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今生电影工厂

前世今生电影工厂_五千年历史的切面：1949中国城市

二　前世今生电影工厂

1949年3月末的一天，有轨电车如往常一样由洪熙街的最南端向北前行。驶过第一个小坡之后，右手边出现一片建筑，破败的大门斜对着马路，残雪裹着阳光晒不到的角落。荒芜之中，一辆卡车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几个年轻人。

这几天，反反复复看到类似的场景。车里有时会卸下来一些蒙着防雨布的大型机器，还有沉甸甸的木箱。人们背着背包，运着木箱，从大门里进进出出，蚂蚁搬家一样，好像有使不完的劲。

“电影厂回来了！”大门前的场景缓缓地从右侧的车窗外拉近，又拉远，车窗一侧不知谁的一句话丢在了半空，融进叮当作响的电车行驶的声音里。路的另一侧，大门伴着吱吱呀呀的声响缓缓打开。

这一天，是那样的寻常。在这个饱经战争风雨、几近千疮百孔的城市中，生活的重建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这一天，又是那么的不寻常。正是这扇开启的大门，即将迎来它归来的主人。

1949年3月26日，在《长春新报》报头刊登有下面几行文字：

东北电影制片厂启示

本厂以迁移南长春（伪满映旧址）集中办公（电话二二六一五），希各机关团体及一切有关本厂之文件、信报类等，祈直接向上开地点联络或投递，是荷特此通知。

东北电影制片厂启

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么区区几行躲藏在大片启示当中的消息。但是老长春人都知道，洪熙街一带建有“满映”的制片厂。

伪满时期“满映”厂房全景（历史图片）

2009年的长影集团主楼，基本保持了70年前的样貌（摄影：杨伊宁）

东北沦陷时，日本人在当时的伪国都“新京”实施了严酷的殖民统治，不仅从经济上压榨人民，还在文化上推行以摧残民族意识为中心的“奴化教育”和殖民地文化战略。电影是日伪统治者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的一种有力手段。

在“满映”1937年成立后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大量“国策电影”和美化战争、鼓吹“日满协和”的影片从这里被生产出来，企图在思想文化上麻痹和毒害中国人民。而“满映”厂门口的那条泥泞的土路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命名了“洪熙街”的名字。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满映”内外树倒猢狲散，只留了三个日本人在厂中看守。随后，苏联红军全面占领了长春，长春的政治形势随即走入一片混乱而复杂的局面，电影厂的未来也陷入了一片未知之中。

电影，应是具有艺术追求的文艺创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把电影作为一种文化战略，那么也就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势的话语权力。电影的视觉传播效果，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其作为“政治喉舌”的重要作用。

纵观整个世界的电影发展历史，政治利用艺术的现象不胜枚举。某种意义上，在当时那个年代，电影（或者说具有审查制度的电影）就是政治话语具体化、视听化、故事化甚至趣味化的一种再表达。长春的电影厂房与器械，作为电影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亦成了多方势力争夺的目标资源。

这一时期，一批中共地下党员首先为接收电影厂、组织进步职工、保护厂内资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45年10月1日，属于人民的东北电影公司在原“满映”厂内成立，坚决抵抗国民党破坏分子对电影厂虎视眈眈的野心。次年的4月16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随后，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出的领导队伍接管了东北电影公司^[28]。

当时，国民党为了抢夺地盘，将大批军队运抵东北，内战一触即发。为了保存和积蓄战斗力量并保护电影厂的人民财产，根据东北局的指示，东北电影公司于1946年5月10日起分批北迁，多次辗转后最终迁往了合江省兴山市（今黑龙江省鹤岗市）^[29]。

而在长春城内，国民党部队占领长春后不久，著名电影艺术家金山（中共地下党员）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到达长春，接受了原“满映”厂址，于7月份在长春成立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国统时期陆续拍摄过少量电影，成为电影厂编年史上短暂而又特殊的一个分支。

而在兴山，东北电影公司与党中央派来的延安电影团会师，1946年10月1日，经东北局批准正式组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东影”），党和人民的电影基地从此扎下根来。除了伪满映留用人员之外，东影的其他人员都是从延安以及名抗日根据地抽调来的党的艺术干部和文艺战士。从此，“东影”这一个具有特殊历史记忆的团队共同开始了他们的艺术人生。

东影先是在兴山当地的一个残破的矿区里开始了艰苦的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是以反映东北解放战争为主题的纪录片《民主东北》系列的拍摄和创作。这部系列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艰难历程，展现了农村土地改革和群众加紧生产、努力支前的感人情景。

1947年袁牧之接任东影厂长之后，在壮大团队创作力量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化立功”运动“七片生产”计划^[30]，积极进行各种片种的试制。

在兴山的一段岁月里，东影先后拍摄了人民电影的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1947年11月），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1948年夏），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1948年12月），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1948年2月），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1949年5月），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1949年5月）。

伴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8年10月长春彻底解放。洪熙街的原址厂房被国民党盘踞，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一些1946年没有来得及搬走的设备年久失修，闲置在厂房中。

为了尽快接收这些设施，1949年初，东影的一批工作人员们陆续回到长春积极进行厂房的修复工作，并将各种器材安放回原来的位置。这些电影工作者们有不少是在兴山的时候才入厂的，对长春的这一片厂房并没有太多的感情，有些人甚至是第一次来到长春。

他们忘不了这一刻的第一眼印象——

年初的长春仍然沉浸在隆冬的严寒之中，仿佛死城一般。路边到处矗立着恐怖的碉堡和密实的铁丝网，和一栋栋没有屋顶的破房。位于洪熙街610号的东影厂那座大铁门比想象中还要斑驳。厂内建筑尽管遭到了一定的破坏，但依旧保留着“满映”时期留下来的基本格局。

