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青木正儿还不只是一位对中国文学、戏剧、艺术富有研究的著作家，他的成就远逸于此。他曾经对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予以极大注意，进而为之介绍。一九二〇年秋，他写成《以胡适为中心而掀起之文学革命》长文，介绍评论中国文学革命，分三次连载于新创刊的《支那学》第一卷一、二、三号，文中推崇鲁迅的成就。人们熟知，鲁迅收到青木正儿的文章和信后，曾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编者以为应为十二月十四日）用日文复函致谢。鲁迅在信中说：“你所写的关于中国文学革命的论文，过去我在胡适君那里看到的《支那学》中就已读过了。在你的公平的评论中，充满了同情与希望，使我衷心感谢。”(5)人们亦熟知，青木正儿写有《吴虞底儒教破坏论》一文，对吴虞（一八七二—一九四九）之反儒，热情介绍。青木正儿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是注意：称扬文学革命，推崇鲁迅；讴歌打孔家店，力介吴虞，在其时的外国人中，确乎少有。他之所以能这么做，由于他对中国旧文化有精深的研究，对中国旧思想与封建主义之紧密粘合，有深刻的了解；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他预感到中国新文化的前途将有所依归。他对马克思主义无所认识，这依归，如他所描述，在于输入欧洲新思想。青木正儿公子中村乔先生，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写给笔者的信中，对此有所分析。他说：“家父嫌恶古道德与观念之束缚，在思想上不好孔孟之学，而似偏爱老庄。余意正是由于此点而对吴虞之非儒论大呼痛快也。在文学方面，他对过去目为正道的以诗为中心之研究素抱怀疑态度，青年时期即开始对日本之江户俗文学感兴趣。即对中国之文学之研究，亦只注目于与庶民生活密切结合之俗文学。以此作为出发点，对中国之生活文化感到极大兴趣，并在此一方面进行研究。余意家父之所以亦能较早注目于中国之新文学运动，其原因亦即在此。”这个分析是恰当的。青木正儿之所以和吴虞成为朋友，有其共同的思想基础。
经检《吴虞日记》（现藏中国革命博物馆，闻将整理出版），略得吴虞与青木正儿订交的端倪。感谢日本花园大学教授小野信尔先生，承他中介，青木正儿公子中村乔先生慨然复制惠赠吴虞致青木信十六封，并吴虞赠青木正儿照片一张，亦蒙复制惠寄。本文初稿完成后，中村乔先生又寄来《故青木正儿教授年谱及著作目录》（《年谱》为中村乔氏所编写），摘抄青木《日记》有关吴虞记载，并对笔者所提问题作了解答。中村乔先生，生于一九三六年，过继与中村氏，改姓。现为京都私立立命馆大学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据《日本的中国学家》介绍，其主要著作，有《〈唐才子传〉的研究》、《中国的茶书》。他所惠赐之件，对于研究吴虞与青木正儿的关系，极有帮助。
从《吴虞日记》记载，吴虞与青木正儿来往信件甚多。他们双方都很珍视这友谊的结晶。这十六封信的复制件，是一方的证明。吴虞亦然。据《吴虞日记》，他在一个时期中，总是将青木正儿来信从北京寄往成都家中嘱人保存。可惜的是，这些信连同吴虞留下的文稿等件，都荡然无存了。好在《吴虞日记》中，对青木正儿来函常有摘录，有的全文照抄，是进一步的研究资料。吴虞在和青木正儿交往时，也和其他一些日本汉学家有所往还；其中一部分，或由于青木正儿介绍，或在和青木正儿来往信中有所评论，本文对此，将略加涉及。
中村乔先生惠寄的吴虞信函复制件十六件，计信十，明信片六，起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止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一日。各件编列如次：（一）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信中误书为十四日，据《日记》及邮戳改正），（二）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明信片），（三）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明信片），（四）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五）一九二二年一月十日（明信片），（六）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七）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信中误写为二十四日，据《日记》，应为二十二日，而于二十四日付邮），（八）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明信片），（九）一九二二年二月五日（明信片。《日记》误置于二月六日），（十）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十一）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信中误书为二十二日。据《日记》，应为二十一日所写，二十二日投邮），（十二）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五日（明信片），（十三）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十四）一九二三年三月六日，（十五）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一日，（十六）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一日（据邮戳及信中所署。《日记》误置于十二日）。
