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陈虞老

耳闻陈虞孙前辈之名，远在一九四七年。时我们同住一宅，但并无往来。《文汇报》封门之后，沈体兰先生托我携聘书一份往请陈虞老就任麦伦中学教务主任之职。我把聘书和沈先生的信交给了陈夫人，未曾面见虞老。沈先生对我介绍说，陈虞老原是有名的中学国文教师。多年之后，虞老偶然和我说及此事，才说他其时早已避居外面，不回家了。

上海解放之后，虞老是新闻界领导人物，我们常有机会在会议中见面，很少作直接交谈。一次钦本立找我，说是衔虞老之命，邀我去任《浙江日报》采访主任。我们就是这样暗场交易一来一往均未成。至一九五八年，是陈虞老采取行政手段，强调我往《文汇报》。朝夕相处，自然熟悉多了。但从工作上（他居领导，我是被领导）去了解一个人，未必能得其全。同入“牛棚”，二人相共洗碗的时间最长；入“干校”，两床相联，虽不能长时间相与共话，毕竟时作牛语，于此常能知其内心。真正的了解，则在大难结束之后的十余年间。今番虞老去也，其音容笑谈仍留脑际，尽管他这些年已不能发一语。人各有其大，写这篇文章，只能识其小，故名之曰漫说。积小以窥其大，我愿如此。

陈虞老不是学者，但博闻强识，学有素养。他在南京金陵大学攻读中文系，时学衡派主要阵地在南京东南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音韵训诂之学大师黄侃亦在此任教，黄侃曾谓八部书外皆狗屁，而力斥新文化新文学。金陵大学中文系的学风，受到东南大学的影响，有些教授本兼教两校。陈虞老的根底是国学，在这方面他受过严格的训练。但是，他对我说过，少时最喜新民体，对于梁任公有些文章几乎能背诵。这已经不是国学正宗了，后来毕竟受五四新文化熏陶，受时潮感染。因此，尽管出身国学正统的大学，要非抱残守缺之士，而能与时俱进，以其国学根基，融汇新知，不蔽不偏，胸中自有丘壑。他的一位老师陈中凡，国学既有深基，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营垒中过来，虞老之爱中国古典戏曲，与陈中凡先生的教育当有渊源。

虞老几十年来为文，主要在政论和杂文。他的政论，我所读甚少，不敢妄议。杂文则可称颇具火候，能成一格。杂文这种形式，为匕首，为投枪，对敌战斗自有其威力。解放之后，虽几起几落，事实证明，自有其讽刺妙用。但是，衍流至今，其道多穷，摭拾报章，文抄既毕，继之以不痛不痒之语，似说未说之言，只是磨嘴皮而已，读之味同嚼蜡。虞老的杂文，脱发于深刻的观察，阅世既深，乃有其自得之解。成于文，是为真文，无论其为唐语宋句，抑或引车卖浆者言。论其事则或有古典，或有今典，悉能引人思考。试看他《解剖“马列太太”》一文，短短数百字，有如再现了《人到中年》此角。

虞老于说部之作，涉猎甚多。曾经有人在他面前以此自夸，他对我说：“倒比比看，谁读得多，读得熟。”当时上海有位善于两头吹的人物，在搞新文学的人面前卖弄旧学，在治旧学的人面前大说新文学。虞老和我皆深厌之。虞老评其人曰：“适足以见其浅薄而已。”说部之中，他最喜欢的是《儒林外史》。做报告，常脱口道出此中人物以为今喻。截至晚年，床头常置一册《儒林外史》，我每往访，辄顾而言：“这两天又看《儒林外史》，愈看愈有味道。”所谓味道，恐怕正是观古见今所致，所以他才时说：“真该写一部《新儒林外史》。”又曾对我漫析《儒林》人物，娓娓如说书，而时用今典引论一两句，真可谓“陈虞孙语言艺术”，听来是一享受。可惜在《陈虞孙杂文随笔选》中，只有《哀严监生》一文事涉《儒林》。

正因为陈虞老国学深厚新旧兼融，他对记者编辑要求颇严，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来指定一批古文给大家读。”记者不解古文，写不出好的白话文，此见与我相合。同时，他还主张大家读历史。我也赞成他的意见，我建议读史无妨从《史记》开始，他则主张先读《通鉴纲目》。这些话自然是在比较宽松的政治气候下议论的，为时不久，气候一变，他和我都缄口而不言了。

