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播的功能
一、传播功能的理解
什么是传播功能？所谓传播功能，是指人类的传播活动所具有的目的、意义及其对社会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和作用。自人类开始进行传播活动以来，特别是在大众传播产生之后，媒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传播功能的关注也逐渐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一部分。
“功能”一词在英文韦氏词典的解释为一个人或一个事物特别适合于或应用于某种情况或一个事物之所以存在的特定用途。《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效能”。根据这两项解释，我们不难发现，“传播功能”作为一个传播学要研究的重要概念，“原因”和“作用”分别成为传播功能定义中两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层面。①传播功能是人类传播活动中的“原因”：任何人或组织在进行传播活动时，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或收集信息，或交流观点，或获取知识，或解决问题，人类的传播活动都是具有一定目的、原因和意义的，否则人类的传播活动就没有进行的必要。②传播功能同时也是人类传播活动所产生的“作用”：人类所进行的传播活动对周围环境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尤其是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而进行的传播活动，给我们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是人类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媒介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对社会所产生的各种影响也是研究传播功能要关注的领域。
基于上述两个层面，传播活动的原因和作用从而成为我们必须了解的知识点。“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传播”，“传播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成为传播功能研究中不能不思考的话题。很多学者在这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出发，提出“功能分析范式”；哈罗德·拉斯韦尔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提出“传播的三功能说”；还有美国学者马尔科姆·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提出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但是这些学者均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传播的功能，因此在传播学研究中，“传播功能”和“传播效果”的理论探讨往往被混淆在一起。有的学者从社会和受众角度来看待传播活动的影响，他们的理论倾向于传播功能研究；而有的学者从媒介和传播者角度来分析传播活动的影响，他们的理论则倾向于传播效果研究。从传播学的历史来看，由于受到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传播效果的研究相对于功能研究来说，历史较长，而且成果较多。但是，随着人们对传播学认识的不断加深，以及受众在传播学研究中逐渐得到重视和肯定，人们对传播功能的研究也越来越关注了。
二、与传播功能相关的理论
1.早期研究
20世纪以来，人们对传播力量的认识逐渐加深。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中对于宣传战术的运用，1938年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引发的恐慌事件等，让人们对传播的威力渐渐产生畏惧的心理。因此，传播的功能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这便成为传播功能研究最初的出发点。最先对传播功能进行较为系统解释的是让·皮亚杰、爱德华·托尔曼和威廉·斯蒂芬森这三位心理学家。[1]
1）让·皮亚杰的“社交性”和“自我中心”功能
瑞士儿童成长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关注“人的知识是如何形成并进行传播的”。他从研究儿童的传播心理归纳出传播的两项功能：社交性功能和自我中心性功能。他认为，一个孩子在谈话时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与听者讲话，试图去影响对方或者交换意见；二是无意识谈话，对自己讲或者碰巧与人说话。
2）爱德华·托尔曼的“工具”功能
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托尔曼则认为人类传播具有工具的功能，讲话不过起到与使用绳子和盒子等其他工具相似的作用，例如，儿童哭就是指望有人来安慰他们；发出某种声音他们就能得到事物和玩具，等等。[2]
3）威廉·斯蒂芬森的“满足感”与“快乐感”功能
在第六章我们讲到过的英国心理学家威廉·斯蒂芬森在《传播的游戏理论》中认为，传播的功能在于获取满足感和快乐感。他认为工作和游戏是不同的，工作是面对现实和谋生，是一种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传播，结果是不愉快的；游戏是为了提供自我满足，结果是愉快的。[3]
以上三位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类传播行为的功能研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但是他们的研究更多的是考察传播对个人心理层面的影响，并未涉及组织和社会层面，而且他们的描述只关注到传播功能的某一个方面，解释也显得过于简单，因此无法提供一种完整而系统的理论。
2.默顿与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是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下，将媒介视为社会有机系统的一部分，他认为媒介的功能是对社会系统的协调和平衡产生作用。
