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背景

第一节 社会历史背景

一、德国的状况

德意志民族的产生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过程。当我们古老的中华帝国经历了周、秦、汉、晋、隋、唐等王朝的更替，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东方文明后，德意志的史册才刚刚翻开第一页。

德国历史开始于公元919年。在这一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取得了东法兰克王国王位，建立了德意志王国。亨利一世的儿子鄂图一世继承王位后为了取得所谓上帝授予的皇权，于公元962年强迫教皇约翰十世在罗马给他加冕，称为“罗马皇帝”，德意志王国便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史称“德意志第一帝国”。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始终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随着地方封建势力日益强大，皇帝的权力便不断衰落，形成了不少小诸侯邦国。在这四分五裂的帝国中，最大的两个邦国是普鲁士和奥地利。

分裂的德意志保持着松散的政治联盟——德意志联邦由35个君主国（巴登、巴伐利亚、萨克森等）和4个自由市（汉堡、不莱梅、律贝克、法兰克福）组成。1848年欧洲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这年3月在德国柏林、维也纳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如赶跑了专制统治者梅特涅，但最终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投身并从思想上领导了德国革命，提出了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消除分裂局面，建立德意志统一共和国”的任务。但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产阶级尚不成熟，这一美好愿望落空。

容克地主资产阶级化的改革成功形势发展的结局是：原本属于革命对象的德国容克地主迫于形势发展的压力，自己动手进行了资产阶级化的改革，在封建主义的外壳下把德国推向了资本主义道路，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从而推进了普鲁士的强盛，为德国统一奠定了基础。列宁把德国这种极具特色的社会发展方式称作“普鲁士的道路”。

三次王朝战争，德国统一分裂的德意志由谁领导，通过什么形式实现统一？天性懦弱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在政治上、组织上都处于幼稚阶段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力量领导这场势在必行的德国统一运动，别无选择，只有由最大的两个邦国或普鲁士王室或奥地利皇室领导，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之间的战争来解决这一问题。19世纪后半期，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国在普鲁士控制下的统一。第一次：1864年对丹麦战争胜利，普鲁士和奥地利迫使丹麦割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第二次：1866年普鲁士奥地利战争，史称“七星期战争”，奥地利败北，脱离德意志邦联，普鲁士统一了整个北中部德意志，建立由普鲁士主导的北德邦联；第三次：1870年普法战争，普鲁士击败法国，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建立，史称“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此，分裂了一千多年的德意志民族，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统一。

1871年的德国统一，消除了德国工人运动中两大派别——由拉萨尔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和由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策略分歧，从而使1875年两派的合并有了更为现实的基础，为两派的合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立创造了条件。

经济危机德意志帝国成立不久就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局面，法国的几十亿赔款也对此产生了促进作用，于是，帝国的经济实力快速增强，生产和贸易空前活跃。但是，1873年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也席卷了整个德国，德国成了“外国所有过剩生产的堆放场”。德国普鲁士政府“铁血宰相”俾斯麦及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对钢铁、木材、粮食和牲口实行进口税，不仅保护了本国市场，稳定了德意志帝国的经济秩序，而且还增加了德国的经济收入。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初创

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处于低潮。随着德国工业的迅猛发展，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到19世纪60年代又开始复苏，工人运动重新高涨，并出现了工人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1863年5月23日在德国莱比锡创立了以拉萨尔为主席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德国工人运动的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德国第一个工人运动组织，在德国工人运动历史上曾经起过重大的进步作用。1869年8月，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在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领导下，在德国爱森纳赫城建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德国工人运动的爱森纳赫派）。爱森纳赫派通过了自己的革命纲领，宣布参加第一国际；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地主贵族的统治，实现德国的统一；积极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而进行斗争，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

