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文化论的观点考察“楚文化”

从地域文化论的观点考察“楚文化”_珞珈讲坛·第4辑

从地域文化论的观点考察“楚文化”^[1]

◎工藤元男

工藤元男，1950年1月生。现任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出土资料学会理事、武汉大学客座教授。专业为中国古代史，尤着重于云梦睡虎地秦简为首的出土文献研究。目前主要研究从“卜筮祭祷简”到“日书”的展开。主要论著有:《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共著，朋友书店1993年)、《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的国家与社会》(独著，创文社1998年)、《长江流域与巴蜀、楚的地域文化》(主编，雄山阁2006年)。

一、21世纪COE项目与地域文化研究

2002年日本国文部科学省公开招募2002年度21世纪COE项目。为此，早稻田大学决定，由从事与亚洲文化相关研究诸学科的研究者共同组成“亚洲地域文化遗产活用(enhancing)研究中心”，以“地域文化研究”为主题应募。该项目申请顺利通过审核认可，现在即将完成为期五年的研究计划。

项目公开招募之际，笔者受命撰写应募申请书。当时将以下三点作为共同的研究方法论提出:第一，地域文化的再评价;第二，与重视田野调查的海外研究机构开展共同研究;第三，资料的电子数据化。此外，本基地由美术史、东洋史、日本史、考古学、东洋哲学、中国文学、人类学等各相关研究领域的教员参加，组成教育研究组织。作为各研究领域共同的研究主题，提出了“亚洲地域文化研究”这一课题。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个平行并列、各自为营的研究课题，并未将各领域整体融会贯通。而当时的构想是以四川省地域模型研究为基础。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笔者所主持的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自1996年秋开始，与四川大学、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一起，组织对四川省新津县新石器晩期宝墩遗址的考古发掘，共同开展四川省历史、考古、民族的相关调査与研究。与此同时，笔者所在基地负责人、从事美术史研究的大桥一章教授所主持的奈良美术研究所也在大规模开展四川省摩崖造像的三维数据化研究。因此，决定以这两个研究所所进行的四川省调查研究为核心，将四川省视为地域文化研究的地域模型，开展与东亚各地域之间比较考察的共同研究。于是诞生了所谓“四川模型”这一稍稍费解的概念。

所谓四川模型，简言之，即以四川为地域模型来考察随着秦汉帝国成立，各地域文化逐渐趋向消亡之后又如何重新构成、再生这一情形;并与其他地域的类似情形作比较考察。具体一点说，即东亚各地的地域文化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但是随着秦汉帝国的成立，各地的地域文化开始相继急速消亡，作为帝国统治下的某一地方，各地又进行重构。如在四川置巴郡、蜀郡、广汉郡等，而楚都郢则置南郡等。其中我们所关注的是，伴随秦汉帝国的成立，先秦社会的地域文化逐渐消亡，而各地域逐步趋向所谓“秦化”、“汉化”这一局面。

若就楚地而言，大致情形如下:

近年来，在秦统一六国过程中征服的楚国故地出土了数量众多、风格独特的战国文字资料。这种因其独特字形而被称为“楚系文字”的文字是为秦所征服的楚国的文字，这种文字在秦的统一过程中为秦系文字所排斥，长久埋藏在历史地层之中而不为人知。众所周知，在两千多年前墓葬中随葬的郭店楚简中，发现了现存最古老的《老子》文本，而上博楚简中则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思想文献典籍，战国思想史研究因这些楚简的出土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观。然而，楚地出土的文字资料并非全为此类思想文献典籍。如战国中期楚墓所出土的包山简中就包含有大量司法审判的资料。

秦征服楚国之后，在楚都郢地置南郡(今湖北省江陵);秦亡之后，西汉复在该地置南郡。在秦南郡的墓葬中出土了战国之际秦国法制资料睡虎地秦简，西汉南郡的墓葬中出土了西汉初期法制资料张家山汉简。根据包山楚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等三种原始资料，我们可以对楚国中心地、秦占领下的秦化楚地，西汉重建的汉化楚地等楚国中心地域，进行秦文化、汉文化进入楚地，最终完成楚地汉化各阶段的历时性考察^[2]。其中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奏谳书》，是考察楚地秦化、汉化，特别是汉化的重要资料。为此，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协同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荆州博物馆，利用红外线成像系统对原简进行重新摄影，并编辑整理新释文，附加新注释。这一成果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3]。战国时代楚国固有的法制资料(包山楚简)、秦汉统治之下睡虎地秦简与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使我们得以通过法制这一视角对楚地之秦化、汉化的过程进行检讨。

