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与社会交游

（一）家庭与社会交游

19世纪上半叶，柯林武德的祖先通过勤奋劳作已获得了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首先要谈到萨缪尔·柯林武德（Samuel Collingwood，？—1841）。1868年，英国作家乔治·库克斯（George.V.Cox，1786—1875）出版了《牛津琐忆》一书，书中提及老萨缪尔·柯林武德，说他性情温和善良、学识渊博且不乏诙谐幽默，常常称第四任妻子为“第四版”，他多年主管牛津大学出版社，直到1838年才离任。另外，他也是一位技艺娴熟的印刷工，死后留下了大量财富。⁽³⁾老萨缪尔的女儿弗朗西斯·柯林武德（Frances Collingwood）嫁给了小萨缪尔·柯林武德（Samuel Collingwood），他是一位设计师和承包商。弗朗西斯·柯林武德婚后产下了威廉·柯林武德（William Collingwood，1819—1903），他是一位水彩艺术家，1851年，威廉·柯林武德在英格兰认识了玛丽·伊丽莎白·恩霍夫（Marie Elizabeth Imhoff），后者是一位瑞士阿尔邦公证员的女儿。他们结婚后生下了威廉·格萨姆·柯林武德（William Gershom Collingwood，1854—1932），在老威廉的教诲下，他自小游历了许多国家，1872年进入牛津大学念书，后成为颇具声望的作家、画家及考古学家，深受罗斯金（John Ruskin）与莫里斯（Willian Morris）的影响，且成为罗斯金的私人秘书及传记的编撰者，著有《罗斯金评传》（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Ruskin）；1883年，威廉·格萨姆·柯林武德与埃迪斯（Edith Mary Isaac，1857—1928）结婚，后者是一位艺术家和极具天赋的画家、音乐家。⁽⁴⁾柯林武德在《自传》里曾这般谈及她：“母亲弹得一手好钢琴，她通常在每天早餐之前弹奏一小时；有时晚上也弹”，⁽⁵⁾他母亲尤其喜欢弹奏贝多芬与肖邦的作品，尽管它们并不为柯林武德所钟爱。作为柯林武德家族单传的男嗣，他还有三个姐妹：大姐多萝西（Dorothy Collingwood又名Dora或Susan，1886—1964）是一名水彩画家，后嫁给牙医恩斯特·阿尔托尼安（Ernest Altounyan）；二姐芭芭拉（Barbara Collingwood，1887—1961）与柯林武德的关系最好，用弗雷德·恩格利斯（Fred Inglis）的话说，芭芭拉一直是柯林武德的知己（confidante）与庇护者（refuge）；⁽⁶⁾芭芭拉擅长雕塑，后嫁于地质学家奥斯卡·杰诺斯皮尔乌斯（Oscar T.Gnosspelius，1878—1953）；小妹乌苏拉（Ursula Collingwood，1891？—），后嫁给了劳拉德·希尔比（Revd R.B.Luard Selby），她像其母亲一样是位微图画家、艺术教师和助产士。⁽⁷⁾显然，柯林武德家族颇为重视后代的个性发展，尤其关注个体艺术才能的教养，浸润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价值观。

在培养艺术才赋之外，柯林武德家族亦关注个体智识的全面训练。1889年2月22日，柯林武德降生到这个家族，出生地在英国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坎布里亚（Cartmel），位于温德梅尔（Windermere）的南端。早年，柯林武德在家接受教育直至13岁，浓郁的学术氛围唤醒了他那颗早慧的求知心灵，加之幼承庭训，4岁习拉丁文、6岁学希腊语以及古代、现代历史。这种古典教育为柯林武德后来走上学术之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据柯林武德的回忆，8岁那年由于好奇心的驱遣，他阅读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震惊之余因理解不了康德而难以释怀；9岁那年在朋友家发现并阅读了笛卡儿的《哲学原理》。柯林武德较早对绘画、诗歌、散文、抒情小品和史诗皆深怀兴趣；还热衷于“编写冒险和浪漫的故事，描述幻想中的国度，编撰科学和考古学的论文”。⁽⁸⁾此外，柯林武德对小提琴也十分钟爱。在姐姐们的帮助下，他在家中创办了一份仅在朋友与亲戚中传阅的手抄月刊，有时也为双周刊，名为《别求新声》（Nothing Much）。⁽⁹⁾1902年柯林武德被送往格兰奇（Grange）的预科求学，1903年在父亲朋友的慷慨襄助下，他考入了拉格比公学（Rugby School），在此念书期间自学了意大利语。⁽¹⁰⁾1906年皈依基督教后添了George的教名。⁽¹¹⁾

