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特殊的翻译类型

无本回译作为一种特殊翻译类型，是王宏印教授在对小说Moment in Peking及其汉译的特殊性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的一种新的翻译类型。它从理论上对异语写作带来的特殊翻译类型进行了理论命名，澄清了学界对此类翻译现象的不同说法。本节在对无本回译进行概念界定的同时，对其普遍性和层级划分进行论述，区分了易于混淆的相关概念，例如回译、古本复原和伪译。

一、概念区分与无本回译的界定

国内学者注意到林语堂小说Moment in Peking汉译的特殊性，称之为特殊的“回译”，非常接近无本回译的理论概念，但是没有从理论命名上加以彻底解决。然而，无本回译不同于普通的回译概念，具体二者存在着怎样的差异，首先从二者的概念上谈起。

1.概念区分：回译

回译（back translation），又可称为翻译还原，是一个普通翻译学的概念。西方学者对于回译的研究，其主流方向从Shuttleworth & Cowie所编写的《翻译学词典》中的“回译”词条可以看出一个大概。该词条指出，回译是译文译回原文的过程。西方学者往往采取直译式的回译方法来研究双语之间的结构和概念之间的差异，直译程度随需要研究的对象而定（王建国，2005：78）。

国内学者冯庆华教授对回译的界定，“所谓回译，就是对译文进行再次翻译，把自己或别人的译文翻回原文。这种翻译方法在英语里被称为‘back translation’。我们可以通过回译来检验译文的准确性。”（冯庆华，2002：469）这与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其《翻译教程》中提出的回译检验（Back-Translation Test/BTT）相一致。王正良博士认为回译“指的是将他人的译语文本再翻译回归源语文本的过程”（2006：20）。王宏印教授认为“回译就是把原作的一种译本从译入语再翻译回来，让它以译出语原语的形态重现”（2001：475）。

从以上的界定可以看出，回译（以汉英翻译为例）涉及三个文本：汉语原文本、英语译文本1（原译）、汉语译文本2（回译文本）；两个翻译过程：原文本到译文本1的翻译过程，以及译文本1到译文本2的回译过程（图1、图2）。这些界定的区别在于是回到原文本还是回到译出语原语。根据翻译的不可逆转性，回译后的译文本是不可能返回到原文，而是只能回到原文和译文中间的某个地方。因此，回到原文的回译，作为检验直译的效度和译文的质量来说，这只是字句层面上的或者说是局部性的回译；那么，回到原语的回译概念要比回到原文的回译概念大，通常可以再现艺术完整性的原译 本。

王宏印教授在其专著《文学翻译批评论稿》（第二版）中把回译分为检验性回译和研究性回译以探讨评价回译的质量问题（2010：221）。检验性回译（back translation for testing）（图1）完全是为了回到原文，以检验原译的翻译质量问题，根据翻译过程的单向性，这种回译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

图1 检验性回译示意图

研究性回译（back translation for research）（图2）则是“为了进行尝试或实验，看其在回译实践中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理论上应当做什么样的解释和说明”（王宏印，2010：221）。研究性回译并不是要回到原文本，而是从原译出发向原语（回译入语）返回的归化过程，或者说是离开原译向原语（回译入语）的异化过程。包含着归化与异化于一身的回译文本（即图2中的译本2），同时包含着汉英两种语言的要素。该文本与汉语原文本是平行的关系，二者的比较研究，可以反观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翻译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变化、译者本身在翻译过程中参与的因素及其主体能动作用发挥的程度，以及原译即英文译本的质量问题，如王宏印教授回译的十首霍译、闵译《红楼梦》中的诗词曲（王宏印，2001：262，见《〈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总之，回译并非要回到原文，而是通过回译试图解开翻译过程的密码。

图2 研究性回译示意图

然而，从以上对回译涉及要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把Moment in Peking的汉译仅仅看作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回译是不准确的。因为Moment in Peking没有任何物质化的固定的原文本，也没有经历典型的从原文本到译文本1的翻译过程，既不属于检验性回译，也不属于研究性回译。那么，究竟应该把它归入何种翻译类型呢？