虞老自称：“我自己的性格是散文性格，因此，不善韵文”（《一个至死不忘党的事业的人——悼魏克明同志》）。但他集东坡与陆游句为挽魏克明联：“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却甚见精神。我曾请他在叶浅予的《荷花舞》画上题句，他写句云：

濂溪爱莲喻为君子道学之口难免迂腐世人爱荷或挹其芬芳或赏其美色荷花上舞台总是旦角应行岂可挂髯口乎

爰作荷花姑娘赞赞曰荷花之色世人羡之荷花之赞赞色不赞其德也君子云乎哉

丙寅春日振常同志以浅予同志所作荷花姑娘索题苦思三昼夜挤出这点不登大雅之堂的话来罪过罪过

江阴陈虞孙年八十三岁

此字与画合裱成一幅，悬诸漏室八年，是为虞老给我的唯一纪念品。

日常陈虞老板着面孔的时候多，一副严肃相，状若不可侵犯。于是，在报社似乎有不少人怕他。有一位后已过世的编辑，每须持大样去虞老前，总是侧身站台前，如临深渊。虞老曾对我说：“何必畏缩如此！”要知虞老奉命去《文汇报》，首要之务，不是办报，而是领导“反右派斗争”，风声鹤唳，早已草木皆兵，虞老此去，其必挟声威以自重也必然。后来听身历其事的人说，当时状况确实令人一日数惊。这也不能怪陈虞老，人的认识当时就是如此。甚至“文革”已起，我和他被“勒令”同在食堂洗碗，一次，食客已散，他忽然说：“确实，修正主义的局面已成，文化革命非常必要。”一副真诚，语极严肃。我亦不禁为之肃然，极表同意。他言下之状和我同意之情，即隐藏着我们确实有罪之意。当时认识就是如此，其奈没有觉悟何！

虞老时批评人，亦时发脾气，有时甚至是声色俱厉，出语不免于过分尖锐。这也是有的人怕他的一个原因。平心而论，他的批评并不都对，而且常过甚其词，发脾气有时更是无道理，突如其来令人瞠目莫解。历时既久，我逐渐对他的晴雨表悟出一个规律：每当政治宽松，他是有说有笑，无疾言厉色之状，且活泼如年轻人；气候一变，他就板起了面孔，状如铁板一块，“望之俨然”，尚不足以形容其状。以此验诸于几年间他和我的关系，亦复如是。凡是在前种形势下，不外几种表现：一是他的秘书时送他写的短文给我（此时他勤写也）；二也是他的秘书来找我，一声“陈虞老有请”，我下楼入室，与之海阔天空，神说一阵，最后归结为对文艺宣传的改进；三是晚饭以后，他自己上楼，在我写字台边沙发上坐下，照样神聊，一些同事围了过来，一起扯淡，更活跃了。凡遇疾风劲吹之际，他和我除了必要的业务往来，再无个人接触，只是一个严肃的上下级关系而已。交代任务，一板一眼，语无多发，话不投机。前几年，在他家中，我偶和他略说以上看法，问是否如此。他突然一拍大腿，轻盈地一跃而起（那时他的腿脚已有些不灵便了），说道：“你怎么至今方悟？”我并不以验证了我的看法为得，反而不胜其悲，当然不是悲我自己，也不是悲陈虞老。所悲者时，时乎，时乎！人性的扭曲，虽于智者亦不免。少年时读意大利皮蓝德娄戏剧，多写人之两面，验之特定时代的我们，逃不出皮蓝德娄笔下。

陈虞老之为保护自己，滔滔今世，无可指责。但毕竟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赤子的真心仍在，即使在疾风劲雨之时，有时也还露出了真心。我这时看他，突觉有如《嫁妹》的钟馗平添了几分妩媚。举两事：一、“大跃进”之风猛吹的时候，一次我和他去剧协开会，有一个歌颂“大跃进”的话剧正在演出，剧名叫《沸腾的×××××》，人问他看不看。他冲口而出：“沸腾个屁！不看。”问者瞠目结舌，闻者不能作声，这个剧本的作者亦在旁边，尴尬之状可想。二、一九六二年，他曾率领上海评弹团赴港演出，归来后，各方请他作报告者频繁。一次，我们正开会，他去听了一个电话，回到会议桌上，拂然不悦，厉声说：“我就是想不通，一定要讲香港怎么怎么不好……”真情的流露在一刹那间，我想，他上台讲时，自然还是大骂香港的。在其时，能有一刹那间真情流露，已属难能可贵了。