两派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党。自从德国工人运动中出现两派——拉萨尔派、爱森纳赫派以后，广大工人就有了一种联合的要求。爱森纳赫派曾两次建议两派合并，但都遭到了拉萨尔派的拒绝。爱森纳赫派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并越来越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表明它真正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拉萨尔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广大成员逐渐觉悟起来，对拉萨尔执行机会主义路线日益不满，从而使拉萨尔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面临全面瓦解的危机。进入7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使普鲁士政府感到惊慌，他们深怕这“赤色的危险”会在德国引发另一个巴黎公社，于是，德国俾斯麦政府加紧了对工人运动的镇压：爱森纳赫派的地方组织遭到封闭；拉萨尔派在1871年选举中失败，丧失了优越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拉萨尔派的领导们为了挽救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一快要解体的组织，保住自己已经开始动摇的地位，才不得不主动要求同爱森纳赫派合并。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派合并特别关注。他们认为，合并是好事，对工人阶级、对工人运动有利，但合并要有原则。马恩指出，只有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纲领路线的基础上的合并，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马、恩一再告诫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理论上，拉萨尔派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也不应该同他们的机会主义妥协，不应该为图一时的成功而拿原则做交易，不应该被“团结”的叫喊所迷惑而仓促合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为了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利益，为了共同的对敌斗争，爱森纳赫派可以与拉萨尔派建立临时的组织联系，在具体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定，但不要轻易地实施合并。同时，还要向工人群众继续揭露拉萨尔改良主义错误，以便达到德国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基础上的思想统一。

1875年5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在德国哥达城合并，并组建新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建立结束了德国工人运动长期分裂的局面，有利于对付共同的敌人。但是，爱森纳赫派为了合并不惜拿原则做交易，合并起草的党纲（即《哥达纲领》草案）充满拉萨尔主义观点，既没谈无产阶级专政，也没谈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而是充满了改良主义的幻想。但是，新党章程否定了拉萨尔主义的主席个人独裁组织原则，强调党内民主、集体领导和3个中央领导机构相互监督与制约。党的执行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中，拉萨尔派3人，爱森纳赫派2人），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监察委员会（7人组成）负责监督执委会的工作；仲裁委员会（18人组成）负责调节上述两个机构。

改名“德国社会民主党”。1878年，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第三年，德国议会通过了俾斯麦提出的《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禁止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动，使社会主义工人党处于非法地位，189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此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已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又被恢复合法地位。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从成立之日起，不断受到各种机会主义的干扰，先是受杜林主义的困扰，1878年“非常法”颁布后，党内又出现赫伯恩斯坦、希伯格、施拉姆的“苏黎世三人团”右倾机会主义和以莫斯特为首的“左”倾无政府主义，1890年以后又受福尔马尔右倾机会主义和“青年派”“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怀、帮助下，击败了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提高了党的战斗力。1890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是第二国际的骨干，对领导推动德国工人运动乃至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马、恩逝世后，20世纪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机会主义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堕落成资产阶级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社会民主党转为地下组织。二战后德国西战区与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在汉诺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布重建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沿用1925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海德堡纲领。二战结束后，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制定哥德斯堡纲领，摒弃了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原理，推行社会福利计划，主张社会市场经济。196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基民盟组合成大联合政府。直到1969年德国联邦众议院大选，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结盟，击败基民、基社盟，首度取得执政权，布兰德出任总理。1982年，基民联盟对施密特总理（德国社会民主党籍）提出建设性不信任案，致使施密特下台，基民盟的科尔获选新任联邦总理。19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绿党结盟，又击败持续执政17年的基民盟，施罗德出任联邦总理；到200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又接连在各邦议会选举中失利，施罗德向联邦众议院提出信任案未获通过，于是，施罗德宣布解散议会，重新选举。重新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以些微多数败给基民盟，经协商，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基民、基社盟共同组建大联合政府。

二战以后在西德，德国社会民主党起初处于在野位置，但是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赫尔穆特·施密特从1969年直到1982年领导了联邦政府。起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西德于1955年加入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苏军占领区东德，德国社会民主党被迫与德国共产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1989年苏东巨变后，东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回到独立政党状态，东德、西德两德统一后，东、西两德社会民主党合并。

德国社会民主党成长、发展、在历史上的合并，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至今仍奉马克思主义为其思想来源之一，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在已经不主张暴力革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