对此葛校琴在对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创作与翻译的文本错觉入手，认为小说汉译不属于回译，理由是“回译预设了一个原文本的存在，且该文本已经被译成外语，回译就是将该译本译回源语”。（葛校琴，2008：339）Moment in Peking既非原文本也非译文本，因此它的汉译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回译。葛校琴在对小说原著与张振玉译本《京华烟云》分析的基础上，进而提出这是一种新的“回译”，具体认识引录如下：

“从Moment in Peking到《京华烟云》是一种新的‘回译’现象。这种‘回译’不同于传统回译之处是其原文本的‘多原文本’性，由于依据的原文本众多，其‘多原文本’性甚至可以包括原语的整个文化内容。通常翻译的原文本为一个‘自然文本’，而林氏原著却是一个‘非自然本文’，其翻译是回到‘自然文本’状态，因此成为一种新的‘回译’。这种‘回译’是文本内容或文化的回归或‘回家’，在文本、句式、词汇等诸多方面因此出现大量的对等或切近的对等。这样的‘回译’也是对译者本国语言表达能力和本国社会文化历史等各方面学识的严峻考验。”（葛校琴，2008：343—344）

葛校琴对这种特殊“回译”现象的认识比较准确，尤其是对小说原著的写成所依赖的“多原文本性”认识较为独到。也就是说，小说原著依据众多中国文化文本写成，甚至可以包括整个中国文化内容。这样其翻译就是要回归中国文化文本，而非回归已经存在的物质化的文本，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回译”。对于这种特殊的“回译”，如何从理论上命名，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葛文最终没有命名，只是在文章最后提到赵毅衡的一段话：

“赵毅衡言，林语堂书（指Moment in Peking）中，涉及（我国）路人皆知的中国社会情况和一挑即明的本国风俗人情，都一一说来，使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可见该书是为英美读者所写。那么反过来审视，张译在翻译中所做的改动，又何不是为中国读者而为呢？这已经超越了语言学层次的‘回译’，是否可以成为‘文化的回译’，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葛校琴，2008：343—344）

对这种特殊的“回译”进行命名、并作出理论表述的是王宏印教授。他对于这种特殊的异语写作带来的特殊的翻译现象，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并把这种非典型的并无同一语言原本的回译称为“无本回译”（rootless back translation），以概括描述这种更为复杂而难以归类的文学翻译现象。实际上，葛校琴和赵毅衡教授对Moment in Peking及其翻译属于特殊“回译”的理论探讨，已经非常接近“无本回译”的概念，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无本回译的界 定。

2.无本回译的界定

在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术语中，无本回译这一术语是这样界定的：

“林语堂在上世纪30年代在国外创作的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如今有了三个汉语译本，一般译为《京华烟云》（或《瞬息京华》）。本来这部小说是以中国文化和老北京的生活为题材和内容的，但其原文则是用英语写作的。这种翻译成汉语的返回只是文化上的返回，而不是语言的返回，所以称为‘无本回译’，即在语言上不存在以原作为依据的回译。”（王宏印，2009：236）

或者还可以这样来表 述：

“如果我们把用一种语言描写本族文化的内容的书写称为‘原语书写’，那么用另外一种外语描写本族文学场景的则可以称为‘异语书写’，由此产生翻译上的回译，就是‘异语回译’。如果把朝向原文的回译称之为‘有根回译’，那么我们把这种非典型的并无同一语言原本的回译姑且称为‘无本回译’。其典型作品便是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的小说Moment in Peking（常译为《京华烟云》）及其汉语翻译。”（王宏印，2009：173）

