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京师图书馆

鲁迅与京师图书馆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与京师图书馆发生关系，缘于他的工作职责和启蒙教育的思想主张。

1911年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会，依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1月1日正式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月28日，组成南京临时参议院，执行议会职权。临时政府下设九个部，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部总长。鲁迅因许寿裳的介绍，于1912年3月应聘到教育部担任社会教育方面的工作。2月12日，宣统皇帝逊位，依照南北议和的条款，孙中山于13日向临时参议院提请辞职。15日又召开临时参议院会议，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却背约执意不到南京就职，迫使南京临时参议院于4月5日议决迁都北京。4月中旬，趁部迁北京间隙，鲁迅回了一趟绍兴。5月初，赶赴北京教育部报到，开始了他十四年的政府公务员生涯。

当时教育部的机构设置，包括参事室、承政厅和普通、专门、社会三个教育司。鲁迅在社会教育司二科用事。二科主管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动物园植物园等学术事项；美术馆及美术展览事项；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等。其所管辖的内容类乎今天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及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的职权范围。

鲁迅在教育部时的头衔有时称“佥事”，有时又说任职社会教育司一科，连鲁迅《自传》都说“由此进北京，做到社会教育司二科科长”。似有前后不一之嫌，其实不然。“佥事”并不是官名，而是一种官阶。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文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级。特任官是文官的第一级官阶，要由大总统或国民政府主席任命。简任官是文官的第二级官阶，由大总统或政府主席任命，如各部次长、局长、各省厅长等。荐任官是文官第三级官阶，由各主管长官推荐，中央政府任命，如中央各部、局的科长，各省的县长。委任官是文官第四级官阶，由各主管长官任命，如国家机关的科员等。而“佥事”则是荐任级官员，属于三级官阶文官，其任职一般是科长或地方县长。这就与鲁迅做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一科科长或二科科长之职、级相符了。关于社会教育司一科、二科，二科的职权范围已如上述，一科职掌礼俗，放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有争议，不久拨归内务部，这样鲁迅所在的二科便变成了一科，其实职责并未发生变动。

鲁迅与京师图书馆

经学部奏请，晚清政府批准，京师图书馆于1909年9月9日正式成立。中经辛亥鼎革，时局不稳，未能及时开馆。民国元年（1912）4月26日，随同政府迁移北京的教育部开始办公，并接管了京师图书馆。5月委任江瀚为馆长。这一年的8月20日《鲁迅日记》（以下有时简称《日记》）载：“上午，同司长并本部同事四人往图书馆，阅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写经，又见宋、元刻本不少。阅毕，偕齐寿山游什刹海，饭于集贤楼。下午四时始回寓。”表面看，鲁迅这次莅馆似是看书，实则看书恐怕只是接待者借机炫耀的节目，真正用意当是教育部接管该馆之后有意安排的一次视察，否则就用不着由五名部员陪同司长来看那点书。民国元年（1912）8月27日该馆始就广化寺开馆接待读者，鲁迅他们一个星期前来馆检查准备工作，亦是合乎逻辑的行政安排。12月19日《鲁迅日记》又载：“大雪终日。午后同夏司长赴图书馆，途中甚冷。”这次莅馆做什么，不详，估计定与馆务有关。

广化寺即今北京市西城区后海鸦儿胡同31号，居什刹海东北隅高台之上。《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引证《析津日记》说：“广化寺在日中坊鸡头池上，元时有僧居之，日诵佛号，每诵一声，以米一粒记数，凡二十年，积至四十八石，因以建寺焉。”又据明《敕赐广化寺记》碑文记载，元天顺元年（1328）有灵济号大舟者，“到庆宁寺住，至顺四年（1332）在此寺住，发愿禁足二十年不出门，一心念佛……十年后成此大刹。”因知此寺当建成于至正二年（1342）前后。清末成了北京一处藏书之所，1908年学部尚书张之洞的一些私人藏书就庋藏在这里。

