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瓣书香阅今古

施长海

【摘要】宁波藏书事业在江南地区可谓源远流长，由于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民风开放、文教兴盛，宋代以后迅速发展，书楼广建，名家辈出，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藏书精神，即“理念卓越特色多样、广罗文献读书治学、嘉惠读者传布育才、世代相守藏书传家”。这种藏书精神不仅体现在藏书家的藏书和学术活动中，也渗透在宁波的社会风尚和民众精神中。

【关键词】宁波　藏书家　藏书精神

书籍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藏书是人类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手段。历史上的中国藏书包括官府藏书、学校藏书、寺观藏书、私人藏书等类别。《尚书·多士》中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这些“典”“册”是商王室的文献，可知官府藏书至少有3600年的历史。学校在夏代已经出现，但其职能主要是养老，难以推断是否藏书。商代已有典册，学校当有一定数量的藏书。隋唐以后，在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推动下，全国各地设立儒学或书院，学校藏书真正兴盛起来。私人藏书与私学的出现有关，最早的私人藏书家是搜集整理古代文献的孔子。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私人藏书非常困难和有限。直到宋代，随着雕版印刷的推广和册页装书籍的出现，私人藏书才比较容易并风行起来。本文所论，是就宁波私人藏书而言。

宁波藏书文化独具特色，为保存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历史贡献，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宁波的重要标志之一。宁波最早的藏书记载可追溯到一千五百多年前南朝宋虞愿眠俻上“有书数僿”[1]和南朝齐虞和“舒被覆书”的事迹[2]。宁波藏书文化于宋代形成风气，明代迅速崛起，清代进入鼎盛，至民国而不衰。历代有事迹可考的藏书家154家，有名可稽的藏书楼40余处，列入国家、省、县(市、区)文物保护单位的藏书楼6处，其中明天一阁、清五桂楼、清四明阁、民国伏跗室等4个藏书楼保存至今。纵观宁波藏书历史，宋以前以虞氏家族和林鼎藏书为主，北宋以楼郁、陈谧藏书为最，南宋有被称为“南楼北史”的楼钥“东楼”和史守之“碧沚”藏书，元代有“藏书甲浙东”的袁桷“清容居”，明代初年以丰坊的“万卷楼”为最，后以范钦的“天一阁”数第一，范大澈的“卧云山房”与天一阁有“石崇”“王恺”之比;清代宁波藏书进入全盛，亚于天一阁的藏书楼有陈朝辅的“四香居”和陆宝的“南轩”，另有藏书量在5-10万卷的藏书楼:黄宗羲的“续钞堂”、万斯同的“寒松斋”、全祖望的“双韭山房”、郑性的“二老阁”、卢址的“抱经楼”、姚燮的“大梅山馆”、黄澄量的“五桂楼”、徐时栋的“烟屿楼”、蔡鸿鉴的“墨海楼”、董沛的“六一山房”等。民国时著名藏书楼有张寿镛的“约园”、李庆城的“萱荫楼”、秦润卿的“抹云楼”、朱鼎煦的“别宥斋”、孙家溎的“蜗寄庐”、冯贞群的“伏跗室”等十余家。宁波历代藏书家在图书购置、抄补、保管、校雠、编目、辑佚、刻印、传阅、著述等藏书和学术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藏书精神。

宁波藏书家形成独特藏书精神的背景

一、宁波经济发达，是全国重要的商埠

经济与文化是构成一定地域社会形态的两个基本要素。一般而言，一定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其文化的性质与水平。宁波藏书文化的发达和藏书精神的形成，是扎根于宁波发达的农耕、商贸经济的沃土之中的。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北部是宁绍平原的一部分，南部隶属于四明山、天台山的丘陵山地。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哺育了宁波的经济繁荣。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创造了辉煌的原始农耕文明。以后，宁波人民“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3]，通过治湖筑渠、修堰建塘等一系列水利工程，使宁波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宋元时期，宁波的水稻品种多达25种。明代，宁波三北地区广植棉花，被称为“浙花”，“以为絮，或纺之为布，民尤大利焉”[4]。而沿海各县的外海、海涂捕捞业历来兴盛不衰。

二、宁波环境稳定，民风开放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交迭着战争与和平、分裂与统一。汉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开始逐步向南方转移，全国经历了三国鼎立、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的纷争，宋金辽的对峙，宋元明清的更替等战乱。但宁波这一方土地，却长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魏晋南北朝时，宁波是北方人民避乱南迁的理想栖居地之一。五代时，吴越国奉行“以小事大”策略，进贡中原大国，历85年而降宋。宋代，特别是南宋，统治者“施德自近而始，宜其教明俗成，俊秀辈出，衣冠相望”[7]，宁波作为京畿之地，经济文化得到迅猛发展。在王朝更替时期，宁波社会环境虽然也有一定动荡，但相对于中原地区和近邻城市嘉定、扬州等地，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为宁波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与持续繁荣提供了良好条件。

宁波先民很早就利用家乡襟江带海，地处大陆海运中端和京杭甬运河终端的有利条件，一方面积极接纳全国各地和海外的文化，以及大量迁居的北方移民。“海外杂国，贾舶交至”，对宁波形成海纳百川的文化风尚产生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经过唐宋时期的长期开发，宁波逐渐出现了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不利状况。宁波人积极进取，敢冒风险，闯荡世界，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海上佛教之路”等著名商贸文化之路，使宁波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商贸活动的重要门户。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宁波人特有的开放风尚的形成。

三、宁波文教兴盛，学术发达

宁波先民创造的辉煌的原始农耕文明，在与吴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等交流融合过程中不断丰富与发展，使宁波文教事业与学术文化逐步兴盛。

据史书记载，宁波境内东汉时建有学宫，三国时建有讲舍，唐时建州学，宋元时文教大盛，“庠声序音冠于左浙”[8]。据《开庆四明续志》记载，宋末宁波州学生“比屋诗礼，冠带如云，春秋鼓箧者三数千，童仆执经者亦以百计”。清李邺嗣说:“宋时吾乡士族为极盛，中进士凡六百九人，位至执政十八人。”这还不包括原属会稽的余姚与原属台州的宁海人数。至明清，随着阳明学派和浙东学派的兴起，宁波文化教育事业进入全盛时期。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学说，认为良知是人人先天具有的“精灵”，“致良知”是把“成德”与“精能”结合起来，在“事上磨炼”中消除人欲，自求自得。阳明学说给当时僵化的程朱理学以巨大冲击，在明中后期风行全国，远播海外。阳明学说后来分化成七派，其中浙中派主要在宁波和绍兴。据黄宗羲《明儒学案》统计，现宁波地域内有理学家17人，占书中有名望的理学家241人中的7%。清初又有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关注“治乱兴废”、“世道人心”，倡导“经世致用”、“工商皆本”，成为清代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除学派创始人黄宗羲的多方面成就外，万斯大、黄宗炎、黄宗会的经学，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的史学，李邺嗣、郑梁的文学，黄百家的天文算学等等，都有相当的造诣。于是出现了“家诗户书，科第相继，甲于东南”[9]的盛况。今市境内自唐至清共有科举进士2432人，状元12人，进士数占全省的17%，其中明代尤其突出，占25%。在近现代，宁波文化教育事业继续发展，据统计，在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中宁波籍院士达82人。

宁波藏书家藏书精神的内涵

一、理念卓越，特色多样

宁波历代藏书家出于各自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藏书理念和丰富多样的藏书特色。

1.薄古厚今

一般藏书家注重古本而轻视当代图籍，特别是明清时期，宋元版本被推崇备至。不少宁波藏书家也以收藏古本为荣，如南宋史守之碧沚藏书号称“旧学”。然而也有藏书家不随时流，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从经济实惠的角度着眼，有的藏书家认为“购一宋而非宋者百部千部甚或万部去矣”，所以采用“人曰佞宋，我曰避宋”的收藏理念和策略[10]。如民国张寿镛藏书，据《约园元明刊本编年书目》，元刊本仅5部，而明刊本达735部。从立足当代、放眼后世的文献价值看，明范钦一反普通藏书家对“时人之集”、“三式之书”、“下邑陋志”不屑一顾的态度，独具慧眼，大量收藏当代文献，范围涉及明朝的实录、邸抄、揭帖、招供、地方志、进士登科录、名人传记及诗文集等。这些藏品许多是极为罕见的史料，是我们研究明代、特别是嘉靖年间社会现状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地方志与科举录更是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天一阁原藏地方志400多种，现存271种，其中164种是孤本，是全国各大藏书单位收藏明代方志最多最完整的一家。科举录现存370种，其中90%以上是孤本，收藏量占该类文献现存世量的80%以上。