显然，“无本回译”这个术语是从小说Moment in Peking及其汉译这一特殊个案上概括出的，这里有必要再次讨论一下小说语言能指与文化所指的统一与错位问题。一般而言，文学创作在通常情况下是用本族语反映本族文化，即语言能指与文化所指相一致，这样能取得最佳的效果。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大量的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官职名、机构名、报刊名等。这些专名通常涵盖广阔的语源或深层的典故，负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词义容量较大，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然而，在林语堂这部旨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的小说中，很多专有名词涉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等中国内容，带有很多的中国元素，这就造成了语言与文化的分离现象。在翻译成汉语时，中国文化内容在经过英语世界之后返回其语言形态，必须要与专有文化名词如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等中国文化内容相吻合。即，在中国文化内容回归汉语的过程中，要朝着中国文化文本方向翻译过来，而不是像通常的回译那样，朝向原文本靠拢。因为无本回译是没有“原译”的回译，没有汉语原文本作为回译文本的参照，只能依靠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旧北京风土人情的熟悉与对作者思想见解的认识与研究，朝向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设想的“原文本”方向努力。按照解构主义的文本观点，作品产生后作者死了，作品的意义处于延异之中，作者的原意无法把握。但是林语堂用英文创作中国体裁的小说是一种“写作+部分翻译”的创作，是一种“潜势翻译”，决定了其原著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和汉语思维的痕迹，而这给译者提供了绝妙的复原线索，成为译者努力的方向和回译之“据”。

从Moment in Peking的三个汉译本看，译者均自觉地朝着中国文化文本的方向努力。虽然复原的程度与效果各异，但与原文本一起共同构成中国文化文本的子文本。对于Moment in Peking及其无本回译的三个汉语译本，可以以图表示。图3是Moment in Peking的无本回译示意图，虚线部分是非物质化意义上存在的部分。其中的三个译本郑陀、应元杰合译本、张振玉译本和郁飞译本，都是向中国文化内容的回归（当然也不排除语言上的异化成分），而不是在语言层次上回归汉语文本，因为语言上并无物质化的汉语文本存在，因此称之为无本回译。

图3 无本回译示意图

二、无本回译的普遍性

如果说上面无本回译的界定及其图示表示，均以林语堂的Moment in Peking及其三个汉语译本为例，仅仅一个个案似乎很难说明无本回译理论的普遍性。一个理论只有具有普遍性，能够说明一类现象，才具有生命力。实际上，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存在着不少类似于Moment in Peking这种异语写作本族语文化内容的文学作品，它们在被翻译回本族语时均属于无本回译。

首先，还是以英文创作的中国题材为例。林语堂的英文作品除Moment in Peking之外，其他文学作品如Leaf in the Storm（《风声鹤唳》），The Vermilion Gate（《朱门》）与Moment in Peking一起合称为林语堂三部曲，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反映了作者的人生和文化理想。其中《风声鹤唳》是《京华烟云》的续篇或姊妹篇，二者在情节和人物上有一定的联系。小说主要围绕《京华烟云》中第三代人在抗日战争背景下的爱恨情仇展开故事情节。《朱门》人物虽为虚构，但其故事背景均有史实依据。此外，林语堂的其他长篇小说如The Red Peony（《红牡丹》），Juniper Loa（《赖柏英》）等也是中国题材。除了文学作品之外，林语堂的人物传记作品，如Lady Wu（《武则天正传》），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苏东坡传》），均为中国历史人物传记。作者根据史实记载，并加以文学想象力创作而成，其中涉及诸多人名、地名、官名、引用诗文等，从人物到故事、场景均为中国元素。这些作品移植回国，属于无本回译。虽然没有固定的物态的“原文本”作为回译参照，但是中国历史文化文本始终是译者回译时的参照因素。汉译本必须符合中国历史事实和风土人情，语言必须为地道的汉语，典型的中国人物尤其是古代人物不能说出不中不西的洋话，语言文体应符合当时的语言背景。

中国文学作品除了林语堂英文作品的汉译属于无本回译之外，其他中国人的英文创作，例如杨宪益先生的英文自传White Tiger：An Autobiography of Yang Xianyi，由薛鸿时翻译成中文，书名为《漏船载酒忆当年》。温源宁主编的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不够知己》），是一本由四十三篇短文合成的一个人物速写集，刻画了现代中国学界重要人物形象，其中包括吴宓、胡适、冯友兰、辜鸿铭、冯玉祥、徐志摩等。书中的人物小传为如讥如讽的素描或漫画式，除一篇为读者所撰之外，其余皆为温源宁所著，可以说温源宁是该书的英文作者和编者。该速写集的书名——《不够知己》，是钱锺书为这个英文原版撰写书评时翻译命名的，其中的文章由江枫译为中文。个别人物速写有多个译本，如Mr.Wu Mi—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一文，黄世坦和林语堂都曾翻译过，篇名分别译为“吴宓先生其人——一位学者和博雅之士”和“吴宓”。这些中国人撰写的关于自己或他人的英文传记，其中的人物、轶事、背景均属于中国体裁，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特别之处是采用的语言为英语而非汉语，这些内容回归汉语的过程同样属于无本回译。

