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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弟之间鲁迅与寿镜吾

时间:2022-01-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寿镜吾先生是绍兴“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的主人,鲁迅儿时的塾师。寿镜吾很器重鲁迅,“每称其聪颖过人,品格高贵,自是读书世家子弟”,所以对他格外精心培养,要求也比一般学生严格,殷切期望他早日成材。先生出的课题,鲁迅能融贯书本中的知识,且又别出新意,常常受到寿镜吾的称赞。

第29章 师弟之间鲁迅与寿镜吾

王德林 裘士雄

寿镜吾先生是绍兴“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的主人,鲁迅儿时的塾师。他名怀鉴,字镜吾,又字幼墀,晚年别号镜湖、菊叟,浙江绍兴人,生于1849年9月24日(清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初八日),卒于1930年8月18日。他坐馆授徒六十年,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崇高的教育事业,不愧是严谨执教、诲人不倦的一代师表。时人曾赠他一号:“通天教主”,“文德之隆,盖可想见”。鲁迅从十二岁开始从他读《四书》、《五经》、《周礼》、《尔雅》和汉魏六朝古典文学,寿老先生认真的教学,严格的要求,使鲁迅从小就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基础,养成了勤奋好学、务本求实的治学态度,对他日后的辉煌成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鲁迅对这位“高而瘦”、“须发都花白”、“戴着大眼镜”的启蒙老师,始终怀着“很恭敬”的态度,称赞“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方正寿镜吾先生的“方正”,主要表现在他反对清朝政府的腐败统治,鄙弃沽名钓誉的功名利禄。

寿镜吾的一生,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年代。他面对“四境虎眈,中原龙战”的混乱时局,忧心如焚,义愤填膺。他深恶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阴谋企图瓜分中国,以一生不用洋货以示抗议,行动虽偏于激烈,却表达了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朴素的民族气节。寿镜吾尤其痛恨清朝政府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常愤愤地从昏聩的光绪皇帝、专权的慈禧太后骂起,一直骂到签订《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权臣李鸿章;而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深表同情。孰憎孰爱,历历分明。他曾仰天长叹:“纵使才堪经世,莫假斧柯;心切济川,奚资舟楫。抱感慨悲歌之意,于风云缭绕之时,能不发思古之幽情,效长言而永叹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激烈之情,溢于言表;字里行间,跳跃着一位“伏枥老骥”的忧国忧民的炽热之心。寿镜吾的反帝爱国、忧国忧民的思想,对鲁迅日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在他怀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愿,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养成了针砭时弊、疾恶如仇的宝贵性格

新发现的塾师寿镜吾印章之一

(26mm×26mm)(寿宇藏)

寿镜吾出生在一个自食其力的贫民家庭里,祖父和父亲均以酿酒为业,受到赃官恶霸、地痞恶棍的欺侮和凌辱,困苦的经历,坎坷的遭遇,使他养成了蔑视权贵、洁身自好的性格。他二十岁中秀才,自此以后便视功名利禄为草芥,发誓不走科举应试之路。按他的“积学右文,固不难掇巍科作宰官以耀乡里”,可他宁愿在三味书屋坐馆教书,在“一领布袍,长期蔬食”的生活中度过他清白的一生。他常说,当今是昏君、贪官、佞臣当道,是“乱世”,作为一个正直而又有骨气的读书人是不能为官作宦,去为反动的清朝政府效劳的。他在《持身之要》中曾谆谆告诫子孙辈:“景况清贫,不论何业,都可改就。唯幕友、衙门人、讼师不可做。”当他亲眼看到鲁迅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贿赂案被捕下狱,鲁迅父亲周伯宜因案情牵连革去秀才,以致郁郁而死,就更加坚定了他乱世万不能应试做官的人生哲学。所以他的儿子寿涧邻、寿洙邻考中秀才后,他就坚决反对他们再去参加乡试,要他们和他一样,终生在家坐馆授徒,致力于教育事业。次子寿洙邻不听他的训诫,执意要去参加乡试,寿镜吾盛怒之下,就把他关在楼上房间里,自己亲守大门。因试期迫近,寿洙邻急于应试,被迫从窗户缘绳而下,踰墙而走。不久,寿洙邻中举,做了吉林省的农安知县,派人给他父亲送来银子,寿镜吾拒不接受,原封退回,还当着差人的面怒斥道:“畜生,不听话!”寿镜吾蔑视功名利禄的言传身教,直接影响到青年鲁迅最初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他在家道中落以后,毅然效法他的老师,摒弃“读书应试”的“正路”,也不愿学做幕僚和商人,而是不顾世人“加倍的奚落”和“排斥”,决心远离故乡绍兴,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洋务”,试图走从军报国的道路。

