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鲁迅”・真革命__鲁迅与潘汉年

“假鲁迅”·真革命__鲁迅与潘汉年

“假鲁迅”·真革命——鲁迅与潘汉年[1]

潘汉年（1906—1977），文学理论家、小说家。江苏宜兴人。笔名天长、爱仙、泼皮、泼皮男士、小开等。1923年起参加进步文艺运动。1924年参加创造社。曾主编《洪水》半月刊。发表《曼瑛姑娘》《离婚》《牺牲者》等小说。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在南昌、武汉等地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以及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27年回上海，主编《幻洲》杂志。1929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其间曾代表中国共产党与鲁迅联系，并与鲁迅等共同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左联和左翼文化总同盟第一任中共党组书记。1931—1933年是中共中央保卫部门领导人之一。1933年去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底随红军长征。1936年西安事变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之一，参加同国民党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谈判。抗战初期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等职。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党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以后受到错误处理。1982年8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中共早期的革命者，与新文学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他们有的参加革命文艺活动，有的写文章，有的搞创作。陈独秀、瞿秋白是这样的，张闻天、冯雪峰、潘汉年也是如此。

在鲁迅著作中，最早提到潘汉年是在1927年12月13日的日记：“下午潘汉年、鲍文蔚、衣萍、小峰来，晚同至中有天饭。”潘汉年与叶灵凤等人一样，是以“革命文学家”的身份进入鲁迅的视野的。鲁迅《三闲集》中的《革命咖啡店》一文，表达了对“革命文学家”成仿吾、叶灵凤、潘汉年诸人的集体不满，文中，鲁迅对他们挖苦自己的言论进行反唇相讥：“这样的乐园，我是不敢上去的，革命文学家，要年青貌美，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辈，这才是天生的文豪，乐园的材料；如我者，在《战线》上就宣布过一条‘满口黄牙’的罪状，到那里去高谈，岂不亵渎了‘无产阶级文学’么？”所谓“满口黄牙”，是指《流沙》第3期（1928年4月15日）刊有署名心光的《鲁迅在上海》一文，其中攻击鲁迅说：“你看他近来在‘华盖’之下哼出了一声‘醉眼中的朦胧’来了。但他在这篇文章里消极的没有指摘出成仿吾等的错误，积极的他自己又不屑替我们青年指出一条出路来，他看见旁人的努力他就妒忌，他只是露出满口黄牙在那里冷笑。”“心光”是谁？无从知道，但他为成仿吾辈辩护，自称“我们青年”，大约也是“革命文学家”群中的一员。所以，鲁迅把“满口黄牙”对应到也是“革命文学家”的“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辈”的头上。这里，鲁迅不满的不只是某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群体的人们。我体会，这段话中，鲁迅对他们还谈不上有恶感，语气中只有挖苦，抑或还有一些调侃。

潘汉年与早期的“革命文学家”成仿吾一样，初时是不把鲁迅当作革命的进步的文学家看的，倒是将其看作落伍者，不时加以嘲弄、挖苦。1928年潘汉年在《战线》周刊第1卷第4期发表《假鲁迅与真鲁迅》一文，挖苦鲁迅说：“那位少老先生，看中鲁迅的名字有如此魔力，所以在曼殊和尚坟旁M女（士）面前，题下这个‘鲁迅游杭吊老友’的玩意儿，现在上海的鲁迅偏偏来一个启事……这一来岂不是明明白白叫以后要乞教或见访的女士们，认清本店老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吗？虽然上海的鲁迅启事，没有那个大舞台对过天晓得所悬那玩意儿强硬，至少也使得我们那位‘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的另一个鲁迅要显着原形哆嗦而发抖！这才是假关公碰到真关公，假鲁迅遇着真鲁迅！”(www.guayunfan.com)所谓“假鲁迅”，是这样的：当时上海政法大学学生马湘影（字萍痕）1928年1月10日在杭州孤山，遇到一个自称“鲁迅”的人，此公向她吹嘘其小说集《彷徨》销了八万册，但他并不满意，扬言不久将创作惊世骇俗的小说让人们耳目一新。而且，这位自称“鲁迅”的人还告诉马湘影，他在杭州苏曼殊大师的坟旁题了四句诗，并将此诗抄录送给了她。诗文如下：

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

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

　　鲁迅游杭　　吊老友

曼殊句

　　　　　　　　　一，一○，十七年

临别时，这位自称“鲁迅”的人还答应马湘影今后可以写信求教，他一定热情回复。天真单纯的马湘影因为年轻缺乏社会经验，出于对鲁迅先生的仰慕，竟不辨真假，信以为真。一个月后，她果然写信给“鲁迅先生”表达求教之诚。