2.嗜奇好异

我国传统图书分类法是把图书按其重要性的次序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宁波也不乏持此传统观点的藏书者，如明孙鑛“喜储藏四部，甲于姚江”[11]，“而无异本”[12];民国冯贞群藏书十万余卷，“大多是正统派的著作”(马廉语)，说部、戏文、词曲等被弃而不收。还有的藏书家从书籍的阅读价值出发，认为“置书以宜读之为务，奇僻之书无所宝也”[13]。

但宁波藏书家中也有不少嗜奇好异者。如明范大澈的藏书理念正如其藏书印“四明真逸”一样，却不重实用，务求超逸奇异。他说:“奇品可遇而不可求也。”[14]据传范大澈向天一阁借书，“司马(范钦)不时应，子宣怫然，益遍搜海内异书秘本，不惜重值购之，克其家。凡得一种，知为天一阁所未有，辄具酒茗佳设，迎司马至其家，以所得书置几上。司马取而阅之，默然而去，其嗜奇相尚如此”[15]。范大澈历经毕生收藏，“得秦汉以来图书至四五千有奇”，“自唐宋以来名迹及异国人所作，怪雅毕集”[16]。又如清黄宗羲提倡“绝学”，他在所著《明夷待访录》中把“绝学”作为取士一法，说:“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之上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所以他的藏书楼续钞堂“野史遗集、绝学奇经，殆不胜纪”[17]。清唐若瀛在《乾隆余姚县志·序》中称:“余姚为文献名邦，藏书家多畜异本。”

3.人去我取

一般藏书家对通俗文学抱有成见，以为是“末学”，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往往不把它作为自己藏书的重要对象。但宁波藏书家中有不少对通俗文学情有独钟且对其价值有充分认识者。

明吕天成别具识眼，收藏戏曲剧本达500余种，突破了鄙薄民间文学的传统观念。清黄宗羲进一步指出:“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则天地间街谈巷语，邪许呻吟，无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无一非文人也。”[18]据《居易录》记载，庶吉士杨中讷说黄宗羲家藏有可作史料用的宋人说部达300余种。但他对小说、词曲仍有误解，把它们与“时文”、“应酬代笔”并列，晚年时甚至要求“已刻者皆追板烧之”。尔后渐有宁波藏书家大量收藏通俗文学图书，其中清姚燮和民国马廉是典型代表。姚燮的藏书楼大梅山馆收藏为当时人轻视的小说杂剧。《大梅山馆藏书目》除四部之外，单列小说和古今杂剧。小说分集述、杂传、幽怪、果报、谐谑、论阐、清语、小品;杂剧分元人剧、明人剧、诸名家剧、传奇、编演、说唱、曲谱、散曲、杂腔、曲话、京都鼓词。据骆兆平统计，藏书总数在3000种以上，其中古今杂剧就有400余种。马廉则索性把自己的藏书室命名为“不登大雅之堂”，专门收藏各种说部、戏文、俚曲、弹词、宝卷等。其通俗文学图书数量达900余种，5000多册，名贵珍本除《三遂平妖传》外，有明万历刻本洪梗《清平山堂话本》(残卷)、明刻本《金瓶梅》、明天启刻本《七曜平妖传》(残卷)等。

4.专题收藏

书海浩淼，而藏书家才力、精力、财力都有限，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众多宁波藏书家采用了专题收藏的办法。

有的专门收藏先代彝器名物。明朱勋“五岳轩图书法物甲于天下”[19]。明范大澈喜好收藏印章，《鄞县志》称其数量达四五千枚之多，如属实，他可能算是明代收藏古印的第一人了。清邱学敏收藏金石书画图籍，其中仅古钱就达1000余种，而且大多是《泉志》所未载的周汉古币，在当时闻名全省。有的收藏专门学科图书。清邵曾可“多贮明儒书，敬轩、康斋、白沙，以下曰仁、绪山、东郭、南野”[20]。民国曹炳章集古阁专门收藏医书，汇集自汉唐迄明清一百几十家医学名著和日本汉医家的著述，其《集古阁藏书简目》分为23类，列入新旧医书4185种，博物类和药物考证用书655种，未列入者尚有100余种。民国张季言樵斋特重教育，形成了大量收藏丛书的特色，其中从100卷至1000卷不等的有《平津馆丛书》、《汉学堂丛书》、《学津讨原》、《粤雅堂丛书》等，地方性丛书有《台州丛书》、《续金华丛书》、《四明丛书》等。另有一些专科性的丛书。丛书收藏量占了樵斋藏书的一半左右。

二、坚忍不拔，广罗文献

宁波藏书家嗜书如命，正如清黄澄量《书睡》中所说的:“生年未卅岁，夜睡曾不足。若非书中寝，一日终蹐跼。”为了广泛搜罗书籍，他们不辞辛劳，不惜代价，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1.露抄雪纂

宋以前，书籍以写本为主，宁波藏书多为藏书家自己抄录。如五代寓居慈溪的林鼎“所聚图书，悉由手抄，其残编蠹简，亦手缀之”[21]。有的藏书家甚至以抄写图书补充家用。如隋虞世基“及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22]。宋以后雕版印刷得到推广，宁波藏书家除了购置刻本，仍把抄书作为重要的藏书手段。

有的藏书中手抄本占有很大比例，如北宋楼郁“家藏书万卷，手抄居半”[23];南宋孙介“家贫无书，自诸经正义、诸子书、战国策、两汉晋南北隋唐五代史、百氏文集、异闻杂说，悉手抄，或删其要语，楷书细字，无点画颓惰”[24]。南宋茅宗愈“经史百氏，细字手抄”[25]。元袁桷曾祖袁韶“举进士时，贫不能得书，书多手抄，强记至用……其世所未有，则从中秘书及故家传录以归，于是书始备矣”[26]。有的一生专意抄书，如黄宗羲年轻时与许元溥、刘城诸人约建“钞书社”，后建藏书楼名以“续钞堂”。他“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晚年“所抄自鄞之天一阁范氏，歙之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则吴之传是楼徐氏”[27]。其子黄百家于《明文授读》卷首写道:“吾家所藏宋元文集极多，皆先遗献假于各藏书家以抄得者。”又如清全祖望年少时和弟弟一起跟从父亲抄书，他在《双韭山房藏书记》中说:“吾家以三世研田之力，得复拥五万卷之储。”当借到好书时，无论身体康恙，不分昼夜寒暑，宁波藏书家抄写不倦。宋末王应麟之子王世昌“所蓄书万余卷，因毁于火，露钞雪纂，至忘寝食，书以复完”[28]。明杨茂清年近九旬，“犹手抄古今野史丛谈、里中先辈诗，岁必满箧”[29]。清黄宗羲抄书“寒夜必达鸡鸣。暑则拆帐作孔，就火通光，伏枕摊编，以避蚊嘬”[30]。清姚燮每天抄书“二十余纸，病中犹不释卷”[31]。清董沛完成《甬上宋元诗略》初稿时正遇兵乱，他避居乡下，“惊魂稍息，辄以静夜篝灯手抄。门外雪深数尺，十指僵冻亦不顾”[32]。清王奎“闻有异书无力购者，则借之不分寒暑抄录，手自校勘，以致背为之驼”。如果自己抄录不足，宁波藏书家就千方百计请人雇人抄录。如明范大澈“闻人有钞本，多方借之。长安邸中，尝雇善书者誊写，多至二三十人”[33]。清叶元堦每次外出游历，必定带上抄胥，广泛抄录近人的作品。

