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吴虞集》出版说几句话

四川人民出版社寄来该社新近出版的《吴虞集》，嘱为一文，乐于应命。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前后的思想斗争，从来论者多矣，文字成帙，蔚为巨观。可是，这个研究远远没有完成。切断宰割，往往难明所以。从民族文化史立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何由而来，不能不上溯到列强用大炮轰开了清帝国大门以后的情势去研究。帝国处境日危，人民水深火热，出路何在？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于欧风美雨。人们感觉到了民族文化的危机，中西文化冲突之势愈演愈烈。于是火炮铁甲、声光化电，甲午战败，证明此亦西学之皮毛，足见其不灵。进寻其本，于是而废科举，兴学校，建铁路，办实业，于是而代议政治、共和之道，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宣告了维新的下场。辛亥革命之后，继以二次革命，失败之数亦定。所谓“末”的物质，所谓“本”的政治，都没有为中国找到出路。于是而探求伦理思想——人生哲学，从思想改革着手，乃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触机于民族文化危机，这场运动偏于批判、打倒，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打倒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乃属势所必然。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出路，而对于所谓新道德新文化诸问题，长时期还在探索之中。即如中西文化观一点，截至建国以前的长时期之中，有过无数次的交战。各派主张纷陈，名目繁多：国粹主义，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科学与玄学之争，全盘西化，拿来主义，先选择后吸收，中西融合，中国本位文化主义，……这个问题，可以说至今还没有理出一个线索。所谓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就包含了文化上的探索。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应该是文化史研究的重点。而吴虞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位人物。研究吴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一个侧面；解剖吴虞，有助于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局。然而，迄今为止，历史学界对于吴虞的研究，大为不足。

诚然，吴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并非主将，甚至可以说只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但确曾因反孔激烈而名震一时。在四川，他的名气则更大，这主要在于顽固派骂他，驱逐他出教育界。愈骂，他的名气愈大，愈驱逐，他的形象愈高大。顽固派说他非圣无法，反儒非孝。其实他的厕身新文化运动，功在反儒。他反儒的核心，在于非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心是反儒反孔（当时将儒与孔完全等同），做的是打倒孔家店的事。当时并没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其见于文字记载者，就只是胡适在一九二一年写的《〈吴虞文录〉序》中称吴虞为“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就反孔而言，吴虞当之无愧。尽管吴虞曾在日本学习法律两年，尽管吴虞喜欢在文章中援引西说，其实他对西学的了解很是肤浅，以至他的堂弟和知己吴君毅教授也说，吴虞“不过是满清末年的一些老先生讲新学的章法，抓起来附会，并没有对西方学说作深切的了解”。在输入西方新文化上，于吴虞可谓了不相涉。吴虞之功只在于破坏一个旧秩序，我们对他不可能有更高要求。同时，吴虞这个人物又有他的特殊性。一时的激烈，渐趋于沉寂，归为隐居无为，只不过偶发感慨，不忘情于当年之勇。而长期以来，在日常生活思想行为中，这位反封建的战士，恰以封建之道待人与治家。把这些研究透了，对于其时中国知识分子特性的了解，对于反封建何以如是之难的探索，无疑有助。吴虞这个人物，又和四川乡土文化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他是四川的土特产。治文化史，全然否定地方文化的特性与影响，是偏颇之论。研究“四川的吴虞”，对近代文化进而远溯至巴蜀文化的了解，不为无益。

研究吴虞有一个困难，且不说他早年散见四川报刊的文字有待发掘，即使已经结集出版的诗文，现在已经很难看见。吴虞著作结集于世者，计有《吴虞文录》、《吴虞文续录别录》及诗集《秋水集》。以上前两种均有铅印本和木刻本之别。铅印本《吴虞文录》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十月，上海亚东版，有再版；铅印本《吴虞文续录别录》于一九三二年六月由成都美信书局出版。木刻本有三卷集与两卷集两种，文字大同小异，均一九三六年吴氏自刻。《秋水集》只吴氏自刊木刻本，再版多次。年远日久，这些书自然难于找到。

四川人民出版社去年出版了《吴虞日记》上册。这自然是研究吴虞的重要资料。可惜是经编者删节过的删节本。删节的理由可以举出若干条，也不能说全然无据。但是，史贵在存其真和求其全，删节之后无异跛腿，使人难以窥见完全真实的吴虞。继《日记》之后，出版《吴虞集》，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吴虞集》全书三十七万言，分为四个部分。其第二部分《诗选》，录诗四百余首。吴虞诗名动于一时，自称着力五古，实以七言绝律擅场。柳亚子称他：“诗亦卓然成家，尤长于七言。”⁽¹⁾又说他是“梅村、渔洋一辈人”⁽²⁾。进而把他和龚自珍、马君武合称为“诗界革命军之三人”⁽³⁾。吴虞确有许多佳什，读史论政之作尤著。同时也有低下之作，那就是颇多的艳体诗。《诗选》对艳体诗一概不录，恐怕也和《吴虞日记》编者同样出于“好心”。其实这些东西并不足以污染青年，今天还会有青年去效尤写作旧体艳诗吗？这种予以删除的做法，反倒成了为吴虞讳了。吴虞一生最反对为尊亲贤讳，多次说：“一自为尊亲贤讳，便无信史。”公开发表文章揭露他父亲丑事，更见勇气之大。“好心”去其秽诗，失去了吴虞见不得人的一面，非史家所应为。还记得一桩事：吴虞家属看过我的《吴虞研究》后，来书痛斥，劝我不要发表。我回信劝她学习她父亲反对为尊亲贤讳的正确态度。她不再表示意见了。家属后代总希望听人说他长辈先人的好话，其情可原。但以此而影响和干扰学术研究，其事不能为。可惜此类事至今未能根绝，且属屡见。