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社会是一个庞大的有机系统，由各部分分工合作，每个社会部门都具有特定的功能。通过彼此的协调和制约，这些功能的发挥将保持社会大系统的稳定。媒介系统也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媒介则是在履行其特定的维持这种平衡性的功能。默顿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认为，媒介的功能不能简单地分为“好的”和“坏的”，而应该划分为“功能良好的”和“功能不良的”，这种价值中立性使得功能主义者不愿意为媒介作出价值评判，而是通过调查研究，来判断媒介是否对社会履行了特定的功能。
结构－功能主义虽然纠正了早期“魔弹论”的错误，但其自身也具有一定的缺陷，例如，它的中立性的价值观使得功能主义者试图将所有现状合法化或是合理化。他们的观念有时过于保守，并且反对社会变革，忽视能动作用，因此遭到后来的文化研究学学者的批评。
3.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
在众多学者对传播功能的描述中，属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最具影响力。1948年，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4]一文中提出，传播具有三大功能：监测环境、协调社会、传递遗产。他还认为，驻外记者、外交官是监测环境的专门人才；编辑、记者和演说家是协调内部各部门的代表；父母与教师则是传递社会遗产的工作者。
监测环境，是指媒介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况，并为人们提供信息资料的功能。拉斯韦尔认为，社会犹如一个生物有机体，周围的环境瞬息万变，人们必须时刻监测，发现危险信息，以确保生存的需要。而媒介就像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哨兵”，能够准确及时地把周围发生的情况报告给人们，让大家能采取相应的策略和行动。
协调社会，是指媒介能把社会的各个部门有机地整合在一起的功能。拉斯韦尔认为，社会的各个部门需要在充分沟通和协调的基础上，彼此合理分工，维持有序的社会生活。媒介提供各部门所需的信息，解释和评论，这样媒介就能扮演协调社会的角色。
传递遗产，是指媒介在延续文化传统和科学知识，传承价值观和社会规范方面的功能。这项功能以前主要由家庭、学校等社会组织来完成。现在大众传播在传递人类的精神遗产方面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大众传播通过传递精神遗产的过程，对社会起到一种凝聚和整合的作用。
总之，社会就像一个有机体，媒介的监测环境功能相当于这个有机体的眼睛和耳朵；协调社会的功能相当于它的大脑；遗产传递功能则等同于它的遗传细胞，使得它的特征可以延续下去。[5]
4.赖特的四功能说
1959年，美国学者查尔斯·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书中对拉斯韦尔“三功能说”进行了补充，即在三功能说的基础上增加了媒介的第四大功能——娱乐功能。人们通常把这称为赖特的“四功能说”。赖特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电视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这种社会现象让人意识到媒介不仅有监测、协调和传递等功能，还具有打发休闲时光的作用。人们接触媒介可以收听音乐、欣赏艺术，在业余时间陶冶情操，满足精神需求。此外，赖特还在拉斯韦尔“三功能说”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他把媒介的协调功能称为“解释与规定”，即指大众传播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告知行为，而是对信息加以解释和评论，目的是引导和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一致性。赖特还将拉斯韦尔的传递功能称为“社会化”，即指大众传播将社会价值、道德标准和文化规范等精神遗产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社会成员，帮助他们融入社会，了解社会，并且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5.拉扎斯菲尔德的三功能说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罗伯特.默顿合写了《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一文，将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赋予社会地位，是指当大众媒介对一个人、一个组织、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政策，甚至是一个社会问题进行广泛关注时，那么他（它）或他们（它们）将会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同时获得明显提升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认为，大众传播在广泛关注事物的同时，具有一种赋予名誉、声望、权威和社会地位的功能。
促进社会规范，是指大众传播可以通过揭露背离社会公共道德和规范的行为，将它们曝光于社会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向公众提出警示的作用，从而发挥强调社会准则的功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和道德规范。
麻醉功能，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不仅看到了大众传播在社会这个有机体中所起到的积极和维护作用，同时还向人们揭示了媒体也会给人类带来的消极作用。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媒体让人们沉醉于虚幻的世界之中，得到精神满足的同时却丧失了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他说：“这些为数众多的传播品只能使人们对社会的关心停留在表面，而这种表面性常常掩盖了群众的冷漠态度。由于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阅读报刊、收听广播和收看电视节目，他们用于参加有组织的活动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6]大众传播将人类淹没在如洪水般的信息世界里，人们被媒体所“麻醉”，同时也丧失了参加社会实践的热情和行动力。