鲁迅接到由开明书店转来的马湘影的信后，感到十分蹊跷。因为他根本不认识这位女大学生，从未与她见过面，不知她信中所述从何说起。他当即复信马湘影，说明自己不到杭州已将十年，绝不能在孤山和人作别，所以她所看见是另外一人。

马湘影接到鲁迅复信后，才恍然大悟。后来，她由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朱国祥陪同访问了鲁迅，将那位假鲁迅抄录送给她的诗拿给鲁迅看。鲁迅看了这首诗后啼笑皆非。为了弄清事情真相，鲁迅托当时在杭州教书的章川岛和许钦文去了解情况。章、许打听到这个“鲁迅”的住址后，决定去访一访。他们先是见到了“鲁迅”的妹妹，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她说哥哥周鼎夏，是杭州松树场小学教师。走进设在祠堂的小学，见那假鲁迅正在上课。这是一个中等身材，唇上留一撮胡子，穿着草鞋的四十多岁的人。他说“敝姓周，我是周作人，就是鲁迅”。又说：“我写的《彷徨》，已经印了八万本。”“我不愿和他们合作在一起。所以到这乡下来教书。”看来这假鲁迅连真鲁迅的一般情况都不清楚，连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都不知道。章川岛和许钦文写信告诉鲁迅调查的结果，并告诉松木场小学的管理机关，叫那假鲁迅不要这样干了。于是，鲁迅写了《在上海的鲁迅启事》[2]，指出“那首诗的不大高明，不必说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说‘待到它年随公去’，也未免太专制。‘去’呢，自然总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随’曼殊，却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过”。不过，鲁迅认为这些“还是小事情”，让鲁迅感到“尤其不敢当”的，“倒是什么对别人豫约‘指导’之类”，所以，鲁迅声明：

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

鲁迅是仁厚的，只用一纸启事就把此事了结了。

有人冒充自己，当事人发了一份声明，这有什么奇怪的吗？反之，假设有人冒充自己，当事人一声不吭，那是正常的吗？潘汉年责怪“鲁迅偏偏来一个启事”，言外之意似乎鲁迅要通过这个启事捞取什么。捞取什么呢？从字面上看，是“明明白白叫以后要乞教或见访的女士们，认清本店老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给人的暗示是，“女士们”找鲁迅“乞教”，不要走错了门。此话真是从何说起。鲁迅的文章讲得明明白白，别的都是小事情，“尤其不敢当”的，“倒是什么对别人豫约‘指导’之类”。这话，潘汉年看不懂吗？所以，对潘汉年的文章，鲁迅是不满的：“杭州另外有一个鲁迅时，我登了一篇启事，‘革命文学家’就挖苦了。”[3]

潘汉年与鲁迅有关的还有一篇文章，就是那篇发表在1928年4 月22日《战线》第1卷第4期上《想到写起》的第六节《朦胧又糊涂》[4]。太阳社攻击鲁迅，此文针对“鲁迅所以不答复的原因”介绍了一些传言。第一种传言是，鲁迅实在没有把《太阳》的批评放在眼里。第二种是，鲁迅对《太阳月刊》诸人本来没有什么恶感。第三种是，鲁迅收到一封匿名信，上面说：“我们个人对于你的作品是佩服的，但为时代的关系，所以不得不有所批评。”第四种是鲁迅对《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是同情的。

虽是“传言”，但应是不无道理。鲁迅之所以还没有回答，我以为，第一、第二、第四条的因素多少都有那么一些。潘汉年主要针对的是第三条，“如果第三条果确有其事，我们倒觉得事情未免朦胧又糊涂”，为什么呢？他认为，“假如自己一面批评人家，一面去匿名信道歉，确是卑鄙不堪的东西”。看得出来，作为青年作家的潘汉年，还是相当纯粹的。文末，他写道：“唉，如果这事属实，我们对于这个写匿名信的匿名者，非但要骂他是中国文坛上的卑污败类，狗头君子两面光的小丑，并且也是使得鲁迅朦胧又糊涂的小贼！但是我们希望鲁迅不要被一个小贼的播弄而糊涂！”潘汉年担心鲁迅有可能会被“播弄”“糊涂”，所以对鲁迅提出善意的劝告。应该说，这篇文章没有挖苦或攻击鲁迅的成分。鲁迅有没有这封匿名信，我们现在无从查考。我以为，假设有这样一封匿名信，其实也是符合“革命文学家”的逻辑的。他们抨击鲁迅，是革命整体事业的需要，是编辑部集体的策划，甚而至于，是组织上的要求；而去信向鲁迅解释，则是个人意愿和喜好的表现。在革命进程中，人是复杂的，他既是整体事业的一部分，要让个人意志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但同时，他又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也许，“革命文学家”自己也看不起自己的文章，所以给鲁迅写了这样一封信。我只能说，假设真有这封匿名信，写信的这个人，灵魂深处还有私心杂念，还需要在革命熔炉中进一步冶炼。后来，当组织要求“革命文学家”集体将鲁迅捧为左翼盟主的时候，他们一律说一不二，我们不也可以看出他们很容易地把个人喜好深藏到事业需要的背后吗？