相比之下，先秦时代的四川则十分遗憾，缺乏类似楚地出土的文字资料，其考察只能依赖于考古资料。尽管如此，将并不十分充分的文献史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增考古资料有机结合，也可作出如下推论: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秦逾越其固有领土，首先实行占领与统治的地域即为巴蜀地区。然而巴蜀之地与“其民有先王遗风”^[4]的关中地域迥异，“巴、蜀、广汉本南夷也”^[5]，是总称为“南夷”的诸种族居住的地域。因此，即便于此地置郡，其统治亦不可与东方诸国相同，困难重重。然而占领、统治此地的经验和技巧，融入此后秦汉帝国的统治体制之中，并对日后中华帝国统治体制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6]。

随着秦汉帝国的成立，各地域相继编入版图，使得中央与地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更为广泛，并逐渐开始构筑起崭新的地域文化。这种秦汉帝国与地区文化之间的关系包含三个层次，即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展开的第一次情形，趋向消亡的第二次情形，进而重新构筑崭新的地域文化的第三次情形。以上这种多层性分析地域文化的方法，即我们所谓“四川模型”。

那么，上述“四川模型”在应用于楚文化的时候，除上文所述概括性内容以外，在具体层面上，还有哪些问题呢?

二、《卜筮祭祷简》所见楚文化

笔者曾关注楚简中的《卜筮祭祷简》。就包山楚简《卜筮祭祷简》的构成与系统机能，有专文作过详细体例分析^[7]。对于较包山楚简年代稍早的望山楚简《卜筮祭祷简》，笔者亦有论文进行考察^[8]。笔者认为，二者之间体例上并无本质差异。进而，对于《卜筮祭祷简》中目前年代最早的平夜文君墓楚简，笔者亦有论文进行检讨^[9]。平夜君成墓楚简年代稍早于天星观楚简，其内容为平夜君成在为期九年的疾病生活中，贞人们为其举行的疾病贞问记录、祭祷记录，以及平夜君成自己祈祷康愈的记录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简中看不到包山楚简、望山楚简等所见“岁贞”与“疾病贞”的区别，贞问之月除十一月外每月均有，而以七月、八月为多，且全为疾病贞内容。由此可以设想:包山楚简《卜筮祭祷简》所见体系性的构造与系统乃是吸收此前卜筮祭祷习俗而加以整理、统合的一个完成形态。换言之，《卜筮祭祷简》世界原本渊源于疾病贞，而随着楚国王权扩张的某一时期开始，贵族阶层介入其政治秩序之中，遂在此过程中开始出现岁贞。因此，岁贞未必全系私人贞问，它或许也充分具有王权意识(公开向王权表示恭顺之意)，是一种具有强烈官方色彩的、每年例行的仪式活动^[10]。而岁贞的出现则使得岁贞与疾病贞同时并存。正如陈伟先生指出的那样，包山楚简之中虽然同在四月举行岁贞与疾病贞，但二者内容均不相混同^[11]。这一将各自贞问进行明确区分的情形无疑是这一说法的最好旁证。因此，与战国楚国王权扩张的过程相呼应，卜筮祭祷的构造与系统也得以完成。

在这个意义上，楚简所见战国楚地卜筮祭祷习俗无疑可以视为我们讨论课题的“楚文化”实例之一。然而作为楚文化的卜筮祭祷习俗也随着其构成因素的分解而丧失了楚地的固有属性。例如，楚历以四月为岁首是基于当时六国通用的四分历的产物，但楚国并无四分历之外的其他历法存在。而卜筮祭祷中出现有多位贞人参加贞问，大致反映出楚地存在巫祝，以及盛行巫风之事实。毋庸赘言，巫祝并非楚地特有的现象，而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颇具特色的事实。这在《史记·封禅书》等文献中均有详细记载。因此，对卜筮祭祷习俗构成诸要素进行分解，便可还原构成中国古代社会共通的要素。然而，此类要素乃是以某一阶段、某一特定形态，特别是作为个性化的“楚文化”，呈现在我们面前。

