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

(一)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

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任务是，总结党的“七大”以来的历史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会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党的工作着重点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转移的标志。同时，会上还明确规定，把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坚持在综合平衡中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历史转折时刻举行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会，它总结了“七大”以来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借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经济建设上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

“八大”召开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一段时期中，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大跃进”运动与大炼钢铁运动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57年9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上，毛泽东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修正草案)》，这实际上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会后，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召开党的各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在这之后制定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账的主要指标过高，造成了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1 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1]。

这一系列的错误指示，加上全国虚报假报之风的盛行，各地实际的社会经济情况并不为中央各级领导所知道。在这种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在左的倾向占上风的中央各部门，继续相信和鼓励着各地大放“卫星”上天，这对中国当时的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普通百姓的生活陷入了困难。

3.庐山会议的从纠“左”到反右

1959年7月2日—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会上对如何估计国内形势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分歧。一部分同志认为农村食堂、供给制、“共产风”等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应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另一部分同志对于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很不满，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7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在小组会上，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从此，会议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2]。

至此，会议的主题便由纠“左”转移到反右。正如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和党中央接二连三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八个半月的纠‘左’，是逐步深入和富有成果的。如果不是庐山会议后期中断了这一进程，‘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小得多。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就是历史。它的发展，并不因为我们开始纠‘左’而不犯更严重的‘左’倾错误。”

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错误的批判，不仅仅伤害了彭总一人，一系列想说真话，想向中央反映实情的同志在这次事件之后也相继封上了自己的嘴。这对中央想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又是一次重大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