1913年2月17日，《鲁迅日记》载：“午后，同沈商耆赴图书馆访江叔海，问交代日期。”江叔海即江瀚，问他交代日期，是指江瀚已决定调任四川盐运使，什么时候可以安排交代馆务。3月6日《日记》又载：“下午同沈商耆往夏司长家。”第二天午后又“同沈商耆赴图书馆，商交代事务”。证明前一天下午去夏司长家，显系汇报工作，接受指示。足见这段时间为京师图书馆事务鲁迅是很忙了一阵。江瀚去职后，馆职则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摄。夏身居教部，站位较高，认同江翰1912年12月9日在南城适中之处设京师图书馆分馆致教育部的呈文，同样认为：“现在租借之广化寺房屋，不惟地址太偏，往来非便，且房屋过少，布置不敷；兼之潮湿甚重，于藏书尤不相宜，虽暂时因陋就简，借立基础，终非别谋建筑，不能完备。”^[1]十月，“部议本馆馆址湫隘卑湿，不宜存贮图书，拟更诸爽闿者，以谋永久，因暂停办。”^[2]夏曾佑及教育部这两项举措实施后，鲁迅与京师图书馆的关系就更加密切。

民国二年（1913）10月29日，教育部训令社会教育司，谓：“查北京图书馆创自前清，曾经学部奏定地址，嗣因鼎革，未及开办。民国肇造，日不遐给，因京城图书馆系举国观听，姑就旧藏书处暂行开馆。今国家粗定，不能不谋所以进行。仰社会教育司，转饬北京图书本馆，暂行停止阅书。兹派本部佥事周树人、沈彭年、齐宗正，主事胡朝梁、戴克让前往，会同该馆馆员王懋镕、乔曾劬、秦锡纯、雷瑜、孙豚、王惠醇、杨承煦，迅将所有收藏图书按照目录检查，装箱封锁。其存款帐册，亦应逐一清理，悉交周树人等接收报部。该馆人员务宜交代清楚，以便迁移，听候改组。该部员等，务宜设法进行，勿得疏忽贻误。是为至要。此令。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部令。”^[3]就在部令下达的这一天，鲁迅则“在部终日造三年度预算及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岑岑然”（癸丑年1913十月二十九日《鲁迅日记》）。十一月一日《日记》载，“午后同夏司长往什刹海京师图书馆”。表明部令下达两天之后，鲁迅已陪同本司司长到京师图书馆落实。^[4]这是鲁迅以教育部佥事身份到京师图书馆执行部令，实则类乎是接收大员。这次举动旨在停止京师图书馆在广化寺办馆，故鲁迅等谨遵部令与京师图书馆馆员通力合作，对书籍分别部类，编列号数，刊印标签，逐册粘贴，依序陈列，以便收发检查，并待搬迁和改组。其实，《鲁迅日记》中还记载这一年的四月十五日“午后同夏司长及戴螺舲往图书馆”。五月十六日“午后同夏司长赴图书馆，又步什刹海半周而归”。这显然是夏曾佑兼摄馆事之后、部议广化寺不宜做图书馆之前，鲁迅陪同本司司长前往什刹海广化寺京师图书馆的两次实地考察。这两次莅馆究竟干什么，《日记》中未详说，但推测应是对该馆是否适宜藏书躬自进行检查。考察之后究竟是口头向部汇报，还是另有书面呈文，不得而知，但就事务的逻辑，应该是这两次考察促成了10月29日教育部训令社会教育司停止在广化寺办馆、择地搬迁的议决。

既然停止在广化寺办馆，那就有个另择馆舍的问题。为寻找适当旧有建筑作为京师图书馆馆舍，鲁迅花了不少心思，并躬自进行考察。乙卯年（1915）《日记》继载6月1日“午后往国子监南学”。21日“下午同戴芦舲往南学”。8月20日“午后往方家胡同图书馆”。这都是鲁迅为京师图书馆寻找考察新馆舍的真实记录。据清光绪《会典事例》卷一〇九一载，雍正九年（1731）国子监“奏准将毗连国子监街南官房一所，赏给本监，令助教等官及肄业生等居住，是为南学”。又《清史稿·职官志二》亦谓在学肄业者为“南学”，在外肄业赴学考试者为“北学”，是因新建学舍毗连国子监街南，故名为“南学”。“北学”或指国子监。可知南学房舍之建，当在雍正九年之前，否则，国子监就不会奏请拨给本监作为师生宿舍了。清代国子监在今北京安定门内路东成贤街内，其街南的一条胡同，就是方家胡同，南学就在这条胡同之内，所以乙卯年（1915）8月20日《鲁迅日记》才说“午后往方家胡同图书馆”。