为了说明上述将作为历法的楚历与作为地域文化的巫祝文化等要素有机组合为一定形态的卜筮祭祷文化，笔者引入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复合”(culture complex)这一概念。即，原本未必与王权相关的文化要素，伴随着王权的扩张，开始进行相应的组合调整，重新构筑出所谓“文化复合”。易言之，原本始于卜瘳习俗的疾病贞与岁贞组合，诞生出“卜筮祭祷”这一楚地固有的文化，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楚王权的扩张。平夜君成墓楚简至包山楚简的这一发展过程与战国中期以后楚王权扩张同时并行。楚国王权的扩张使得贵族阶层亦纳入楚国政治秩序之中，最终出现包山楚简中所见卜筮祭祷习俗的完成形态。

三、《柬大王泊旱》所见楚文化

然而，问题在于并不能径将楚简中所记录的习俗与文化直接视为所谓“楚文化”。典型的例子可列举上博楚简的《柬大王泊旱》篇。该简叙述较平夜君成墓楚简年代更早的第30代楚王——楚简王(前431～前408年在位)的相关故事。虽然对竹简的排列顺序有不少争议，且简文字形与字句也颇难作解，然而其内容仍可大致归纳为:楚国遭遇大旱之际，楚简王挺身“乞雨”，感动上帝，三日之后沛然降雨。关于此简内容，笔者曾有专文讨论^[12]。其要旨如下:以楚系文字书写的该篇文字，尽管所述为楚王故事，然而其记述动机则与《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篇》所见殷之汤王(成汤)、《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所见齐景公等故事基本相同。因而难以从中窥见楚之地域性特点。因此我们倒不如将此简内容看作以此前的乞雨故事为背景，改造加工而成为楚简王之事情。

陈伟先生曾指出，通过分析上博楚简的《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隼》、《柬大王泊旱》三篇内容，可以确认这三篇竹书确属楚人所书，而文献性质近似《国语》^[13]。无疑，就三篇作品属性分类而言，陈伟先生所论诚是。但是就《柬大王泊旱》篇论，尽管它也为楚人所书写，但是其内容则未必为楚国所固有。

四、楚系文字所见楚文化

一般提及楚文化，学界多习惯借由中原地区视角来考察。如春秋时期楚君主自称蛮夷的故事，以及楚人使用某种特殊的语言，为此而创造出特殊的文字等。如滕壬生氏曾就楚系文字特征有如下论述^[14]:

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楚国自春秋以来就形成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战国时期，简帛文字逐渐居主导地位，而中、晩期，这些日常生活中通用的毛笔书写而成的手写体文字则直接影响铜器铭文的风格，具有浓厚的地域特点。表现在书写风格方面:字形趋于扁平、欹斜，笔势圆转流丽，横画多作昂起的弧形，一般落笔重而收笔轻，多有首粗尾细之感……表现在形体结构方面:结构歧异，笔画多变，符号繁杂特殊。以结构而言，楚系简帛文字中有许多特殊形体。

以上乃就楚系文字的字形特征所论述内容。然而赵学清氏则通过中原地区五国(齐、燕、韩、魏、赵)文字与楚系文字的比较分析，指出两者属同一文字体系^[15]。其实，无论楚简中毛笔的手写体文字如何独特，若将其文字分解为相应的单个要素(偏旁等)，再加以隶定，则基本与中原文字并无二致。大西克也氏则从古代汉语学角度出发指出:楚地语言接近中原，而秦语言则相对其他诸地域较为孤立^[16]。换言之，楚系文字作为文字类型，虽有滕壬生氏所指出之显著特征，但若分解其构成文字的诸要素，则其特征遂趋至消灭。由此看来，楚系文字是通过其文字构成诸要素间的关系，构成其特征。

五、九店楚简《日书》所见楚文化

楚怀王为张仪所欺骗，客死于秦之后，楚国的王权秩序急速趋向崩溃。与此相应，卜筮祭祷习俗的世界也逐渐崩坏，而代之以《日书》。这种交替虽然尚未有确证，但大致看来实际上与卜筮祭祷简所象征的楚国王权在战国后期逐步衰退密切关联。

作为揭示出卜筮祭祷简与《日书》之间继承关系的资料，九店楚简《日书》引起众多学者关注。就此问题，最近笔者撰文加以讨论^[17]。其要旨如下:

