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与革命的社会主义

19 世纪 80 年代新成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全都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在起鼓舞作用的。马克思死于 1883 年。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凭着它在社会分析上的说服力，和四十多年来马克思的大量著作，以及对与之争论的社会主义学说所采取的毫不妥协的敌对态度，成了唯一广泛流传的系统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和法国影响最大，相对地讲，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却不大成功，不论从哪方面讲，那里工人阶级队伍中产业工人都较少，文盲较多，不能够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选举，并且习惯于一种加里波第式的头脑发热的造反，这些都使得他们更加频繁地转向巴枯宁鼓吹的无政府主义。

英国费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也不完全成功。工人们站在他们的职业工会一边。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批评家追随 1883 年成立的费边社。费边分子（名称出自古代罗马将军费比乌斯·库恩克塔特，即所谓“拖延者”，或运用因循渐进方法的策略家）都是些地道的英国人和不折不扣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乔治·萧伯纳、H. G. 威尔斯、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利斯·韦伯都是该社的一些早期成员。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对于政治民主制度，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是相似的，它不可避免的结果也是一样的。他们认为，根本不需要或根本不存在阶级斗争；逐步的、合理的与促进和解的措施，必然会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内带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地方政府的改善，如自来水和电力照明这类事业归市政所有，就是完成这个过程的步骤。费边分子和工会官员一样，对于微不足道的眼前成就总是感到一种满足。他们与工会联合成立了工党。同时，由于对经济现状进行耐心而又详尽的研究，他们提供了大量有用的知识，因而一个立法计划能够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来。

欧洲大陆上的议会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即社会民主党在大陆上发展得十分迅速。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不那么革命的“议会社会主义”——实际上除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以外，因为当时俄国尚未有议会政府。社会主义政党的壮大，意味着除知识分子外，那些真正的工人也正在为社会主义的候选人投票，让他们能够进入“国家议会”、“国民议会”或者冠以其他名称的议会下议院；还意味着工会在党内的心理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工人们，还有他们的工会官员，可能早已在理论上认识到，在与资本展开的这场规模巨大的斗争中，他们之间已经是同舟共济，相依为命了；而实际上，他们的目的不过是从雇主的经营中为他们自己获取更多的好处。他们或许会相信符合工人利益的国际主义；但事实是，民族国家议会自始至终只会促成有利于它们本国工人的有秩序的法律——社会保险、工厂条例、最低工资或最高工时。

不可否认的是，到本世纪末叶，马克思的那些预言（最初是以 19 世纪 40 年代的情况为依据的）并没有真正实现，至少是还未实现；资产阶级正在获得更多的财富，可是无产阶级并未因此更穷。从 1870 年至 1900 年之间，在工业国家里，实际工资，也就是说工资领取者的收入实际上可能有的购买力，即使把由于失业造成的损失也算在内，估计增长大约 50%。这种增长要归因于机械化普及后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归因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资本财富的积累、粮食和其他一些工人的生活必需品在价格上的逐渐下降。

修正主义19 世纪 90 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经历一场修正主义运动，在法国领导运动的是国民议会社会主义议员领袖让·若雷斯；在德国是爱德华·伯恩斯坦，他是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1898 年曾出版《进化的社会主义》这一阐述新观点的小册子。这些修正主义者认为，阶级斗争不见得绝对不可避免，资本主义有可能被逐渐变得为工人谋利益，工人现在不仅有选举权，而且还有他们自己的政党，他们通过民主的渠道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需要通过革命和任何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是修正主义的追随者。第二国际不得不反复地，然而却是徒劳无益地告诫它属下的社会主义政党不要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

工团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这种“机会主义”倾向，驱使真正革命的精神转入一个新方向。就这样，革命的工团主义产生了。它主要的知识分子代表是法国人乔治·索雷尔。“工团主义”只不过是相当于“工联主义”的法语词，它设想工会自己可以变成社会的最高权威机构，它不仅要取代财产所有权和市场经济，而且要取代政府本身。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可能是一次规模巨大的总罢工，到那时，所有工厂里的每一个工人将同时一齐停止工作，以此来瘫痪社会，并迫使它接受他们的愿望。工团主义在工会最薄弱的地方取得了最大的进展，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兰西，因为在这些地方工会并不发达，并且最需要激动人心的学说去吸引新成员。工团主义最强大的据点是 1895 年建立的法国劳工总同盟。

正统学说与修正主义的对抗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有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复兴问题。德国的卡尔·考茨基指责修正主义者像一帮妥协分子，为了小资产阶级的目标背叛马克思主义。1904 年，他和另一些要求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人，说服第二国际谴责法国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尔朗在 1899 年接受法国内阁一个大臣职位这种政治越轨行为。第二国际裁决：社会主义者可以把议会当作一个讲坛，但社会主义者进入政府本身，无异于投入自己的敌人——资产阶级国家的怀抱，则是不可原谅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再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内阁中任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问题，最初于 1903 年出现在伦敦——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杰出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流亡者——举行的一次党代会上。当时在列宁领导下的一个集团要求清除修正主义，列宁取得了多数，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从此以后，这些不肯妥协的马克思主义者均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出自俄语“多数派”一词）。而那些自愿与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和民主党人一道工作的修正主义的或者调和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即以“孟什维克”或者“少数派”集团闻名于世。但是，在 1903 年那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

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一般来讲，在欧洲“内部地带”，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大多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已不再是积极的革命者。就像革命的共和主义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里面已经沉静下来了一样，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也已经平心静气地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这种温和的学说。如果未发生 1914 年的战争，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得而知的；或许社会革命主义复兴，因为从 1900 年到 1914 年之间，不仅实际工资未普遍增长，而且，在劳工界中间，令人关注的不耐烦情绪在发展，并不时发生大罢工。但在 1914 年，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无革命生气。工人们仍旧在寻求一个社会正义的伟大计划，可是，社会动乱是那样可怕，对 1848 年那时所抱的希望已经化为泡影。这里似乎有这样三个主要原因：资本主义已尽力去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使之高于尚存留在他们记忆中的父辈和祖辈有过的生活水平；工人有了选举权，因而感到自己在参与国家事务，能期待从新的公共政策那里获得利益，而从政府的垮台却得不到什么东西；第三，他们已经组建起自己的政党和势力日盛的工会，它们全都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帮助他们从国家收益中获得更大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