6.施拉姆的传播功能说
作为传播学的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将上述学者的理论研究进行了一番总结和改进。主要建立在拉斯韦尔的功能学说的基础上，施拉姆在1982年出版的《男人、女人、讯息和媒介》（中译本为《传播学概论》）一书中，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对传播进行了分析[7]。
政治功能，包括了媒体的监视、协调（主要指政治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和传递（主要指法律的传递）等功能。其中，施拉姆把大众传播媒介比喻为“社会雷达”。他认为大众传播就像社会的守望人一样，负责监测周围的环境，将信息告知公众，并作出分析和解释，帮助人们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
经济功能，包括了媒体关于资源以及买卖等商业信息的发布，对商业广告的传播，从而起到促进商品销售，制定经济政策，活跃和管理市场，开创经济行为，并且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般社会功能，包括了媒介的娱乐、协调（主要指促进社会规范）和教育（主要指知识和文化遗产的传递）等功能。通过传播对社会进行劝说、指挥和控制。
总体来说，施拉姆的观点比上述其他几位学者具有较为系统的指导性，在传播学知识的基础建设方面有着更为清晰的概括，而且施拉姆提出了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将经济作用纳入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三、传播的主要功能
上述提及的关于传播功能的前一时期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众多学者在该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这些学者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有的提出三种功能、四种功能，有的提出社会层面的功能，有的提出个人心理层面的功能，有的强调传播功能的工具性，有的则强调传播的娱乐和消遣作用。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传播功能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系统的过程。早期的研究学者也是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逐渐将传播学的初步探讨发展成系统性的理论知识。同样，基于这些学者作出的理论贡献，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对传播的功能则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1.信息沟通功能
作为传播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功能之一，信息沟通是人类进行传播活动的根本目的。人们进行言语交流，通过媒介进行信息传播，都是为了完成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离开了这一功能，传播也将毫无意义。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这样提到：“我们是传播的动物；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它是形成人类关系的材料。”[8]人们面对面谈话，协商问题，交流情感，展开社会活动，都是在通过沟通的方式，将各类信息传递给他人，让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
1）政治信息的沟通
在政治领域，大众传播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传达政策方针，反映领导人的政治思想，通过媒介渠道来实现政治信息的沟通。在许多国家，政府和政党机关都积极通过大众传播来宣传自己的政见、路线和主张。总体来说，大众传播在政治信息沟通方面具有两个方面的主要作用。一方面，大众传播起到自上而下传递政治信息的作用，它及时地将政府和领导人的方针告知社会成员，促进政策等信息的充分流通。另一方面，大众传播也起到自下而上反馈民意的作用，它把百姓的态度、意见和建议再次传达给政府和领导人，在双向、平等的信息流动的基础上，让政策得到良好实施，维护系统运作和社会稳定。
2）经济信息的沟通
大众传播不仅在政治领域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在经济领域也同样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人类进行各类经济活动，例如进行买卖，了解经济政策，管理金融市场，开创经济行为，都与传播紧密相关。一方面，人类通过传播将各种有关经济的信息和资料进行传递，为社会提供经济行为的依据和基础。这包括我们常见的股市和房市的新闻报道，为我们提供大量而丰富的最新市场消息。另一方面，人类通过了解和掌握有关经济的信息和资料，对经济行为进行干预和调控。例如我们在了解股市和房市的信息之后，决定再次买入还是出售的行为。此外，人类通过经济信息的沟通，采取各种行为推动经济的发展，最常见的是广告促销，广告商采取各类劝服性的传播方式，诱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对受众的经济行为进行引导。
3）人类日常生活信息的沟通
传播在人类日常生活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们通过传播来了解周围的环境和适应环境。例如，学生在课堂上学习，他学到各类科学知识，并在与其他同学相处的过程中学习如何融入社会；另一方面，我们还通过传播来交换知识和经验。例如，家庭主妇每天去菜市场购物，通过与其他主妇的交流，不仅了解到菜市场的最新行情，也掌握了许多购买的技巧和心得。此外，我们还通过传播来进行感情交流，丰富我们的生活。例如，白领通过网络交友的方式，结识素未谋面但却志同道合的朋友。总之，传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它让我们了解周围，适应环境，学习知识，提升经验，交流情感，丰富生活。我们每一天都在进行传播，每一天都在通过传播行为进行信息的沟通。
