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与国立京师图书馆

梁任公与国立京师图书馆

梁任公名启超，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广东新会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乡试。与其师康有为同是“戊戌变法”的主将，并称为“康梁”。“公车上书”后，先后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及《西政丛书》。又主讲长沙时务学堂，鼓吹和推进维新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也就是戊戌之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逃亡日本。持立宪保皇立场。1911年武昌首义后，初拥护袁世凯。袁欲南面称帝野心暴露后，又策动其得意门生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曾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文学上主张文体改良和诗界、小说界革命。“五四”运动后反对“打倒孔家店”口号。

梁任公本为政界、学界、思想界的领军人物，晚年却与图书馆，特别是京师图书馆发生联系并出任馆长，这要从其创立松坡图书馆谈起。

松坡图书馆的创建

“松坡”是蔡锷将军的表字。蔡锷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长沙时务学堂，亲聆梁任公教诲，接受维新思想。翌年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后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并任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陆军小学堂总办、新军协统等职。1911年，调任云南第三十七协协统，同年10月，在云南昆明举兵，响应武昌新军首义，并被推为总指挥，后任云南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委以陆军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实则加以笼络、监视和软禁控制。1915年袁世凯图谋称帝，蔡锷以赴天津治病为由潜出北京，绕道日本抵昆明，12月25日与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通电讨袁。同时组建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自任第一军司令。1916年举兵入川，屡败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11月8日，锷因喉病逝于日本福冈医院。

蔡锷病逝当年的12月5日，梁任公在上海为他这位得意门生蔡将军举行公祭和私祭。同时倡议创办松坡图书馆，以示永久纪念。然因时事多故，集资颇难，一时难以克成，故于1918年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松社”。1920年任公从欧洲考察回国，更加认定建立图书馆是纪念松坡的最好方式，遂以从欧洲带回的1万（有说六千册者）册图书为基础，在北京西单小石虎胡同宗学旧址率先设立了图书俱乐部。1922年在北京的松社成员，又决定在北京筹建松坡图书馆和设立蔡公祠。1923年梁任公上书时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详陈建立松坡图书馆之诚意，并请求划拨闲置官房以为馆舍。不久，黎元洪下达总统令，决定划拨今北海公园迤北的快雪堂作为馆舍。同年11月14日，松坡图书馆正式宣布成立，松社成员一致公推梁启超为馆长。此为任公涉足图书馆事业的起步之举。后来北洋政府又将收购杨守敬的二万四千册藏书拨给松坡图书馆，加之任公从欧洲带回的万册图书，就形成了松坡图书馆的基本馆藏。快雪堂为松坡图书馆第一馆，专门收藏中文书刊；原小石虎胡同的图书俱乐部，为松坡图书馆的第二馆，专门收藏外文书刊，梁任公的学生徐志摩当年游学回国就住在这里，并在这里从事图书整理工作。第二馆于1924年6月开放接待读者，第一馆因北海当时尚未辟为公园，无法开馆。1925年8月，太液池由皇家园林始辟为北海公园，公众可以入园游览，设在快雪堂的松坡图书馆遂于10月亦开馆接待读者。1929年第二馆并入第一馆。

快雪堂位于北京北海公园北端高台之上，始建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这一年，八闽总督、后为直隶总督的杨景素，在福建购到《快雪时晴帖》刻石48块，进呈给高宗皇帝。乾隆大悦之余，命在太液池迤北浴兰堂后边建一楠木殿，殿的后沿墙用来镶嵌这些刻石，故称快雪堂。传说后来慈禧有时到此来赏雪，给“快雪”又增添了一层新意。今天古建犹存，仍不失北海公园的一景。门外台阶之下矗立一座铁影壁，古色古韵。其右前为五龙亭，其左后是九龙壁和天王殿。再左是静心斋。快雪堂形若背山面水，古木参天，环境十分优雅。进门三进院落。一进当年为阅览室，墙壁上悬挂蔡锷遗像和梁任公手书松坡传略、祭松坡文及松坡图书馆记。二进是书库。三进院中有太湖石假山，正房是蔡公祠堂，正面墙壁悬挂蔡锷及云南起义烈士遗像，柜中陈列军服、军刀及勋章等遗物。