2.全力购书

宁波藏书家不惜代价收购图书。束修、月俸、田产，以及其他种种收入都被用来购书。

南宋高元之遇到未曾见过的图书，“解衣辍餐，不计其直”[34]。明丰坊出卖1000多亩田产以购图书碑帖。明范大澈“月俸所入，辄以聚书”[35]。清全祖望祖父以束修购书。清卢文弨“奉廪修脯之余，悉以购书”。清黄澄量“截缣以购，鬻产而求”，“举凡鹿洞谈经之作，龙门纪世之文，漆园藏室之言，唐勒景差之制，以至九章算术，五垒兵图，星宫风角之渊微，王相握奇之阴奥;三乘秘藏，衍香象于元宗，九龠仙经，刊飞龟于丹帙。网罗略备，囊括无遗”[36]。清姚燮善于绘画，“画之所入，一日可得百金，而尽其金购书，于是大梅山馆之藏书，几与甬上诸故家埒”[37]。发现好书，不管自己是否已有收藏，也不管路途如何遥远，宁波藏书家总是千方百计购置。明李循义“遇典籍善本，虽家有此编，重副必得。闻人工诗善书法，运购极千里”[38]。有时为了购置好书，不免发生争论，甚至师友交恶。清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遗书记》记载了明清之际藏书家黄宗羲和吕留良因书绝交的经过:“吾闻澹生堂书之初出也，其启争端多矣。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澹生堂书，南雷亦以束修之入参焉。交易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则用晦所授意也。”有时藏书家风闻消息，但自己一时又无法前去观看，便托人代办。南宋楼钥因为流行于世的《春秋繁露》不合《崇文总目》和欧阳修所藏82篇的数目，极想得到一个善本，晚年时“闻婺女潘同年叔度景宪，多收异书。嘱其子弟访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前所未见”[39]。明陆宇燝的从子在山东做官，陆宇燝就要他访求东莱赵隐君士喆遗书，临死前还为其书未到而遗憾不已。有时藏书家之间互有珍品，买卖不行，便交换两美。如南宋楼钥有“以书换马”的故事，他在《跋龙眠二马》中说:“余家藏《白氏长庆集》久矣，近又得吴门大字者，周伯范模欲得旧本，以所藏龙眠二马遗余。古有以妾换马者矣，以书换马自攻媿始，可博一笑。”如果看中了好书却用尽办法也无法收藏，藏书家就会念念不忘，终身遗憾。清黄宗羲在语溪讲学时，曾去看吴兴藏书家曾纮所藏十余簏宋代野史，欲购未得，至晚年不忘:“此愿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

3.冒险珍藏

许多宁波藏书家为了保存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收藏为当朝统治者所不容的书籍。

清郑性二老阁不仅收藏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黄宗羲《留书》，还和儿子大节一起对该书进行了订校。该书有不少“华夷”之辩的言词，如称明朝为“本朝”，称清朝为“伪朝”，认为“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清黄澄量收藏由诸如绶整理的黄宗羲《明文海》总目四卷。该总目与四库本比较，篇目多一千余篇，而这一千余篇包括“夷夏之防”、“敢为异论”的张居正、李贽等人的作品，都是清统治者认为“抵触本朝之语”的文章。同时，黄澄量还仿照《明文海》体例编著了《今文类体》，选辑大量为清朝统治者所忌讳的明代诗文、奏议等文章，分成17类，汇录成册，其中的400多家明代文集奏议，史料价值更是非同一般。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代，收藏这些书籍有着杀头灭族之祸的危险，但藏家有胆有识，煞费苦心，把它们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4.屡散屡聚

当天灾人祸不幸降临到藏书楼时，宁波藏书家总是重整旗鼓，锲而不舍地搜罗散失图书，增购新书，往往聚而散，散而聚。

有的藏书家一生历经坎坷，但对藏书事业矢志不渝。黄宗羲处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交，一生斗阉党、赴国难、避追捕、事著述、拒征召，真是“锋镝牢囚取次过，依旧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他认定“国可灭，史不可灭”[40]，为藏书事业，“搜罗大江以南殆遍”[41]。清徐时栋一生贯穿了三个兴废相继的藏书楼。他的第一个藏书楼在月湖烟屿洲，取名为“烟屿楼”，有藏书六万卷。1861年，太平天国军队进攻宁波城，烟屿楼藏书被人偷掠不少，又被无知者当作引火燃料随意烧毁。第二年，徐时栋迁居西门外的城西草堂，整理、访求残存和散失图书，获得图书五六万卷。然而这第二个藏书楼不幸于1863年11月遭遇火灾，但徐时栋没有气馁，半年后又在城西草堂故址重建藏书楼，命名为“水北阁”，搜罗书籍四万四千余卷。

5.文献渊薮

宁波藏书家经过坚忍不拔地广泛搜罗，其藏书楼往往成为一方文献渊薮。

宁波藏书家的藏书往往具有巨大而独特的文献价值。如明天一阁，藏书七万卷，其中明代的地方志、科举题名录数量众多，不仅在当时，而且至今仍居全国各大图书馆之首。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说:“天一阁之所以伟大，就在能保存有明一代的直接史部。”所以学者进行相关研究，天一阁藏书成为必备资料。明嘉靖年间俞宪辑《皇明进士登科考》，“各科有缺略，不能衔接，或谓四明范氏藏录最多，盍就询之，辗转乞假，果得补全”。如今，天一阁藏书楼扩建为天一阁博物馆，藏品除古籍外，还包括字画、碑帖、陶瓷器、铜器、玉器、新编中国地方志和地方工艺品等，真正成为瑰丽多彩的“南国书城”。又如清黄宗羲藏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有当时几近湮没的薛居正《旧五代史》等精品。其子黄百家在初编《续钞堂书目》序文里说:“则是目所未见，世所绝传之书，数百年来沉没于故家大族而将绝者，于今悉得集于续钞，使之复得见于世。”其书目除四部外，另列经济、性理、语录、天文、地理、兵刑、礼乐、农圃、医卜、律吕、数算、小说、杂技、野史、释道、俳优等类。“天下罕见之书，多赖以得传”。据《居易录》记载，黄宗羲曾让学生利用其所藏的汉、唐、宋、元以来诸儒经解，“删其烦复，著其异同，将勒成一书”，不料仅就《春秋》的“春王正月”一句，已盈五大帙，考虑到不可能作成只得罢手。从中可见其收藏的诸儒经解是多么丰富。

宁波藏书家还喜好收藏宁波的地方文献，当民国朱鼎煦获得万斯同《明史稿》存12册和黄宗羲《明文案》稿本时，甚至特意刻了“万黄斋”印章以示自贺。宁波历代藏书家收藏乡邦文献比较典型的事实有:清陆宝南轩藏有宋版开禧《四明志》和宝庆《四明志》，后来又被全祖望所传藏。全祖望双韭山房除此2种四明志外，还竭力搜罗了元代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及明代永乐、成化、嘉靖等各朝纂修的旧志，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永乐《宁波府志》，从天一阁抄录乾道《四明图经》。清徐时栋大量收集乡邦文献，其中有宋元时期的宁波地方志善本6种。清郑性二老阁和黄澄量五桂楼都收藏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宋元学案》等许多重要著作。清卢址抱经楼有旧刻《四明志》数部及卢址自编《四明文献集》等。清冯云濠醉经阁有黄宗羲、全祖望合撰的《宋元学案》。清董沛六一山房藏有许多乡邦文献，善本如全祖望《七校水经注》。而民国时，收藏宁波地方文献藏书家更多。张寿镛编《四明丛书》，自述收入《四明丛书》的著作:“清四库著录者约十之一，得诸冯君孟颛(贞群)伏跗室者约十之二，其乞诸友朋者与夫子孙献其先世著述者约十之一，寿镛积四十年之搜索而得者十之四焉。”其中“乞诸友朋者与夫子孙献其先世著述者”就有宁波孙氏的蜗寄庐、徐氏的烟屿楼等藏书。

因为藏书的文献价值巨大而独特，所以宁波学术发展也往往与之紧密联系。哪里藏书楼集中，哪里的学术活动就隆盛。如宁波市区的月湖，这里景色优美，吸引了历代藏书家在此藏书，有宋代楼钥的东楼、史守之的碧沚、赵彦逾的重楼，明代范钦的天一阁，清代陆宝的南轩、全祖望的双韭山房、徐时栋的烟屿楼、袁梅棠的静远仙馆等八个著名藏书楼。这些藏书楼吸引了大批文人学者前来讲学研究。月湖计有讲舍、书院十余所，四明学派和浙东学派都曾在此开展学术活动，其中著名藏书家有楼郁、全祖望、万斯同等。楼郁还创建城南书院，讲学三十余年。月湖成为了浙东学术重地，被誉为“浙东邹鲁”。而当藏书被迁移时，学术研究活动往往也跟着被迁移。如清黄宗羲在黄竹浦的续钞堂藏书楼遭遇火灾后，其再传弟子郑性为了保存黄宗羲的藏书与著作，亲自把残存图书和著作用船运到鹳浦的二老阁藏书楼。他感慨道:“劫后残编四五千，辞黄归郑上江船。可怜手泽消逾半，敢道心香绍得全。”后来郑性整理出版不少黄宗羲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前来问学。光绪《慈溪县志》卷三十二记载:“四方学者，访求南雷之学不之竹浦而之鹳浦，即黄氏诸孙访求簿录，亦反以先生为大宗。”二老阁也俨然成为浙东乃至全国学者向往的学术资料宝库。