类似的人物传记还有，林太乙撰写的《我的父亲林语堂》，由宁先绪编译自美国《读者文摘》，一九九一年第二期。宋庆龄用英文写作的关于孙中山的传记，也被翻译成中文。诸如此类的描述中国人物和反映中国文化内容的英文作品在翻译成汉语时，都属于无本回译的范畴。

此外，除了用异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之外，用异语写作的关于中国文学、文化、哲学等方面的学术著作也属于无本回译之列，例如，冯友兰撰写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夏志清用英文写作的（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中国古典小说》、（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国现代小说史》，江亢虎（1883—1954）的英文著作（On Chinese Studies）《中国学术研究》，胡适的英文作品（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先秦名学史》、（Chinese Thought）《中国思想》等侧重于介绍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现代走向的学术作品，等等。这些英文作品在返回它们的语言载体——汉语语言形态时，与异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一样都是无本回译。即，没有语言层面上的汉语原文本存在意义上的回译，但又都是朝向中国文化文本方向转换而来，尽可能地靠近中国文化的本来面貌。

以上是异语创作的中国内容作品的无本回译问题。如果说这仅局限于中国作家描写中国题材的话，那么世界文学中也存在同类的作品，例如，冈仓天心（Okakura Kakuzo）（1863—1913），日本近代文明启蒙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与林语堂一样致力于向西方宣传东方，尤其是日本文化。作者晚年在欧美做巡回讲座，针对美国和欧洲的大众直接用英文写作并出版了三部散文集：（The Ideals of the East）《东方的理想》，《日本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Japan），（The Book of Tea）《茶书》，这些作品后来被译成日文。冈仓天心的经历与林语堂的相似之处是，他也曾定居欧美多年，学习并掌握了英语，同样是出于介绍和弘扬本国文化的初衷，针对西方读者用英文直接创作。这种用英文创作的日本题材的作品在返回日语时，在翻译类型上同样也属于无本回译。

由此可见，这种异语创作本国文化内容的现象在世界文学上是普遍的，那么，这种异语写作在被翻译成本国语时的无本回译同样也具有普遍性，如此一来这种翻译类型的普遍性是显而易见 的。

三、无本回译的层级划分

如果说语言能指与文化所指错位的文学文化作品，其文化返回本族语的过程属于无本回译，即异语创作本族语文化内容的翻译属于无本回译，那么下列情况是否相同呢？以非汉语创作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为例，中国的双语作家、海外华裔作家和外国作家、汉学家等以中国题材为内容，创作英语或者其他语种的文学作品，这些中国文化内容的作品再被翻译成汉语是否同属于无本回译呢？还是这三种类型的翻译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下面将展开详细探讨。

1.中国双语作家

中国的双语作家，以林语堂为代表，具有扎实的中英文语言功底，国学底子深厚，同时因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又具有世界文化视野。其深厚的中国根基与沁入骨髓的中国文化情结，驱使着他们用英文创作中国题材的文学和文化作品，旨在向世界弘扬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因此，这些作家的文化认同和身份立场是不言自明的。其目的不是着力于揭露中国文化的劣根，或者单纯地满足西方读者对地处远东的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猎奇心理，而是在照顾到西方读者的接受心理的前提下，如实反映中国文化或者介绍中国文化的精髓，向西方输出中国文化，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古老的中国。