寿镜吾虽熟读孔孟的书,但不完全照孔孟的学说去做,更不佩服别人讲孔学,也不爱读八股文章,尤其鄙视《近思录》、《阴骘文》之类纯理学的书籍。鲁迅深受其影响,少年时就“不喜词章之学,以为此等描头画角,文人习套,不足以发挥志意,尤不喜举子业”;青年时曾被亲友强拉去参加一次县试,终因厌恶科举,拒绝复试。他的名篇《孔乙己》、《白光》,形象地揭露了八股、科举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使无数像孔乙己、陈士成这样的读书子弟成了牺牲品和殉葬品;晚年又作《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对前清八股取仕的科举制度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可见寿镜吾鄙视功名、不爱孔学、不爱八股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新发现的塾师寿镜吾印章之二

(26mm×26mm)(寿宇藏)

质朴寿镜吾先生的“质朴”,首先表现在他六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忠于教职,以自己的丰富知识,辛勤汗水,浇灌着一批又一批童稚学子的心田。他讲解课文,注重甚解,以启迪儿童的心灵,不像其他塾师,只是照本宣科,然后去让学生死记硬背。有一次,寿镜吾在讲解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时,对其中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一语谈了他的看法:“‘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只读本文的意思。”这对阅读古书还刚入门的幼年鲁迅启发很大,直到晚年仍将寿先生的教诲牢记在心,还专门写了《不求甚解》一文,收进他的杂文集《伪自由书》里。寿镜吾很器重鲁迅,“每称其聪颖过人,品格高贵,自是读书世家子弟”,所以对他格外精心培养,要求也比一般学生严格,殷切期望他早日成材。鲁迅曾回忆说:“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先生出的课题,鲁迅能融贯书本中的知识,且又别出新意,常常受到寿镜吾的称赞。到了晚年,鲁迅还经常运用儿时学过的对课方法,命文题,定书名,增强文章的战斗力和幽默感。他曾说:“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寿镜吾还很注重对学生基本功的训练,他设有习字课,每天中午放学前布置学生写一张大字,然后精心批改,详加指导。严格的训练,使鲁迅从小练就一手出色的毛笔字,当我们看到鲁迅当时手抄的《镜湖竹枝词百首》、《二树山人写梅歌》等手稿,那工整秀丽的书法,令人赞叹不已。难怪郭沫若说:“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这些成就的取得,显然与寿镜吾的严格教育、精心培养密不可分。

寿镜吾的“质朴”,还表现在他品行端庄,富有正义感。他一生嗜书如命,有时向人借书,极守信用,借期一到,立即归还,且倍加爱惜,毫不损坏。他“治学教人,从不以高第做官为可贵,而以学为明理,行先克己,做到言必顾行,行必顾言”。他待人诚恳,以礼相见,从不赤膊见客,认为这是对客人的不尊重,不礼貌。遇到有害社会公德之事,寿镜吾能仗义执言,不畏权势。他在《持身之要》中告诫子孙辈:“架子不可摆,然有时不得不摆。因如今世人,太示弱,则人人生心,几无容身之地。”一年夏天,一队团丁强行霸占东昌坊口的穆神庙,扰乱社会治安,全坊公众无法对付,寿镜吾就说:“大家都跑到庙里去,不和他们理论,也不和他们说话,大家都端坐在长凳上,看他们怎么样,咳!这难道好打巴掌吗!”他曾联络乡民,状告当地恶霸金四一拆毁别人踏道,为自己建造新寓,后遭金四一带领的一群流氓恶棍殴打,但他毫不畏惧,带伤一人具禀,再次状告金四一种种劣迹,要求官府严办。晚年时,他得知汤寿潜欲拆毁麻溪大坝,为萧山天乐乡泄水,十分气愤,逢人就说:“拆了麻溪坝,不是活活送死吗?!”他的长孙寿积明曾回忆说:“祖父为了阻止汤寿潜的这一破坏行动,就曾经写了好几篇文章,到报馆去投稿,给予抨击。”寿镜吾的以诚相见、正直无私、见义勇为的高尚品格,为鲁迅后来的处世待人、韧性战斗树立了楷模。