三、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影响

拉萨尔（1825—1864）德国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825年4月11日，拉萨尔出生于德国布雷斯劳（现弗罗茨瓦夫）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少年时代聪颖过人，被称为神童，1864年8月31日死于瑞士日内瓦。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语言学和历史，接受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184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律师。

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拉萨尔投身革命运动，为马克思主办的德国《新莱茵报》工作过，并曾被捕入狱。1849年2月至5月，马克思、恩格斯四次以《拉萨尔》为标题，在《新莱茵报》中公开发表文章声援拉萨尔的革命斗争。革命失败后，拉萨尔从事律师工作，受理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的工作，伸张了正义，获取了口碑。沉寂了一个时期的国际工人运动在60年代初又开始复苏，拉萨尔积极参加德国工人运动， 1862年拉萨尔发表《工人纲领》，1863年发表《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简称《公开答复》），这是拉萨尔的两部代表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拉萨尔提出了一整套机会主义理论作为工人运动政纲的基础。拉萨尔机会主义的理论要点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所谓“铁的工资规律”造成的。废除铁的工资规律是解放工人阶级的唯一道路，要走通这条道路，就要依靠现存国家的帮助，建立工人合作社，使工人获得自己的全部劳动所得，而这只有通过直接的、普遍的国家选举才能实现。1863年5月23日德国工人运动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拉萨尔当选为联合会主席，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在远离德国的英国。为了求得普鲁士国家的帮助和实现普选，从1860年5月起，拉萨尔多次与普鲁士政府首相俾斯麦密谈、通信，表示工人阶级“本能地感到自己倾向于独裁”，令其威望下降。19世纪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潮，主要以拉萨尔为主要代表。拉萨尔认为无产阶级只要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斗争，争得普选权，就可以把君主专制国家变成自由的人民国家；否认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拉萨尔主义曾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后来不再这样称呼）。在拉萨尔看来，国家是超越阶级、凌驾于全体人民之上的普遍利益的代表。拉萨尔宣称通过建立“工人合作社”就能实现社会主义，而要建立工人合作社，就必须依靠现存国家的帮助。这里，拉萨尔所期望的“国家帮助”不是来自于工人执政后自己的民主共和国，而是来自于现存专制国家——普鲁士政府，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为了笼络工人阶级、打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专制的普鲁士政府实行了一些提高工人福利待遇的政策，但如果因此无产阶级与普鲁士政府结盟，就等于工人阶级帮助巩固腐朽的专制统治。尽管拉萨尔向政府提出普选权，但是普鲁士政府不会做出太多的让步。

拉萨尔宣称存在着铁的工资规律，他说，工资的提高会刺激工人生育更多的子女，人口过剩。随着过剩人口的增多，劳动力增多。劳动力的增多，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工人工资将又被拉回到原来的水平。既然工资水平无法得到提高，那么工人就应该放弃为了提高工资的一切斗争，如罢工等。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理论不过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马克思用其深厚的政治经济学学养指出，影响工人工资水平的因素是众多的，影响工资的规律也不是铁的，而且是富有弹性的。工人通过斗争是能够提高自己的待遇、改善自己的处境的。工人不应该放弃任何的斗争手段，包括合法、非法的各种斗争形式。

拉萨尔声称，除了无产阶级，一切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所以，他反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联合起来推翻普鲁士专制统治。拉萨尔否认国家是实行阶级统治的机关，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通过现存国家的帮助，就能消灭资产阶级。马克思指出，当前德国最首要的任务是推翻普鲁士专制制度，只要德国资产阶级愿意推翻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无产阶级就应该同他们一起进行民主斗争。尽管无产阶级不可能因此获得政权，但却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奠定社会基础。而拉萨尔却要与普鲁士专制势力联合，要将工人变成为维护专制制度的帮凶。