那么，中国双语作家的英文作品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即使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那些曾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具有中西双重世界的生活经历，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尤甚。然而，他们对中国文化持有自然体认和肯定的一贯态度。他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切实的和本质的归属感，其文化身份与民族身份、国籍身份保持一致。如此一来，中国双语作家创作的反映中国题材的外语作品，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这块肥沃的土壤之中。其作品中体现出的中国文化比较正宗，不刻意做美化或丑化之能事，因此也极少或者没有文化歪曲或曲解现象的发生。

例如，林语堂虽然从小接受西式教育，成年后又长期旅居海外，却怀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情结，其身份和文化认同依然是中华子孙和中国文化。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王兆胜曾做过专门的探讨，比如林语堂与儒家文化思想、与道家文化精神、与中国古典小说、与《红楼梦》、与北京文化、与明清小品等等，这充分说明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认同。也就是说，林语堂的英文作品深深植根于作者所认同的中国文化之中。其创作的Moment in Peking，虽然属于现代小说，却具有中国古典小说的诸多特质。这说明作者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把古典小说创作艺术融化在其现代小说的创作中。除了小说艺术技巧汲取中国古典文学的养分之外，内容上以中国道家思想贯穿之，以中国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为血肉，成就了这部闻名世界的文化小说。具体说来，就是以《红楼梦》为原本，以道家思想为笼络，加以他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如儒家思想等，这也正是林语堂的好友周黎庵所总结的公式：“林语堂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红楼梦+庄子+其他”（郑陀、应元杰译，2010：1004）。林语堂崇拜老庄哲学并以老庄信徒自许，他对道家文化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热情进行研讨并介绍给西方，对老庄的引述在林氏的其他作品中也随处可见。

总之，Moment in Peking“与那种站在中国之外，以旁观者身份介绍中国的书有了实质性差异。它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而是一本地道的中国书”（李勇，2005：178）。

从以上对作家林语堂及其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分析，此类作家作品具有的特点如下 ：

（1）作者具有扎实和深厚的国学根基，其文化身份、民族身份和国籍身份完全一致或基本一致，文化心理认同和文化身份归属上落脚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2）其作品属于异语创作，作品内容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如实反映（有时甚至美化）中国文化内容，介绍给西方读者，弘扬中国文化。

（3）异语创作的作品被翻译成汉语时，属于语言上没有“原文本”的无本回译，但是无论是原作和译作都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中国双语作家用外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被翻译成汉语时，应始终向中国文化文本靠拢，并且原作和译作所包含的文化渊源较深。

总之，中国双语作家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感情真挚而深厚，并且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很难改变，这种文化渊源深深地植入其异语创作的中国题材的作品之中。

2.海外华裔作家

海外华裔作家一般是寓居海外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他们与自己的父辈，即第一代移民，在观念上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中西文化差异的较量。第一代海外移民早年有着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对中国文化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虽然移居海外，却依然怀有较深的中国情结。然而，他们的后代在国外出生、长大、接受教育，虽然生活在华人的家庭中，并经常听到父辈谈起有关中国的情况。但是，因为没有切身的体验，很难完全理解和领悟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涵和精髓。他们用英文创作的关于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虽然涉及中国风俗文化，却是间接得到的素材，并在此基础上加上自己对中国的想象，难免出现歪曲和失真的地方。另一方面，海外华裔作家用非汉语创作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未必是出于弘扬中国文化的目的，而是利用对族裔文化资源的优势，创作出美国族裔文学作品，以摆脱自身群体边缘人的文化身份，发出华裔之声，跻身当地主流文化。

关于华裔作家间接感知中国文化，这里以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汤亭亭等为例。她们都是华人后裔，对中国文化并没有实际的感知经验。其获知中国文化的途径大致有三种，一是来自父辈讲述的中国历史、风俗人情、文学传统等，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而领略到一些中国文化；二是在华人社区共同的生活体验，感受到华人所表现出的中国观念和中国习惯，依然带有中国思维与行事方式；三是阅读经过翻译或者撰写的中国文化作品，例如林语堂所翻译或创作的英文作品。由此看来，华裔作家对中国文化的间接认知不可能太深刻，其作品对中国文化的传递也无法做到十分准确到位。