从历史过程看，宁波藏书家的藏书量呈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增加的态势。在宋元时期和家藏书大多在一万卷左右，最多的是王正己酌古堂藏书六万余卷[44]，明时万卷楼、天一阁等都有数万卷，清时藏书量在5-10万卷的藏书楼有黄宗羲的续钞堂、万斯同的寒松斋、郑性的二老阁、全祖望的双韭山房、卢址的抱经楼、姚燮的大梅山馆、黄澄量的五桂楼、徐时栋的烟屿楼、蔡鸿鉴的墨海楼、董沛的六一山房等，民国时著名藏书楼有十多家，其中张寿镛的约园、朱鼎煦的别宥斋、冯贞群的伏跗室都在十万卷以上。

三、读书治学，体国修身

黄宗羲说:“当以书明心，无玩物丧志也。”[45]宁波藏书家把藏书和读书治学、体国修身紧密联系起来。

1.阅读玩味

宁波藏书家大多藏读并重，把藏书当作读书治学的重要基础。南宋王应麟父王撝在余天锡家课读余家子弟时，情愿不受束修，而请借阅其藏书。他说:“二儿习词学，乡里无完书，愿从公求尺牍，往借周益公、傅内翰、番阳三洪暨往昔习词者凡二十余家所藏书。”[46]在余天锡欣然同意下，应麟、应凤抄读了大量典籍。南宋茅宗愈“早夜苦学……务博涉”[47]。清黄宗羲在顺治七年(1650)见藏书家钱谦益绛云楼藏书“凡余所欲见者，无不在焉”，就相约一起闭关读书三年，可惜尚未践约而绛云楼焚毁，令他痛惜万分。清卢址双目失明后，还令弟子诵读于侧，专心聆听。清徐时栋不仅自叹“四十年来苟无事故，吾手中未尝一日而释卷也”[48]，还“愿后人不以藏书为务，而以读书为急”[49]。清董沛感叹“平生难得友朋乐，彼我同参文学禅”。即如夏天蚊蝇肆虐，宁波藏书家阅读图籍也有对付的妙法。清曹辛“暑夕轩两瓮案下，插脚瓮中以避蚊”[50]。这与黄宗羲抄书时的“拆帐作孔”可谓是避蚊双绝了。

宁波藏书家的阅读内容多种多样。宋代楼郁和楼钥阅读面广泛，或“自六经至百家传记无所不读”[51]，或“手披欲究百家编”。南宋孙介爱好圣贤书，他在《夜坐偶成》诗中说:“无涯身世事，有味圣贤书。”明丰坊和范大澈喜读书画，丰坊万卷楼藏有唐贺知章《千字文》、《孝经》、《龙瑞宫记》和许多宋元珍贵刻本、抄本、碑帖等，他刻苦学习所收藏的法书名帖，终于成为书法名家;而范大澈把品赏法书、名画、篆刻看成是“生平乐事”[52]，“过眼即辨秋毫”，又“择善纸，造朱，自为印谱，常循玩不释手”[53]。光绪《鄞县志》卷36载:“三吴文征明以书法名天下，丰坊亚之，两人皆与大澈为忘年交。而皇甫汸、张佳允、文彭、周天球、彭年、王宠辈又莫不往还唱和。”明“图书法物甲天下”的朱勋之孙釴继承祖业，鉴别古玩特具神眼，往往看半面即了然。清黄宗羲的阅读内容重在史学和当代文献，22岁时“发愤读二十一史，日限一本，丹铅矻矻，不毕不寝”[54]，在学术著述中又大量阅读，如编写《明文海》历时25年，“所阅明人集几至二千余家”[55]。清万斯同着力攻读有明一代史料，“凡历代制度沿革人物莫不洞然腹笥，于有明各朝实录几能成诵。此外凡野史、邸报、家乘复多涉览”。[56]

宁波藏书家的阅读情态丰富多彩。有的目不斜视，如明丰坊“读书注目而视，瞳子尝堕眶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黄宗羲语)。有的一目十行，如清姚燮“读书恒十行下”。有的高声诵读，如明范钦“虽晚暮，好学弥笃，常诵读至夜分，声哕哕振林末，惊其四邻”[57]。有的时而默读时而考问，如清万斯同自述读书生活:“吾少馆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传志之文，靡不网罗参伍。”[58]

正因为沉醉于阅读，有的藏书家被“笑为书痴”，有的藏书家自称“读书人而号藏书者”，他们对于书籍自有一番深情。南宋孙介在诗《雨凉夜坐口占》诗中称:“读书意未已，悠然有余欣。”清全祖望说:“予生平性地枯槁，泊然寡营，其穿穴颠倒而不厌者，不过故纸陈函而已。年来陆走软尘，水浮断梗，故园积书之岩偶津逮焉，而不能暖席，特篷窗驿肆不能一日无此君。”[59]他到北京去时就随带藏书二万卷，不料“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于是不能不出其书质之”，最后终于无钱赎回。他不禁吁叹:“是书与予所谓山河跋涉之交也。一旦主人无力使其为寓公，流转于他氏，惘惘然离别可怜之色，不异衡父之重去于鲁，而予之伫立而目送之者，殊难为怀。”[60]

2.校勘考订

书籍在印刷、传抄过程中会出现讹误衍脱甚至散失的情况，需要进行校勘考订。宁波历代藏书家凭借其丰富的藏书进行校勘考订工作，使无数典籍得以保存、完善和恢复本来面目。

宁波藏书家追求书籍的尽善尽美。南宋楼钥“聚书逾万卷，皆手校雠，号善本”[61]。他初得《华氏中藏经》闽中仓司刊本时，发现此书未善，就借用姚江名医陆从老家藏抄本来校订，改定闽本数十百字，又补充了陆本之失，从而成为善本。元倪可与藏书万卷，亲自校雠，毫无倦怠。清陈仪一藏有祖传图书数簏，他亲自雠校。清徐时栋初得全祖望《句余土音》稿本两册时，该书首尾有些漫漶，中间有许多蠹蚀，装订错乱，不可通读。他就“为排比补缀重装之，焕然改观，足宝贵矣”[62]。宁波藏书家进行校勘考订总是非常勤苦。清卢址“晨夕雠校，往往至废寝食”[63]。清姚燮校书不分寒暑，常有“雪窗灯下校”，“挥汗校”。他们的校勘方法又往往有其独到处。清全祖望的考证“近代罕有伦比”(杭世骏语)，他的《汉书地理志稽疑》以考证精到闻名学界，他续补的《宋元学案》在体例上增加了“表”、“附录”和记载传授关系的材料，使学术史著作体例臻于完善。他校订的《水经注》，“剖别《经》注，改易次第，采诸家之长，补原文之佚”(薛福成语)，前后达7次。清卢文弨校勘与纠谬兼治，校是非与校异同并重，以对校为主要手段，并灵活运用他校、本校、理校等方法，强调不轻易改动正文，处理异文“相形而不相掩”，既注重字句讹、脱、衍、倒及错简的订正，也留意篇第行款原貌的恢复。其校本有《经典释文》、《逸周书》、《左传》、《孟子音义》、《荀子》、《吕氏春秋》等达250多种，都以“精美”著称于世。民国张寿镛运用辑佚法，“毫芒流落仅存一二者，吉光片羽为之编辑补缀”[64]，辑录了唐虞世南《秘监集》、唐贺知章《秘监遗书》、唐孙郃《拾遗文纂》、宋丰稷《清敏公遗书》、宋舒亶《嬾堂诗文存》、宋沈焕《定川遗书》、明陈良谟《忠贞公遗集》等佚书达8种37卷。

3.著书立说

古代不少藏书家重聚藏而轻学问，宁波藏书家却往往有一定的著述，即如清卢址那样的失明者，枯坐无事时也“取陶韵和焉”[65]，而更多的藏书家兼为学问家，其中著名的有楼郁、楼钥、王应麟、袁桷、丰坊、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姚燮、徐时栋、董沛等。

宁波藏书家的学术研究多有传承发扬的事迹。如《宋元学案》的撰写由四代藏书家完成。黄宗羲晚年利用续钞堂藏书和其他藏书家藏书撰写学术史著作《宋元学案》，未完成而去世了。儿子黄百家继承父业，但也未能完成。后来孙子黄千人邀请全祖望续写，但最后还是没有定稿。直到道光年间，慈溪人冯云濠和鄞县人王梓材利用“宋元儒文集不下百数十家”的醉经阁藏书，详校学案，才使《宋元学案》100卷最后定稿，并于1837年刊印面世。王梓材还编撰了《宋元学案补遗》100卷，以补《宋元学案》某些学案记述过略之不足。

