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主义与社会事实

社会学主义

自从孔德提出“社会学”以来，迄今为止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论证将社会学建成一门独立的科学的需要上。最初一批社会学家千辛万苦地割断其与哲学的联系，尤其要抛弃思辨哲学方法的传统，而与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和心理学结成紧密的同盟。社会学主义代表了一种新观点：社会学必须以解释社会事实为宗旨；而社会事实乃是各种社会因素的结果；社会学不仅无需其他学科之助，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能有助于其他学科，如哲学和心理学等。社会学主义的倡导者们深信，社会学应成为人文科学的“新后”，成为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艺术理论、宗教学等学科的领袖。

社会学主义致力于发现一套社会学方法规则，它们能指导人们如何研究和解释社会事实。按涂尔干的解释，社会学主义有权对那些不能被划分为社会学的问题作出概括性的陈述。索罗金（Sorokin，1889—1968）把涂尔干、库利、龚普洛维奇、马克思等都称为社会学主义者。他的论点是，虽然这些思想家彼此极为不同，但都承认社会事实自成一类并且都反对心理学主义的还原论，这又把他们连成一气。按索罗金的理由，似也可把18世纪、19世纪所有反原子主义和反还原论的社会学观点都视为社会学主义，例如我们在第九章介绍的保守主义。但社会学主义是在实证论的自然主义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并且特别是与涂尔干的著作和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保守主义和先前的唯实论观点只能构成为社会学主义的前史。

社会学主义仍是从属于实证主义传统的一个流派。涂尔干等人虽对实证主义的奠基人孔德、斯宾塞有诸多批评，然而批评的不是别的，正是他们的背离其实证主义宣言的哲学思辨倾向。涂尔干指责孔德和斯宾塞以社会现象的先入观念代替对现实世界现象的实际研究。如果社会学这门领域仍持续他们的研究方向，那它难免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已⁽¹⁾。但涂尔干毫不怀疑，科学的社会学迈出的第一步是承认社会事实与自然现象，就其为客观事物这一点而言是毫无二致的，社会事实同样服从于恒定的规律。而实证主义的一些主要假设在实际的认识活动中是有坚实根据的，因此，社会学主义与教条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主义者这样称呼孔德和斯宾塞）的争论多少是家庭内的龃龉。

社会事实固然服从一般的规律，但社会事实乃是自然现象的一个特殊的类，而不能与现实世界的其他现象相混同。在这个问题上，龚普洛维奇对各种观点的批评很有力量。他批评孔德从对非社会生活的观察中得到的所谓一般规律来推演社会规律；他批评人性的原子论，认为集体生活的特殊规律不可还原为个体人性的特质；他也反对统计学主义，因其不懂得区分个体事实（可计算、比较及加和）与社会事实，如征服、民族兴衰、采邑制的废除等，而后者才是社会学的主题；他同样不满于有机论类比，认为这是硬把事实塞入外在于社会学的固定框架内，所解释的也非社会事实。总之，社会学主义坚持明确地划分个人事实与集体事实，从前者推不出关于后者的可靠知识。社会学的对象，既不是非历史的抽象个人，也非抽象的社会与人类概念，而是作为集体现象的具体社会制度（涂尔干）或“集团”（龚普洛维奇）⁽²⁾。

从社会现象的独特性自然得出社会学是一门独立的自足的学科的结论。社会学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保持其对其他学科的独立性，把握好自己的独特主题和方法，而不受制于其他学科的教条。

社会学主义也标志着与进化论的分道扬镳。社会变迁问题不再是社会学兴趣的焦点，问题集中到社会事实之间不变的和反复出现的关系上，集中到社会类型上等。共时性的结构的分析范式代替历时性的过程的分析范式。正因为如此，进化论的大部分功能分析思想被社会学主义保留了下来。

社会学主义的领袖人物也像孔德、斯宾塞一样雄心勃勃，试图用社会学将研究社会现实的各个不同领域的不同的学科统一起来。他们大力传播了这样一个观点：不同学科研究的社会事实是互相交织重叠的，而社会学方法的优点就在于提供了一种包容所有社会事实的综合的系统的观点。我们在涂尔干那里就发现了涉及经济（劳动分工）、政治（失范研究）、宗教、知识等许多领域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学主义”在其本质要点上亦可以称为“涂尔干主义”。柯林斯（R. Collins）的“社会学的三大传统”之一就是“涂尔干传统”。他把莫斯（M. Mauss，1872—1950）、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1908—2009）等法国涂尔干学派的成员归在这一传统内，还将功能主义的大师布朗、帕森斯、默顿及互动论的代表戈夫曼（Goffman）等也列入其中⁽³⁾。涂尔干学派又称法国社会学学派，它是以“社会学主义”为其理论核心形成的。有关这一学派的情况我们将放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