民国六年（1917）1月20日，京师图书馆呈文教育部，报告：“本馆自设立筹备处以来，逐月进行，各项筹备事务大都完竣。其本馆《图书阅览规则》及《办事规则》则均蒙批准，各在案。兹拟定于本年一月二十六日开馆，任人阅览，以广流通。所有拟定开馆日期缘由，理合备文呈请大部鉴核，批示遵行。谨呈教育总长。”^[5]至此，闭馆三年的京师图书馆，始在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重行开馆。开馆之日，蔡元培、鲁迅等均莅馆出席开馆仪式。故丁巳年（1917）一月二十六日《日记》载“晴。上午赴京师图书馆开馆式”。并与来宾和馆中同仁合影留念。迄今国家图书馆还保存着鲁迅先生参加开馆仪式时的合影照片，洵为珍贵。然就在京师图书馆于国子监南学开馆之际，教育部又呈文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请求“将午门、端门两门楼及端门内左右旧朝房，一并拨归教育部，略事修葺，以午门楼为京师图书馆，端门楼为历史博物馆”。黎元洪当即批准，害得鲁迅等部员只好前去实地踏勘。故鲁迅丁巳（1917）2月5日《日记》有载：“午往中央公园，饭已赴午门阅屋宇，谓将作图书馆也。同行者部员共六人。”

当然，京师图书馆在前清国子监南学旧址重新开馆之后，亦旋遭读者批评，谓“地点不适中，无怪看书人少”。且“更观本馆考察表，京师图书馆因交通不便，每日阅览仅二十人。京师通俗图书馆反之，则每日阅览多至一千七百四十余人，盖地处交通便利而又不收券资之故”^[6]。面对强烈的社会批评，1918年12月，部议又“以南学官舍复不相宜，拟移设午门城楼，以期其地之适中”。但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当时“连年战乱，地拒冲要，易遭燹毁，不如原址幽辟”^[7]。事遂作罢。

早在清宣统元年（1909）学部奏办京师图书馆的副片中，已奏请将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及各殿藏书拨交京师图书馆，同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历9月9日）已奉旨依议准奏。本此，1913年6月27日，教育部致函热河都统姜某，谓：“查本部接管前学部案卷内，有奏请拨给文津阁、避暑山庄藏书交京师图书馆一件，于前清宣统元年七月具奏，当奉依议在案。现在京师图书馆已经开办，所有前项书籍，拟即派人往取，谨先行函达。”^[8]8月12日，热河都统姜某电咨教育部，谓：“俟派员到热后，自当将文津阁藏书一律点交运京，以符成案。其余殿阁所藏书籍，则留存热河图书馆，以为纪念。”^[9]其实，所谓热河图书馆，当时还只是一纸空文，尚无端绪，都统之所以要这么说，完全是一种托词，本质是寻找借口，不想交出各殿旧有藏书。并且不等教育部来人接书，“竟于1913年年底把《四库全书》三万六千余册派人押运送京。教育部得到了‘国务院’的通知后，始获悉《四库全书》已由热河起运，将于1914年1月6日运抵北京。”^[10]教育部只得指派鲁迅于1月6日前往车站接书。故这一天的《鲁迅日记》写道：“晨，教育部役人来云，热河文津阁书已至京，促赴部。遂赴部。议暂储大学校，遂往大学校。久待不至，询以德律风（电话），则云已为内务部员运入文华殿。遂回部。”^[11]

