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文艺书评

鲁迅与文艺书评

鲁迅一生给我们留下了约七百万字的著述，在这些不朽的丰富遗产里，书评以及有关书评的文字，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鲁迅在这些活动中，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书评工作的许多宝贵经验，而且也提供了书评的导读性、科学性、艺术性的出色典范，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并借鉴学习。

鲁迅十分重视书评工作的战斗作用，他说：“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介绍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答国际文学社问》），因而特别致力于对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的介绍推荐。

对于当时文坛上虽然幼稚，或者有缺陷，但却为当时的读者大众所需要、于斗争有利的作品，鲁迅是大力扶植的。在扶植的同时，对以极“左”的高调抹杀幼芽的恶意指责（如狄克之流），给予尖锐回击。为了培植浇灌新生的幼芽，鲁迅还提倡剜烂苹果的精神，即对主流好但有明显缺陷的革命文艺，“不要一见有烂疤了，就一下子抛掉。倘不是穿心烂，还有几处好的，还可以吃的。”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鲁迅评论图书，一贯不同意：“求全责备”，反对那种要求“首饰要‘足赤’，人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的形而上学思想。

至于那些宠犬派文学，帮闲文学，鲁迅则灵活多样地运用其犀利的书评武器，给以严厉的批判和毫不留情的打击。

对于中外文化遗产，鲁迅是主张从当时中国人民的斗争需要出发，采取有批判地、分别地“拿来”的，“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转，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浮士德与城〉后记》）。为此，鲁迅做了大量翻译、评介中外优秀文化遗产的工作，这方面的译著占了全部著作和译作的一大半，足见鲁迅何等重视批判继承中外过去的文化遗产了。

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作风，也是鲁迅对书评工作的一贯要求。鲁迅自己所写的书评就有这一特色。他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鲁迅强烈反对那种“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哗众取宠的浮夸作风和走极端的倾向，认为这种书评会把人“捧杀”或“骂杀”，这种没有原则性的，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书评，他认为应当“一律抹杀”（《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搞文艺书评自然要运用马克思文艺理论武器，要正确掌握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鲁迅说的好，批评家“往往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就好，不合就坏。但是，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批评家的批评家》）。对于不正确的书评，鲁迅主张开展公开论争。他说：“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看书琐记》）。鲁迅有不少出色的杂文，其实也就是对于形形色色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书评的反批评。

鲁迅一贯强调，无论是读书或读书评都应以“自己思索，自己做主，自己观察”。鲁迅的书评如他的杂文一样，从来不是套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以吓人，总是渗透着自己思索、观察得来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充满着活生生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从内容到语言风格都是新颖、独特的。鲁迅的学风、文风对我们搞好书评工作大有可供借鉴之处。

《湖北日报》，1980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