宁波藏书家的著述极具创见和胆略。清黄宗羲系统地批判封建专制，提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耕者有其田”，强调“工商皆本”，揭示历代并税改制催生杂派高潮的怪圈(后人称为“黄宗羲定律”)。所以梁启超认为黄宗羲的著作是“极有胆识之创论”。又如清全祖望虽然受文字狱之苦，曾因诗作下狱，但他不为所屈，大力表彰明末抗清死难志士，发掘了一批以明遗民身份坚守气节而遭世人误解的历史人物的史料。

宁波藏书家的著述不乏藏书本身的研究。早在北宋，陈谧就撰有《藏书记》。南宋高似孙家有玉峰堂藏书寮，他自幼熟读典籍，著有众多目录学著作，除《经略》、《集略》、《诗略》等已经散亡外，传世的尚有《史略》6卷、《子略》4卷、《纬略》12卷、《骚略》3卷、《蟹略》4卷。他注重考辨和学术源流的梳理，在体例上兼叙录与辑录为一体，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宁波众多知名藏书楼一般有各自的藏书目录，有的甚至多次编目。元袁桷把家藏旧籍编为《袁氏旧书目》，将自己新置的图书编为《袁氏新书目》。天一阁藏书目录更是多达10种以上，最早的是范钦手定的《范氏东明书目》，以后有范大冲编刻于万历十五年(1587)的《天一阁书目》、范廷辅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增补黄宗羲抄录书目而定的《天一阁书目》、全祖望编于乾隆三年(1738)的《天一阁碑目》、范懋敏编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天一阁碑目》、阮元刻于嘉庆十三年(1808)的《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薛道成刻于光绪十五年的《天一阁见存书目》、林集虚编于1928年的《目睹天一阁书录》、杨铁夫等重编于1930年的《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赵万里编于1933年的《重整天一阁现存书目》、冯贞群编于1935年至1940年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骆兆平编于1996年的《新编天一阁书目》等。它们在版本学、目录学、辑佚学、校勘学、辨伪学、考据学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价值。而全祖望有关藏书方面的系列文章如《天一阁藏书记》、《二老阁藏书记》、《丛书楼记》、《小山堂藏书记》、《双韭山房藏书记》、《天一阁碑目记》、《钞〈永乐大典〉记》、《春明行箧当书记》、《小山堂祁氏遗书记》等，更是今天研究藏书史的重要文献。

宁波藏书家的著述又“于乡邦掌故尤所究心”[82]。民国张寿镛在《忆昔赠宁波公报》诗中说:“自笑梓桑亦敬恭，惟与往贤结胶漆。乡书编缀十三年，风雨晦瀟勤不休。”宁波藏书家至今尚传的有关著作主要有:元袁桷延祐《四明志》，清黄宗羲《四明山志》、《姚江逸诗》，郑梁《四明四友诗》，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勾余土音》，卢址《四明文献集》，黄澄量《姚江书画传》、《四明耆旧传》、《四明记游钞》，董沛《明州系年录》、《甬上宋元诗略》、光绪《鄞县志》、《四明清诗略》、《甬上明诗略》等。而规模最大的一次编纂活动则是民国时期编纂《四明丛书》。该丛书主编张寿镛说:“我到60岁无敢抛弃书本，近年除光华以外一意勘书，盖读书才能养气，养气方可实实做事。”他有计划地搜集乡邦文献，集合同志编成《四明经籍志》5卷，又组织四明文献社，邀请夏启瑜纂辑《四明经籍提要》甲集10卷。从1930年起，张寿镛“刊落奸佞，表彰忠义”[83]，用自己的藏书楼约园和友朋所藏地方文献进行《四明丛书》的编刊工作。他预期用十年时间编成《四明丛书》10集，由于抗战爆发，他生前出版了7集，凡书156种1082卷。第8集18种102卷刻印及半，由其子星联、芝联续成。

4.体国修身

正如《萱荫楼藏书记》所说的“若书则大之可以体国经野，小之可以修身齐家”，宁波众多藏书家从传承中华文化与提高个人身心修养的高度来进行藏书事业。

民国张之铭藏书开始于侨居日本时，当他看见中华典籍大量流向日本的情况后，不禁慨叹:“不及百年，中国图籍尽矣!”于是奔走乞借，不余其力地搜购中华图籍，并在日本东京桥区建藏书室“古欢室”。民国十年(1921)蔡氏出让墨海楼藏书，宁波文化界人士极为关注:“收买墨海楼旧藏，非为蔡氏私也。诚以吾国粹化所寄，约之于己，则可以缮性，博之于大群，则可以澹灾，广诗书之泽，而弭功利之争”，“若一朝失之于外族，不可复矣”[84]。而李瑞湖妻方夫人以女子之身，不惜斥资四万银元购置，“以留吾鄞一线之文化”[85]，其德义胆识超乎寻常，得到了宁波学术界的高度赞赏，冯贞群说:“晚近数甬上藏书者，当在李氏矣。”[86]

四、嘉惠读者，传布育才

清沈德寿自述:“我那敢自吹珍藏，则为了存前人之真迹，贻后人借鉴而已。”[90]不少宁波藏书家对藏书楼采用相对开放的管理，并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进行刊刻印行活动，为宁波人才的培育和文化典籍的传布做出了贡献。

1.传抄切磋

2.恣其阅览

由于藏书向外开放容易散失，书籍多读容易破损，这与藏书的传藏目的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所以宁波藏书家中有像天一阁、抱经楼那样施行封闭管理的藏书楼，但更多的藏书家重视藏书的使用价值，认为“藏书而不能读，读而不能用，何必藏书”[101]，主张不同程度地向读者开放藏书楼。

早在南宋，楼钥一家人都喜好读书，甚至“奴婢年来识郑玄”，其东楼藏书供朋友阅览，真诚希望“与子平分一片心”。清全祖望每次客游归来，总是带来大江南北藏书楼抄本数百册，他的弟子卢镐等就递相传阅。在历代宁波藏书家中，清黄澄量五桂楼“恣其阅览且供膳宿”的举措则可谓是开放式管理的典型代表。黄澄量不仅自己“给一书，添一目，读一书”，要求儿孙们共同学习，还欢迎各地读者来五桂楼阅览，并刻印稿本资料，赠送给朋友和学者，对于远道而来的外地读者还免费提供食宿。他在《五桂楼藏书目识》中说:“余既构楼三间以藏此书，益欲子姓守之。后世能读楹书，可登楼展视。或海内好事，愿窥秘册者，听偕登焉。尝见世之谋子孙者，求田问舍，计非不周至。然数传之后，不免窭贫。重念籝金之教，此余藏书之本意也。”这就使五桂楼具有了初步的公共图书馆功能，充分发挥了图书的实用价值，得到了无数读者的欢迎。黄直奎《赠五桂楼主人药溪先生》诗赞美道:“羡君好书敌曹氏，我欲为君主书楼。羡君拥书等侯国，我欲为君校书郎。”当然，五桂楼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其藏书还不能出借。至民国，宁波各传统藏书楼逐渐向公共图书馆转型。秦润卿为弥补“全邑图书馆之设备尚付缺如”之憾，建藏书楼抹云楼，楼下设报刊阅览室。冯贞群藏书楼“伏跗室”备“借书登记簿”，公开向读者提供借阅服务。