吴虞与青木通信，起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大约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之后，日渐稀少。时吴虞终北京大学教席返川已半年（一九二五年八月六日由北京动身，九月十二日返抵成都）。他和青木正儿通信最密之时，集中于吴虞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四年之中。
两人通信关系的建立，起于在日本出版的以后渐负盛名的汉学杂志《支那学》，而《吴虞文录》又起了直接沟通的作用。两人实为文字之交。据吴虞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致青木正儿信（亦吴虞给青木的第一封信）称：“在胡适之先生处拜读《支那学》上大著，钦佩极了。所以，拙稿（按即《吴虞文录》——引者）出版，即不揣固陋，寄呈先生，以求印证。”按《支那学》由青木的老师狩野直喜和青木正儿、内藤虎次郎、铃木虎雄、本田成之、小岛祐马等创办，创刊于一九二〇年（日历大正九年），（《年谱》“大正九年〔三十四岁〕”条载：“九月，与小岛祐马、本田成之诸氏创刊《支那学》。以《以胡适为中心而掀起之文学革命》稿寄《支那学》。后与胡适相知。在此期间，又与周树人、周作人相知。”）终刊于一九四七年（日历昭和二十二年），包括《小岛、本田二博士还历记念号》一卷（《支那学论丛》未计）共十三卷，历时达二十七年之久。这恐怕为杂志史上所少见。我国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人均有文章在该志发表，李方桂语言学著作曾在该志译为日文刊出。青木正儿是《支那学》的主要撰稿人，发表文章极多，多数是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署名间用迷阳逸人。大约胡适时向人推荐这个杂志，观前引鲁迅亦曾在胡适处得见《支那学》可知。吴虞对胡适颇为倾倒，说是“适之先生之于学，可谓雷霆精锐，冰雪聪明，其所贡献于社会者，多而且大”(6)。在北大期间，胡适向他推荐的著作，他都记其名于《日记》，并加阅读。胡适向他推荐《李莼客日记》，吴虞在《日记》中写作此名（正名应为《越缦堂日记》，李慈铭著，蔡元培校笺刊刻。慈铭字炁伯，号莼客，清末会稽人，光绪进士，官山西道监察御史。平生致力于史，著述甚丰，诗文尤负重名。蔡元培曾馆其家，课慈铭子）。他借来逐日细读，大段抄录于《日记》中。正是由于胡适的推荐，他便托人从日本买来《支那学》第一卷十二册，记于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记》。上引吴虞信，谓拜读青木正儿“《支那学》上大著”，当即指《以胡适为中心而掀起之文学革命》文。因为吴虞寄去他的《文录》，“以求印证”，而《支那学》第一卷青木著作，除去《以胡适为中心而掀起之文学革命》，均关戏曲小说研究，自不能以《文录》去“印证”。《吴虞文录》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吴虞于十月三十日收到赠书三百册（初版三千册，不付酬，由亚东图书馆赠送作者全书印数十分之一，自行发卖），即以赠送友人，在三十一日《日记》中记有“又寄日本《支那学》社青木迷阳十册”（据青木复信，吴虞同时寄去其诗集《秋水集》一册），但未写信。青木正儿于十一月十三日写信致谢。这是青木正儿写给吴虞的第一封信。吴虞十一月十八日得信，全信抄录于当天《日记》中。翌日，吴虞有这样的记载：“寄青木迷阳先生信，自往投邮筒。”(7)此即吴虞致青木第一信。这是他们两人通信之始。在两人关系上，这是两封比较重要的信，说明两人建交有共同的思想基础：非儒，崇老庄。特全文引录，阐释则留待下节。
吴又陵先生足下，
大著《秋水集》一部和《吴虞文录》十部，都已收到了。我很诚恳的谢谢先生的厚意。我想把它颁布《支那学》社同人，使他们知道先生的高论。我曾经在《新青年》上数次读了先生的非儒之论，久仰高德。今见惠大著，宛如亲接声咳，喜欢极了。
我昨秋在我们《支那学》上介绍中国的文学革命，继之拟做一个思想革命的介绍文。这个问题，有二大方面：第一是破坏中国旧思想，第二是输入欧洲新思想。于此役，先生在破坏礼教迷信军阵头，恶战甚力，我想特笔大书的阵容。可是，因为我素是一个专攻文学艺术之徒，关于思想问题，我党别有论客，所以未曾动手了。如今先生的《文录》出版了，我何以默而不说呢？必定要做一篇小文，把先生的高论介绍日本的支那学界，使他们也知道中国有这位“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胡适之先生说得好）。
吴又陵先生，私察先生的论调，是一位好爱老庄思想的人，晚生也是同臭的。老庄是在中国最高尚深远的哲理。又，先生爱李卓吾的为人，晚生也是同臭的。他的见识，实在不容易得的。吾也曾经要做一篇李卓吾传，而仍未动手。今见先生做成的别传，很喜欢，很高兴了。
先生曾游日本，大概懂得日文。初我想用日文写这封信，有点不安，竟把拙劣的中文写完了。请猜读鄙意不通之处。
此谢厚意，并祝
健康
青木正儿谨启
大正十年十一月十三日
青木迷阳先生足下，
昨日下午奉到赐书，欢慰极了。
贵社《支那学》第一卷十二册，我已买得。第二卷尚未见，不知继续出版否？
拙稿本不足观，敬请先生和贵社诸先生不吝指正为感。
我在前清戊戌以前，专讲旧文学。戊戌以后，便兼看新书。丙午送舍弟（名永权）赴贵邦留学，他由成城高等至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归，今年又到英国去了。我当时年已三十四岁，在法政大学速成科听讲。毕业归蜀，思想渐变。学政赵启霖奉北京学部张之洞命令，要取消我在学校充任讲师的权利。后经人调解了事。到了辛亥，我有文字反对儒教家族制度，批评法律。当时王人文护理四川总督，受反对派的运动，说我非圣无法，非孝无亲，淆乱国宪，移文各省逮捕我。我便抛弃讲座，逃之深山，做《辛亥杂诗九十六首》。辛亥十月十八日革命后回成都，仍坚持我的主张，在成都《醒群报》发表。反对派把我的文字携到北京。于是，内务总长朱启钤电令四川政府，把《醒群报》封了，还要逮捕我。好在当时四川政府中人都知道我，便回一公文，说我过贵国，不在四川，幸而免祸。袁氏倒了，《醒群报》方才启封。后来，我的主张、文字，成都之报均不敢登载，我只得寄《进步》、《新青年》发表。
近数年来，四川风气渐变了。今年五月，由成都来北京。在胡适之先生处拜读《支那学》上大著，钦佩极了。所以，拙稿出版，即不揣固陋，寄呈先生，以求印证。这是我最真实的话。
从前学看日文书。十余年来，忧患逃亡，已多忘记。今年已五十，恐不能深解了。