谓陈虞老其即也温，自然多是指他心情舒畅之时。这时候的陈虞老，和不得不、不由不做俨然之状的陈虞老，从里到外，真判若两人。说话多了，笑脸频仍，谈到得意之时，还不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简直有些文武昆乱不当。所谈的话，无所顾忌，妙语如珠，令人捧腹。对人，似乎也有些温情了，于下属，常呼其绰号，状至平等。甚至于行履步伐，亦矫捷异常。一般在这种时候，他写文章便多起来，怎么想便怎么写，写来挥洒自如，一气贯成。

“文革”一起，他成了《文汇报》的头号“走资派”，笑容从此消失，大小批斗会，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再无一点英姿，更无一丝灵气。这种状态，每使我想起他晚年得了老年痴呆症后的形象。但在患老年痴呆症的时候，尽管木然无语，不食不知，毕竟还有一丝笑容，这是在“牛棚”里找不到的。一直到他的问题全部解决，他请了两桌人在锦江饭店聚会，还有几位从北京来的他的老友参加，即使在这种场合，我总感到他并无精神，迥异昔日。元气的恢复，毕竟需要时间。

陈虞老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用冰雪聪明四字形容他，似乎还不足以表现。日常读书，虽非一目十行，过目成诵，至少是进度极快，看后即解。谈读后心得，他是一流好手，不只娓娓述其内容，更难得是立地融汇，滔滔讲其理解，上下连贯，前后相接，如同深思已久。听记者汇报，他从不用笔记一字，汇报完毕，他能归纳多无遗漏，并立刻提出问题，抓住要点提供追索。往往似一平淡事，经他分析，便成可探之珠。

他是天生的演说家，面前一张纸，只有寥寥数字，他可以讲述数小时。他的演说绝非雄辩一类，而是娓娓如话家常，以其生动的语言，艺术描写的天才，紧紧抓住听众。他真可算语言艺术家，引古书古句，恰到好处，正用歪打，两得其宜，更时杂以民间大白话，市井小民之言，增强了生动性。他爱评弹入迷，评弹艺人的说、噱，他运用自如。更有一个特点。每讲到听众发笑时，他更是一副严肃面孔，脸上没有半丝笑容，听者愈笑，他愈是神情肃然，而妙语如珠成串，使人应接不暇。

日常说话，妙语更多，令人捧腹。今天还记得一二，记如下。批评记者采访的盲目性，他用《归去来辞》说：“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诸公飞倦而回，一无所得。”议论一个人呆板，他常说的一句俗话是：“三拳打不出一个闷屁。”当年《上海滩》杂志草创，在座谈会上，曾因我一句话引来一场小不愉快。我说，办杂志不容易，我想浇点冷水。虞老紧接说：“我不只浇冷水，是抱着一桶冰来的。办个《上海滩》，我们这些人算啥名堂，岂不都成了小瘪三？”为此，他和座中一老当场争了起来。我知道他说这句话并无恶意，无非灵机一动，追求语言的趣味而已。后来读了几期《上海滩》，他相当满意，表示“收回旧说”，其率真如此。

大家最感佩服的，是他传达市委领导讲话的本领。那些年，市委抓报纸极紧，他常被市委叫去谈话，回到报社，总是立刻召开小型会议传达贯彻。他从无笔记本，依然如作报告一样，不过一两张纸，记了几条，然后原原本本传达。作报告是发抒他自己的思想，思之有得，成篇亦非甚难。传达则是讲述别人的话，只那么几条杠杠，他照样长篇大论，讲来活灵活现。这不单是记忆力好的事，实已将他人所言融入自己脑中，用办报纸的行话讲，叫做吃透领导意图。当然，所说当非原来词句，但其内容则不能出以己意，且不容出以己意的。果然，传达完，然后发表他自己的贯彻意见，提供会议讨论。陈虞老的冰雪聪明，大多类此。

陈虞老是办报里手，解放前他在《文汇报》专写社论，不涉领导整个报纸业务。然而，办报纸如果没有一支笔或几把手，报纸难于办好。远者如梁启超，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是一支笔。依次而下，黄远生是民国初年一支笔，陈布雷是《商报》一支笔，张季鸾、王芸生是《大公报》两支笔，夏衍、恽逸群亦莫不是一支笔。中国近代报纸事业之兴，和西方资产阶级报纸之纯属商业社会产物有所不同，那就是文人论政。因此，一支笔便成为报纸兴衰的关键之一。