一年又七个月后，即1915年8月6日，教育部始致函内务部，指出：“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一部，照前清宣统元年七月奏案，应提交京师图书馆……刻下，京师图书馆业由本部指定房屋，并呈明大总统派定专员充任馆长，力策进行。是项《四库全书》为中国古今图籍之总汇，京师图书馆为首都册府，自应收藏，以宏沾溉。拟请即日移交本部，转发庋藏，借符方案而惠艺林，实纫公谊。”^[12]在教育部的据理力争下，是年8月25日，内务部才复函教育部，同意将《四库全书》归还教育部，并请教部派员前来商定移交手续和日期。接此信后，教育部于8月30日通知内务部，谓：“兹派佥事周树人、主事戴克让，于九月一日午后二时前赴贵部，商定一切手续，即希查照为荷。”^[13]乙卯年（1915）9月1日《鲁迅日记》所载“午后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与教育部所通知内务部者完全相符，证明将《四库全书》从内务部要回教育部的具体交涉事宜，是鲁迅实际操办的，并且洽办成功。当时议定，从9月6日起，由戴克让率京师图书馆三人会同古物陈列所一人共同清点交接。故是年9月4日，教育部事先通知京师图书馆馆长夏曾佑派员是时前去点收。经过一个月的有效工作，至10月7日，京师图书馆馆长夏曾佑具文呈送教育部，报告：“统计是项书籍，凡二百五十六夹，六千一百四十四函。又目录二十函，架阁图四册，另为一夹。内除第三百二十六、三百二十七两函原庋藏《日讲诗经解义》今系空函，并经双方查明签字外，均已一律点收完竣，陆续装运到馆。”^[14]但在移交过程中，古物陈列所人员却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匣四函秘而不交。书架亦未能行移。京师图书馆只得于1916年9月9日再次呈文教育部，请求就上述两项内容与内务部进行交涉。教育部致函内务部交涉之后仍未奏效，只好报告“国务院”。9月22日，“国务院”以847号公函形式答复教育部，谓：“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前经运京，由贵部庋藏在案。所有该书架阁一份，现储古物陈列所，应一并发交贵部，以资保存。除分函外，相应函达查照接洽办理可也。”^[15]25日，教育部通知内务部，将于28日派部员戴克让及京师图书馆馆员曾劬洽办此事。9月30日，京师图书馆呈文教育部，报告奉命“派馆员曾劬、纪清桪会同部员戴克让如期前往古物陈列所，与该所人员王庆恒接洽。业于九月三十日开始搬运，前后共接收书架一百零三架，计一百零七件。惟此项书架历年稍久，朽损颇多，兹正雇工修理，一俟竣工，即可陈列”。^[16]至此，文津阁《四库全书》始入藏于京师图书馆，上距1909年议决，已过七年。这个过程中，包含着不少鲁迅先生亲自斡旋的心血。

张宗祥与鲁迅清末曾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民初又同在教育部任职，私谊甚笃。1919年的一天，他们一道去参加祭孔活动，祭毕照例到京师图书馆参观。他们边看边谈，当走到一部排印本善本书目前，则指着书目发起了议论。“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傅增湘悄悄的进来了，我们也没有留意，不知他听了多少时候，忽然转了出来，大家招呼了一下就散了。隔了两天，傅增湘召我去见，说明要我去办京师图书馆，一切人事可以商量调动，尤须将善本书目编好。我一再辞让，他又招了鲁迅去，叫他来敦促我去。”鲁迅则遵嘱找了张宗祥，说他：“你真是木瓜，如此宝山，何以不去开发？”张听信鲁迅劝导，于1919年1月来到京师图书馆兼当主任。张氏绩学多才，居馆三年，废者兴，弊者革，恪尽厥职，懋著勤能。来馆不久，他曾对鲁迅说：“方家胡同四面居民杂处，万一发生火警，无法抢救。建议做一些人能扛的木箱，所有珍本都存入箱内，以防万一。”又说：“许多古籍脱线、残破、裂口、虫蛀，如不大量修补，如何能行？建议招至少三、四个技工进馆修书。”鲁迅听后笑着对他说：“这两件事确是当务之急，哪有做不到的！”^[17]并一再叮嘱张宗祥，谓编目：“必须录副，私人存一部，因为付印无时，世事变迁不定，必须另录一份，他时方有依据。”今天浙江省图书馆所藏的那部《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副本，便是鲁迅叮嘱张氏的产物。^[18]由此，不难看出张宗祥与鲁迅的亲密关系，及张氏恪尽职守，鲁迅关心京师图书馆之荦荦大端。今天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力量的兴旺发达，不能不感谢九十年前的这两位奠基人。