1949年5月25日，松坡图书馆常务干事会致函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申明愿将该馆移交贵馆接管，并提出：“一、本馆馆务全由贵馆接管，惟保留松坡图书馆名义以及后楹蔡公祠，以永志故蔡将军与护国诸先烈勋绩；二、本馆所藏故杨守敬自日本购回之宋版大藏经（《思溪藏》）珍籍移存贵馆，以期安全，其他书籍不动。”^[1]同年6月28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批复北平图书馆所拟接管办法：“一、松坡图书馆由本馆接管后，作为本馆一部分，馆务当与本馆行政统一。该馆原有的干事会与常务干事会当即取消；二、为纪念蔡松坡先生及诸先烈革命勋绩，其蔡公祠堂照旧保留。诸发起人及维持人仍希继续维护祠堂并举办纪念典礼；三、大门牌匾，可将‘北平图书馆分馆’与‘蔡松坡先生纪念堂’并悬；四、蔡公祠平时仍作为书库，其与纪念蔡公有关团体向本馆请求继续借用西屋；五、本馆接管以后，凡原属松坡图书馆之图书、家具、房屋，均由本馆全权主管与维持；六、松坡图书馆现有职工，本馆斟酌留用，并享受与本馆职工同样待遇，本馆亦同样有调遣及解雇权。”^[2]至此，松坡图书馆汇入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平图书馆。

松坡图书馆的创办不是什么蜚声海内外的大举动，但它在我国却开创了民办官助图书馆的先河。并由此将大名鼎鼎的梁任公与图书馆联系了起来，并成为他晚年步入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前驱之路。

出任中华图书馆协会主席与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

任公是前辈通人，在社会上享有盛誉，又多年悉心筹办松坡图书馆，推行“读书、养性、敦品、励行”的思想主张，在中国图书馆界享有盛名。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近代图书馆已走过一段发展路程，各地方图书馆协会纷纷成立，有中国图书馆皇后之称的韦棣华又正在推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新式图书馆经营理念与方法也有待共同探求，又赶上美国图书馆协会代表鲍士伟要来华考察中国图书馆事业，因于1925年由北京地区图书馆协会发起，上海地区图书馆协会承办，4月22日下午假上海南洋大学召开各地图书馆协会代表恳谈会，筹备组建全国图书馆协会。23日代表们正式开会，讨论协会组织办法及章程起草事宜，并研究决定此协会定名为“中华图书馆协会”。25日上午举行大会，逐条通过协会章程。下午开成立大会，举杜定友为临时主席，议定在美国庚款委员会开会之时举行成立仪式。6月2日，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宣布协会正式成立，并推举梁启超为协会主席。10月教育部批准立案。这样梁任公便由一位民办松坡图书馆馆长，跃升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主席，肩负起协调全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任。

中华图书馆协会“乃联合全国图书馆同仁互通情愫借资观摩而设”，“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为宗旨，故其郑重宣言：“图书馆任务，非仅严典庋藏搜罗而已，举凡弘教育，敷文化，与夫指导社会之责，靡不分负之；而馆政之良窳，与专学之兴废，遂大有关乎民族之盛衰。”因知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主要在促进及带动（一）图书馆学术之研究；（二）图书馆事业之改进；（三）图书馆事业之发展及（四）图书馆之联络与互助。”^[3]大家知道，在彼时的社会条件下，肩起如此重任，可谓临危授命，任重道远。