3.刊刻印行

历史上宁波刻书业比较发达，许多藏书家积极参与其中。清董沛给蔡鸿鉴的诗中说:“君曰宜努力，次第将刻之”[102]，藏书家的刊刻印行活动传播了文化，促进了学术研究。

北宋时，宁波是全国有史料可考的30余处刻书地之一，已知最早的刻本是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明州刻《柳宗元河东先生集》45集和外集2卷。宋室南渡，宁波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宝庆《四明志》载有府学所藏28种书的存板数共3500余片。元代明州是最早使用木活字的地区之一，有刻工去日本刻书，当时明州刻本被称为“明本”。在众多刻印工程中，延祐七年(1320)以前所刻《九经》和自泰定二年(1325)以后延续15年之久的王应麟著作刻印活动，规模最为浩大。宋元时期以官府刻印为主，私人刻本主要是藏书家刻本，传世的不多，但制作精良，如南宋楼钥《攻媿集》和元袁桷《清容居》刻本。其中前者因为字体大方清逸，1963年文物出版社从该书中集字编印了《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103]。明代宁波私家刻书在100种以上，在数量上超过了官刻本，其中最著名的是范氏天一阁刻本，共30余种。其他藏书家刻书还有陈朝辅刻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2卷，谢三宾刻魏了翁《古今考》1卷、《方回续》37卷、《嘉定四先生集》86卷等。清代，宁波刊刻书籍空前繁荣，雕版和活字印刷共盛，咸丰八年(1858)开始使用铅字印刷机印书，数量达数百种。这时官修地方志增多，书坊刊书普遍，家谱印行兴盛，宁波著名学者文人的著作诗文得到了刊印，如黄宗羲的《明文授读》、《明儒学案》，全祖望的《鲒埼亭集》、《经史答问》及《外编》，姚燮的《大梅山馆集》、《大某山民评石头记》，李邺嗣的《甬上耆旧诗》等。一些藏书楼刻印丛书，如卢氏刻《抱经堂丛书》17种270卷，郑氏刻《二老阁丛书》20种105卷(此据冯贞群收集统计，不含《明儒学案》，实际数不止20种)，黄氏五桂楼刻虞世南《北堂书抄》、赵考古《六书本义》、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和《思旧录》及医书《小儿药证直诀》等，徐时栋刻《宋元明四明六志》6种83卷及校勘记9卷等。清黄炳垕的留书种阁也刻印图书，在被余姚梨洲文献馆收藏的部分留书种阁藏书中，发现有“同治癸酉秋刊留书种阁藏版”、“光绪巳亥冬雕留书种阁藏版”、“光绪己亥雕留书种阁藏版”等字样。至民国，张寿镛编纂《四明丛书》，工程空前，数量达到174种1184卷。

4.赠送进呈

无论是私人研究还是官方编撰，都会出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现象。宁波藏书家不乏赠送进呈书籍的事迹。

南宋楼钥赠人《六经》、《左传》、《庄子》等书，受赠人有诗相赠，楼钥次韵相答:“顾我幸多千卷蓄，念君未有一经全”，“欲君终就九经库，与子平分一片心”，充分表达了自己愿意助人收藏书籍共享快乐的心意。南宋高翥和清王容商藏书中有不少朋友所赠的书。高翥“破屋三间书五车”，他在《谢人惠书籍》诗中写道:“插架有时防鼠啮，藏家无力买香薰。不如随处堆床几，检阅时时似对君。”他把读书比作会友，传达出对友人赠书给他带来的快乐。清王容商藏书约二万卷，他自称“余之力不足以聚”，其中有朋友黄家鼎所赠残书数百卷。清全祖望经过扬州马氏“丛书楼”，“苟有留宿，未尝不借其书”。马曰琯也必问全祖望“近来得未见之书几何，其有闻而未得者几何”。全祖望在京师庶常馆见到《永乐大典》时，惊喜异常，马上写信告诉马氏兄弟。后来全祖望罢官归家经过扬州，马氏兄弟又嘱咐全祖望抄录天一阁所藏遗籍。全祖望和马氏兄弟的交往，充分表现了宁波藏书家与外地藏书家之间的深厚“书谊”。这种通过书籍而产生的友谊也存在在普通的宁波民众之中。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进驻宁波前后，歹徒乘乱窃走抱经楼藏书，流散开来。卢址后人因为缺乏资金，无法赎回。鄞人苏松道杨坊用3600两白银买到其中的十分之六七。杨坊临终时，他的姻亲陈鱼门太守劝说道:“君殁，无人读书，可否将抱经楼藏书送还卢氏?”杨坊就叮嘱其子将全部书籍归还抱经楼。

当朝廷组织编写各种大型书籍时，宁波藏书家积极进呈所藏珍本。元时，袁桷之孙袁曮将“清容居”遗存图书数千卷上呈朝廷，备修宋辽金三史之用。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朝廷诏修《四库全书》，向全国采访遗书。范钦八世孙懋柱进呈图书“七百余种”(据范氏家谱)，今有书目可查的计641种，其中96种被收入《四库全书》，377种被列入《四库存目》，名列当时进呈藏书最多的藏家之一。二老阁进呈图书82种，其中收入《四库全书》12种，列入《四库存目》26种。邵晋涵“尝进书四库馆，著录二部，列入存目三部”[104]。这些图书后来没有发还，对于宁波藏书家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损失，但这些书籍为官方编撰提供了珍贵资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发挥了书籍更大的价值和作用。

五、世代相守，藏书传家

清黄宗羲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105]宁波藏书家一般都有严格的藏书家训族规，并能世代切实执行，出现了不少传藏数代甚至十余代的藏书世家。

1.家训族规

有些藏书家的藏书之所以传承不久甚至及身而散，往往是由于子孙良莠不齐，不能继承祖业。宁波藏书家非常重视通过家训族规来保证藏书行为成为子孙后代的群体性事业。

2.书楼典范

针对浙东地势低卑、气候温暖湿润等特点和藏书忌怕火烛、蠹啮、潮霉等情况，宁波藏书家逐步形成了一套科学的书楼设计，并为全国藏书楼树立了典范。

早在南宋时，楼钥的东楼呈“楼上藏书，楼前山石”布局。袁燮《楼公行状》这样描述东楼:“丛古人群书其上，而累奇石于前。”楼前奇石“有二十四峰之状”，楼下列屏嵩岳图石刻，题额“仰嵩”。这种园林式书楼设计被浙东后起的藏书楼所沿用。元代，胡三省筑石窖藏书，避免了兵乱之祸。至明代，范钦营建了传统藏书楼的集大成之作——天一阁。天一阁继承“楼上藏书，楼前山石”设计思想，楼上藏书楼下陈列，楼前开凿水池，既美化环境且备汲水防火。后范钦曾孙范光文“增构池亭”，于是天一阁前清波明灭，竹木掩映，假山堆垒，亭角翼然，一片幽雅的园林风光。天一阁藏书楼的设计充分考虑了防火、防潮和防蛀。在防火方面，根据《周易·系辞》郑康成注“天一生水于北”、“地六成水于北”之文，书楼建成二层楼房，楼上为一个统间，楼下分作六间，合“天一”“地六”之义，楼下天花板描绘水纹水兽藻井。藏书楼与起居室分隔开来，且留备弄，高筑封火墙。藏书楼前的水池取名作“天一池”。这样，无论从象征角度还是从实用角度都达到了以水制火之功。防潮方面，书楼坐北朝南，前后开窗;书橱前后设门，两面贮书，以利于透风。橱下放置英石，以吸收潮气。防蛀方面，书中夹带芸草，以避免蠹虫蛀蚀图书。完善的书楼建筑令一百余年后的乾隆皇帝叹服，他在全国建造收藏《四库全书》的文渊、文澜、文津、文汇、文源、文溯、文宗等七大藏书楼时，就专门派人丈量天一阁型制尺寸，“一仿其制为之”[110]。

此后，宁波藏书楼基本上沿袭了天一阁的建筑模式，有的还作了一定的创新。如五桂楼集藏书、讲学、编书多种功能于一体。五桂楼屋顶呈“众”字形，有暗阁，可起到控制温度、湿度，防止雨水渗漏的作用，遇到紧急情况时又可把珍籍放到暗阁内，以防散失。楼上南面装有木板、玻璃、纱窗等三道窗，可防止图书受晒受潮。楼下作讲学和会见朋友之用。五桂楼的西侧建“爱吾庐”书屋(后扩建为五间，更名为“梦花书屋”)，东侧建工匠雕板印书用的平房，另外建有厨房和家人居室。清朱兰四明阁藏书楼，南临余姚江，遥对四明山，与居地中宪第相距约20米。建筑呈长方形，楼上四周开窗，翼角起翘。如此设计既利于防火，又便于观景，无疑是会友读书的好地方。光绪《余姚县志》记载朱兰晚年读书会友的乐事:“每集耆旧谈宴其中，一时称为香山洛下之比。山色江光，风帆沙鸟，遥瞻俯瞩，灵襟洒然，洵登临胜境也。”又如留书种阁藏书楼，黄炳垕把它建于居地西北，楼高三层，下两层藏书，顶层“设星亮台，卧床对空，用玻璃设窗，直透天象”[111]，作观察天象用，他自称“晤对古人书万卷，测量天度夜三更”，这样藏书楼就兼有藏书和科学研究的双重功用。

3.管理完善

完善的管理是私人藏书得到良好保存并世代传递的必要条件。宁波藏书家从各自的藏书理念出发，设定相应的藏书目标，制订具体的管理措施，往往能较好地解决藏书过程中的各种确定不确定因素，达到藏好藏久、用好用久的功效。