尽管如此，海外华裔从族群和文化上与中国传统有着不可割断的血缘关系。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每个人都归属于一种传统，这一传统包含了种族、文化等不同的成分，正所谓“血浓于水”（胡勇，2003：182）。然而，身处异国尤其是西方白人社会的中国海外移民后裔，被排斥于西方主流文化之外，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华裔的文化身份与心理归属也异常尴尬，他们一方面想跻身主流社会并为之认可，另一方面被边缘化以及与中国传统千丝万缕的关系的现实，使得他们不得不寻找自己的文化渊源，并以此作为题材进行创作，利用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寻求更大的现实利益。在华裔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文化寻根成为重要主题之一，以此来寻找和确认自我在现实和精神上的归属。然而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例如儒家伦理道德，并不完全认可，常持有批判的眼光。而且，身处西方白人社会并以之为读者对象，其作品中难免存在取悦西方读者的倾向，这也是他们实现为西方社会所接受和认同的一种策略。

由此可见，（1）华裔作家的中国文化渊源不深，仅限于父辈的追述与自己的想象之中，那么，其作品反映的中国文化内容也不会深刻，并且有时会出现文化歪曲现象；（2）华裔作家对有着血缘关系的中国文化持有怀疑的态度，并不完全认同中国文化，但又不被美国主流文化所认可，因此，其文化归属也难以界定。这样，华裔作家虽然创作中国题材的英文作品，并且也被翻译成为汉语，其涉及的中国文化回归其本族语的语言形态，理论上这种翻译活动也属于无本回译之列，但是由于上述两点原因，这种无本回译的文化渊源较浅。

最后，讨论一下华裔作家和中国的双语作家之间存在的很大的差异。对此，赵毅衡先生曾作过探讨，他认为二者的民族性存在差 异：

“民族性有两种：一在基因层次，家传所得；一在体验层次，经历所得。任何侨民作家都有此二者，往往以其一为主。新移民作家，我称为客居作家，他们与华裔作家的区别，就在于‘用’什么语言长大。虽然他们现在用来写作的语言相同，但是他们成长过程用的语言不同，就自然留下语言所依存的文化印痕。在中文背景下长大的中国作家，比起在异国语中长大的中国作家，生活经验的中国民族品格，肯定浓厚一些。他们的中国性是体验而非家传。”（赵毅衡，2009：186—187）

简言之，对中国文化具有亲身体验的客居作家（中国双语作家不少在国外居住，例如林语堂），其民族性与华裔作家相比要浓厚得多。也就是说，客居作家的中国文化的认识和认同远远高于华裔作家，其中国文化渊源更深一些。赵毅衡接着指出：

“华裔作家写的是居住国的少数民族文学，而客居作家在文化上并没有真正‘归化’，他们的文字与经验品格，在作品中产生强烈张力，他们的创作往往是用英语写中国意识。”（赵毅衡，2009：187）

由此可见，华裔作家与客居作家在作品创作上体现的民族性和中国意识的差异就显而易见，赵毅衡对这两类作家作品的定性也很到位。

3.外国作家、汉学家等

外国作家、汉学家或者其他驻中国的官员、记者等外国人士，由于具有较长时间在中国居住生活的体验，同时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通过自己多年对中国现实和中国文化的关注，创作出一些文学作品和中国历史人物传记。这部分文学作品的内容属于典型的中国题材，但是因为他们对西方文化固有的优越感，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在中国的生活体验和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印象和见解，并在其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由于这些外国作者的教育背景、身份认同、文化归属等因素的限制，他们对中国现实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必然会经过西方作者有色眼镜的过滤，其作品中传递出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带有西方人思维和认识事物的方 式。

这类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例如赛珍珠（Pearl Buck）创作的《大地》，围绕着中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展开跨文化叙事。赛珍珠是美国传教士的女儿，幼时跟随父母在中国生活，学习汉语并习惯中国风俗。赛珍珠曾在中国居住长达三十年之久，对中国农民生活和中国文化十分熟悉，于是以之为题材创作了多部小说。其中《大地》于1932年获美国普利策奖，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享誉全球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创作了许多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因此，一些美国学者认为赛珍珠是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作家。然而，赛珍珠向西方介绍中国与林语堂并不相同。