九店楚简《日书》出自乙组墓578座中的56号墓。根据简报，乙组墓年代总体可分为4期7段，56号墓属于其中的4期6段，即相当于“战国晩期早段”^[18]，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日书》。《日书》中记录有向武夷祷告的内容(以下称《告武夷》篇)。整理者李家浩氏认为:其内容“记的大概是巫祝为病人祷告某神之子武夷，以祈求病人饮食如故”^[19]。然而对这一解释，学者之间尚有不同意见，这一讨论也与《卜筮祭祷简》如何发展成为《日书》的问题相关。

武夷在传世文献中所见者，最早当推《史记·封禅书》。其中所见武夷是方士向汉武帝上奏之际，出现在陈述祭祀太一神方术的语境之中。直接记述太一神与武夷之间关系的出土资料则有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太一将行”图》。该图绘在绢布之上，将神像分为上、中、下三层，各神像附有题记。其中中层所绘三神的题字如下:

武弟子、百刃毋敢起、独行莫

我□、百兵毋童(动)【天之】禁。

我虒裘、弓矢毋敢来。

李家浩氏指出:右端“武弟子”即读为“武夷子”;先秦至秦汉之际，武夷是所谓“避兵之神”^[20]。因而《告武夷》篇的武夷也当理解为“避兵之神”。

李家浩氏《告武夷》篇释文如下。

(归)飼(食)故□”。^[21]

关于简文内容，有如下考证论文:

李零:《古文字杂识(二则)》^[22];

陈松长:《九店楚简释读札记》^[23];

饶宗颐:《说九店楚简之武夷(君)与复山》^[24];

夏徳安:(Donald Harper)(陈松长译)《战国时代兵死者的祷辞》^[25];

李零:《读九店楚简》^[26];

周凤五:《九店楚简〈告武夷〉重探》^[27];

李家浩:《包山楚简“”字及其相关之字》^[28];

李家浩:《九店楚简“告武夷”研究》^[29]。

兹参照以上诸论文，略去考证过程，将笔者解释略述如下:

【啊!】敢告□之子武夷:“尔居复山之麓、不周之野，天帝告尔无事(一如既往)、命尔司兵死者。今日某将欲饮食，乃将其自妻□处所得此聂币、芳粮赠汝，藉此使某犊(不详，祭祀名?)于武夷之所。(武夷)君今夕受此聂币、芳粮，乃令某魂归来，饮食如故。”

上述译文中之“令某魂归来，饮食如故”，从李家浩氏解释。李家浩氏注意到简末“来归”句与《楚辞·大招篇》之“魂乎归徕、以娱昔只”、《招魂篇》之“魂兮归来”等字句十分类似，因而将简文的“来归”释为招魂之招辞、即巫祝呼唤病人离散之魂(某)的词语^[30]。李家浩氏这一见解，虽然在个别语句的解释上尚有问题(如关于“某敢以其妻□妻女”之解释)，但指出了九店楚简《告武夷》篇乃巫祝招魂的祝祷之辞，是非常重要的。这就使得《卜筮祭祷简》与包括《告武夷》篇在内的九店楚简《日书》之间的继承关系得到具体确认。

笔者曾在《从卜筮祭祷简看“日书”的形成》一文中，借由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疾病占考察过包山楚简《卜筮祭祷简》与《日书》的继承关系^[31]。包山楚简《卜筮祭祷简》占辞中有云:

……苛光以长恻为左尹卲它贞，“以其下心而疾，少气”。【占之】，“恆貞吉。庚、辛又(有)间，病速瘥，不逗於陽、同祱”。

而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病》篇(第69简正二)有云:

甲乙有疾，父母为祟，得之于肉，从东方来，裹以桼(漆)器。戊己病，庚有【间】，辛酢。若不【酢】，烦居东方，岁在东方，青色死。

同书乙种《有疾》篇(第183简)有云:

丙丁有疾，王父为姓(眚)，得赤肉、雄鸡、酒，庚辛病，壬间，癸酢，烦及岁皆在南方，其人赤色，死火日。

此类占辞皆据五行学说揭示出其中发病日、病因、再发日、病况转好状态之间隔日(庚有【间】)以及报祭之酢日、不行祭祀之际的烦、岁方位等之间的关系。《日书》之卜瘳继承了《卜筮祭祷简》中上述相关内容。