在天一阁之前，宁波虽然也出了数个著名藏书楼，但大多传承不久就湮灭了，即如始于北宋的丰氏藏书，至明初也因管理不善而惨遭学生的偷窃和火灾，所剩无几，转卖给天一阁。范钦建天一阁藏书楼，为避免前车之覆辙，他及其后人制订了严苛的藏书训约，并收到了良好的保藏效果。所以后代宁波藏书楼程度不同地受其影响，有的不允许子孙把藏书出借出卖，有的制订藏书约，要求“勿卷脑，勿折角，勿唾揭，勿爪伤，勿夹别纸，勿作枕头，勿巧式装璜，勿率意涂抹，勿出示俗子，勿久借他人”[112]，而卢址抱经楼则几乎全盘套用了天一阁的管理办法。“每岁六月，卢址子姓登楼发藏，排日曝书，并祭先生于楼下，有其举之，莫敢废也……是楼之建历百有余年，曝书而外，终岁封闭。当曝书时，苟非素识，不许登览。登则有卢氏子与之偕，名为款客，实则御盗。楼下榜禁例甚严，子孙少敢犯者。”[113]至于天一阁自身，范氏后裔除了切实执行家训族规外，还拨出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书楼维修及藏书保管的费用。当经济宽裕时，则增建池亭，添购书籍，修缮楼阁;当典藏遭遇盗窃而流散时，则千方百计赎回;当兵乱发生时，能坚守则坚守，难坚守则转移。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国军队占领宁波，“阁在城内月湖畔，适当英夷出入之冲。故进兵时，生员范邦畘、范邦疄(均为范钦十世孙)、范升等禀请曰:‘城初陷，遗书几不保，生等以先泽所在，死守不去，今幸无恙。不日大兵破城，恐兵勇不知，愿乞执照，预为禁压。’将军乃发给告示而去。”[114]抗日战争时，范氏后人在众乡贤的协助下，于1940年把藏书转移到浙南龙泉县隐藏，抗战胜利后又于1946年运回天一阁。

4.书种传今

南宋楼钥有诗道:“书种传来直到今，读书几似孝标淫。”宁波藏书家因爱而藏，以藏传家，努力把中华文化之薪火完善的传承下来。

以藏书家族的传承时间论，宁波出现了许多历时百余年、数百年的藏书世家。其中最久的当数丰氏藏书，自北宋丰稷开始，至明初丰坊止，历16代500年。其次是范氏，自明范钦建天一阁藏书楼，至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接管，历13代近400年。再次是郑氏，自清郑性于康熙六十年(1721)建二老阁，至民国时遗存图书出售给上海书商，历8代200余年。接下来是全氏和卢氏，全氏藏书从明中叶至清全祖望去世以出售藏书下葬，历时200年左右，卢氏自乾隆年间建抱经楼，至民国5年(1916)把全部藏书出售给上海商贾，历时近200年;其他历时100余年的藏书楼还有南宋王应麟汲古堂、元袁桷清容居、明朱勋五岳轩、清黄澄量五桂楼等。

以图书文献的递藏论，宁波藏书往往流传有绪，有踪可寻。南宋史守之碧沚藏书有不少流入江苏;明丰坊万卷楼残存藏书为天一阁所购;清陆宝南轩部分珍籍被全祖望双韭山房收藏，再为卢址抱经楼所得;清黄宗羲续钞堂藏书传递二老阁，再为慈溪沈德寿抱经楼所得;清姚燮大梅山馆藏书流入墨海楼，再入萱荫楼，今为北京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收藏;清冯云濠醉经阁藏书出售后，为抹云楼所购，今藏浙江图书馆;民国张寿镛约园藏书和马廉不登大雅之堂藏书都归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民国张季言樵斋、冯贞群伏跗室、朱鼎煦别宥斋、孙家溎蜗寄庐等藏书都归藏天一阁。

宁波藏书家藏书精神的影响

一、崇尚文化，追求新知

宁波藏书家不仅对故纸陈函“穿穴颠倒而不厌”，而且广泛收藏“时人之集”，表现出对古文与新知的至诚崇尚和强烈追求。这种价值观深深影响到宁波的学术界，也渗透到普通百姓之中。

早在北宋庆历年间，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等五先生开创宁波“儒林之草昧”(全祖望语)，他们“年望弥高，陶成倍广。数十年以后，吾乡遂称邹鲁”[115]。南宋淳熙年间，又有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等四人同里同学，以道义相切磨，继承发展陆象山学说，形成四明学派。于是“一时师友，聚于东浙，呜呼盛哉”[116]。明代，王阳明冲破程朱理学的教条束缚，集古代心学之大成，提出“致良知”学说，开创了姚江学派。清初，黄宗羲开讲席于宁波、绍兴等处，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人才，其中宁波从学者一百余人，高足包括郑梁、万斯同、邵廷采等十八人。以后全祖望、邵晋涵等名家辈出，继承发扬黄宗羲所倡导的重现代、尊文献的精神，于是“浙东史学，遂皎皎然与吴、皖汉学家以考证治古史者并峙焉”[117]。现在，宁波学术文化继续发展，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市委九届八次全会提出宁波奋斗目标之一是“繁荣大文化”。宁波的普通民众对于文化非常崇敬，如北宋某氏“虽治生业，而颇好看书，即其所居之西偏建室宇聚经史，求良师教诸子，俾朝夕修习于中”[118]。南宋孙夫人以购置杭州国子监图书数千卷为嫁妆[119]。民国抱经楼藏书被窃，杨坊出钱购回并无偿归送抱经楼。所以清张岱在《夜航船》中感叹:“唯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业贱工，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这话也同样反映了整个宁波地方崇尚文化，追求新知的风气。

二、卓尔超前，勇于创新

宁波历代藏书家作出了许多藏书创举，如天一阁“以水制火”的书楼设计与“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封闭管理，五桂楼“恣其阅览且供膳宿”的开放管理等等，不仅给以后的中国藏书家树立了榜样，也给宁波人树立了卓尔超前、勇于创新的典范。

宁波人积极进取，敢为世先，开拓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佛教之路”。姚江学派开创者王阳明及其家乡弟子一反传统，高扬个性解放的大旗，开拓了中国儒学发展的新局面。清代浙东学派开创者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猛烈的批判，开创了学术史撰述的风气之先;万斯同鞠躬尽瘁于《明史》，致力于“大有功于后学”(黄宗羲语)的史表研究;全祖望博学广识，表彰气节，完善学术史体例等等，所有这些无不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别开生面。而萌芽于明天启、万历年间的“宁波帮”从宁波到上海、到香港、到海外，创造了如第一家银行、第一家机器制造厂、第一家纺织厂、第一家服装店等五十多个全国第一，实现了从传统宗法性、行帮性商业帮会到现代化工商业集团的转化，成为全国各地传统商帮中唯一一个向现代转型的商帮。这成功无疑应归功于他们敢于开拓、善于创新的精神。现在，宁波港发展成为世界港口十强之一的亿吨大港，靠的也正是那种放眼世界、超前发展、敢争一流的胆略与识见。

三、自强不息，海纳百川

宁波藏书家凭借着自强不息、海纳百川的精神，使藏书楼成为文化渊薮并历久不衰。这种精神也培育了宁波人坚忍不拔、大气开放的秉性。

历史上宁波曾与邻近城市有一定的发展距离，如春秋时的会稽、南宋时的杭州、现代的上海等，但自信、自强、自立、崇实的宁波人开拓、开放、开明，想大局、算大账、迈大步、创大业。凭着这样的精神，宁波先民很早就“务向外发展，其上者出而为商，足迹几遍国中”[120]，有的甚至漂洋过海，闯荡世界，在融会各地地域文化和中外文化中铸就了宁波的辉煌。如今，有30多万宁波籍人士及其后裔旅居在海外6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不少是当地的工商巨头、科技名人、社团首领和社会名流。宁波港实现了从内河到河口、从河口到海港的三级跨越，2004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突破2.2亿吨，连续5年排名保持中国内地港口第二的位置。宁波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与各国的友好交往更加广泛，已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人来访，并相继与12个国家和16个城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或友好交流关系。展望未来，为使宁波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宁波人民正大步向“建设大港口，发展大产业，构筑大都市，繁荣大文化”的宏伟目标迈进。

四、热心公益，报效桑梓

宁波藏书家历来重视公益事业和地方文化建设，大多收藏或撰述乡邦文献，清徐时栋临终还把修鄞县志这一未竟之业向好友董沛“郑重相委，语不及私”[121]。藏书家的这种挚爱与奉献也深深浸润在宁波普通民众的心里。

