联历史上在列宁领导的‘新经济政策’改革之后最为成功的一次改革”^[31]。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新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继续深化乃至深入改革计划体制的问题。列别尔曼等经济学者提出，“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具有商品性，所以价值规律必然在社会主义生产中起重要调节作用。这样，在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计划和市场是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的”^[32]。这种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对苏联计划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但却遭到了保守思想的围攻和讨伐。当时的苏联领导层对此也缺乏认识。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对“市场社会主义”极端排斥，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否定列宁主义的计划经济原则，妄图用企业的‘自由竞争’来代替计划，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交易所和失业”^[33]。他因此对改革疑虑重重，担心改革会把苏联引向混乱和“市场社会主义”。主持“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柯西金对于经济改革的重要性、目标和关键点也缺乏深入的理解，“他不完全理解经济改革是何等重要，价格和市场将如何影响经济的管理方法的进展”^[34]。其改革始终无法突破计划体制的框架。于是，“新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难以深入下去，最终在管理机关的阻挠反对下被不断削弱直至基本被放弃。

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重提改革问题。20多年间，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苏共领导人都或多或少地认识到改革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中的多数人也进行了改革的尝试。“但是由于共同的错误，使改革步入误区，苏联社会主义进入长期停滞状态。”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虽然正确认识到斯大林创建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存在许多弊端，亟需进行改革，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系统认识始终无法跃出原有的框架，“把深深打着斯大林时代烙印的、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单一的计划经济为核心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35]。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赫鲁晓夫搞的“工业建筑业改组”，还是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主要还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以改进计划、加强“物质刺激”等方式完善计划经济，根本不能触动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赫鲁晓夫虽然试图改革干部制度，但对于如何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缺乏系统科学的改革理论指导，也缺乏完备合理的改革计划。其改革以失败而告终。勃列日涅夫热衷于巩固自己的个人集权统治，在政治上专注于维护其最高统治权力和追逐政治虚荣，对于政治改革极端排斥。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去世后的近30年中，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几次发动，但始终是浅尝辄止。苏联模式的许多弊端长期得不到纠正，最终导致该模式日益僵化，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因此进入长期停滞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