包山楚简卜筮祭祷简中的“庚、辛有间”，李家浩氏解释说:“苛光施以筮占的前317年11月己酉日的第二日之庚戌日、或第三日之辛亥日。”此后杨华氏更从较包山楚简年代稍早的望山楚简《卜筮祭祷简》中，列举出如下记述:

疾丙·丁有(瘳)，辛。(第66简)

己未又有间，辛、壬瘥。(第67简)

乙、丙少【瘳】。(第68简)

壬、癸大有翏(瘳)。(第69简)

间，庚申。(第70简)

杨华氏指出，在包山楚简与望山楚简中，均有利用《日书》的病占记录^[32]。他还对笔者认为《日书》乃自《卜筮祭祷简》形成，

其成立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乃是建除家的看法^[33]，提出反驳。虽然《卜筮祭祷简》的占卜是同时使用龟卜与易占，系各家一致的见解，但是是否确实如杨华氏所言其中也有使用《日书》的情形，笔者则认为尚有许多疑问。

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五行学说。这是《日书》中最为重要的占法原理。下文略就目前最早的《日书》九店楚简《日书》中的五行学说加以考察。

九店楚简第二组中的《日书》可分为(二)至(一四)，共13组。陈伟先生依据原报告释文，将其内容定名分为:《建竷》、《结阳》、《四时十干宜忌》、《六甲宜忌》、《遇》、《十二支宜忌》、《四时方位宜忌》、《岁》、《内月》、《朔》、《衣》等11部分。其中《四时十干宜忌》(第37简上至第40简上)内容如下:

【凡春三月】，甲、乙、丙、丁不吉，壬、癸吉，庚、辛城日。【凡夏三月】，丙、丁、庚、辛不吉，甲、乙吉，壬、癸城日。凡秋三月，庚、辛、壬、癸不吉，丙、丁吉，甲、乙城日。凡冬三月，壬、癸、甲、乙不吉，庚、辛吉，丙、丁城日。

陈伟先生复据五行学说，将以上内容整理如下表^[34]:

据此，将以上排列作为五行观念又作如下说明:四时与天干相配的情形，若二者相同则为“不吉”(第一段);前者生后者亦为“不吉”(第二段);后者生前者则“吉”(第三段)。两者相胜则为成(第四段)。又，夏之庚辛与秋之丙丁并无相生关系，这是因为尚未出现以“土”为中介，径将“火生土”→“土生金”作“火生金”而致。是以五行相生、相胜的原理是本篇占法原理依据。

诚然，根据陈伟先生所作图表，或不难从中看出五行相生、相胜要素。但是，春、夏与秋、冬在“城(成)”的相胜关系上各自相逆。且正如陈伟先生所指出，夏之庚辛、秋之丙丁本身并不存在相胜关系，这是因占辞中并不存在五行排列中“土”的相应内容所致。并且九店楚简《日书》中可能与五行学说相关联的占辞只有《四时十干宜忌》一篇。这种记述同时也显示出，九店楚简《日书》中的五行学说尚未发展至成熟阶段。而与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大量占辞，并依据纵横无尽的五行学说展开的情形，二者对比鲜明。或可见九店楚简《日书》乃《日书》成立不久的早期阶段产物。因此，杨华氏所认为《卜筮祭祷简》占卜之中已经有使用《日书》的解释，从《日书》的成立过程来看，亦颇为困难。

以上就《日书》如何从此前楚地社会习俗的卜筮祭祷发展形成这一问题，通过对目前年代最早的《日书》——九店楚简《日书》中的《告武夷》篇所作的考察，结果可以认为，参照《楚辞》内容，可知《卜筮祭祷简》中招魂仪礼的习俗为九店楚简《日书》中《告武夷》篇所继承。

六、代结语——与孔家坡汉简《日书》相关联

随着战国后期楚国王权的衰退，《卜筮祭祷简》世界也走向崩溃，《日书》逐渐取而代之。这一过程中所成立的《日书》，至战国后期睡虎地秦简《日书》阶段，更以五行学说为中心，广泛利用各种占法原理。这大致可以看作《日书》自身发展的阶段。秦代《日书》相继有湖北省江陵县王家台、江陵县岳山、甘肃省天水放马滩等出土，进入西汉则有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随州市孔家坡、湖南省沅陵县虎溪山、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等陆续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出土地点集中于秦本土以及秦占领下的秦汉时代的楚地。换言之，原本在楚地由卜筮祭祷习俗而产生、作为地域文化的《日书》文化，在楚国灭亡之后依然存在。特别重要的是，西汉景帝时入葬的孔家坡8号汉墓出土的《日书》^[35]，有以下等篇名(部分为编者命名)。

