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书目工作

鲁迅与书目工作

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他的一生同目录学、书目工作的关系也是极为密切的。鲁迅对目录学、书目工作不仅有着许多精辟的论述和可贵的见解，而且，亲自进行了一系列的书目工作实践，为我国目录学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为我们从事书目工作做出了很好的楷模。

（一）

鲁迅先生的书目工作实践活动，是从他年轻时就开始的。早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就曾编制有《拟购德文书目》一份。后来，他从日本回国，在绍兴山会学校任教时期，编有一份七页的《旧绍兴八县乡人著作目录》，著录了八十种绍兴地区的地方文献目录，为研究绍兴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作了资料准备工作。

辛亥革命前后，鲁迅在浙江、南京、北京等地进行过纷繁的整理、校订、研究古籍的工作。在他纂辑、研究、整理古籍时，摘抄或编制了许多有关的书目，像《丛书目录摘抄》、《四库未收书目》、《益雅堂丛书目》、《遂初堂书目》、《俗文目录》、《采录小说史料书目》等都是。他能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目录学遗产，灵活运用目录学知识和方法，为整理、纂辑古籍工作铺平道路。

图书的收藏是鲁迅毕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所编写的连续起来收书最多的目录要算《鲁迅日记》中的“书账”了。《鲁迅日记》从一九一二年起，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他逝世止，每年的日记里面都记有“书账”，这是依时间先后顺序随同写日记时及时将当时所收集到的书刊登记下来的藏书目录。据现在见到的“书账”总计，鲁迅藏书共约二万余册，另外还有金石拓片和原版木刻约八千多张，这是研究鲁迅藏书的最重要的书目资料。

鲁迅在他生平科学研究活动中，在指导他人读书的活动中，热心而又细致地编制了若干“引用书目”、“参考书目”、推荐性书目和个人著述书目。

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辑录《小说旧闻钞》时编制了所引用的七十六种著作的“引用书目”，附在书后，目的在于指出辑录资料的来源。同年九月，编写《汉文学史纲要》时，在这书内的每篇之后编列有参考书目录，指出研究汉代文学史的参考资料线索。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手抄了《关于小说目录两件》——一件是抄录自日本《内阁文库书目》，另一件抄自钱曾的《也是园书目》，两件小说目录的前面写有“小记”，叙述抄录这两个书目的经过和抄录的目的。两个书目后分别写有“按语”，指出书目的特点。这两件目录的抄录与他文学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

大约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之间，鲁迅给他好友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过一份研究中国文学的参考书目单。这一书目列有十二种参考书目录，按著者、书名、版本等项著录，提要简明，常用一两句话，点明该书的内容、特点、版本的优劣等。这一《开给许世瑛的书单》，原见于许寿裳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后来收录在人民文学书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七卷里。推荐性书目，时常出现在鲁迅写的文章、书信和他编辑的书刊里。一九二四年写的日本厨川博士《苦闷的象征》一书的“引言”中，鲁迅特地介绍了厨川论文著作的目录；在一九二九年编辑出版的《艺苑朝华》的“广告”里，编列了一部分国外艺术作品的目录；一九三一年鲁迅在《〈铁流〉编后记》里专门选编介绍了《现代文艺丛书》的书目；同年写的《柔石小传》，也不忘将被传人的著译目录用较多的笔墨作叙述，使人对柔石有进一步的了解。鲁迅平时与他人书信往来时，也常有顺便推荐、介绍自己所见的一些书目，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曹靖华信里谈到关于中国文学史方面的书有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等五种书可读；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致李长之信里，鲁迅谈到他所印的画的目录，所译的书的目录，等等。

关于鲁迅自己的著述书目，有一九三〇年他写自传时开列的自己部分著作的目录；一九三二年鲁迅在上海整理著作时，又亲手编写了一份《鲁迅译著目录》，附在《三闲集》后面。这个书目的编制也为后来许广平等同志编《鲁迅译著书目续编》做出了编制体例与方法的样板。鲁迅在书信里，也常有介绍自己译著目录的，如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致夏传经信里，就有介绍他个人“作”、“编”、“译”三个类型的二十四种图书目录。在鲁迅的遗稿内，至今还保存着他自定的两件重要的个人著述目录——“三十年集”著述目录。这两件目录见载于《鲁迅全集》第二十卷附录《鲁迅全集编校后记》内。这是鲁迅在他晚年时打算将自己三十年来写的小说、散文、杂文、文学史、书信等集成为一部，准备编辑《三十年集》而亲手拟定的两件个人著述目录。这两件目录为后来的《鲁迅三十年集》、《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提供了依据。我们还可以透过这两件书目，见知鲁迅先生深刻的用心和他辛勤劳动的成果。

鲁迅从事书目工作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涉及的范围也是极其广阔的。上面介绍的若干种书目和鲁迅致力于书目工作的情况，并不就是他从事书目工作的全部，然而我们从这些已足以能了解他在书目工作领域的卓著的成就，察知他对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的一些独到的见解。