此外，在《三闲集·文坛的掌故》一文中，鲁迅对“潘叶之流的‘革命文学’”也多有不满。鲁迅是针对郭沫若、成仿吾之类“革命文学家”群体的，捎带上了“创造社的小伙计”潘汉年、叶灵凤，这里就不多说了。

虽然有过文字相讥的历史，但并不影响他们共同筹建“左联”。鲁迅对“革命文学家”们的攻击并没有太当回事，只是觉得他们偏激，有时还有一点儿幼稚可笑。可以说，鲁迅对潘汉年们有讨厌之时，但并没有厌恶之情。而且，当年他们都年轻，鲁迅怎么可能对他们太过计较呢？正是因为如此，才可能有后来的合作。

文学在潘汉年身上渐渐淡出，革命家的色彩愈益见浓。创造社、太阳社等“革命文学家”的攻击鲁迅，如果说多少还带有个人色彩，各说各话的话，后来突然停止对鲁迅的攻击，并将其捧为左翼文坛的盟主，则是中共的一次有策划的统一行动。落实中共这一决定的人，则是潘汉年、冯雪峰等人。

1928年秋，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回国途经哈尔滨时，就明确表示：“围攻和责怪鲁迅是不对的，应该团结、争取他。”[5]并说，回到上海后，对鲁迅的工作是会有考虑和安排的。当时要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成立革命的文学团体，首先要制止创造社和太阳社攻击鲁迅的行为。中共要求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攻击鲁迅，“共同对敌”，并指出鲁迅的意义和价值。

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同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直接贯彻这项任务的是潘汉年。他身为“文委”书记（“文委”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主管文化工作的组织），立即向“文委”所属各支部的成员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停止论争，共同对敌。

潘汉年是创造社最早的重要成员之一，为了坚决执行党的决定，首先要转变自己的文艺思想。他率先发表了《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6]，就文艺与政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等“革命文学”论争中争论不休的问题，公开批评了创造社的教条主义，指出：“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地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接着，又发表《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结合总结自己在文艺战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指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能够接受正确的客观批判，同时他一定又是自己阵营内检讨工作，坚决执行自我批判的人。”这一系列文章为建立“左联”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准备。

潘汉年一面公开发表文章，从理论上论述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为左翼文学工作者的联合扫清思想障碍；一面找创造社的冯乃超和太阳社的钱杏邨等人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讲团结鲁迅的意义。

这时，关键是要找适当的人去向鲁迅商谈建立“左联”的事，他找到了冯雪峰，这的确是找对了人。冯雪峰不是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没有介入这一场论争，而且当时冯雪峰在柔石的引荐下，已与鲁迅建立了友谊，得到鲁迅的信任。冯雪峰对这件事有明确的回忆，他记得潘汉年找他：“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思，‘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7]冯雪峰果然不负所望，圆满完成任务。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同时他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儿。