拉萨尔主义用社会改良取代社会革命，用宗派运动取代阶级运动，甚至要将德国工人运动引上同普鲁士封建反动政府勾结、妥协的道路。拉萨尔逝世后，恩格斯在他的书信中写道：“若不是拉萨尔过早去世，那么必将看到拉萨尔背叛无产阶级的一天。”马克思也指出，“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鲁士容克献媚”，是一种地道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这一切后来得到了事实的证明，后世的历史学家发现了拉萨尔写给普鲁士政府俾斯麦的信，说明拉萨尔和普鲁士政府确实秘密接触过。

拉萨尔与马克思相比，拉萨尔这个小马克思七岁的理论家，有着严重的弱点和不足。拉萨尔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是肤浅的，他所写的《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没有跳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樊篱，只是重复黑格尔关于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些话，并按黑格尔的思想修改，赫拉克利特完全没有自己的创见。马克思把拉萨尔的这本书叫作小学生作文。拉萨尔对于政治经济学也缺乏深入研究，尽管马克思多次向他解释、介绍过自己的理论，并请他帮助出版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但拉萨尔始终不能理解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和工资规律，只是肤浅地谈论货币是价值的符号这类流行多年的一些简单经济学常识。

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没有达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水准，简单、粗俗。他的斗争策略强调了现实主义，但又常常同机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迷恋“合法手段”，过分相信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险些将德国工人运动引向歧途。1862年马克思当面批评拉萨尔的“依靠国家帮助工人建立合作社”的策略之后，二人矛盾极其尖锐起来，马克思认为此时拉萨尔已“无可救药”，断绝了与他的来往。

四、《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发表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主要国家迅速发展起来。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法国的工业革命正在进行，德国也迈进了工业革命的门槛。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导致以生产过剩为主要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无情地摧毁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加深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和苦难，促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欧洲爆发了三次大的工人运动：1831年、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的两次武装起义，1836年—1848年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由自发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然而，由于没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些工人运动先后都失败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写作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为工人运动、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19世纪40年代初，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亲自置身于工人运动，展开了深入的革命实践活动和巨大理论研究工作。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总结、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和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批判地吸收了他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并把唯物主义推向前进，贯彻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地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具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为科学社会主义创立奠定了两大基石，而19世纪初期欧洲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则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革命理论工作的过程中，无情地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同时，也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846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过它与各国工人组织进行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同各国工人社会主义者、工人团体联系的过程中，特别关注到“正义者同盟”这个组织。“正义者同盟”这个组织是一个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它的指导思想是空想的、平均的共产主义，口号为“人人皆兄弟”，目的是企图通过密谋、发动少数人起义暴动，在德国建立“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与正义者同盟的一些成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以及开展对魏特林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正义者同盟的大多数领导成员逐渐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正确性，并主动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帮助改组正义者同盟。

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恩格斯应邀出席，马克思因经济困难没能出席。代表大会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并通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这次大会实际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讨论的纲领草案。我们可以把这个草案看作《共产党宣言》第一稿。

1847年10月底11月初，恩格斯对信条草案加以修改补充，写成了《共产主义原理》。它可以看作《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稿。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大会，会议围绕纲领问题进行了10天激烈的辩论，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观点获得大会的一致通过。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按宣言的形式为同盟制定纲领。184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最后由马克思定稿。1848年2月下旬，《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它第一次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系统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埋葬资本主义旧制度和建设共产主义新制度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根本道路，《共产党宣言》声明：“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治统治，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条件。《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当生产力高度发达，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条件成熟以后，国家自行消亡。此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的国家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实现历史使命的领导核心，共产党人的最近目标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最后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口号呼唤各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

《哥达纲领》没有吸收《共产党宣言》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党宣言》在它诞生的160多年时间里，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遗憾并且被马克思、恩格斯所不能容忍的是，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后的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纲——《哥达纲领》却没有吸收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充满着拉萨尔机会主义、资产阶级庸俗民主、改良主义思想。