（二）

从上面我们看到，鲁迅在书目工作领域的活动是同他生平的研究工作、文学创作、指导青年读书及同他革命斗争的各项活动紧紧相联系的。鲁迅在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书目编制的实践活动中，运用了他所创造的编制书目的各种方法，并且提出了他对目录学的一些见解，归纳起来，比较主要的可分下列两个方面：

1.重视书目工作的思想性、科学性，注意书目编制的技巧和方法，有效地利用目录学和书目工作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和研究工作的工具。

在鲁迅所编写的书目里，《〈铁流〉编后记》一文里选编的《现代文艺丛书》目录，一九二五年发表的《青年必读书》那种别具匠心的“书目”以及他抄录记载下来的反动派“围剿”进步书刊的查禁书目等等，都是为着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站在千百万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向着敌人作不屈不挠斗争而编制的具有强烈思想性的书目。

《现代文艺丛书》目录热情地推荐、介绍了革命的、进步的书籍，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青年必读书》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少看所谓国学家们开列的书。关于写这一空白“书目”的目的，鲁迅在《答“兼示”》一文中说，那《青年必读书》里的几句话是针对那些宣传非读古书不可的人而发的。对于一些骗诱青年人的胡说八道，鲁迅也有效地利用书目为战斗武器，用书目工具书所提供的无可辩驳的证据，给那些荒诞的谬说以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批驳。一九二六年前后，陈西滢在“指导”青年人读《四书》时，说：“不研究汉、宋、明、清许多儒家的注疏理论，《四书》的真正意义是不易领会的”。鲁迅以《四书》是南宋以后才有这个名称的铁的历史史实，进而用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并引证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里没有《四书》书目注录的事实，辛辣地讽刺他们的错处，给“国学书目”们以狠狠的一击。鲁迅抄录下的国民党当局查禁进步书刊的目录，更充分反映了他的书目工作中的思想性、战斗性，这是他为捍卫新文化，在书目工作领域顽强奋斗、至死不屈的大无畏的斗争记录。

鲁迅重视书目工作的思想性，也高度重视目录著录内容的思想性和编制书目的科学性。他对待书目编制工作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讲求书目编制方法，他所编制的书目无不体现了用正确思想评介图书、指导阅读和把书目编成为查考著作，考镜学术渊源，进行科学研究所必备的工具的。

我们拿前面介绍的《开给许世瑛的书单》来看，这是一个编制得很有价值的参考书目。通过对书目上每个条款的精心著录，给读者揭示了要领，指示了门径。按照这一书单的指引，读者在学习、研究中国文学方面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收效。值得称道的是，鲁迅在这个书单里，对于读者读某书时用什么观点、抱什么态度的问题，用极简短的提要作了正确的说明，如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条下说：“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在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条下，说明读这书“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介绍该书形式为“表格之式”，指明这书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的，“未必真是‘大事’”，还告诉读者读此书时可以参考些什么书等等。鲁迅编制书目的这样高度的思想性、科学性的范例，他编制书目的内容、体例和方法，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在鲁迅编制的书目里，也很注意到对书目的小序和按语的编写，像《关于小说目录两件》，前面有小记，后面有按语；《鲁迅译著书目》后面附有序言；“书账”里面也间或写有“题记”等。这种用序言、按语来说明书目编制经过和编制目的的方法，是对我国传统目录学里目录编制中的大序、小序的编写方法的继承和发展。鲁迅编制的书目里，还有一种类型是既未写前言后语，又未写提要的目录，如“三十年集”两件目录即是。这是由于编这两件目录是为他自己将要编辑三十年著作集而用的。鲁迅能根据不同的用途以不同的方式编制各种书目，灵活运用我国目录学领域编制书目的各种体例和方法，不拘泥于某一种类型，这样，才能使所编的书目真正达到“考见学术之源流”，指导读书治学的效果。

从上所述，我们可知鲁迅编的目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思想性强，编制方法灵活，他充分、有效地利用书目工作为文学创作和研究活动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他说，写作和研究工作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故事新编》序言）的工作，他从事过的书目工作实践清楚地表明了他对书目工作难能可贵的创见，他编制的书目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巨大意义的指导原则和优秀的范例。

2.鲁迅在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同时，广泛地研究了我国目录学史上的官修目录、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评述了历史上一些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并结合自己的书目工作实践，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肯定。

像珍视其他古代文化遗产一样，鲁迅也十分珍视我国的优秀的目录学遗产。在他藏书目录“书账”里，我们能看到他记载下来的好多自己收藏的关于目录学方面的书籍，如《汉书艺文志举例》、《八史经籍志》、《宋元旧书经眼录》、《隋书经籍志考证》、《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朱氏汇刻书目》、《续汇刻书目》等都是。鲁迅曾把著名目录学家章学诚著的《校雠通义》等书当作贵重的礼物赠送给他的好友许寿裳，这些也表明他对目录学的重视和热爱。