宁波民众热心文化教育上的帮扶，如清谢家兰年幼好学，因家贫几乎辍学，“同邑严氏资其书，以博览成业，四部所载，究悉其蕴”[122]。而公益活动更是遍及城乡。早在南宋嘉定年间，孙德玉与杖锡寺德云和尚共同出资，在陡峭无比的羊额岭驳砌石道，为山民进出造福达700余年。凡有宁波人聚居的地方，就有建公所、帮贫残、兴教育、办医院、修公路、赈灾民等善举。而这种热心公益、报效桑梓的精神，又在“宁波帮”帮宁波的行动中最为充分地表现出来。早期“宁波帮”事业有成，大多回乡设义塾、建祠田、修桥铺路、扶贫济困。到了近现代，“宁波帮”又以“开发宁波，振兴中华”为己任，他们中有鼎力资助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虞洽卿，有民族危难时舍生取义的项松茂、方液仙，更有“竭尽赤子之心，奉献能及之力”，积极投身家乡建设的经济文化界巨子。自1984年邓小平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以来，海外“宁波帮”为家乡捐赠了两千多个项目，折合人民币9.152亿元，有61位海外宁波籍人士荣膺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世界船王”包玉刚经常说:“我是宁波的大使，宁波的事也是我的事。”实业家邵逸夫已经连续19年为内地教育事业捐助，累计金额超过30亿港元，逸夫楼成为了大陆高校中的一种人文景观。如今，走在宁波大学校园里，包氏教学楼群、邵逸夫图书馆、林杏琴会堂、曹光彪科技楼……一幢幢以“宁波帮”人士命名的建筑汇集了一颗颗“宁波帮”热心公益、报效桑梓的赤子之心。

清郑海观《辛酉重修二老阁感赋》云:“岁岁春秋释奠诚，一瓣书香阅今古。”宁波历代藏书家怀着对文化的一腔挚诚，毕生倾心于读书、校书、写书、藏书事业，形成了“理念卓越特色多样，广罗文献读书治学，嘉惠读者传布育才，世代相守藏书传家”的藏书精神。这种精神既融合了“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的一般共性，又体现了宁波的地方特色，它深深熔铸在宁波人民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并成为宁波人民建设美好家乡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骆兆平:《书城琐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邓大鹏主编:《宁波图书馆志》，宁波出版社，1997年。

[3]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志》，宁波出版社，1995年。

[4]季学源主编:《姚江文化史》，宁波出版社，1998年。

[5]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6]杨立诚、金步瀛合编:《中国藏书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注释:

[1]唐李延寿《南史》卷七。

[2]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十二。

[3]《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4]《光绪余姚县志》卷六《物产》引《嘉靖余姚县志》。

[5]南宋乾道《四明图经》。

[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一。

[7]《咸淳临安志》卷五六《昌化县重建庙学记》。

[8]元王应麟《庆元路重建儒学记》。

[9]明成化《宁波郡志·土风考》。

[10]张寿镛《约园杂著三编》自序。

[11]清全祖望《孙公神道碑铭》。

[12]清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

[13]清徐时栋《新故书目录叙》。

[14]明范大澈《泉帖》题记。

[15]清李邺嗣《鸿胪范公大澈传》。

[16]清李邺嗣《鸿胪范公大澈传》。

[17]清黄百家初编《续钞堂书目》序文。

[18]清黄宗羲《明文案》序上，《黄宗羲文集》第388页。

[19]清全祖望《续甬上耆旧传》。

[20]清邵廷采《思复堂论文集》卷一《姚江书院传》。

[21]宋人撰《吴越备史》。

[22]唐魏征《隋书·虞世基传》。

[23]光绪《鄞县志》。

[24]《烛湖集》附录沈焕《承务郎孙君行状》。

[25]孙应时《烛湖集·茅唐佐府君墓志铭》。

[26]元袁桷《袁氏旧书目叙》。

[27]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28]光绪《鄞县志》卷三十。

[29]光绪《鄞县志》卷三十四。

[30]清黄百家初编《续钞堂书目》序文。

[31]王荣商《大梅山馆书目记》。

[32]清董沛《甬上宋元诗略跋》。

[33]清郑梁《讷庵范公传》。

[34]南宋楼钥《攻媿集》卷一○三。

[35]清郑梁《讷庵范公传》。

[36]清蒋清翊《五桂楼记》。

[37]王荣商《大梅山馆书目记》。

[38]清李邺嗣《甬上耆旧传》卷十一。

[39]南宋楼钥《跋春秋繁露》。

[40]清黄宗羲《黄宗羲文集》第269页。

[41]清全祖望《二老阁藏书记》。

[42]明范大冲《天一阁书目跋》。

[43]范彭寿《天一阁见存书目跋》。

[44]南宋楼钥《酌古堂文集序》。

[45]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46]清徐兆昺《四明谈助》卷二十六。

[47]孙应时《烛湖集·茅唐佐府君墓志铭》。

[48]清徐时栋《五十七岁小像自记》。

[49]清徐时栋《新故书目录叙》。

[50]杨积芳《余姚六仓志》。

[51]光绪《鄞县志》。

[52]范大澈藏书印。

[53]清李邺嗣《鸿胪范公大澈传》。

[54]清黄百家《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

[5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56]陈训慈《清代浙东之史学》。

[57]明沈一贯《天一阁集序》。

[58]《清代七百名人传》。

[59]清全祖望《春明行箧当书记》。

[60]清全祖望《春明行箧当书记》。

[61]延祐《四明志》卷五。

[62]清徐时栋《烟屿楼文集》卷三十二。

[63]清钱大昕《抱经楼记》。

[64]《四明丛书·凡例》。

[65]清倪象占《和陶集序》。

[66]傅璇琮、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第230页。

[67]清李邺嗣《甬上耆旧诗·传》卷三。

[68]《四库全书总目》集部。

[69]《四库全书总目》史部。

[70]清全祖望《二老阁藏书记》。

[71]徐秉义《明文授读序》。

[72]吴光主编《黄宗羲论——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14页。

[73]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三。

[74]明张时彻《丰南禺摘集小序》。

[75]清黄宗羲《丰南禺别传》。

[76]王荣商《大梅山馆书目记》。

[77]清徐时栋《姚梅伯传》。

[78]光绪《鄞县志·人物传》。

[79]葛祥熊《烟屿楼文集序》。

[80]忻江明《四明清诗略续稿》卷一。

[81]清黄炳垕《测地志要序》。

[82]清卢址《四明文献集序》。

[83]冯贞群《编辑〈四明丛书〉纪闻》。

[84]天婴《宁波公书库缘起》。

[85]蔡和铿《李氏萱荫楼藏书目录序》。

[86]冯贞群《李氏萱荫楼藏书目录跋》。

[87]南宋袁燮《资政殿在学士赠少师楼公行状》。

[88]清黄宗羲《明儒学案·诸儒学案》卷四三。

[89]清谢起龙《东山志》卷八。

[90]清沈德寿《抱经楼藏书志》。

[91]延祐《四明志》卷五。

[92]光绪《鄞县志·人物传》。

[93]南宋楼钥《放麑子集序》。

[94]清邵廷采《思复堂论文集》卷一《姚江书院传》。

[95]光绪《余姚县志》卷二三。

[96]清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

[97]清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

[98]清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

[99]范彭寿《历代圣贤画像抚本跋》。

[100]清钱大昕《天一阁碑目序》。

[101]张寿镛《约园杂著自序》。

[102]清董沛《蔡季白郎中为余刻诗集赋此志谢》。

[103]《东南商报》2004年12月20日。

[104]项自元《浙江藏书家考略》。

[105]清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

[106]元袁桷《定海县学藏书记》。

[107]清全祖望《鲒埼亭集·五岳游人穿中柱文》。

[108]《黄宗羲先生年谱》卷下。

[109]洪可尧《宁波书画家传》。

[110]乾隆《文源阁记》。

[111]姜枝先《留书种阁调查记》。

[112]清徐时栋烟屿楼藏书约。

[113]冯贞群《抱经楼记》。

[114]清贝青乔《咄咄吟》诗注。

[115]清全祖望《庆历五先生书院记》。

[116]南宋文天祥《郡学祠四先生文》。

[11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18]光绪《余姚县志·金石上·宋故国府君墓志铭》。

[119]元袁燮《絜斋集》卷二十《李府君墓志铭》。

[120]《鄞县通志》。

[121]光绪《鄞县志·人物传》。

[122]杨积芳《余姚六仓志》。

(作者单位:余姚市教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