鲁迅与京师图书馆分馆

面对彼时国民的麻木和“阿Q”精神，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高呼“对于愚弱的国民”，“第一要着是在改造他们的精神”。可见鲁迅对国民的启蒙教育，以便改造他们的愚弱精神，是十分看重的。而图书馆，特别是像京师图书馆分馆及通俗图书馆，正是进行这方面教育的有效场所，故在他任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二科时，对京师图书馆分馆的倾心，要比对本馆显得更加热情。

京师图书馆虽于1912年8月26日假广化寺开馆，但开馆之后就觉得地址太偏，往来不便；房室过少，布置不敷；湫隘卑湿，不宜藏书，故于是年12月9日馆长江瀚便呈文教育部，提出：“只有于南城适中之地暂设分馆一所，使阅书者便于往来，既足餍学者之心，亦可为教育之助。”^[19]此设想经教育部同意后，京师图书馆开始积极筹办，并于1913年2月2日再次呈文教育部，报告分馆“略仿欧美通俗图书馆之制，除将馆内学者必须浏览之书分别择置外，再行添购各项杂志及新出图籍，既以引起国民读书之爱感，并借副大部振兴社会教育之至意”。并很快在“琉璃厂西门外前青厂地方租妥民房一所，地势最为相宜。虽房屋略少，然规划一切尚属敷用，现正筹备开馆事宜”。^[20]教育部及时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令以上海中国图书有限公司股票利息作为分馆开办经费，撙节开支。癸丑年（1913）4月1日《鲁迅日记》载这一天“晴。午后同夏司长、齐寿山、戴芦舲赴前青厂，观图书分馆新赁房屋。坐少顷，出”。这大概是鲁迅与京师图书馆分馆第一次发生联系，并由此开始了鲁迅常去京师图书馆分馆的特殊活动。同年5月23日《日记》载“午后，同夏司长、戴芦舲往前青厂图书分馆”。6月5日“午后赴夏司长家，商量图书分馆事”。6月，京师图书馆先租妥前青厂武阳会馆夹道民房一所，凡十八间，作为分馆馆舍。又从教育部图书室及京师图书馆本馆复本中挑选学者必须浏览之普通书，加之部分新书，总计两千多种，两万余册，暂充馆藏。又从本馆抽调部分职员到分馆兼职，不在此拿薪水，并新添职员二人；添置了一定的家具设备；起草了《京师图书馆分馆办事规则》和《阅览规则》。一切草具后试行开馆，供众阅览。10月30日，原从本馆借调的兼职人员要撤回本馆，故报部请准，《鲁迅日记》记载这一天“下午，往前青厂图书分馆，交撤旧馆员回本馆函一件”，说的正是此事。

甲寅年（1914）5月30日《鲁迅日记》载：“下午，同沈仲谦往图书分馆。”1914年6月，京师图书馆分馆，从前青厂武阳会馆夹道迁至永光寺街1号。是年8月29日《鲁迅日记》又载“午前至图书分馆，借《资治通鉴考异》一部十册”。9月12日下午，又来“还《通鉴考异》，借《两汉书辨疑》及《三国志注补》”。13日下午又往“图书分馆，还昨所借两书”。9月22日下午，又“往图书分馆，借《晋书辑本》等九册”。15日“还前所借图书分馆《晋书辑本》等九册”。乙卯年（1915）3月19日《日记》载“下午，从福孙借得《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二册，拟景写之”。17日“午后，经图书分馆，还《秦汉瓦当文字》”。28日“从图书分馆假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景写，家所藏本缺页一枚”。5月2日又“往图书分馆，托丁书”。5月3日“下午，同钱稻孙、许季上往图书分馆”。7月20日下午，又“往图书分馆”。一年多的时间里，十二次莅临分馆，差不多一月一次。有时是有公事，有时陪朋友往观，有时则是自己借还图书，可见鲁迅与京师图书馆分馆的关系，既有行政上的公干，也有他个人对图书馆的利用。这无疑是学者型官员的风范。