做了多方面的思想工作后，在1929年底，潘汉年在北四川路上一家咖啡馆楼上，主持召开了一个筹建“左联”的座谈会，有冯雪峰、夏衍、郑伯奇、冯乃超等十一个党员参加（鲁迅没有参加），潘汉年传达了党中央要求停止论争的决定，他还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产生了构成“左联”的基本成员：鲁迅、冯雪峰、郑伯奇、蒋光慈、冯乃超、彭康、夏衍、阿英（钱杏邨）、柔石、沈起予、洪灵菲、阳翰笙（华汉）共十二人。郑伯奇在会上问鲁迅会不会同意参加时，潘汉年回答说中央已有人与他谈过，他同意参加并赞同用“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字。潘汉年所说“中央已有人”就是指同在一起开会的冯雪峰。潘汉年主持的最后一次“左联”筹备会是在1930 年2月16日召开的，这次会议鲁迅也参加了，会上讨论了“左联”的纲领、章程和成立大会等事宜，还决定由冯雪峰协助冯乃超起草“左联”纲领。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召开。为了确保安全，潘汉年在3月1日下午到中华艺术大学仔细观察，对可以进出的门都做了检查，会场内外安排了纠察队，还事前安排冯雪峰和柔石，在会上如有紧急情况，就由他们两人陪着鲁迅从后门转移。在3月2日的成立大会上，推出鲁迅、阿英、夏衍为主席团成员，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潘汉年代表共产党讲话，鲁迅、彭康、田汉等发言，选出了鲁迅、夏衍、冯乃超等七人为执行委员。鲁迅的讲话当时没有记录，冯雪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就根据记忆整理成《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有些话鲁迅在会上没有说，是平日常谈及的，冯雪峰整理后经鲁迅校正，发表在《萌芽月刊》1卷4期（署名王黎民）上，使这篇讲话得以保存并对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时正是李立三“左”倾路线抬头之时，1930年5月7日，李立三要约见鲁迅，直接对鲁迅做思想工作。这一天在西藏路爵禄饭店，李立三由潘汉年陪同，鲁迅由冯雪峰陪同，李立三与鲁迅谈了四五十分钟，潘汉年和冯雪峰都在场，李立三要鲁迅发表一个宣言，拥护“左”倾路线的各项政治主张。鲁迅没有同意，他认为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不赞成赤膊打仗，要用持久战、壕沟战，两人各谈各的。

潘汉年与鲁迅还共同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筹备工作。冯雪峰在《党给鲁迅以力量》一文中说：“在上海的党中央希望鲁迅先生也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起人，派人来告诉我，要我先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我去和鲁迅谈了，记得他当时表示是不大同意这种方式，认为一成立就会马上被解散了，可是他又依然立刻答应参加并为发起人之一。以后先由我介绍，党又派人（我记得是潘汉年）和他直接谈过几次。‘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大会是秘密召开的，鲁迅先生也出席了，我记得他没有正式发言，可是精神很愉快，好像对于这种会他倒很感兴趣，几天以后他还谈起那天开会的情形。”潘汉年还同鲁迅一起，不顾个人安危，宣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意义，揭露中国社会的黑暗，反映人民大众的不自由，1930年3月13日和19日他们一同去大夏大学和中国公学分院讲演。他们的讲演，旗帜鲜明，锋芒犀利，直接对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于是激起了国民党反动舆论的恐慌。3月18日和21日上海《民国日报》登载了《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勾当》《中公学生反对自由大同盟，鲁迅等无所施技》两条消息，对鲁迅与潘汉年的讲演大加攻击。文中说：“潘某等鼓吹自由大同盟，劝学生加入活动，并对现在政府妄加批评，言辞荒谬，遂引起听众之反感，乃纷纷散去。”“鲁迅先生最后来登台，他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新鲜得很！到底不愧是一个文学家，可是他却用了做寓言小说的气调，引出许多比喻，从旁面去说明人民是如何不自由，所以论其结果，还是犯了潘郑王三位的老毛病……”由此看来，不管是潘汉年直率的真言还是鲁迅辛辣的讽刺，都使他们坐立不安。这两篇报道，正好从反面说明了鲁迅和潘汉年是如何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共同为争取人民的民主和自由而竭力斗争。

1936年10月18日，鲁迅病危。潘汉年听到消息后，立即和冯雪峰商量，打算通过宋庆龄聘请更好的医生来诊治。但是，万没想到，第二天鲁迅便溘然长逝。潘汉年听到消息后极为悲哀，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了党中央。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上海地下党组织曾邀请文化界爱国人士，在基督教女青年会举行纪念会。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公开身份，到会发表演说，盛赞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鲁迅杂文的战斗性。

潘汉年晚年从北京秦城监狱移到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劳改，随身只带了牙刷、毛巾等日用品，再有就是《鲁迅全集》了。据说，“那套《鲁迅全集》箱子上的四个字，是蔡元培先生手写后刻出来的，他视之如命，一直放在身边”，这可以理解，他与鲁迅有过交往，那个年代，也只有鲁迅的书可读。我相信，鲁迅的书是他劳改生活的精神慰藉。

【注释】

[1]关于潘汉年与左联及鲁迅的关系，主要资料来源是吴长华的《冯雪峰与潘汉年》，见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的《上海鲁迅研究》第14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2]《鲁迅全集·三闲集》。

[3]《鲁迅全集·三闲集·革命咖啡店》。

[4]《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5]楚图南：《鲁迅和党的联系之片断》，《鲁迅研究》2000年第12期。

[6]载《现代小说》第3卷第1期，1929年10月15日出版。

[7]《雪峰文集》第4卷第5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