2.社会整合功能
人类创造了社会，借助种种传播方式，先是建立了个体之间的联系，然后再建立起由若干人组成的群体，再之后则是由若干群体组成的社会。[9]因此，人类的种种传播活动具有社会属性，对于由人类创造的社会系统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就表面来看，传播不过为社会的一种现象而已，但实质上，传播实乃形成社会与文化的要件，更为一切社会行动的动力。社会中各种成员，必赖传播而建立联系，由互通声气而结合在一起，进而使整个社会间的各个分子，产生共同的信念，接受共同的社会法则，产生和谐的社会关系。”[10]在现代社会系统中，大众传播则对社会整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传播的社会整合功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促进文化统一化
自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在劳动与学习等一系列传播活动中产生了大量的文化成果。人类的文明通过传播活动得到积累和传承、修正和发展，这就使得我们能在一定的文化认同基础上，形成社会和国家。而且文化还会不断向四周扩散开来，与不同的文化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这也加速了人类社会的统一和向前推进。正如中国的文化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以后，逐渐地与周围的文明彼此借鉴、吸收、认同并最终合而为一的过程一样，随着媒介科技的快速发展，各民族的文化之间更是进入了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的“融合”时代。无论你身处何地，都可以轻易地通过网络、电影、电视、广播和报纸了解世界范围的文化信息。在全球化的今天，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了解、交流和合作，更促成了全新的世界文明和价值观念的形成。例如国际社会常常提及的“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即为一种全球文化相互融合的体现。正如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所说，传播是社会的黏合剂[11]。传播不仅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也加速了人类社会的统一。
2）增强社会凝聚力
人类传播活动对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加强凝聚力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类往往通过传播活动，按照一定的利益和目的，逐渐形成各种组织和团体。这些组织和团体为了能够让其成员团结在一起，会形成并制定一套规范和制度来约束其成员的行为，并让他们在价值和观念上保持认同，在行为上保持一致。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往往通过形成一定的道德文化规范，把人们的行为约束在一定的社会秩序里，以保证社会系统有序运行。同时，通过政治法律思想的传播，建立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控制并调解社会行为，保证社会内部的和谐统一。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一个家庭也往往按照社会习俗或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惯，通过约定来形成一定的规范，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按照这样的要求和谐共处，各司其职，维护家庭的稳定和团结。例如父亲负责赚钱养家，母亲负责照顾家庭成员，夫妻通过交换意见和表达情感，达成分工的一致性，在家庭范围内形成一种凝聚力。
3）平衡社会系统
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对社会的整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社会系统若要稳定运行，其各个组成部分就需要共同合作，协调一致，不能发生错位和不协调的矛盾。大众传播就起到一种“润滑剂”的作用。首先，一个社会内部需要良好的信息沟通，在上面我们已经论述过，例如在传递国家政策、经济动态和文化知识等方面，大众传播起到的沟通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传统媒介不仅有效地把信息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网络的诞生还使得信息的传递转向一种双向和平等的模式。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还是个人的情感交流，大众传播为人类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次，一个社会内部的稳定运行还需要有效的信息协调。大众传播不仅传递信息，而且还起到信息协调的作用。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会产生很多分歧和误会，有的是源于利益的冲突，有的是源于文化的障碍。小到邻里关系，大到国际关系，矛盾的产生和协调都离不开传播活动。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积极开展外交活动，通过谈判来处理贸易摩擦，正是传播在发挥协调功能方面的一种体现。最后，一个社会内部的稳定还需要有效的监督体制，大众传播在监督功能方面的作用是极其强大的。例如曝光一些违背社会常理的行为，激起公众的谴责，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进行社会控制。因此大众传播不仅向上反馈民意，同时也监测社会环境，发现矛盾，协调处理，并最终平衡社会系统的有序运行。
3.教育功能