众所周知，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往西安。这一年是中国干支纪年的庚子，故称“庚子之乱”。翌年，即1901年9月7日，美、英、法、德、意、日、俄、奥等11国强迫清政府与它们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要向各国赔偿4．5亿多海关两银，分39年偿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9亿8千2百多万两，史称“庚子赔款”。然列强并不满足，故于条约签订后，各国都蓄意高报、虚报赔款数额，总数高达4．6亿多海关两，比条约规定赔偿的4．5亿两多出1000余万两。并在如何分配庚款问题上，列强纷争，多次谈判。美国政府则从刚确立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出发，强调“更多的优惠和行政改革要比大量的金钱赔偿更合乎需要”，因此，不但表示愿意按比例削减赔款额，还多次指示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说服其他列强，在将各国的赔款总额削减至4．5亿两之后，美国愿意做出进一步削减，同时也希望其他各国按比例削减，但未得到其他列强的响应。美国劝说失败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和当时负责远东事务政策的柔克义便开始考虑率先由美国单独退还庚款中虚报、高报的部分，想用实际行动促使其他列强一同退还。1908年5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式通过议案，授权美国总统退还中国部分庚款。12月14日美国总统发布退款令，12月3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通知清政府，退还部分赔款。此次退款从1904年1月算起美国摊得庚款多余的1078万美元，本息合计2892．2万美元。这是美国退还部分庚款的第一笔。1924年5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再次通过议案，决定将从1917年10月算起的庚款余款1254．5万美元全部退还。此为美国的第二笔退款。两次总计为4146．7万美元。

美国既率先退还部分庚款，其用向当然要贯彻美国政府的意图。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在为争取国会支持退还部分庚款而写给国会的报告中表示：“我们这个国家应在中国人的教育方面给予十分实际的帮助，以便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逐渐适应现代形势。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就是鼓励中国学生来我们这个国家，吸引他们在我们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里就学。”可知早在美国退还部分庚款之前，已确定了庚款退还后的使用方向。

美国最初退还的部分庚款，都委托美国在华之花旗银行进行管理。按照前边所约“先赔后退”原则，清政府每年要先将该赔付的庚款，汇入美国在华的花旗银行，经该行理收后，再由它按照美国政府的旨意进行退还，而中国政府收到“退款”后，又被规定存储在它的一个日后被习称为“清华基金”的账户上。1924年5月，美国退还第二笔庚款。为保证退款不被中国政府纳入国库，经美国国务院同意，则要求中国特设一个机构来进行管理，这个机构的名称就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也称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该基金会的“组织章程”规定，由中方10人、美方5人共15人组成董事会，首届人选由中美两国政府分别遴选推荐：中方于1924年9月17日由大总统曹锟特派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范源濂、黄炎培、蒋梦麟、张伯苓、周诒春、丁文江、郭秉文10人为董事会成员；美方推选杜威、孟禄、顾临、贝克、贝纳德5人为董事会成员。10月1日正式成立。1925年6月2日至4日，该基金会在天津裕中饭店举行会议，会上通过了美国退还庚款当以“（1）发展科学知识及此项知识适于中国情形之应用，其道在增加技术教育，科学之研究、试验与表证及科学教学法之训练；（2）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4]两项决议案。

为贯彻上述第二项决议案，1925年10月22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中国教育部协商订约，决定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11月26日，教育部下达第206号令，谓“原设方家胡同之京师图书馆，应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暂移北海地方。该馆旧址，以现设之京师图书馆分馆（即京师图书馆原在前青厂所设之分馆）移入。其京师图书馆原有普通书籍酌留二万册。以一万册拨给京师图书馆分馆，合分馆所有之科学书籍，并供众览，改为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今首都图书馆前身）。”^[5]12月2日，教育部训令第313号谓：“此次本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协商，组织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将该馆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并经派定委员在案。现经本部函聘梁启超为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李四光为副馆长。合亟令行该馆仰即遵照可也。此令。”^[6]可知梁任公受聘担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京师图书馆合作举办国立京师图书馆有直接关系，更与其半年前出任中华图书馆协会主席（亦称董事长）的身份有直接关系。而这个国立京师图书馆，就是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任公出任此馆馆长，就成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历史上一任知名馆长。