陈虞老重返《文汇报》，担任总编辑，董理报纸全部业务。其时，报纸早已脱离了文人办报的陈规，新进者已不知文人办报如何物，老报人一提起文人办报则谈虎色变，趋避之唯恐不及。报纸被称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总编辑的职责则是领导报纸去适应阶级斗争，作驯服的工具，所谓总编辑应是一支笔（无论为大笔抑小笔），应该日不离写社论，早成开元天宝遗事，因为报纸社论几已不存，偶或有之，内容全国各报一律，亦属多余。处此情况，陈虞老这位总编辑所为，自与全国报纸总编辑无异。而他还有时在报上舞文弄墨一番，可以说是文人技痒难止，还其本色，此其一。其二，在政治气候宽松之时，他精神振奋，灵思焕发，办起报来得心应手，点子层出不穷，版面精彩纷呈。此时的总编辑陈虞老，我以为还因他是一个文人，以文人的思想多巧去办报。报纸本是时代政治形势的反映，全国报纸本无不同。在大同中求小异，则陈虞老所领导下的《文汇报》，在刮“左”风搞运动头脑发昏之时，报纸表现之“左”是突出的，在高张“双百”方针提倡心情舒畅的时候，报纸的灵活多彩也是突出的，受到党中央发文件表扬即在此时。以至于后来“文革”事起，《文汇报》竟首倡夺权，“出尽风头”，这当然已与陈虞老领导了无关系，但作为《文汇报》发展历史看，倒值得治新闻史者加以探索。

这里只想说虞老领导报纸贯彻“双百”方针、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一事。此时的虞老，凡所举措，都是他真情的表现。也就是说，他本人就心情舒畅，情发于真，事出于诚，其效乃著。这就是古训所谓“修辞立其诚”。

前面说过，他主张编辑记者要学文史，他还主张要加强专业学习。他认为，不如此不能进入角色，只能是记他人所言，而乏自己的认识，甚至所记也难免错误。于是，在他的倡导下，报社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请来各行专家主讲，记者编辑听讲。现在记得的，曾有：朱光潜讲美学，夏承焘讲词，荀慧生讲京戏，赵景深讲戏曲史，刘天韵讲评弹，等等。讲座不只增长了编辑记者的专业知识，还活跃了思想，开阔了眼界，对工作的提高颇见成效。

报社举行各种座谈会，始倡于《大公报》，为其特色。徐铸成把它带到了《文汇报》，亦见成效。陈虞老力行召开座谈会，有所发展。《大公报》和徐铸成时期的《文汇报》，座谈会是让知识分子、各行业人士发表意见，公诸报端。陈虞老倡行的座谈会，内容一般不在报纸发表，而每次都举行的是专业问题座谈，即同一专业的专家谈问题。对座谈会出席人员讲，讨论专业，活跃思想，大有裨益；对报社言，则有益于摸清问题，利于组织意见，发表意见。在座谈会上，陈虞老是组织者，也是发言者，他发言和插话甚多。所说专业，有些他本在行，言出有见。而有些问题，他虽不具备专业知识，但恰恰是他的所见能补专家常有的片面性。数年间，《文汇报》开了许多座谈会，对于活跃知识分子思想，贯彻“双百”方针，大大有利。这里应该补一句，“文革”将至，《海瑞罢官》座谈会已是纯为钓鱼，应当别论。这些座谈会多在华侨饭店和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时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家都苦于觅食之难，座谈会后，供应一顿便饭，虽非大嚼，亦有小补，与会者皆甚乐。一次座谈会上，周谷老大声曰：“虞老，你们的座谈会，好啊，好啊！”周谷老自然说的是座谈会这个形式好，但能得一顿家中难措的小吃，恐亦在谷老“好啊，好啊”之语义中。其时《文汇报》的这种座谈会小食，以视今日之会议大嚼且有偿，相去岂能以道里计。时乎，时乎，吾不知其为进退也！

