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这一争论的历史背景

有关这一争论的历史背景

在这一部分,我将简单回顾一下关于将一门外语作为日本官方语言问题的争论。我想知道这篇文章的读者是否清楚在日本三种钞票上的常见图案:1 000、5 000、10 000日元上分别印刷着三位知名日本绅士的头像,图案背后隐含着一种线索。因为这三位绅士分别是夏目漱石、新渡户稻造和福泽渝吉,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与英语有着密切的联系。

福泽渝吉,生于1835年,日本庆应大学的创始人,在1859年首先学习荷兰语,而后26岁时来到了当时新开放的港口城市横滨,在那里结交了做进口货物生意的外国人。但是他并不能与他们交流,而且连货物上的标签都不认识。因为那里的很多外国人都讲英语,而且货物主要从英国进口,所以他决定从荷兰语转向英语学习。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他作为德川幕府代表团的成员来到了美国,并在回国时捎带了一本《韦伯·斯特英语字典》的复印本——这是韦氏字典第一次被带到日本。在他30岁的时候,他开始在他自己的小班讲授英语,也就是庆应大学历史的开始。

新渡户稻造,生于1862年,享有盛名的《武士道》的作者,属于日本接受过良好英文教育的一代人。与他同时代的人有冈仓天心——《茶之书》的作者和内村鉴三——《我是如何成为一名基督徒》的作者,这两本书都用英文写成。稻造后来曾担任国际联盟的副秘书长。

夏目漱石,生于1867年,日本迄今为止最有名的小说家之一,是日本第一位专门学习英国文学的学生,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第一位派往英国系统学习英国文学的公费留学生。他在伦敦求学期间,英国正值维多利亚时代,在那里,他在经历世纪之交的惶恐与急促中感染了神经衰弱症。他还被认为是首位致力于语言实用性,也就是听说能力研究的日本人。

表一　关于日本外语讲授问题主要分歧的历史性观察

续表

(作者个人编辑)

随着国家西方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再加上日本在两次战争中持续获胜,民族主义开始抬头,有关英语语言的问题也变得很严峻,那些英语很好的人并不一定会获得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语作为敌方语言被禁止使用(在某些精英学校中,英语还在教授,这显示了美国和英国在世界强大的影响力)。日本战败后,占领军进驻日本,所以就需要很多懂英语的日本人担任翻译。各类英语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义务教育也重新采用英语授课。但是战时对外语的禁锢给后来语言学习中的实用性涂上了阴影。很快,英语就成为学生进入更高一级教育机构入门考试的通行证。那个时候,日本致力于本国经济的重建,因此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战后日本不得不以大班的方式让很多日本孩子接受教育,所以强调语言的翻译和语法就很合时宜。但是这样的结果是,虽然日本培养了很多可以阅读英语的人,但是他们却不能开口讲英语。所以在全球化即将到来时,关于外语尤其是英语教育的有效性问题在国内激起热烈的讨论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在战后。为简短起见,我把就这个问题的辩论总结为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