1916初，京师图书馆分馆又在宣武门外香炉营四条西口租赁洋楼一所，房屋二十二间，面积330平方米。二月，停止阅览，开始搬迁。同时修订阅览规则暨办事规则，报部核准；改进阅览券格式；增开妇女阅览室；延长每日阅览时间。三月，迁移蒇事，定于三月一日开馆。并将上述有关事项通知各个学校。二月末，开馆事宜准备大体就绪，并定于二月二十七日举行茶话会，邀请部里派员出席。这一天《鲁迅日记》所载“晨，图书分馆开馆，有茶话会，赴之”，指的就是这件事。其后的1917年至1920年，《鲁迅日记》中关于去京师图书馆分馆的记载还有多处，有时去访友，有时去借书，有时去公干，显得颇为频繁。

鲁迅热衷启蒙教育，不仅表现在他对京师图书馆分馆的建设上，更表现在他对京师通俗图书馆的策划与创办上。1913年6月，京师图书馆分馆虽已在北京宣武门外前青厂开办，但鲁迅先生并未以此为满足。他认为通俗教育能开启民智，故通俗图书馆之设实关紧要，其中采集的图书要以人民所必须且易晓者为宜。与鲁迅一道积极筹办京师通俗图书馆者，还有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二科佥事徐协贞及同司二科主事王丕谟，经过他们的通力合作，1913年10月21日，京师通俗图书馆在北京宣武门内大街路西抄手胡同口外开馆。这一天《鲁迅日记》谓：“午后，通俗图书馆开馆，赴之。”王丕谟后来还做了京师通俗图书馆主任。可见京师通俗图书馆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和第二科共同操办起来的。其后的七八年中，鲁迅常去通俗图书馆，《日记》中亦记载颇多。京师通俗图书馆除免费阅览外，还附设一个公众体育场，备有单杠、浪木、铁、木哑铃等锻炼器械。另外还修建了一个球场，读者小憩时可以进行锻炼，以健身心。京师通俗图书馆还设有儿童阅览室，面向小读者开放。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先进的了。十余年后，鲁迅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前言中曾回顾和追述这所通俗图书馆，还称它为“天堂之所”。可知鲁迅对这所图书馆是多么的热爱和称许。1924年7月，京师图书馆分馆经费无着，无力继付房租，只好迁至通俗图书馆院内，分别办馆。1925年春，与通俗图书馆一道又迁至头发胡同22号，仍分别办馆。1926年10月1日奉部令，改京师图书馆分馆为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改通俗图书馆为京师第二普通图书馆。1927年7月两馆合并，奉部令仍称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从此，京师图书馆分馆与京师通俗图书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成了一家，又回到了鲁迅与京师图书馆及分馆的主题，虽然合并时鲁迅已不在教育部任职。

【注释】

[1]《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35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0月。

[2]王祖彝：《京师图书馆回顾录》，《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7卷2期。

[3]《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54—55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0月。

[4]鲁迅：《鲁迅日记》卷上《癸丑日记》，第6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7月。

[5]《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88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

[6]《来学年之整理进行计划·考察各馆事项表附说》，第3页，《浙江公立图书馆第七期年报》，1922年。

[7]王祖彝：《京师图书馆回顾录》，《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7卷2期，第2页。

[8]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第203—2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9]同上。

[10]李希泌：《鲁迅与图书馆》，《北图通讯》，1979年第1期，第95—96页。

[11]甲寅年（1914）1月6日《鲁迅日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80页。

[12]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第204页，北京，中华书局。

[13]同上，第204页。

[14]《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62—63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

[15]《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81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

[16]同上，第84—85页。

[17]张宗祥：《我所知道的鲁迅》，《图书馆》，1961年4期，第3页。

[18]张宗祥：《我所知道的鲁迅》，《图书馆》，1961年4期，第3页。

[19]《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35—36页，北京，书目文学出版社，1992年。

[20]《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39—40页，北京，书目文学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