在现代社会里，除了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之外，大众传播已经发展成为社会教育的主要渠道，这与当今飞速发展的传媒科技以及大众传播的广泛普及是分不开的。体现在个人发展中，大众传播也成为人类社会化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在社会教育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进行社会教育
“一切文化传授活动都是传播活动；一切直接教育行为都是由传播实现的”[12]。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开办的教育项目就是通过传播行为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方式。在现代信息社会，人们每天都在接触大众传播媒介，看电视、读报纸、上网等都是在接收各种信息，丰富的知识就蕴含在这海量的信息中，人们通过长期接触这些信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接受着大众传媒的教育。今天，大众传媒已经和家庭、学校一样，成为人们的主要“教育者”。与传统的家庭和学校的“指令性”教育方式，即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所不同，大众传媒的教育方式是一种“浸润”式的，不直接，但却渗入到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此外，大众媒介的教育功能还表现在为人们提供“社会模特”，供人“模仿”。“传播向受众提供的‘社会模特’，既有典型人，也有典型事，以期待受众获得与‘模特’一致的价值观念，并在行为上向其靠拢。”[13]
2）培养社会角色
一个人生活在社会里，就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小时候是父母的孩子，上学后是老师的学生，工作以后是老板的员工，结婚之后是他人的丈夫或妻子，有了孩子以后又扮演着父母的角色。总之，人的角色在不断转换，每个角色背后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学习才了解到如何扮演这些不同的角色。大众传播同样发挥着这样的功能。它让受众在读书看报、看电视、看电影的过程中学习做人做事，它为受众提供一些模仿的对象，培养受众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去行动。
4.娱乐功能
随着各类大众媒介，特别是电视，逐渐普及到千家万户，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以前，学者们更多地强调大众传播的“社会教化功能”，因为传播媒介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它承担的娱乐功能不多。但是在大众媒介普及到百姓人家的今天，传播的内容则趋向大众化、浅显化、易懂化，人人皆可娱乐的观点越来越受到关注。
传播学者克拉帕曾说，传播的娱乐内容可使受众忘掉忧虑焦急的问题而在心灵上获得舒解。[14]波兹曼在《娱乐至死》[15]中提到美国社会在20世纪电视普及后不久，电视媒介的主要节目内容和形式就是娱乐，从音乐、游戏、竞技体育、肥皂剧到各式娱乐节目占据了美国家庭中的绝大部分休闲时间。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媒介的娱乐功能更是将媒介的商品特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此视为媒体市场竞争的利器。美国《时代》杂志称，到2015年前后，休闲娱乐经济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将占有一半份额，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娱乐时代。[16]
四、传播的消极功能
传播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对社会产生促进作用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一些消极作用。所谓传播的正功能，就是指媒介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是积极的，有益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反之，则是负面的、消极的。
1.麻醉作用
1948年，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合著的《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一文，是对传播的负功能最早进行的研究。他们认为大众媒介虽然具有“社会地位赋予”等方面的正功能，但同时也产生了对人的“麻醉作用”。人们通过媒介接受信息了解社会。但是如果信息过量，人们就无从选择，反而迷失在海量的信息世界里，失去了判断能力。我们每天一睁开眼，就被媒介所包围着，吃早餐的时候我们阅读报纸，上班的路上我们听着广播，休息的时候我们看着电视，无聊的时候我们在网络上闲逛。在大量信息的轰炸下，我们很容易失去理性和独立的思考能力，不假思索地跟随着大众媒介的信息潮流，渐渐地我们不再关心身边的人和事，不再热心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盲目地以为通过媒介对当代的种种问题做些了解就是参与了社会。
近年来，日本学者又提出了“电视人”、“容器人”这样的新词汇，就是指那些把闲暇时间都用在大众媒介上，却无法应付现实世界的人。这样的人由于接触电视过多，减少了与现实社会的交往，就像一个罐装的容器，封闭而孤独，但他们对于大众媒介却又有着极强的依赖性，大众传播媒介对他们来说就像“最高尚、最有效的一种社会麻醉品；中毒的人甚至都不了解自己的病端”。还有学者指出，现在的大部分新闻媒介传输的都是“娱信”（infotainment），它们导致社会市民接受不良的教育和熏陶，以至于大大减少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时间。[17]
因此，我们要看到媒介的功能是一把双刃剑。大众媒介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副作用。除了上述的麻醉功能，大众媒介还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2.泛“娱乐化”