艰难履职　克己奉公

1925年10月22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中国教育部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议决并签订契约。契约规定：“馆中经费分两种：‘（一）临时费，为一百万元，供开办时建筑、设备及购置书籍之用，由董事会完全担任，分四年支出。（二）经常费，第一年度内暂定为每月五千元，由董事会与教育部各任其半。’旋即于11月依约成立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订定委员会章程，聘定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袁同礼为图书部主任。并租定北海公园内之庆宵楼、悦心殿、静憩轩、善安殿一带房屋，拨京师图书馆原有职员之一部，组织国立京师图书馆筹备处。”^[7]表明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之初进展十分顺利。契约中明文规定，建设专门图书馆馆舍的建筑、设备乃至未来的购书费用一百万元，完全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承担，这是开支的大宗。日常事业费用每月五千元，则由合作双方各任其半。应该说这样的契约大概已经考虑了中国彼时的经济社会状况，并无难为教育部之意。然彼时中国军阀混战，国库空虚，连每月2500元的日常经费也拿不出来，无法履约。故于1926年1月13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致函中国教育部，要求履行《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契约》。1月26日，教育部正式复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曰：“因国库支绌，难于履约。”^[8]致使该基金会于2月24日再次致函教育部，“正式声明在教育部未能履行契约规定条件以前，应即暂缓实行契约。”^[9]“而原定计划中之图书馆，则暂由董事会独立进行，并改名为北京图书馆。所有原定之临时费一百万元，仍分四年支付。并聘梁、李二君为正、副馆长，袁君为图书部主任。又由董事会派委员五人，组织北京图书馆委员会，以为管理机构。本馆遂于十五年（1926）三月一日成立。”^[10]此为北京图书馆之所由生，也是梁启超、李四光又任北京图书馆正、副馆长的由来。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北京为北平，原国立京师图书馆只好改名“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独办的“北京图书馆”亦只好更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年这个馆与国立北平图书馆重行合组办馆，仍称为“国立北平图书馆”。

梁任公出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期间，一是为馆中业务倾心，一是为办馆经费操心，但囿于国库支绌，馆务难支，使任公无法开展工作，故于1927年3月11日向教育部提交了第一份辞呈：“启超自被聘以来，对于国立图书馆之事业窃曾悉心规划，只以经费无着，未敢贸然进行。逮去年十月，经钧部拟具办法提出，国务会议通过，所有本馆每月经费四千元并由钧部咨准财政部，指定在盐馀项下按月拨付，当以案经确定，馆费万不至于虚悬，遵即接收京师图书馆，改组办理。一面保持旧有规模，力求整顿，一面依照新订计划渐次实行，方期计日程功，无负委托。讵意财政部指定之盐馀，因来源已竭，未能照拨。时属接办伊始，需款至亟，不得已，商恳北京商业银行，订明以盐馀抵息，借本馆一个月经费四千元。当时以为政府拨款偶一愆期，嗣后定能照案支付。万不料月复一月，经费仍丝毫无着，而商业银行又以前款未偿，不肯再借。启超处此，深虑事业停顿，尽废前功，且为政府维持信用计，不得不勉为现状，徐图救济。迫于无可设法之中，暂将个人十余年来积存之永年人寿保险单，商由通易信托公司押借现款，借充馆用。此属救济之方，绝非持久之道。前经据实陈报，请予转咨财政部催请拨付盐馀，否则另指的款，源源接济。奈守候多时，迄未奉复，而应领经费却始终未蒙政府筹给分文。……窃念如此局面，断非能力薄弱如启超者所克支撑。倘昧陈力之义，恐增积重之累，瞻前顾后，惟有请准辞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一职，俾释重负，并恳即日派员接管，以重馆务。”^[11]这份辞呈，情辞恳切，感人至深，亦颇见任公之人格。为维持馆务，以自己所有永年人寿保险单作为抵押，前后垫支馆费5个月：1926年10月份垫支1650元6角1分6厘，10月12日起支；11月份垫支2429元5角5分1厘；12月份垫支2395元8角7分2厘；1927年1月份垫支2405元3角零7厘；2月份垫支2225元2角4分5厘。总共垫支11106元5角9分1厘。直到1929年任公谢世后5个月，仍欠本息10205元未能向任公及其后人还清。一位受聘的馆长，在国库空虚、经费无着的困境中，能以个人的人寿保险支撑馆务，以解燃眉，这在中国图书馆历史上是仅见的，在世界图书馆历史上恐亦属特例。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在不得已情况下提出辞呈，其上级机关若能真诚挽留，并努力创造条件使困难得到解决，也许还有回旋余地。但彼时的实际情况是任公垫付馆资半年之久，自身“蚊虻之力已穷，而牛羊之刍不得”，“虽经钧部迭催财政部拨款救急，顾流光如驶，月计之期忽焉已至”，故于1927年3月24日又递交第二份辞呈，谓“在此情势之下，启超自愧力薄，确已无术支持，与其因循贻误，负疚日深，何如早让贤能，别筹救济。为此，缮具垫款清单，即希察核，迅予筹还，并申前请，仍恳俯准辞去馆长一职，即日派员接替，实为公私两便，无任屏营待命之至。谨呈教育总长。”^[12]至8月10日，教育部自知情亏理欠，无言以对梁任公，只好准其所请，另聘郭宗熙为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

