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学背景

清朝前期的中国，耶稣会、方济各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继续行之有效地通过引入西方文化进行传道。

当时，在利玛窦及其教友开创的工作之后，更多的传教士，包括万济国（Francisco Varo）、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和叶尊孝（Basilio Brollo）等人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特点有两个。一方面，本地语言学繁荣发展，到达了古典传统进程中的顶峰；另一方面，西方汉学研究齐头并进，同样获得了卓越的成就。事实上，通过将西方方法论在汉语中的应用，一套全新、独创的词典、语法和语言手册得以发展并达到成熟。

因此，这一时期同时存在着两种各不相同、平行发展的语言学研究，一中一西，都极具创新意义。这两个派系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独立的。一直到了清朝末年，随着文人阶层的消亡，西方语言学研究才占了上风，当然这其中仍然考虑并广泛使用了中国流派的科学研究结果。

之后，在十九世纪时期，耶稣会传教士离开中国，越来越浓重的英美文化取而代之。一方面，起源于新教的语言学研究成长起来，比如，出现了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撰的汉英词典；另一方面，大批非宗教且具实用性的语言手册和词典问世，以满足西方国家外交、军事和商业界的需求。

与清朝同一时期第三大革新事件便是汉学在欧洲的诞生。在语言学领域，马若瑟（Joseph Henry-Marie de Prémare）、贾伯莲（Georg von des Gabelentz）和儒莲（Stanislas Julien）的著作问世，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都设立了汉学课程。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耶稣会传教士对语言学研究所起的杰出作用，都得益于他们所属的修会在罗马教廷和中国的朝廷上施加的巨大影响。事实上，他们的科学研究能力于1690年获得了朝廷的赏识，被委派至钦天监任职，就这样成为了高官，也因此得到许可在全中国建造基督教堂。^[1]

在这些有利的先决条件下，天主教传道的开展尤其要感谢耶稣会，直到出现了所谓的“仪礼问题”，耶稣会的活动才被控制，继而被终止。

这一事件发生在1643年，乞食修会代表黎玉范（Juan Bautista Morales）提出了17项有关中国礼仪的“疑问”，即是否将儒家仪式视为宗教或非宗教仪式。

两年后，也就是1645年，布教总会对此作出回应，颁布法令，禁止基督教徒参加这些仪式。然而，在短短几年之后，宗教法庭（Congregatio pro Doctrina Fidei）表示反对，赞同耶稣会传教士的观点，认为这些仪式属于非宗教仪式。康熙皇帝也介入进来，申明它们是非宗教仪式。

1704年，布教总会的一项法令不顾清廷的意见，明确禁止这些中国的仪式。在中国的教皇特使多罗（François de Tournon）于1707年执行了这些罗马教廷于1704年做出的决定，禁止传教士和基督教徒参加纪念祖先的仪式。此事致使康熙皇帝大怒，教皇特使不得不离开中国，而所有的传教士必须得到朝廷许可才能传道。

1716年，局势进一步恶化，清廷颁布法令取缔基督教。在雍正皇帝掌朝期间，发起了两次反基督教的迫害运动，一次在1746年，一次在1784年（第二次运动的导火索是一次伊斯兰教叛乱，当时人们有时会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一同视作异教）。

经历了这些事件之后，到了十八世纪末，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仅剩下30多名。^[2]1773年，教皇克莱蒙十四世（Clemens XIV）下令镇压耶稣会，这标志着涌现大量由天主教传教士所著的中国研究著作的时期宣告结束。1814年，耶稣会被重新组织起来，但直到1841年，得益于《南京条约》中的一项条款，耶稣会传教士才回到中国。^[3]他们来到澳门，继而抵达上海，在五年之后才在徐家汇成立了团体，这片土地是由礼部尚书、天主教徒徐光启（1562—1633年）在两个世纪前捐赠给耶稣会的。

天主教早在1607年徐光启从北京回上海的时候就进入这座城市了。自那时起，天主教就不断地在上海周边传播，当时有许多教堂和修道院的传教活动。然后，直至250年后，在南京主教的建议下，经过和法国官方的协商之后，这片以其所在地即上海徐家汇命名的大型多功能建筑区才应运而生，其中包括教堂、修道院、图书馆、实验室和孤儿院，她在之后长达数十年的岁月里统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成为了无可比拟的阐释和传播文化的中心。

徐家汇包括依纳爵·罗耀拉天主堂，其历史可追溯至1847年（于1906年大面积修缮改建），同年建成的还有图书馆（藏书楼）；中学（徐家汇公学），1850年建成，内有一座徐家建造的小教堂；1864年，土山湾育婴堂搬迁至此，内有一间彩色玻璃、刺绣和绘画实验室（孤儿院工场）；1867年建成了女子中学（崇德女中），同年建成的还有气象台和博物馆；1869年建成圣母院；1878年建造了大修道院和小修道院，以及神学院和圣心修女会；1887年开设了圣心报社和土山湾出版社。

这一中心的欧洲人口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教士（比如在1884年，这里共有100名教徒，其中有法国人、意大利人和比利时人，以及30名中国人）。由于这个区域由法国耶稣会直接管辖，法国文化自然而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拉丁语研究也还是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4]