寿镜吾的“质朴”,更表现在他的生活俭朴,乐于助人。他家从不雇女佣,夫人上厨,他淘米;一件夏布长衫,父子三人轮换穿。他一生不穿绫罗绸缎,甚至凡带上“洋”字的,诸如洋布、洋袜、洋巾之类也绝不穿用,一身土布衣履裤袜。一次,家里人给他做了一件皮袍子,他始终搁着不肯穿。他自己虽过着清贫的生活,但却乐于助人。周建人曾回忆说:“有一次坐船下乡,遇到大风,把船篷吹走了一块,船户要去捞,寿先生赶忙拦住,说太危险了。船户说,一个篷要两元钱呢!寿先生说,我赔你的。回来后,果然赔了两元钱给船户,船户很感激。”当鲁迅为了替久病不愈的父亲治病,奔走于当铺与药店,受“名医”的愚弄,遭世人白眼之际,寿镜吾及时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设法替他找来三年以上陈仓米的“药引”,还亲自送到他的家里。师生间的怡怡之情,甚是动人。寿镜吾的俭朴清贫、乐于助人的生活作风,也深深影响着鲁迅。鲁迅一生过着“朴素的战士的生活”,穿着布制的衣服,即使破了补上一大块也不在乎,从不穿丝织品和其他较讲究的衣服。有一次,他穿久了的蓝布夹袄破了,许广平用蓝色的毛葛给他新做了一件,但他无论如何不肯穿,最后只得转送别人。他的棉被是多年的老棉絮,睡的是铺板,从不来不用籐棚或棕棚,也不愿垫厚褥子。他常说:“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许广平说得好:“鲁迅的日常生活是平民化的。”在经济条件不很宽裕的情况下,鲁迅却乐意济助穷困的劳动人民。他在北京时,出门常坐人力车,所付车费总比一般要多,常说,人家是要养家糊口的。有一次,他送给一位冻得瑟瑟发抖而买不起棉裤的人力车工人一元钱,再三叮嘱他去买条棉裤,以免冻坏腿关节。这些日常生活琐事,使我们从鲁迅身上看到当年寿镜吾“质朴”风尚的形影。

博学寿镜吾一生勤奋耕读,博学多识。旧时私塾,《四书》、《五经》是学生必读的课本,他不难读得很熟,而且给学生详解诠释,并时加发挥,陈述自己的见解,对学生多有启迪。他的学生周梅卿曾回忆说:“记得有个灯谜:‘一人坐轿两人抬,跷脚跟板随后来。’别人打不着,他猜透了:‘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可见寿先生《四书》读得很熟。”他的长孙寿积明也说:“祖父读书既无师承,但凭自己钻研。青年时期既不爱八股文,就多读春秋三传、楚辞、文选、史、汉等书。中年博览群书,注重义理而不尚词章。更喜诸子,对庄子喜其奇恣,荀子喜其理论,以及孙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等,都常常朗诵。对古文昌黎、老泉;对诗,李杜之外,爱香山、昌谷;对清人袁子才的骈文和尺牍,也有所赞许。”难怪鲁迅称赞他是“渊博的宿儒”。少年鲁迅在三味书屋读完《四书》、《五经》后,仍不满足,他认为难得有寿镜吾这样博学的老师指教,就决心多读几部书,因而除《四书》、《五经》外,他又读了《尔雅》,《周礼》和《仪礼》这三部经书,后来鲁迅在创作针砭时弊的战斗性杂文时,常结合现实,活用经书里的语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文章更增添了反封建的色彩。这功力,无疑得之于寿镜吾的辛勤教诲和培育。