《吴虞集》第三部分为《书信》，共收二十一件，其中二件未曾发表。与日本青木正儿信占了大部分，共十六件。此十六件我曾得之于青木正儿之子中山乔先生，曾详考其事，见于《吴虞与青木正儿》（载《章太炎吴虞论集》）。编者此次收入甚宜。综观全集，《书信》这一部分显得最薄弱。作为史料，书信的价值有时不但超过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档案材料，甚至在特定情况下还可能超过本人的日记。写给别人看的所谓名人日记，其不可信甚明，即使对无意外传的日记，也要作分析，未可全信。《吴虞日记》就时有因自我陶醉而记载夸张失实之处。

《吴虞集》第四部分为《附录》，其中吴氏弟子范朴斋所写《吴又陵先生事略》，未之前见，所记吴虞父子纠纷一节，与吴虞自述有异，可供参酌。胡适为《吴虞文录》所写序言，可以看出身经五四新文化运动者对吴虞的评价，是研究吴虞的可供参考的文章，《吴虞集》未收，甚异。读集前编者《前言》，谓胡适为《吴虞文录》写序，“以售其奸”。胡适此文，鼓吹反孔，何奸可言？原来编者认为胡适赞扬了吴虞的研究方法，“胡适的企图是要吴虞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向右发展，和他一道抵制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此一番拉扯，可谓深文周纳，也就难怪其不录胡适的这篇序言了。

全集的核心在于《文录》。各种版本的吴虞文章，共五十一篇，此集全收，另从四川报刊和《吴虞日记》搜集文章八篇编入。虽仍有遗漏，已属难能。八篇文章中，有三篇是为朋友所写传记，一篇是民初论政党文字，可备参考。两篇学术论文，可见吴虞早期思想。《家庭苦趣》一文，系吴虞公布他父亲丑事的告白，曾油印散发，并刊《蜀报》。吴虞反儒非孝和他的家庭遭遇有密切关系，梳理清楚，有助于明白吴虞思想发展演变之迹。另一篇标题为《游学琐言》的文字，是从吴虞在日本期间写回的家信中摘录出来的语录，编者称之为吴氏家训。它的内容涉及甚广，从穿衣吃饭、用钱、读书，直至做人处世，吴虞都有一套说法，近乎杂乱无章，但通观全篇，颇表现出吴虞封建专制家长思想的强烈。举一例，他根据某人（“士珍叔”）每日自用半斤肉，家人除牙祭外不吃肉为例（按所谓牙祭，系四川习俗，一些人家每月只逢某数日可吃或增吃荤食，余不吃或少吃荤食），从日本对家中吃肉分配法做了遥控。他规定：“今我既不在家，则香祖（吴虞妻）日用肉半斤，余人或牙祭日与肉稍丰，平时则诸人每日共肉四两足矣，不能过此数也。”又加注说：“若半斤肉已足，则四两肉之钱可归入牙祭内，而牙祭可节省也。”按文解释，他如在家，自然只有他能每天吃肉半斤，其妻也应列入与家人共享总数四两之列。这是一件极琐屑的事，但可见吴虞之所谓平等观何在。类似表现此种思想的文字，屡见于《吴虞日记》，读者或一笑置之，但对研究者却不应忽略。历史学家研究人物而不研究他的性格与为人，只是排比事件，空谈时代，往往不能洞悉其人，也写不出生动的人物传记和研究文章。这篇吴虞“家训”是研究吴虞为人的很有意思的活材料。

《吴虞集》新收诸文，标点颇有不当处，有的造成了文字难通，还宜斟酌。《编辑说明》谓对资料提供者均署名，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可惜没有完全做到。同一资料，他处已先发表，集中再发，标点分段，完全采取他人所做，竟一字不提。对吴虞的有些观点，来自他人，甚至编者所用文字亦同，也不该无所说明。这些自是小疵，不掩此集编者的劳绩。爰附及之。

（原载《历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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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斥朱鸳雏诗话》，载一九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上海《民国日报》。

(2) 转录一九一七年三月五日《吴虞日记》。

(3) 《与杨杏佛论文学书》，载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民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