当时法国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势力，也是因为外方传教会（Congrégation des Missionsétrangères，总会院位于巴黎）管辖着许多省份，如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满洲（东北）和辽东。此外，遣使会（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也叫拉匝禄会（Lazaristes）的总部也在巴黎，它管辖江西、浙江和北直隶（也就是北京）。

除了北直隶之外，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还活跃在江苏和安徽。^[5]

正如刚才所说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在徐家汇进行的语言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证据便是出现了众多法语-汉语或是法语-汉语方言的双语词典。

获益于《南京条约》这项条款的并不仅仅是耶稣会传教士，更多的是新教传教士。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来到中国，直接控制中国的大片国土，推动了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为了满足在中国的西方人（其中许多是外交官、军人和商人）的需要，大量的汉语词典和手册问世，它们都是由传教士和驻中国的外国官员撰写的，后者的出现是一个显著的变化，其直接的结果就是把语言学研究带向实用性的方向：事实上，研究的意图不再是期望成为中国官员眼中的“西方学者”，而是通过一定程度的汉语知识促进商贸和外交往来。

在与清朝初期同期的欧洲，人们在研究通用语言（lingua universalis）的过程中越来越热衷于汉语研究。

正如孟德卫（David E.Mungello）所写道的：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earch for a universal language forested a European fascination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Francis Bacon and other distinguished intellects perceived Chinese as a model language whose ideographic principles transcended regional and dialectical variation. This perception made Chinese a much discussed candidate in the search for a universal language which would recapture the simplicity and clarity thought to have been lost with the Biblical Primitive Language of Adam^[6].

十七世纪有关世界语的探寻使汉语吸引了众多欧洲学者。弗兰西斯·培根和其他著名的学者们认为汉语是一种语言模型，其表意文字的原则超越了各种地方方言变体。这种观点使汉语成为了探寻世界语过程中的一个热议话题，世界语能够再次体现《圣经》中亚当的初始语言的简练和明了。

他又写道：

The proto-sinological involvement of savants such as Francis Bacon，John Webb，Kircher，Andreas Müller，Christian Mentzel and Gottfried Leibniz with integrat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into the search for a universal language confirms the degree to which China was assimilated into a primary current of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7].

最早研究汉学的大学者，如弗兰西斯·培根、约翰·韦伯、基歇尔、米勒、克里斯蒂安·门泽尔和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将汉语融入了探寻世界语的研究中，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被融入到十七世纪欧洲知识史的思潮中。

就这一方面而言，欧洲汉语会话和书写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杰出学者之一，无疑是德国耶稣会传教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年），他著有《中国图说》（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profanis，nec non variis naturae&artis spectaculis，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于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

而在其他方面，对通用语言的研究则围绕着clavis sinica（意译为“中文钥匙”），即理解汉语的关键。第一位提出这一理论的是米勒（Andreas Müller，1630—1694年），他在1667年编写了Propositio super Clavem suam Sinicam，quam autor inventum Brandenburgicum cognominare constituit。这篇文章曾出现在巴赞（Antoine Bazin）写于1730年的著作中，但是从未作为完整的作品出版。

事实上，德国曾经是研究汉语的一个重要的中心，这也与腓特烈本人以及他航海扩张的雄心息息相关。在米勒之后担任柏林宫廷汉学家一职的门泽尔（Christian Mentzel）也著有一本Clavis sinica，正如孟德卫所强调的，它归根结底可以被认同为语法书：

In the hands of Ch.M.the Clavis Sinica was evolving into what the term would eventually signify for late eighteenth-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ns，namely，a Chinese Grammar^[8].

在门泽尔的笔下，“中文钥匙”正逐渐演化成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人所说的一种定义，即汉语语法。

在整个十八世纪时期，那不勒斯是唯一一座拥有汉学研究机构的欧洲城市。事实上，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年）在康熙皇帝执政的朝中度过了十三年后回到了那不勒斯，于1732年成立了中国学院（Collegio dei Cinesi）^[9]，意在培养中国青年成为传教士，之后再将他们派回中国向同胞传教。

该学院很快就成为了整个欧洲汉学研究的参照：比如，1791年，马嘎尔尼（Lord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年）在这儿找到了陪同自己出使拜访乾隆皇帝的翻译。1813年，拿破仑命人在中国学院雕刻模具，用于印刷德经（C.L.J.de Guignes）的汉语-拉丁语-法语词典。^[10]

不过，欧洲学术汉学直到十九世纪初才诞生。

它的诞生通常被认为是在1814年，当时设立了“汉文与鞑靼文、满文语言文学讲座（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由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担任教授。^[11]法国也是最早设立汉语方言课程的国家之一：事实上，1843年，成立于1795年的东方语言学院（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将汉语教学加入了学科之中。担任第一位讲师的是巴赞（Antoine Bazin），他师从儒莲（Stanislas Julien）学习了白话文。

而在德国，尽管首个汉语教学课程是1909年在汉堡开设的，但是当时贾伯莲（Georg Von Gabelentz）已经开始在他在莱比锡的语言学课程上教授汉语。说到英国的汉语教学，则不得不提到威妥玛（Thomas Wade）、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以及理雅各（James Legge）等人。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这些研究的特点都是极为关注理论方面，这导致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汉语参考语法，以法语版本尤多，当然，当时问世的语言手册也包括在内。词典的派系，特别是英语和法语的词典，也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