寿镜吾除熟读经书外,案头常放着《十七史论赞》以及手抄本《唐诗》、《杂选本快笔》,时时诵读。他尤爱汉魏六朝古典文学,并额外给学生详细讲解。鲁迅“耳濡目染”,独能“心领神会”,从此对汉魏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于抽屉中暗阅。中年又致力于汉魏文学的研究,作有《汉文学史纲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论著,精心校勘《嵇康集》。他赞扬“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并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的一派”。他尤其推崇孔融和嵇康的文章,究其缘由,主要是“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皜皜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可见鲁迅作品的风格,尤其是他的杂文,深受魏晋文学的影响。友人刘半农曾赠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友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由上可知,鲁迅与魏晋文学关系十分密切。有人说:“鲁迅开始接近魏晋文学,是与章太炎有关的。”我们认为,这种渊源关系,应该更早地追溯到鲁迅少年时代得之于寿镜吾的熏陶。

寿镜吾寸阴是惜,手不释卷。但在青年时曾一度迷恋围棋,有时竟忘了吃饭、睡觉。到了中年,突然猛省:“十几年功夫,读了书,或许可以有所成就,现在不能再蹉跎了。”于是愤然戒棋,发奋攻读,陶醉于浩瀚的知识海洋之中。他曾说:“遇枯寂无聊,但取古书看之,尽多佳趣,何必东张西赵,征逐滥交。”鲁迅一生视时间为生命,很少休息和娱乐,总是埋头于书海中,伏案在书桌旁,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他常说:“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晚年时病魔缠身,健康恶化,他更强烈地感到“要赶快做”。他是一个终身荷戈而绝不解甲的能征惯斗的战士,毕生从事新文化运动凡三十年,为后人留下了八百万字的巨大精神财富,把一生有限时间作了最充分的利用。在争分夺秒、勤奋治学这点上,鲁迅和他的老师寿镜吾是有其一脉相承之处的。

寿镜吾勤于写作,诗文颇多,可惜留存于世的很少。他曾参加绍兴知识界几位知名人士组织的“志学会”。“他们的志愿有三个:(1)愿天下无贫人;(2)愿天下无病人;(3)愿天下无恶人。”但该会其实并没有作出具体成绩,也不曾有发展。现在绍兴图书馆尚收藏该会组织者、三江孝廉王积成的遗稿《求知斋遗墨》,里面有寿镜吾所作的序文。此外,绍兴鲁迅纪念馆还藏有一本《曾母谭太夫人六秩寿言初编》,内收有寿镜吾八首贺诗,一副寿联。这些诗文均系最近发现,虽属应酬之作,无大价值,但作为寿镜吾的佚诗佚文而保存至今,也算是弥足珍贵了。至于其他一些诗文,均已或将陆续刊布,就不一一赘述了。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寿镜吾作为封建时代私塾的老师,自有其种种的局限。鲁迅在回忆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虽怀着恭敬的态度,尊称寿镜吾“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但对他采用古老的塾规、陈腐的教学内容和刻板的教学方法,还是进行了善意的、恰如其分的批评。然而寿镜吾不仅仅是封建教育制度的执行者,同时又是一个受害者,所以鲁迅把批判的矛头始终针对整个腐朽的封建教育制度。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寿镜吾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自然不能逾越社会的鸿沟,脱离时代的漩涡。所以我们不能以今天的人民教师的标准,去苛求一位封建时代的塾师,让无辜的寿镜吾去背负莫须有的种种罪责。

[作者简介]

王德林(1940-),浙江杭州人。副教授。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度在嵊县黄泽中学任教,后在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执教。

裘士雄(1943-),浙江嵊州人。研究馆员。浙江丝绸工学院(今浙江理工大学)毕业,1972年开始,一直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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