从1925年10月22日受聘，到1927年8月10日获辞，任公职馆将近两年。但就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任公能以私财维持5个月馆务开支及职员薪俸，在国家图书馆历史上树立了一个感人至深的馆长形象。

任公遗书寄存国立北平图书馆

1929年1月19日，任公不幸谢世，遗言生前自己全部藏书永久寄存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年2月24日，律师黄宗法奉梁氏亲属会委托致函国立北平图书馆，曰：“梁任公先生口头遗嘱，愿将生平所藏书籍借与贵图书馆一事，前荷惠寄《善本阅览室规则》、《普通阅览规则》、《借书规则》暨《收受寄存图书简章》各一份，此即抄送任公先生继承人。兹受继承人等之委托，正式函达贵图书馆，对于前述章、则表示同意，并按贵馆《收受寄存图书简章》第十条，乃开各项声名如下。”^[13]黄律师代表梁氏家属的声明共有四项：第一项，声明原藏书主人姓名、籍贯，以及其继承人所组成之“梁氏亲属会”的住所。第二项，声明寄存种、册、卷数，待点交接收时确定。第三项，声明“永远寄存，以供众览”。第四项，声明寄存之书公开阅览及外借，悉遵前述各项章、则办理，并给予“梁氏亲属会”借用寄存书籍的优先权。同年，黄宗法律师又致函国立北平图书馆，提出：“一、寄存书籍请图书馆代为保险，所需各项保险费亦请图书馆代为担任。二、五十年内梁氏亲属会不另请求其他任何条件，五十年以后遇有必要时，梁氏亲属会得向图书馆商订相当条件。”双方条件谈妥后，国立北平图书馆即派爨汝僖、梁廷灿、范腾端、杨维新四人赴天津点收，除饮冰室全部藏书2831种41474册，新书109种145册外，尚有墨迹、未刊稿本及所藏信札。1930年3月，梁氏亲属会所寄存之任公藏书中文书2421种、42185册，日文书433册，凡133箱，运抵北平。其间并荷北宁铁路管理局盛意，作为向图书馆的一种捐款，免费为之运送。至此，任公藏书寄存事宜办理完毕。迄今八十年过去了，任公当年的藏书仍庋藏在国家图书馆，包括任公当年使用过的写字台、任公半身铜像，都还奉安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特藏书库内，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后继之人、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员工还常常抚物思人，追念这位为国家图书馆鞠躬尽瘁的老馆长。

【注释】

[1]《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第855—857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2]《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第860—861页。

[3]“国立中央”图书馆编《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第318页，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81年。

[4]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一次报告》，第3页，1926年3月。

[5]《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127—129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

[6]《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第130—131页。

[7]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第一年度报告》，第1—6页，北京，北京图书馆，1927年。

[8]《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137—139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

[9]“国立中央图书馆”编《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第142—143页。

[10]“国立中央图书馆”编《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第1—6页。

[11]《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168—171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

[12]同上，第171—174页。

[13]《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317—318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