鲁迅在对我国目录学遗产的研究过程中，结合自己对书目工作的实践活动，提出自己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和看法。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里，提出了不少关于目录学的见解。他说，史家对目录学的观点，“自汉迄今盖略同”，即目录属于史的支流的观点；他指出汉代刘向父子在秘府校书，刘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到班固作《汉书》时，“删其要为《艺文志》”；在论及唐代的目录时，鲁迅指出，贞观年间魏征撰的《隋书经籍志》的体例特点是，“祖述昔荀勗《中经簿》而稍改变，为经史子集四部”；他还介绍石晋时，刘等因韦述旧史作的《唐书经籍志》，其编制体例为“以毋煚等所修之《古今书录》为本，而意主简略，删其小序发明，史官之论述由是不可见”；鲁迅对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和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史志目录和官修目录，都作了评介，对于明代王圻的《续文献通考》、高儒的《百川书志》、清初钱曾《也是园书目》等私家目录作了评述，其中对于钱曾书目，还着重指明它“专事收藏、偏重版本”的特点。

关于分类，鲁迅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曾结合对小说的研究详细地分析过古代目录关于小说的归类问题，解答过生活书店的“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的提问。他认为，应该根据图书著作的历史背景，依据图书的内容及其编制方式来全面考虑这书的归类。他对于“珍本”和“善本”的区分，发表过正确的看法，说：“‘珍本’并不就是‘善本’，有些是正因为它无聊，没有人要看，这才日就灭亡，少了下去；因为少，所以‘珍’起来”（《杂谈小品文》）。

此外，鲁迅还提出考证、评论图书应具有辩证的、实事求是的、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希望评论图书和开目录的人要懂得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起码，不能是一个糊涂虫。对于考证工作，鲁迅在《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中说：“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认为，欲考藏书版本，不能单单以缺笔定时代，不能单单以地名或以文章的华朴巧拙定时代，而应在掌握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考证工作。他反对孤立片面地看问题，注重全面分析。这种考证的方法是可取的。关于评论、研究图书，鲁迅认为，这“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提出评论图书要联系时代背景等来全面地看问题。同时他还指出，“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在论及到指认图书的人和开目录的人时，鲁迅说对他们的要求“根本问题”是他“可是一个‘革命人’”（《革命文学》）。如果开目录的人“是一位糊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糊涂书”（《随便翻翻》）。鲁迅先生对书目工作和目录工作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学习的。

（三）

鲁迅一生从事过大量书目工作的实践和目录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他的战斗的一生也是与书目工作息息相关，紧紧相联系的。

翻开鲁迅著作，鲁迅重视、关心书目工作的事迹不时地会从字里行间呈现出来，令人赞叹，感人肺腑，如在他书信中就有“书目中可用之处，已经抄出，今奉还”；“新月书店目录，你看过没有？”；“《抱经堂书目》已见过，并无非要不可的书”；“《嘉业堂书目》早收到”；“《译文》书面上的木刻，也要列入目录”等等的话，从这里的各个简短的文字片断就可以看出鲁迅在繁忙的工作中，又是多么关注书目和书目工作啊！鲁迅先生重视、关心书目工作，这是他为了更好地从事研究工作、从事创作活动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指导读书和开展现实斗争的需要。许广平同志曾介绍鲁迅生前怎样做学问时说：“鲁迅先生研究学问的方面很广博，大致对于前辈的从书目入手的方法也并皆采纳，在他消闲的时间，就时常看见他把书目看得津津有味……有时鲁迅先生也解释给我听：‘这是治学之道，有人偷偷捧住《书目答问》死啃一下就向人夸耀博学的了，其实不过如此而已。’我想鲁迅先生的披览，未必志在夸耀，而是他确实藏书无多，有时为了研究史学之类，或某种著作，只得借书目作参考之一罢了。因此他的藏书里随时遇到许多出版年代不同和地域不同的书目。”（《北行观感》）。许广平的这段话，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鲁迅与书目工作的密切关系。

要确定鲁迅的书目工作实践和目录学见解在我国现代目录事业史上的地位，研究、讨论它们在科学文化和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肯定它们对我们今天的书目工作与目录事业的指导意义，是很有必要的。鲁迅有关书目工作文面的著述只占他浩瀚辉煌巨著中的一小部分，然而，这却是我们目录学宝库里的灿烂的明珠。虽然鲁迅在书目工作、目录学的理论方面还没有能来得及作出专门的系统的论著，但我们从他从事书目工作的活动中，可以确知他对书目工作的贡献是巨大的。鲁迅关于书目著作的评述，他的编制书目的经验、方法，他对书目工作的见解和对目录学理论的一些论述，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从事书目工作的典范和学习、研究书目工作所必须参考的重要文献。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