拙著《文录》，亚东图书馆酬我很多的书，贵社诸先生如有要者，请先生开明册数，敬当寄赠求教。
《支那学》二卷如有书，尚希赐寄。其费当由邮奉缴也。又闻久保爱先生有《增注荀子》一书，现在不知尚可求购否？我甚想看此书。敬乞先生便中一查。
此复。并祝先生同《支那学》社诸先生
健康
吴虞谨启
十一、十四（应为十九——引者）
按：此两信均未标点分段（以下信均同）。青木正儿信所称“我昨秋在我们《支那学》上介绍中国的文学革命”，即指《以胡适为中心而掀起之文学革命》文。
从此，吴虞与青木正儿开始通信。四年多当中，连续不断。而在一九二一年底通信之始至一九二三年暑假前，共一年半时间中，一般情况下，双方均是得信即复。当天作复之事，亦时有之。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吴虞一天之内，得青木两信，当即复信。两人一面通信，一面互寄书刊。据《吴虞日记》记录加以统计，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份，青木来信与寄书刊四次，吴虞去信与寄书刊四次；一九二二年一月份，来四次，去五次；二月份，来去各五次。这三个月，是两人信件往返最密之时。四年多当中，亦有特殊情况，来往信件中断达数月者。如一九二二年四月至九月中旬，无书信往返。这是因为青木正儿在这年三月底到了上海，又游江南，至五月底返国，常在旅途；而吴虞则于六月八日启程返川度暑期，至九月十二日方归北京。是以通信中断。吴虞抵北京后，即于九月十五日“寄青木迷阳、何英片”(8)。又如一九二三年暑期，吴虞多作狭邪之游，诸事皆废，几乎是不给青木正儿写信了。此后，两人通信渐疏，而在一九二四年六月至一九二五年四月底青木正儿二次来华前，竟无一信往返。此中原因，当系两人由于相慕之忱，在初期各吐所怀，以致书信往返甚密，但此类话毕竟有时而穷。青木正儿虽然兴趣与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亦如他所说：“我素是一个专攻文学艺术之徒。”吴虞则不然。他对文学虽很有修养，“从名山问卿云之学，穷文章之奥”(9)，写得一手好诗，被柳亚子恭维为“梅村、渔洋一辈人”(10)，但他毕竟不是文学艺术的专门研究者，对戏曲史更从无所涉，和青木正儿的专业终归不同。是以，观两人信件，较少学术上深入的讨论切磋，越到后来，越成为应酬对答之语，买书索书之事。因此，逐渐疏隔，可以想见。
两人之间的通信，大致包括如下内容：
（一）交流非儒思想，议论非儒与反封建。
这在两人通信中，量虽不多，却很重要。前引青木正儿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信，议论中国的思想革命，说是一要破坏中国旧思想，二要输入欧洲新思想。破坏旧思想，即指儒家思想。他所颂扬于吴虞的，正是“只手打孔家店”精神。信中称赞老庄，青木用以与孔学相对立，吴虞亦如此理解；称赞李卓吾，亦因其反孔。吴虞十九日回信，以主要篇幅讲了自己的经历，全是因反孔非儒而受迫害事，当系用来印证青木所说的“破坏中国旧思想”，并为青木拟写之介绍文提供材料。
青木正儿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信，(11)对非儒说有所发挥。他写道：
东京的学者，于其研究态度，多有未纯的地方。他们对孔教犹尊崇偶像，是好生可笑。我们京都的学徒，这等迷信很少。把那四书五经，我们渐渐怀疑起来了，一个破坏书教，一个推倒易教，礼教无论不信。我们把个尧舜，不做历史上事实，却是做儒家之徒有所为而假设出来的传说——亡是公。我们不信尧舜，况崇拜孔丘乎？我曾拟一两篇非儒之论，一个是《在儒家以外的诸子书上尧舜传说》，一个是《对文艺上的儒术》（是我的自用的熟语）。但研究未完，所以犹未动手。我们同志并不曾抱怀孔教的迷信，我们都爱学术的真理。所以，大著《文录》在这里非常欢迎，先生惠的二十部，单单只余一部，都被他们夺去了。
这种评论，虽不新鲜，其反儒精神则与吴虞思想相吻合。吴虞得信后，于二月九日作复说：
一月廿七日手教早领到。论尧、舜是儒家理想的人物，极为高妙。韩非说：“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尧舜之真伪乎？”（按：吴虞此处引韩非文有误。《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与吴虞所理解的韩非本意略有不同。——引者）儒墨两家所说的尧舜圣德，都是假尧舜，不是真尧舜。廖季平也说：“尧舜是孔二先生假设的，与先生的主张正合。大文若撰就发表，那就很重要的了。”
两人这种思想沟通，具见真切。后来，青木正儿在《支那学》四卷二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论尧舜传说的构成》，当即本此。此文注明系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脱稿。另一拟写之文，查《著作目录》未见。
（二）青木正儿向日本介绍吴虞。
《吴虞底儒教破坏论》为青木向日本介绍吴虞之始。如青木自称，早在《新青年》上读了吴虞文章，想继其介绍中国文学革命之后介绍思想革命，《吴虞文录》出版，促成其事。青木此文很快写成，发表于《支那学》二卷三号，署名迷阳逸人。这也证明，青木确对吴虞了解有素。此时《支那学》为月刊，二卷三号署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出版。吴虞至翌年一月二十三日收到。是日《日记》云：“《支那学》二卷三号一册寄到，青木先生所自发者也。介绍中，有迷阳著之《吴虞底儒教破坏论》，极为详尽。”二十六日致书青木，谓“私意欲再买《支那学》三号一册，寄回成都。先生若肯代分一册，就很感谢了”(12)。《吴虞底儒教破坏论》一文，《北大日刊》于同年二月四日全文译载。一九三三年六月，《吴虞文续录》出版，以青木此文代序，吴虞在文后记称：“予文《续录》，不欲求人作序，即以青木先生此论代序焉。”可见，吴虞对青木此文极为满意。青木这篇文章，立论是一破一立，破坏中国旧思想，输入欧洲新思想。但其介绍吴虞，只叙述他的破坏中国旧思想，与致吴虞信所称“于此役，先生在破坏礼教迷信军阵头，恶战甚力”相符合。这就恰当而有分寸。吴虞虽多次自称“兼求新学”，也常引用西方议会、法律以谈国内之事，但对欧洲新思想，到底不甚了了（参看拙文《吴虞研究》第三节《反儒思想分析》，载《历史学》季刊一九七九年第四期）。青木以吴虞与陈独秀并提，并论二人反儒方法之同异，显然受胡适《〈吴虞文录〉序》的影响。