《资本论》的发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主题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因而寻求人类解放的条件和道路，成为马克思终生理论探索的根本目的和任务。基于这种目的、任务，马克思的理论研究集中指向对使广大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揭露和批判，只有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日益突显出来，马克思要深刻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则必须要到社会经济领域、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因此，马克思开始了他长达40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858年，马克思写成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通常称它为《资本论》第一稿。之后，马克思又写出了篇幅巨大的《1861—1863年手稿》，1864年—1865年，他又补充了大量的经济文献和技术文献，写成了《资本论》第三个手稿。这时，《资本论》的总体系已经形成。1866年，《资本论》各卷初稿完成。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它是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整理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并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恩格斯逝世后，受恩格斯的委托，考茨基在1905年—1910年期间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书名，将《资本论》的第四卷分三册陆续出版。

《资本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的、性质、方法；商品学说和商品拜物教（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资本的本质及劳动力商品理论（见《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雇佣劳动与剩余价值（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经济危机与信用理论（见《资本论》第三章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资本论》第二卷第九章，《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五章）；资本主义地租。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恩格斯曾经评价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①，它是“工人阶级的圣经”。一百多年前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当今世界的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仍然熠熠生辉，显示出历久弥新的风采！

然而，拉萨尔在1863年3月《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简称《公开答复》）中提出他的“铁的工资规律”。拉萨尔认为工资的提高会刺激工人生育更多的子女，出现人口过剩，而随着过剩人口的增加，劳动力的增多，工人工资将又会被拉回到原来的水平。这一铁的工资规律使工人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自身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过去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既然工资水平无法得到提高，那么工人就应该放弃为了提高工资而 进行的一切斗争，如罢工、游行示威等。既然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是由所谓“铁的工资规律”造成的，那么，解放工人阶级的唯一道路，即废除铁的工资规律的唯一道路，就是依靠现存国家的帮助建立工人合作社，使工人获得自己的全部劳动所得，而这只要通过普遍的直接选举就能实现。

拉萨尔没有吸收《资本论》中的工资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拉萨尔对于政治经济学缺乏研究，尽管马克思多次向他解释、介绍过自己的理论，并请他帮助出版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但拉萨尔始终不能理解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懂剩余价值规律和工资理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力成为一种特殊商品。劳动力是在活的工人人体中存在的，劳动力所有者——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因为工人自身没有包含自己的劳动物化在内的商品可以出卖，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自己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让我们同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一道，离开嘈杂的、有目共睹的流通领域，进入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这里，资本家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显示出两个特殊的现象，第一，工人在资本家监督下劳动，工人的劳动属于资本家；第二，工人的劳动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劳动力商品的“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劳动力的价值和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这个差额。既然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那么，工人劳动力的使用权也是属于资本家的。因此，资本家不仅要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再生产出其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并且要超过必要劳动时间这个一定点，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以上提供剩余劳动时间，在补偿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以上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即工人的劳动不仅补偿了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价值，而且为资本家生产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揭开资本主义生产、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秘密。

如前所述，马克思用深厚的政治经济学学养指出，影响工人工资水平的因素是众多的，影响工人工资的规律不是铁的，而是富有弹性的。工人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是能够提高自己的待遇改善自己的处境的。工人应该不放弃任何斗争手段。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只看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受剥削、工资低、贫困化的现象，并把它归结为劳动力过剩，没有挖掘出造成工人贫困化的真正根源——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

五、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

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成功，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巴黎公社是19世纪以来国际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高峰和总结，同时它也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巴黎公社吸收和归纳了历次工人运动的经验成果，从以往的民主共和要求、普选权主张以及1848年提出的建立“社会共和国”的要求，发展到武装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社会革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巴黎公社运动是世界历史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起到示范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实践。巴黎公社的失败告诉我们，仅靠无产阶级自发的阶级觉悟还远远不够，必须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领导工人运动；同时要建立广泛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革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其之后的历次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借鉴。

但是，与1871年巴黎公社几乎同期稍后的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纲——《哥达纲领》草案却没有吸收借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而是仍然充满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想，《哥达纲领》草案既没谈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工农联盟、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也没谈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而是充满了争取普选权、“自由国家”，合法手段斗争，向现存国家提要求，依靠现存“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幻想等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改良主义主张，完全退回到巴黎公社甚至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发表前工人运动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