赛珍珠创作《大地》的宗旨是努力展示一个客观的、真实的中国形象，但这种展示是从西方人的立场和观点上刻画的，其文化归属依然是西方白人文化。既然属于西方白人文化，就自然会流露出白人文化的优越感，这在其作品中也时有体现。而且，她自己也说：“当我用尚不成熟、过于理想化的眼光来看待我的中国世界时，我总感到焦躁不安，因为真正的文化精英并没有皈依基督教。”（赛珍珠，1991：131）她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认同由此可见一斑。20世纪50年代，赛珍珠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谈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作出抉择，赛珍珠说：“我必须选择自己的国家，现在美国人比中国人更需要我工作。”（转自施建伟，1992：150）可见，在中美之间，赛珍珠最终选择美国，由此也可以推断，赛氏自始至终还是以一个美国人的立场来观察中国和中国人的。

同样用英文写作中国题材作品的林语堂则不同，对于上述情况，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中国。其英文写作是在世界文化视野下，怀着向西方人介绍和弘扬中国文化、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创作动机进行创作，其身份和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文化。那么，林氏和赛氏在中国题材小说作品创作中的侧重与流露出的对中国文化的态度，自然就差异很大。既然二者的文化归属与文化认同不一样，那么，他们创作的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中国文化渊源就有深浅之别。他们的作品在返回汉语时虽然同属无本回译，但是这两类无本回译所包含的中国文化渊源的深浅不同，赛珍珠的中国题材作品的无本回译，所包含的中国文化渊源明显要浅于林语堂英文小说的无本回译。这种区别造成无本回译过程中具体翻译手段和策略的不同。既然赛珍珠的中国文化渊源较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识终归要受其西方文化立场和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其作品中反映的中国文化难免会与真正的中国文化存在出入，那么对于这种情况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如何处理？是原原本本地照实译出，还是有所改正，还是加注说明？这些是与林语堂英文作品无本回译的不同之处。

除外国作家创作的反映中国题材的异语作品之外，一些汉学家，如荷兰的高罗佩（Robert H.Van Gulik，1910—1967）用英文创作的《大唐狄公案》（A Judge Dee Mystery）根据唐朝狄仁杰的断案故事，融合西方侦探推理小说和中国公案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法于一体，涉及中国历史、民俗、律法等中国传统文化，展现了中国唐代社会历史的风俗画卷。该书由陈来元、胡明等人译为中文，文字古色古香，进退自如，很好地传达出其中的传统味道，堪称是翻译中的神品。类似的外国人士撰写的中国历史人物传记作品还有，濮兰德（J.O.P.Bland，1863—1945）所著《李鸿章传》（Li Hung-chang），以及他与白克豪斯（Sir Edmund Backhouse，1873—1944）合著的《慈禧外传》（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si）。濮兰德是与李鸿章同时代的英国作家和记者，曾被英国派驻中国海关，还曾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游历中国，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其中《李鸿章传》英文原版于1917年问世，近年国内出现两个译本，分别为张启耀和王纪卿所译。其他的还有，美国人黑尔博士（W.J.Hail）所著的《曾国藩传》（Tseng Kuo-fan）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贝尔斯（1897—？）所著《左宗棠传》（Tso Tsung-tang）等。这些中国题材的传记作品，其作者一般都有长期居住中国的生活经历，对中国历史文化较为熟悉或精通。当这些作品在被翻译成汉语时，也是一种无本回译，与上文论述的赛珍珠中国题材的英文小说汉译属于同一类 型。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双语作家如林语堂等出于向西方介绍和弘扬中国文化的目的进行创作；海外华裔作家以中国为题材创作以寻求在白人社会的发声，以对抗被边缘化的身份，寻求精神归属和主流社会文化的接受；而外国作者、汉学家等创作的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仅仅以中国题材为对象，不可能摆脱其文化传统和文化归属的局限。正如萨义德所说：“没有哪位学者，即使马西农这样的学者，能够抵挡他的民族或他所属的学术传统加在他身上的压力。”（王宇根译，2009：347）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的分析与论述可知，中国题材的非汉语文学作品回归汉语语言形态的过程，属于无本回译。无本回译虽然语言上没有固定的原文本可资参照，但是中国文化渊源始终是存在的，成为译者翻译时可以参考的文化文本。但是，由于作者不同的民族身份、文化身份以及文化认同与归属，作品原作及其译作所体现出中国文化渊源的深浅却是不一致的。中国文化的渊源从深到浅分别为：中国双语作家——海外华裔作家——外国作者、汉学家等。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初步得出无本回译的特点：