吴虞《墨子的劳农主义》、《荀子之政治论》二文，经青木正儿之手，曾在《支那学》发表。《墨子的劳农主义》系初版《吴虞文录》发行以后的作品，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文录》再版，补收。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日记》云：“《墨子的劳农主义》今日印就。”此稿原为授课讲义，由北大印就。吴虞即“校出一份，与青木迷阳先生寄去”。十二月三十日记：“青木迷阳来信，言……关于墨子一篇，他格外佩服，拟把此稿翻译成日文，揭载《支那学》上。”吴虞当天复信：“拙作《墨子的劳农主义》一篇，尚求先生教正。有不合或漏略的地方，大加改削，那我就感激得很了。”(13)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去信说：“拙稿现加修改，当别呈寄一份，求先生教正。至于题目，尽可由先生的便，改过甚妙。”可见青木提出改题。第二天，吴虞寄去改订稿。(14)二月二十一日，青木来信，谓已收到改订稿：“日前翻译大半了，再将改订稿另翻，三月号上揭载。”(15)到了三月二十八日，吴虞记：“晤章洛声，交来青木先生托胡适之先生转寄之《支那学》二卷七号三册，予文即载在第一，青木先生所译日文也。”查《支那学》二卷七号所刊吴虞此文，题为《从荀子看墨子学说中被忽视的一面》，当即青木所改易。原题意为，墨子所宣传者，是要像“农夫辛苦勤劳的情状”，吴虞称之为劳农主义，费解。改题较明确。发表时，文末有如下附记：“此文为吴氏最近在北京大学所颁讲义之一部分，蒙远地赐寄。经即征得作者同意，发表于此。译者青木正儿附记。”
吴虞一共写过四篇关于荀子的文章。《读荀子书后》载于《文录》。《荀子之劝学及礼论》、《荀子之政治论》、《荀子之天论及辟机祥》三篇，载《续录》。《荀子之政治论》作于一九二二年。是年十二月八日《日记》载：“又校荀子文一份，寄日本青木迷阳先生。”十二月二十日，青木作复，谓“《荀子之政治论》收到，拟于一月或二月发行的《支那学》杂志发表”。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日记》云：“青木迷阳来信，一月二十三日寄，言……《荀子之政治论》现在印刷，不日可到。此次不用翻译，以其文非白话，东人易解也。”按：《荀子之政治论》刊于《支那学》三卷四号至五号，题目改称《荀子之政治思想》，第四号用作第一篇。
吴虞还有一篇文章，题未详，拟刊于《支那学》而未刊。一九二六年初，吴虞返川四月之后，于一月五日，校文稿一份，“寄青木正儿先生交《支那学》社”(16)。其时青木正儿在北京。吴虞三月三日记：“青木正儿来片，言手教玉稿收到。大著已转送日本，拟于次期《支那学》志上发表。”青木收到稿件后近二月方作复，肯定了发表吴文的刊期，自然和编辑部先作了联系，但此文后未刊载。
（三）吴虞自我介绍。
吴虞与青木第一信，自介经历，其重点在因非儒而三受迫害事。据《吴虞日记》及复制件，他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有一封致青木信遗失。吴虞对此信甚表关注，《日记》及致青木信一再提及，原因是：“十二月四号一信，致谢惠赐大著《金冬心之艺术》外，尚略叙有我的行事。”(17)这当是他对第一封信所叙经历的补充，不知是应青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信之请，还是自觉第一封信意有未尽而发。从《吴虞日记》所摘引青木信，未见有青木请叙身世经历之处，不知是吴虞未摘，还是青木未写。
吴虞信中所叙其经历，和他发表的文章、书信中所说，有小异。略举数处，以作拙文《吴虞研究》之补充。
1．吴虞去日本的时间，此信言“丙午送舍弟（名永权）赴贵邦留学”，肯定为一九〇六年，与过去自述异。他曾说“乙巳东游”(18)，即一九〇五年。也曾说过“不佞丙午游东京”，但全句为：“不佞丙午游东京，曾有数诗（题为《中夜不寐偶成》，载《饮冰室诗话》），注中多非儒之说。”(19)似有歧义。可释为丙午方去日本，亦可释为丙午写《中夜不寐偶成》。吴虞计年，向用虚龄，此信中说“今年已五十”，即用虚龄计算（自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二一年）。信中谓丙午赴日本时“年已三十四岁”，则一反旧例，成了以实龄计年。窃意丙午为乙巳之误书，谓“年已三十四岁”，应是乙巳赴日，就读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四班。
2．张之洞命令四川学政赵启霖迫害吴虞事，信中补充了不准吴虞任教职，过去只说查禁他编的《宋元学案粹语》。
3．辛亥受迫害事，此信所述，较为详细，补充了“批评法律”，提到王人文系受“反对派的运动”，罪名是“非圣无法，非孝无亲，淆乱国宪”。实际上，几项罪名所指则一，即吴虞反对儒教家族制度，指明法律只利于尊贵长上，不利于卑贱，是以不平等。所谓“反对派”，指四川徐炯等人。而徐炯等人的攻击吴虞，联名宣言驱逐他出教育界，又直接和吴虞反对其父亲相联系。吴虞常讲他所经的辛亥之祸，兼指此二事（参看《吴虞研究》第一节《家世及其生平》）。
4．《醒群报》被封事，此信增加了两项内容，即“反对派把我的文字携到北京”和将加逮捕。据此，则《醒群报》之被封，亦由徐炯等反对者所活动。唯《醒群报》被封事，吴虞一九一四年一月上旬《日记》记载甚详，无只字言及此二事，不知何故。信中言过其实，亦有可能。
（四）两人相互寄书。