建除、伐木日、金銭良日、星官、徙时、□生、临日、归行、到室、亡日、离日、禹须臾行日、见人、禹须臾所以见人日、嫁女、牝牡月、牝牡日、裁衣、入官、直心、四季日、鸡、豕、屏圂、杀日、直室门、死失图、报日、有疾、日时、盗日、人字、忌日、始穜( 种) 。

这些内容与战国后期睡虎地秦简《日书》非常相似，为《日书》历经如何之发展，并为汉代所继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因此，楚国为秦国灭亡之前或稍后，在楚国所产生的“日书”文化，其后在秦汉帝国郡县统治之下如何展开这一问题，与南郡地域统治体制变迁(楚→秦→西汉)的定点考察相同，具有分析的可能。

(刁小龙　译)

【注释】

[1]本文是作者2007年3月6日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所作的学术报告。

[2]参看拙稿《再论“秦的领域扩大与国际秩序的形成”——以所谓“秦化”为中心》，《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报》第2号，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2003年，第150～163页。

[3]编者按:由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的《〈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已于2007年8月出版。

[4]《汉书·地理志》。

[5]《汉书·地理志》。

[6]参看拙稿《秦的巴蜀支配和法制、郡县制》，早稻田大学亚洲地域文化活用研究中心编《亚洲地域文化学的构筑——21世纪COE项目研究集成》，雄山阁，2006年，第24～52页。

[7]《包山楚简“卜筮祭祷简”的构造和系统》，《东洋史研究》第59卷第4号，2001年。此论文已承陈伟先生翻译为中文，载《人文论丛》2001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望山楚简“卜筮祭祷简”的基础性研究》，福井文雅博士古稀·退职纪念论集刊行会编:《福井文雅博士古稀记念论集·亚洲文化的思想和仪礼》，春秋社，2005年。

[9]《平夜君成楚简“卜筮祭祷简”初探——战国楚的祭祀仪礼》，《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报》第3号，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2005年。

[10]参看拙稿《“卜筮祭祷简”所见战国楚的王权与世族、封君》，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405页。

[11]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163页。

[12]《楚文化圈所见卜筮祭祷习俗——以上博楚简〈柬大王泊旱〉为中心》，《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报》第4号，2006年。广濑薰雄、曹峰译《楚文化圈所见卜筮祭祷习俗——以上博楚简〈柬大王泊旱〉为中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3]陈伟:《关于上博楚简〈昭王毁室〉等三篇的作者和作品的性质》，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编《长江流域和巴蜀、楚的地域文化》，雄山阁，2006年。

[14]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序言第16～17页。

[15]赵学清:《战国东方五国文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6]大西克也:《战国时代的文字和语言——以秦和楚的差异为中心》，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编《长江流域和巴蜀、楚的地域文化》所收，雄山阁，2006年。

[17]《从九店楚简〈告武夷〉篇看〈日书〉之成立》，纪念论集刊行会编:《福井重雅先生古稀、退职纪念论集——古代东亚的社会与文化》，汲古书院，2007年。

[18]参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页。

[1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4页。

[20]李家浩:《论〈太一辟兵图〉》，收录于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0页。

[22]《第三届国际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7年。

[23]《第三届国际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7年。

[24]《文物》1997年第6期。

[25]中国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研究译丛》第2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6]《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后改题为《九店楚简〈日书〉》，再收录于同氏著《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2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湾)第72本第4分，2001年。

[28]李家浩:《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9]李家浩:《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0]《从九店楚简〈告武夷〉篇看〈日书〉之成立》，纪念论集刊行会编:《福井重雅先生古稀、退职纪念论集——古代东亚的社会与文化》，汲古书院，2007年。

[31]《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文论丛》特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2]杨华:《出土日书与楚地的疾病占卜》，《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33]拙稿:《试论由建除所见〈日书〉的成立过程》，《中国:社会和文化》第16号，2001年。

[34]陈伟:《九店楚日书校读及其相关问题》，《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