（1）无本回译的原文内容须为纯粹中国题材，而依据的是异语创作而进行的翻译活动。

（2）无本回译因作者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以及文化体验的差异，所朝向的中国文化文本有深浅之别。

（3）无本回译是语言上没有原本的回译，但循着中国文化文本，甚至循着中国双语作家汉语思维的痕迹，存在着复原原本的可能性。

最后，对于无本回译的层级划分作一点说明。外国人士用自己的母语创作关于中国文化、中国事物的作品，他们是否懂中文，是否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或访问活动，有没有参考过中文资料等，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识十分重要。因为亲身经验都未必能够全面了解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对于介绍中国来说与真实依然存在颇大的距离。如果没有以上经历，一些外国作家、学者等则可能参考英文资料，这种第二手书写资料有可能存在一些错误，那么此时这些作者只能将错就错，这样其作品与真实的中国存在更大的差距。由此，外国作者们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认识就参差不齐，其作品在中国内容真实性的反映上也存有差距。不只是外国作家存在这种情况，海外华裔作家也是如此，甚至是中国双语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程度上也存在差异。因此，以上对无本回译的层级划分只是大体上初步的划分。对于同一类型的作家内部，由于对中国文化认识的深刻程度存在差异性，其所具有的中国文化渊源深浅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再进行层次的划分。

此外，进行无本回译的译者须为本国译者，例如，汉译那些表现中国历史文化内容的外语作品，需要由中国译者来承担。但是，由于译者的国学与文化传统的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造成对原文中体现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与认知存在出入，从而影响对中国文化还原的准确性和深刻性。这样，从译者层面而言，译本体现出的中国文化渊源的深浅也存在差异，但是要对译者国学根基的深浅进行层级的界定却不太现实，本文也不予探讨。

四、无本回译与古本复原、伪译

无本回译不同于古本复原和伪译。无本回译是一种语言上原本缺失的回译，根据原著的文化内容朝向本族语文化的方向进行复原。这样，与另一种翻译类型——古本复原似乎存在着相似性。古本复原是从蒙古族的史学著作——《蒙古秘史》的翻译和复原这一特殊的翻译现象中，概括总结出的一种新的翻译类型。王宏印教授对此概念的界定如下：

“大体来说，古本复原类似于考古学上的器物复原，主要是通过拼凑组合现存片段和修复残本以恢复文物原来的外貌和品相，使之可以作为文化器物进行认识和鉴赏。……古本复原有两种，一种是古籍修复，一种是文献复原；前者通过黏合成型显示出原本风貌，后者通过文字翻译，提供了已经丧失了原本的可能存在的文本；前者是文物考古学的，后者是知识考古学的。”（王宏印，2010：228）

由此看来，古本复原是有过原本存在的，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从世上消失了，或许依然还有残篇的存在，译者根据其现存的译本以及残存的篇幅通过文字翻译复原其原貌。然而，无本回译自始至终都没有原本的存在，译者根据原文中本族语思维痕迹的存在和对本族语文化的描述，复原其本族语的原本。

另一方面，无本回译不是伪译，因为它经过明显的翻译过程，依照原著翻译而成，并且还要忠实于原著而不能有太大的出入。“伪译实际上并无原作，而且译者知道并无原作，只是创作假托译作罢了。而且伪译也不可能有翻译过程，或者只是一种虚构的创作过程。”（王宏印，2010：230）伪译是朝向读者方向的一种假托译作的极端现象，违背翻译的界定，虽然存在伪译现象，但不能与翻译混为一谈。总之，无本回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类型，而伪译根本不是翻译，这样二者的分别就显而易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