往来书信中，相当多一部分谈访书买书寄书事。吴虞一向注意搜求日本汉学家著作，尤其是关于先秦诸子的研究。他有一位朋友甘廉泉，在日本经常替他访书购书。和青木正儿通信后，访书买书之事，亦常托青木为之，并征求青木意见。当青木将其评价告他后，他甚表尊重。如吴虞心折于久保天随，在致《陈独秀书》中，曾经提到。(20)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致青木片言：“东京博文馆有明治四十三年出版久保天随君的《荀子新释》三本，拟乞先生代觅一部寄下，甚望，甚望（此四字密圈——引者）。久保书我向来喜看。他尚有老、庄、列、韩四子新释，不知还有书否？乞便中一查。”此前，他已托甘廉泉购买以上诸书和久保天随释明李攀龙《唐诗选》。收到《〈唐诗选〉新释》后一日，十二月三十日，得青木正儿信，谓“久保天随新释诸书，大概可买得。但他的学术地位在日本不甚高，今若不嫌鄙俗，买来即寄吧”(21)。吴虞当即作复：“至于久保天随的学术地位既不甚高，就可不买。更乞先生一查，如新释诸子书（老、庄、列、荀）比久保天随高妙的，示我名目，尤其好了。”(22)是日《日记》又记：“又复甘廉泉信，言久保天随新释子书暂勿买，俟青木查示后再议。”按吴虞的要求，青木开具日人所著诸子释解十三种，函请吴虞选定。信中说：“久保天随新释诸书，原是课蒙参考，没有学术上的价值。原来他是一个著述专门家，他的著作，不是从他自己研究结果得来，多是剽窃前人之说，不过是一个射利俗书。可是，不瞒你说，日本近时没有代他的佳书。但是，古人之著作，如久保爱《荀子》之类（按指久保爱《荀子增注》，青木前已为吴虞购寄——引者），犹有几种。”(23)此外，吴虞要求青木代购之书尚多。其中，有些是因书中介绍了吴虞，如《支那黎明运动与新人物》即是。吴虞去信，不断提到《支那学》杂志，青木亦不断寄来。青木曾以其著作《金冬心之艺术》赠吴虞。
吴虞寄青木书，除了他的初版与再版《文录》、诗集《秋水集》，较多的是经学大师井研廖季平的著作和《费氏遗书三种》。廖季平与吴虞之师吴伯朅同门，均王闿运弟子。吴虞对廖季平虽曾发表过反对言论，但对其学术成就一向尊重。吴虞曾赠送青木正儿以廖氏的《群经大义》、《知圣篇》、《群经凡例》、《文字源流考》、《今古学考》诸书。青木复信说：“廖季平学说，在日本亦非常尊重。前数年，小岛祐马（《支那学》社同人）（《日记》误书祐为裕，据《青木正儿年谱》及《支那学》改正——引者）在《艺文》（京都帝国大学文科机关杂志）上介绍他的学说。小岛很心醉他的学说。”(24)按：小岛祐马在《支那学》上发表文章甚多，主要是关于今文经学的研究。二卷九号上曾载他介绍廖氏《六译馆丛书》文。
至于《费氏遗书三种》，吴虞与青木通信之初，即郑重推荐，希望青木在《支那学》上介绍。此亦兼有代刻书者推销之意。果然，经青木之手，销了几部。吴虞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致青木明信片，专谈此书，全文录下：
同邑费此度先生（密），清初之学者也。其著述以《宏道书》为最精采。而其书久绝于世。敝国云南大关唐君百川，宦游蜀中，藏籍充栋，尤嗜校刻。曩者搜得先生《宏道书》旧钞本，亟精刊之，今年完工出书。适其世兄敝门生唐术伯负笈京华，就学北大，携其书来京，觅虞代呈一部，奉赠贵社，并乞在贵报力为广播。唐氏父子，皆雅而好学者也，故乐介之足下。外有胡适之《费密学说》，刊载《晨报》，亦附呈一份。书到请照收为荷。
有暇望常赐教益。
匆此，即颂
道安
弟吴虞拜启
民国十年十二月十二号
按：费密，费经虞之子，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成都人。生于明天启五年（一六二五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年）。（费锡璜《贯道堂文集》卷二《中文先生家传》记费密生年作天启六年，卒年作康熙三十八年，有误。此处据胡适《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青年时期曾入广元伯杨展幕，参与在四川与张献忠部作战事。以后东游苏、扬等地，称弟子于孙奇逢，与钱谦益、阎若璩、朱彝尊等交，杜门不出，著书甚多（胡适据《新繁县志·艺文》，开列书目，多达四十八种）。死于江都。门人私谥曰中文先生。王士祯甚称其诗，有《读费密诗》一首：“成都跛道士（费密病足——引者），万里下峨岷。虎口身曾拔，蚕丛句有神。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二句密诗——原注）。十字须千古，何为失此人！”(25)吴虞信中称唐氏刻本《宏道书》，实不确切。全名应是《费氏遗书三种》。《宏道书》是三种之一，余二为《荒书》与《燕峰诗钞》。青木正儿回信，即按书首标名《费氏遗书》相称，吴虞以后信，亦按此称。
顷得阅该书，共三册，系渭南严氏镐乐堂丁卯（一九二七年）根据大关唐氏怡兰堂庚申（一九二〇年）刻本刊成。严刻除校补卷首两篇费密传，“版心题署，悉仍唐氏之旧”(26)。书端有赵熙（尧生）题签及叙。《宏道书》为学术论文。宏道者，宏圣人之道也。《荒书》记张献忠部在川始末。《燕峰诗钞》为费密诗集。三种中，以《宏道书》为主，篇幅亦最多，计二册。费密承其父家学，打破宋儒道统论。其子费锡璜称：“自宋人谓周、程接孔、孟，二千年儒者尽黜，无一闻道者。考尝为先儒悲痛，乃上考古经与历代正史，旁采群书，作《中传正纪》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为传八百余篇，儒林二千有奇，自子夏至于考，盖七十二传也。”(27)《宏道书》正是根据于破道统论而作。吴虞推崇它，恐亦由于此。
吴虞致青木信，谓同时寄去胡适《费密学说》，胡文实题为《记费密的学说》。一九二四年，胡适将《记费密的学说》“从头改作，比旧稿增多不止十倍了”(28)。改作之文，题《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对费氏父子作了过分的颂扬，还把他们拉进了实用主义者的行列。胡适研究费密，可能由于吴虞向他推荐《费氏遗书三种》。
青木正儿对吴虞的推荐，表现了重视的态度。一是将《费氏遗书三种》介绍给友人，二是在《支那学》上发表介绍文章。此介绍文刊于《支那学》二卷六号（一九二二年三月出版），题为《费密遗书》，作者小岛祐马。
（五）介绍和议论其他日本汉学家。
吴虞和《支那学》另一位汉学家本田成之有过文字往来。本田成之在《支那学》上发表文章甚多，多属经学范围。吴虞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日《日记》载：“青木先生寄来《支那学》第三卷第四号一册，有本田成之著《法家与儒家之关系》一文，以予与陈独秀、胡适之并称为近年非孔主义之人，而继之黄梨洲之后。予因取再版《文录》一册邮寄本田先生。”（按：《法家与儒家之关系》是一篇长文，分载《支那学》第三卷三、四、七号。）再版《文录》系托青木转交，三月六日去信还问青木转去否，三月十七日得青木复，谓已收到转去。估计青木复信会对本田成之有所介绍。三月十八日，吴虞收到本田成之信。这是一封致谢的短简，对吴虞之非儒，推崇为“睥睨千古能主张其说而不屈”，评价极高。反之，自嘲在日本就得顾虑社会关系而不能这样做，否则，谋生亦难，当是其时日本社会环境之勾画，颇含深意。信用汉语文言写成，文字熟练简捷，写得很好，引录如下：
拜启。