在当今社会，我们会发现大众传播媒介有一种过度娱乐化的现象。泛“娱乐化”指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在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对低俗化、平庸化的娱乐文化的盲目追求，从而导致媒介过于强调娱乐的作用，而忽视其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教育功能。美国文化传播学者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波兹曼给沉醉在泛娱乐化中的人们敲响了警钟。现在的大众传播媒介充斥着暴力和色情的娱乐性内容，大量的负面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尤其是那些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这些负面的信息诱发受众偏离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和道德传统，从而采取违背社会规范的偏激行为。美国反电视暴力协会主席、精神病医师托马斯·雷迪斯基在对16个国家进行750次调查后发现，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暴力，25%～50%的责任应由大众传播媒介负责。69%的英国公民也认为电视上的暴力已经构成社会问题，德国母亲同时呼吁取消电视暴力镜头。[18]
此外，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降低了娱乐的门槛，使得普通百姓人人都有机会受到来自媒介的感官刺激。商业性的大众传播媒介为了吸引受众的眼球，一味地追求低层次和庸俗化的娱乐信息，降低人们的审美情趣，从而转移了社会公众对高雅艺术的注意力和鉴赏力，使得精英文化由于传播的泛“娱乐化”作用而与社会公众拉开了距离，受到作为工业化产物的“大众文化”的挑战，不利于社会文化的平衡健康发展。
3.虚假信息的散播
媒介可以为善服务，也可能会为恶操纵。如果被居心叵测的人所控制，那结果将是十分可怕的。历史学家丹尼尔·波尔斯丁提出的“伪事件”（pseudo－events）一词，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现象。他发现有一些公关部门会故意制造一些“事件”，然后通过媒介的报道，成功地塑造企业及其产品的正面形象，或使某些人在公众心目中拥有高尚的、有魅力的人格。既然形象和人格可以通过媒介塑造，事件也可以通过媒介捏造，这使得许多虚假信息被某些人恶意操纵，有意图地通过媒介被散播出去，从而对某些国家、组织和个人产生负面的作用。例如在2008年中国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期间，一些西方媒体故意歪曲新闻事件，从偏激的角度来解读中国政府的行为，例如法新社在奥运前夕对拉萨“3·14”暴力事件的造假新闻，《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在奥运期间实施的临时措施进行歪曲解读等，从而对中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不利影响。此外，一些娱乐公司也会故意“包装”旗下的明星，塑造其虚假的一面，甚至还编造和利用一些事件来“炒作”他们的人气，这些散播“伪信息”的传播行为，极大程度地破坏了社会传播的正常秩序，也错误地引导受众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和判断能力。
4.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等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社会也加速迈进了全球化的时代。世界范围内的卫星电视直播、影视节目的全球发行，都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享受。但是来自不同地区文化节目的频繁交换，也给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带来了许多冲突和矛盾。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拥有实力雄厚的文化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贸易中占尽优势。与此同时，美国又通过WTO这样的国际组织大力主张推行文化产品的自由贸易体制，期望将包含有美国价值观和规范的文化产品传遍全球，从而借势在文化领域中发挥“软实力”，影响全世界。由于实力的悬殊，目前世界各地的本土传媒产业都在经受美国好莱坞的强烈冲击，本土文化也在好莱坞制造的大众文化的围攻下不得不步步退让，有些国家则坚持采取“文化保护”政策来维持传统文化的生存。
大众传播媒介在创造和强化国家意识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民族的本土媒介受到外界的强烈冲击，甚至被市场排挤，被外国媒介所取代，那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稳定性都将受到强烈的冲击。[19]文化霸权理论（cultural imperialism）就是基于这样的推论而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的支持者认为美国通过其强大的文化产业在全球的广泛传播，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以达到主宰全世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信仰为目的，从而对全世界进行主导性支配。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也指出，未来世界格局的矛盾将集中在文化的冲突，建立一个有利于商业全球化的环境的努力将激起传统文化的反抗。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看到，美国在文化贸易上的优势直接强化了它在世界格局中的霸主地位，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的力量，美国向世界传播它的普世精神，破坏了其他国家的本土文化，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殖民”。有关传播的基本功能和消极功能如表7－1所示。
表7－1 传播的基本功能和消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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