起初，《文汇报》文艺部搞了个取名“闻亦步”的谐音随笔专栏，写短文，议论文艺及文艺界问题。我事先没有跟他说，见报之后，虞老大悦，立刻叮嘱抓住不放。他自己也投身进来，几年中他为“闻亦步”写的文章不少，多属看戏随笔之类。那几年，我常和他去看戏，听评弹，深夜回到报社，我们常立即挥笔成文，写上一篇。抓得快，写得活，在文艺界颇受欢迎。远在北京的梅兰芳，看了批评《贩马记》中两个表演动作之文，称赞批评得对，并说：“我也是那样演的，以后要改。”他写的“闻亦步”诸文中，以两篇关于海瑞戏最为著名，当然后来吃足了苦头。此后，扩而大之，他让科教部搞了个“石岱虚”，以实带虚也。他称“闻亦步”和“石岱虚”为《文汇报》的“两只眼睛”，经常说：“两只眼睛不能闭。”在写法上，他要求“议论风生，以小见大”。他以其思想之活，带动了大家的活。

《文汇报》的戏曲报道特多，有人批评说，《文汇报》变成了《戏曲报》。我坚持不动，以为中国戏曲众多，无比丰富，观众最盛，理应多宣传。陈虞老支持了我。时外地剧团来沪演出者众，多数都先到《文汇报》拜访。一九五九年，吴祖光偕中国戏曲学校演员剧团首次来沪，事先祖光给我一信，请予支持。剧团到沪之日，祖光率领年轻的生旦净末丑一大堆即后来闻名的刘秀荣、钱浩梁、刘长瑜等来访，我把他们引入陈虞老办公室，此老乐甚。事后对我说：“《文汇报》要是真成了文艺界人士常来常往之地，报纸就算办好了。”

最后，再举一事。一九六二年，红学界一面在讨论曹雪芹卒于何年，一面说是北京恭王府即大观园遗址。驻京记者刘群写来一长文记恭王府访大观园遗址，文章写得极好，考证翔实，文采焕然。我们读之大喜。文无题，文艺部理论版诸编辑为议定题目，颇费周章，最后由叶冈命名为《京华何处大观园》，文章拼发一整版。此时的陈虞老，循例踱步到我处，我把文章推荐给他，他读后亦大喜过望。他毕竟头脑胜于我等，对大家说，可以写一新闻，谈曹雪芹卒年之辩和大观园遗址发现的事，刊第一版头条，以和《京华何处大观园》文呼应。新闻由黄裳根据报章写成。陈虞老犹以为未足，说是新闻标题可以写成一副对联。七嘴八舌，终把这个头条新闻标成一联：“曹雪芹卒年无妨一辩，大观园遗址有迹可寻。”第二天报纸出来，大受欢迎，某处贴报栏的《文汇报》镜框被人打破，取报纸而去。陈虞老的灵思焕发，仅此亦可见一斑。

“文革”期间，陈虞老受折磨最多，精神亦至痛苦。他八女一子，儿子是最小的一个。在“干校”的时候，他的儿子蒙准来干校省父。就在我们那间芦苇地的大卧室里，父子对坐，神情木然，语言无多，老半天才说出简单的一句两句。见状，我思父子之情此时亦不得一吐，人间惨剧，可谓至斯而极。后来，大家从“干校”相率散去，他被安顿在《辞海》，听说，甚少与人接触，人亦不去接触他。只有赵超构对之常表关怀，中饭后还拉着他散步一回。寂寞可以想见。

及至受命建立大百科上海分社，他的精神真正振奋起来。搞出版，又是全新的大百科全书，于他为新的领域，而我多次听他谈规划，说设想，其志大而其着手实。他写过一篇杂文，叫《“还我头来！”》，借玉泉山关公显圣大喊“还我头来”，谈人的有头是为了思想，“文革”使人愚昧，如今该“还我头来”。陈虞老的头“还来了”，他本是富于自由思想的人，于新领域新事业，也就使其自由的思想得以驰骋，是以卓然有成。他又受命主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这应该是他的轻车熟路，会内会外，我听过他谈设想，虽颇不凡，其成绩似乎未达他的理想。

他曾说，有人给他看手相，以为其寿之高惊人。他确实身体极健，思维极清。但有一次因小病住院，说话之间，忽然伸出一双手，说：“你看，这手指甲多像女孩子染了凤仙花的样子。”闻言不禁一惊，头脑怎么有些乱了。及至后来长期住院，由说话而至于只笑不语更至于不能说话，由认识人而至于不认识人，真不知他脑中尚能清醒思维否，如能思，思些什么？头已还来，能思亦无益矣。他还能说话的时候，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怎么穿西装？”

惜哉斯人，未尽其才。如果前十几年不是那么总折腾，如果没有“文革”，在正常的气候下，他当能大有发挥。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原载《上海滩》一九九四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