大著《文录》再版一册辱惠，经畏友青木先生之手接到。捧受不堪感佩。大著前既赐于青木先生（初版），披阅数过。其崭新卓拔之见，雅非不佞辈依样画胡芦之所企及。今又加数文刊行，盈科而进，不知其停止。不佞尤服先生睥睨千古能主张其说而不屈之胆气。不佞辈未能不顾虑于父母师长之圄。不然，直杜衣食之涂，不能养妻子也。是固所深耻。幸先生不吝示教。
弟本田成之顿首再拜
另一位《支那学》主要撰稿人汤浅廉孙，在青木、吴虞信中曾提及。吴虞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日记》录青木一月二十七日信：“《费氏遗书》还有两友要买。一部寄下敝处，一部寄下广岛市皆实町百五番地汤浅廉孙处。他是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近来热心研究蜀中文献。我给他大著《文录》一本，他觉得很高兴了。”吴虞致青木信复制件第十，谓书已寄去，“此书定价三元，因是先生的好朋友买，特减价为二元六角”。二月二十一日，他忽然将廖季平《今古学考》一册寄赠汤浅廉孙，(29)原因是二月十二日，他在一次宴会上听一位日本汉学家藤冢邻（素轩）称扬了汤浅廉孙。(30)他在寄《今古学考》时，致书青木说：“前晤藤冢素轩君，他极称汤浅廉孙君学问深远。我寄去的《费氏遗书》，不知他收到否？今寄呈廖氏《群经大义》一册赠先生外，《今古学考》一册赠汤浅廉孙君，请先（下夺“生”字——引者）转交是幸。”(31)
吴虞在北京，时与日本汉学家晤谈。他经常以此告青木，青木亦偶作评论。最早和吴虞会面的日本汉学家，是小柳司气太、藤冢邻。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日记》记：“（马）幼渔言，昨在德医院看蔡孑民，遇二日本人，乃崇拜孔子者，见予《文录》，欲见予一谈。……作字致幼渔，……并索日本人欲访我者之名片。一为学习院教授、文学博士小柳司气太，一为第八高等学校教授、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藤冢邻。”五天后，他嘱人送去《文录》“交小柳、藤冢”(32)。和小柳司气太、藤冢邻见面前，即以此事告青木：“今日有贵国学习院教授小柳司气太、第八高等学校教授藤冢邻两先生来函，约明日十时过谈。闻两先生乃崇拜孔子者，明日当敬听高论，一洗我的茅塞了。”(33)语含讥讽，示意将有一番争论。第二天，二人来会，《日记》虽有“坐久之而去”语，但所记者都是有关书籍事，未涉尊孔反孔。当天，他即函青木谓：“今日午后小柳司气太、藤冢邻两先生正临敝寓，先生书恰到。藤冢先生说《读荀子》、《荀子断》、《荀子遗秉》都很好，请先生代我物色寄来。”(34)此即前文所言青木为吴虞开汉学书目事，亦未言及尊孔反孔。看来，小柳司气太、藤冢邻没有对吴虞“一洗茅塞”。从《吴虞日记》中，未发现青木有对小柳司气太、藤冢邻评论语。倒是另一位日本汉学家、当时《顺天时报》记者桥川时雄，对吴虞评论说：“小柳司气太如骨董，如清之陈宝琛。”(35)而青木，则对大名鼎鼎的服部宇之吉发表了看法。
吴虞在《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中说：“日本服部宇之吉博士，前清京师大学堂教习也。民国某年来北京，晤蔡孑民，语曰：‘北京大学近遂不尊崇孔子，且又废讲经，大不可也。’孑民答曰：‘北大崔适教授讲《五经要义》、《春秋复始》，陈汉章教授讲《经学通论》，黄节、沈尹默教授讲《诗经》，梁漱溟教授研究孔家哲学，北大何尝废讲经？不过北大于孔、墨、老、庄、管、晏、荀、韩之学说，均一视同仁，平等研究；而对于诸人，亦即平等待遇，不似君主专制时代，推孔子一人独尊，高立于诸家之上耳。’观孑民此言，亦可知所持之态度矣。”(36)吴虞此文对尊孔祀孔之非，明白揭示，引服部宇之吉语，亦影对其说之不满。此为吴虞一九二八年之作。在此四年之前，他曾与服部宇之吉晤谈，《日记》所记，则只有服部宇之吉对他的倾倒语，未涉反孔。一九二四年四月九日《日记》载：“君毅来信，明日在水榭欢迎服部宇之吉……诸人（所举诸人，皆其时日本驻华文化官员——引者），服部等久闻予名，欲一瞻风采，曾向君毅言之。（君毅）嘱予携《文录》数册去分赠。”第二天，在宴会上，“服部见予，言久仰大名，在东京即已购读予文集。与谈最久。……以予《文录》六册分赠日友”。(37)但吴虞其后（同年五月十一日）致青木正儿信曾言：“服部宇之吉诸公来此，弟曾晤谈，似注重孔家，与弟趣旨殊耳。”“晤谈”即指此次宴会。可见谈话涉及了尊孔反孔事。一九二五年青木来北京后，吴虞记载他和青木的会面，说青木“颇不满意服部宇之吉，谓西京学者专治学问，不预政治。服部虽教授，而与官僚一般相同”(38)。桥川时雄也对吴虞说过同样的话：“服部宇之吉有官味，如今之王树柟。”(39)这些，已与学术无关了。
吴虞与青木正儿曾经会面四次，那是一九二五年的事。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序》中自述来中国的经过：“后游上海，再谒先生。既而大正十四年春，余负笈于北京之初，……旋游江南，寄寓上海者前后两次。”这“后游上海”，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先生”，指王国维。青木正儿与王国维于一九一二年在日本东京都第一次会面，（同上引：“明治四十五年二月，余始谒王先生于京都田中村之侨寓。”）是以此处言“再谒”。这第一次来华，《序》中未著时间。现据《吴虞日记》，得知为一九二二年三月底，与《青木正儿年谱》所载相符。吴虞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一日《日记》载：“青木先生来信，三月四日寄。……青木拟月底二十五号由神户向上海，六月中到北京也。”青木除了到上海请益王国维，还曾去江南一带游历。一九二二年五月出版的《支那学》第二卷九号载有青木记杭州之游的文字，六、七、八月出版的《支那学》第二卷第十、十一、十二号三期，载有青木总题为《江南春》的游记三篇，分别题为《姑苏城外》、《南京情调》和《扬州梦》，均署名迷阳逸人。《姑苏城外》文末注：“五月上旬，草于长江船中。”可证均其时游江南之作。据《青木正儿年谱》“大正十一年（三十六岁）”条载：“三月二十五，解缆离神户港，第一次赴中国游学。于上海上岸，以上海为中心游历江南各地：杭州（灵隐寺、净慈寺）、苏州（寒山寺、倪云林所筑之狮子林、拙政园、怡园）、南京（鸡鸣寺、清凉寺）、扬州（观音寺、天宁寺、徐园）、镇江（金山寺、甘露寺）、庐山（东林寺、西林寺、秀峰寺）。以游览、访书及观剧度日，对风俗画及南画中之景色，尤感爽心悦目。”同条又载：“四月八日访王国维。”此即上引所称“后游上海，再谒先生”。同条又载：“本欲续游常熟、太仓等地，但因突发胃痛，中止游历回国。时为五月二十六日。”是以致吴虞书所言之“六月中到北京”未实现（吴虞亦已于六月八日启程返川度暑假）。因此，此次两人未见。