由洪熙街步入厂区，首先是一条通往主楼的道路。这条路的设计和城市中的一些道路如出一辙——两旁是车道，中央是一条绿化带，绿化带中还有一条细细的散步小道。尽管树木已不剩多少，但笔直的散步道一直通到三层楼高的主办公楼前那一个小花坛，惹人不禁想象初夏时节若是繁花盛开，该是一副多么美丽的图景！

不过奇怪的是整栋大楼以及楼前的大路、路口的厂门并不是直对着洪熙街，而是以一个奇怪的角度斜斜地插入。在兴山的时候，那些从长春出来的电影人们不止一次描述过这幅场景。他们都说那些年日本人拍的电影，就跟这厂房大门一样，是“歪门邪道的玩意儿”。还说以后假如再回到长春，回到厂子里，一定要将这“歪门邪道”的大门重新修直来！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样的设计是出于原址地形和下水走势的考虑，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东影厂内的办公大楼是一栋非常结实考究的大楼，正门两侧各有一个一米多长的壁灯，这么长的壁灯在全国甚至当时的世界各大城市中都十分少见。门洞是由大理石砌成的。一侧不起眼的角落刻有“康德六年七月定礎”几个字，也就是说从1939年到1949年已经整整十年了。

（左）电影厂主楼门厅建筑外墙上的长形壁灯（摄影：杨伊宁）

（右）墙角上“定礎，康德六年七月”的字样（摄影：杨伊宁）

绕过这栋楼，可以看到连同其后方的建筑共同组成一个“日”字。“日”字两侧的“竖”，各是一条又黑又长的走廊，走廊连接的是六间高大的没有窗户的独立摄影棚以及大录音棚和俱乐部等房间，单是那摄影棚的大铁门就足有四五米高。

走廊围合的院子内，洗印间就是“日”字中间的一“横”，其余的地方散落着演员室、化妆室、服装间、道具间等功能分区，规模十分宏大。据说，这座电影工厂是日本人^[31]仿照德国的乌发电影制片厂建筑规模和布局形式设计并建造的。整个厂区占地2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号称是当时亚洲区域内规模最大的电影制片厂^[32]。

“要将这些房间、设施全都修复好，不知道比兴山的生产条件好上多少倍！”年轻的电影厂职工们一个个心中暗暗揣摩，旅途中的疲劳一扫而光，一股干劲在手掌心中攥紧。

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先期回厂的东影职工们展开了紧张的抢修工作。他们首先修复了洗印和录音等技术车间，接通了水电和暖气，接着修复了被破坏的摄影棚和一批工厂，以及许多栋职工宿舍和仓库等。

电影厂主楼前60年前种下的小树苗，如今已经长成了一片绿荫（摄影：杨伊宁）

1949年4月，兴山的最后几批人员回到长春。除了少数手头有拍摄工作的人之外，大部分员工响应市政府的号召，投入到了整个厂区和附近街道的造林植树运动中。主干道中央的绿色散步道和两侧的路旁种上了梨树和丁香，主楼西南侧种上了几排水杉。小树苗虽然才刚刚齐腰，但也为厂区的一片荒地带来了一抹绿色的希望。

俗话说得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东影从兴山时期开始，就作为我党直接领导的唯一的电影事业的基地，为新中国早期的电影事业的发展集聚了人才，并通过四期培训班，培养了大批具有初步电影专业知识的干部。东影培养的一代又一代电影人才，建国后又纷纷投身到全国各地的电影事业中，创造了新中国电影60年的辉煌。

东影在兴山初期，只有职工270多人。随着党从各方面抽调来的支援队伍的不断进入，东影的干部力量也不断充实。

从兴山初期开始截止到1949年年底，共有西北电影工学队^[33]、东北文艺工作团^[34]、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35]、东北青年文工团^[36]等多家文艺团体和数十名或通过中央电影局分配而来、或通过个别调动进来的优秀文艺骨干先后参加东影工作，东影的干部队伍得到迅速充实，年轻的电影队伍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了。

东影不仅集聚了一大批电影专业人才，并且还顺应全国电影事业的发展需要，在兴山期间共召开了三期干部训练班，1949年又在长春召开了第四期，共培养了各项专业人员共650多人。1949年2月3日，东北电影制片厂第四期训练班正式开学。开学典礼上领导的一番发言道出了东影开办训练班的宗旨与性质^[37]：

……训练班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培养为工农兵服务的电影人才，因此要打消当明星、出风头和单纯艺术的观点，要用马列主义武装我们的头脑，掌握新的人民电影艺术……

第四期训练班的授课地点就位于斯大林大街（现人民大街）和解放大路的交会处一座古典式的大屋顶建筑中^[38]。

离上课地点不远的地方，在当时有一处长春人无人不知的“名所”——孝子坟。孝子坟的传说流传于长春民间，说的是一个姓王的孝子在其母亲坟前守孝3年，最后凄惨死去的故事。孝子坟的香火一直十分旺盛，整个坟包不大，占地约80平方米。但是日本人修路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竟没有将其拆毁，大概也是被“孝子守坟”的故事打动了吧。

占据了半股慢车道的“孝子坟”（历史图片）

后来，这孝子坟就占据了斯大林大街西侧的绿化带以及半股慢车道。东影训练班的学员们课间经常到这里来休息，拜一拜孝子，看一看路上的行人，闻一闻初夏时分的浓郁的丁香花的味道，或者索性在孝子坟旁的马路边扭起秧歌，倒也并不妨碍交通。因为那宽敞的大马路上几乎是没有什么车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