青木第二次来中国，他自己在前引《中国近世戏曲史·序》中讲清楚了时间、主要地点和目的。时间为大正十四年春，即一九二五年春；主要地点为北京；目的则在求学，研究中国戏曲。中村乔先生写给笔者的信说：“家父游学中国之事，一如先生第二次赐函所作考证（按：笔者其时尚未收到《青木正儿年谱》）。第一次为大正十一年三月至五月（华中），第二次为大正十四年三月至大正十五年三月（华北），之后曾暂时回国，又于大正十五年自四月至七月再往（华中）。”《青木正儿年谱》作了较详记载，“大正十四年（三十九岁）”条载：“三月二十六日自下关港解缆，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赴中国留学。在釜山上陆，历游京城、平壤、奉天而至北京。以北京为据点周游郑州、开封（相国寺、禹王台）、洛阳（千祥寺、贾谊祠）、大同、云冈、八达岭、居庸关等地。”“大正十五年（四十岁）”条载：“三月十八日暂时回国。四月六日再至中国。在上海登岸。周游宁波、镇海、舟山、沈家门、普陀山、曹娥、绍兴（兰亭、东湖、镜湖）、钱塘（西湖、云屏山）、嘉兴（鸳鸯湖、烟雨楼）、湖州（岘山、白雀山）、苏州、常熟、庐山后，再回至上海。又出发溯江而上，历游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洞庭湖、湘水等，至长沙岳麓书院（朱子讲学处）、贾太傅祠。……七月五日归国。”总起来，即第二次来华为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月底至四月中在朝鲜）至一九二六年七月初，历时一年三月，其间曾回国十九日。虽游踪所至之处甚多，而主旨则在北京与上海研究中国戏曲。如《中国近世戏曲史·序》所云：“及大正十四年游学北京，乘机观戏剧之实演，欲以资机（几——引者）上空想之论据。然余所欲研究之古典的昆曲，此时北地已绝遗响，殆不获听。惟皮黄、梆子激越俚鄙之音，独动都城耳。乃叹昆曲之衰亡，草《自昆曲至皮黄调之推移》（大正十五年作，载《内藤先生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中）。”说得很清楚，《自昆曲至皮黄调之推移》系在北京观剧和研究所得写成。此文后来修改而成《花部之勃兴与昆曲之衰颓》，载《中国近世戏曲史》第十二章，在王古鲁译本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版中计三十五页，篇幅不是很长，既称系“大正十五年作”，则很可能系在一九二六年初至三月十八日暂时回国之前所完成。在北京不得见昆曲，于是“旋游江南，寄寓上海者前后两次。每有暇，辄至徐园，听苏州昆剧传习所童伶所演昆曲，得聊解生平之渴也。今专演昆曲者，国中唯有此一班而已。所演者，以属于南曲为主。然间存北曲之遗响。归国之后，乃草《南北曲源流考》（昭和二年作，载《狩野先生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中）一文，言王先生所未言者。”也说得很清楚，在上海看昆曲及研究所得，方能草成《南北曲源流考》。此文在写作《中国近世戏曲史》时，经“修正割裂，配置之于书中各章”，篇幅极巨，在王古鲁译本商务版中达近百页之多。这两篇文章，确系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所未言者。即此两篇文章，亦可见北京、上海两地游学与观剧对完成《中国近代戏曲史》关系之大。
一九二六年之后，一如中村乔氏来信所云：“即未再至中国访问。”此与《年谱》所载相符。另从《吴虞日记》得知，青木原拟一九二四年四月来华至北京，未成行。是年一月十一日《日记》载：“青木先生来信，四月当游北京。”但以后《日记》未见记载青木来华之事，而同年五月十日记：“青木正儿寄来像片一张。”五月十一日吴虞复青木信说：“昨奉到玉照一张，拜领之下，感谢无任。弟夏历五月暑假当返成都（后未成行——引者），……弟既将归，先生来华未知何时，今获睹玉照，如亲仰光仪。”是知，青木此次未成行，而推至了一九二五年四月。
此次青木正儿来中国，从《吴虞日记》引青木信得知，系四月二十三日到北京，住东四牌楼六条胡同东口本愿寺。“（五月——引者）二十三号当游汴洛，十天可返京，再过予谈。”吴虞在得青木信的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二日往访。是日《日记》所记甚略：“渠来中国，可住一年。今日晚车往河南，十日后返京（下一句系青木对服部宇之吉评语，前文已引——引者），坐一小时。”两人再见，已是两月之后。七月三十一日，白坚（字坚甫）在来今雨轩请吃饭，《吴虞日记》载：“同座有松浦嘉三郎、青木正儿、邓守瑕、杨啸谷、君毅、戴亮吉、李秀青（名章赓）、李韵笙夫妇、坚甫、敦甫兄弟也。……青木约明日下午五六时过予。”中村乔氏来信谓：“家父并无连续作日记之习惯，因而所记极不完全。查阅结识吴虞之大正十年十一月以降之日记，得见吴虞之名者，仅大正十四年在北京游学之一次而已。此与先生第二次赐函所记时间相符。只五月二十二日则未见记载，恐系翌日即将出发洛阳旅行多忙之故。”中村乔氏所抄赐之青木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日记》为：“傍晚松浦君来，告知白坚氏招待余等于中央公园晚餐事。至则见所请客人为十余位四川人。亦有吴虞氏，其弟吴永权亦来。”
八月一日，青木访吴虞。《吴虞日记》载：“久谈。送予扇页一张；青木自画‘稚子候门图’于上。予赠以《娇寓诗》红墨印各二册，嘱送一册与松浦嘉三郎。”此老犹以其艳诗示人为得。松浦嘉三郎亦汉学家，《支那学》五卷四号载其《论〈仪礼〉之形成》文。青木正儿是日《日记》载：“购白扇（便面），作‘稚子候门图’（守拙庐之图），午后携赴吴虞君宅，以其即将归四川，奉作赆仪也。笔谈二小时左右，傍晚辞归。非儒之说甚盛。”中村乔氏来信谓：“八月一日文中所称‘稚子’即为家父。君稚其号也。‘守拙庐’为京都下鸭自宅名。”
八月二日，吴虞“为青木书扇页”。这些日子，吴虞忙于整理行装，可能因此而与青木往返不多。八月四日，即吴虞启程返川前两日，专程访青木辞行。《日记》记亦甚略：“坐车至东四六条本愿寺，与青木谈。托买《支那黎明人物》一书。以《悼亡诗》五份赠之（吴虞悼曾香祖诗之单印张——引者）。”下面接了一句：“观所买书，多可笑者。”此盖文人之习。吴虞托青木买日本汉学著作，亦不知书好坏，青木是否也要笑之呢？青木记此次二人见面之《日记》署八月三日，所记为：“午后吴又陵氏来。据告昨遇胡适君，托为转言问候云。在书斋浏览余所购之书后即返。”
两人见面，共只以上四次。此后，吴虞返川，青木则留北京至翌年三月十八日。间与北京大学诸人有往还，如《年谱》“大正十四年（三十九岁）”条载：“在八月二十一日北京大学诸氏之招宴席上，得遇沈尹默、胡适、沈兼士、陈大斋（斋应为齐——引者）、马衡、张凤举等（于东兴楼）。”四月至七月五日归国前之行踪则南至长沙而止，与吴虞未再相见。两人书信往还，亦由疏而绝。此中日两学人之相交，盖亦有足纪者，乐为述之如上。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写成
一九八一年二月三日改订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一年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八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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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近世戏曲史·原序》，王古鲁译著，一九五八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2) 《中国近世戏曲史·译著者言》。
(3) 《中国近世戏曲史》，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吴梅序。
(4) 《中国近世戏曲史·原序》，王古鲁译著，一九五八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5) 此处译文采用吴元坎译《鲁迅书简补遗》（致日本人部分），一九五二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一九七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书信集》译文，将《支那学》译为《中国学》。
(6) 《辨胡适之先生解老喻老说》，载《吴虞文续录》。
(7) 吴虞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日记》。
(8) 吴虞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五日《日记》。
(9) 《吴先生墓志铭》，赖鸿鋧、周裕冕撰，未刊。名山，指吴虞之师吴伯詙，四川名山人。
(10) 吴虞一九一七年三月五日《日记》录柳亚子信。
(11) 吴虞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日记》。
(12) 吴虞信函复制件第八。
(13) 吴虞信函复制件第四。
(14) 吴虞一九二二年二月十日《日记》。
(15) 吴虞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日记》。
(16) 吴虞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日记》。
(17) 吴虞信函复制件第六。
(18) 《邓守瑕荃察〈余斋诗文存〉序》，载《吴虞文别录》。
(19) 《致陈独秀书》，载《新青年》二卷五号《通信》，并见《吴虞文录》。
(20) 同上。原文为“不佞丙午游东京，曾有数诗（题为《中夜不寐偶成》，载《饮冰室诗话》），注中多非儒之说。归蜀后，常以《六经》、《五礼通考》、《唐律疏义》、《满清律例》及诸史中议礼、议狱之文，与老、庄、孟德斯鸠、甄克思、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远藤隆吉、久保天随诸家之著作，及欧美各国宪法、民、刑法，比较对勘。十年以来，粗有所见”。
(21) 吴虞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日记》。
(22) 吴虞信函复制件第四。
(23) 吴虞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日记》。
(24) 吴虞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日记》。
(25) 以上据《费氏遗书三种》所载《清国史馆儒林传》、《中文先生家传》及书后附录写成，兼参《胡适文存二集·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
(26) 《费氏遗书三种》书末严式诲（榖声）题记。
(27) 费锡璜《贯道堂文集》卷二《中文先生家传》，载《费氏遗书三种》，渭南严氏校补。
(28) 《胡适文存二集·序》。
(29) 吴虞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日记》。
(30) 吴虞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日记》。
(31) 吴虞信函复制件第十一。
(32) 吴虞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日记》。
(33) 吴虞信函复制件第六。
(34) 吴虞信函复制件第七。
(35) 吴虞一九二五年六月三日《日记》。
(36) 载《吴虞文续录》。
(37) 吴虞一九二四年四月十日《日记》。
(38) 吴虞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日记》。
(39) 吴虞一九二五年六月三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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