据约翰逊（Peter Johnson）所言，柯林武德自孩童起对船模就具有一份由衷的喜好、并不时地摆弄着它，1908年曾与密友兰赛姆（Arthur Ransome）在康林斯顿（Coniston）湖举行划船比赛，柯林武德划着他的“燕子”（Swallows）号小船，而兰赛姆则划着“亚姆拉奇”（Jamrach）号小船。⁽¹²⁾其后，兰赛姆一直与柯林武德的大姐多萝西维持着挚友关系，最终成为一名儿童作家并因《燕子与鹦鹉》（Swallows and Amazons）系列小说而声名鹊起。1908年柯林武德考入了父亲求学过的牛津大学，在牛津园期间，他再次感受到自由学习的欢乐，其哲学思想深受乃师凯里特（E.F.Carritt）和实在论领军人物威尔逊（J.C.Wilson）的影响，古代历史问学于考古学家与罗马不列颠史专家哈佛菲尔德（F.J.Haverfield），后者曾在罗马史专家蒙森（C.M.T.Mommsen）领导下工作。1912年柯林武德获一级优等文学士学位（Literae Humaniores），其课程涉及到希腊语与拉丁语、文学、古代史及哲学。同年入选牛津彭布鲁克（Pembroke）学院成员，先后担任过大学评议员、导师，直到1935年被授予继任斯密斯（J.A.Smith）温弗莱特（Waynflete）形而上学教授和玛德林（Magdalen）学院成员才离任。在成为哲学教师之后，他依然参加一些大型的考古发掘活动并从1913年起开始了自己的发掘工作。1915年在苏格兰最古老的大学圣安德鲁（St.Andrews Universtiy）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15至1918年在伦敦海军部情报处（Admiralty Intelligence Division in London）服役，这段生活经验催生了其“问答逻辑”的形成。1918年6月22日，柯林武德在斯基普内斯（Skipness）与艾思儿（Ethel Winifred Graham，1885—1973）完婚，后者的父亲是一位当地的庄园主，婚后产有一子威廉·罗伯特·柯林武德（William Robert Collingwood，1919—1975），亦称作比尔（Bill Collingwod）⁽¹³⁾，以及一女乌苏拉（Ursula Ruth Collingwod，1921—1943）⁽¹⁴⁾，此女与她的姑妈乌苏拉同名。在《自传》第12章，柯林武德仅偶尔提及了这位妻子，1937年柯林武德出现了婚姻危机，深深爱上了他的学生，后成为演员的凯瑟琳（Kathleen Frances Edwardes），致使1942年4月其妻要求解除婚姻关系。⁽¹⁵⁾

事实上，柯林武德在《自传》中很少披露自己成家之后的私生活，这种自传写法深受研究者的质疑。⁽¹⁶⁾1936年，柯林武德论及了历史传记的性质并勾勒了“文学形式的传记”，这类传记范围若局限于“生物学的事件”，那么它就是由“非历史的而且是反历史的原则所构成的”。即便内容包括某些偶然的历史事件；但仍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因为它不是“思想的构架而是自然过程的构架”。诚然，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传记，它关注有机体的诞生与死亡无可厚非，并“像是海水冲刷着一只搁浅了的废船”，哺育着人类的感情，然它终究不是历史。柯林武德认为“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¹⁷⁾显然，柯林武德在此区分了两种传记类型：（1）“文学传记”是用“自然过程的构架”来编排传主的直接经验、心绪与感受，在平铺直叙传主的生活诸多细节之外不免夹杂些琐碎的流言和诗性想象的成分，从而有失真实；（2）“历史传记”则以“思想的构架”来组织传主的生活经验及其思想发展的轨迹，藉由证据在读者的阅读反应中产生思想共鸣，即柯林武德倡导的过去思想在心灵中重演。除了从文体的角度区分传记类型之外，柯林武德亦从价值的视角批评了两类传记类型，并倡导一种撰写思想历程的理想传记。相反，传记如果只关注表现个体的生物学事件，那么在资料选择方面便存有偏向性，只会选取那些具有并非贬义的“流言价值”（gossip‐value）的资料，这种资料构成的文本网络只不过宣泄了传记的“同情”（sympathy）与“怨恨”（malice）两类情感，其功能在于触发读者的悲悯情愫，为他们树立规劝或效仿的楷模，由此，柯林武德将它们分为“娱乐型传记”（amusement‐biography）与“魔法型传记”（magical biography）。⁽¹⁸⁾“流言价值”的传记只是“剪贴史学”的翻版，宜持拒斥的态度。真正的传记应该关注传主真实的思想，处理好传记者与传主之间的互动关系，历史地重构传主思想演变的过程。就此而言，“传记并不是历史学，因为它们的方法和兴趣截然不同，传记的方法是剪刀加浆糊，它的兴趣在于某种‘流言兴趣’，它们的欲求不是获取囊缩行动之内的思想，因为这构成了历史著作的基础；相反，传记若以同情和怨恨为旨归，它只能通过观看其他动物表演的景象去激起动物身上某种情感”。⁽¹⁹⁾从这番讥诮的言辞中，我们读到柯林武德对“娱乐型”和“魔法型”两种传记的尖刻批评，甚至用“动物”而非“理性动物”来叙说英雄的盛举。由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柯林武德的怪诞言论，能否仅视之为一种偏狭的成见呢？事实上，柯林武德在此强调了传记写作所秉持的理性态度，传记不是为了娱乐，传记也绝不宜沦为传主情感宣泄的试验场，更不应向读者兜售廉价的同情和怨恨，因为这种违背理性的写作不仅难以催生共享的普遍经验，而且易使历史研究坠入“剪贴史学”的深渊，甚至为了编造猎奇式的生活秘史而进行戏说。纵观柯林武德的《自传》，我们发现12章的内容近乎2/3的部分在阐发自己的思想历程，只有前4章偏重于用编年顺序描述其早年个人生活史，叙述时间大大挤压了个体经历的时间。显然，这种叙事编排意欲向读者传递如下信息：自传是思想家自身思想历程的历史性叙述，读者应关注思想的演变而非思想家私密的个人生活。事实上，柯林武德的这种作法并非他的首创，亦不乏先例，甚至他复兴了18世纪意大利人撰写自传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出生情况、父母亲属及生平事迹，重要叙述一切关于他研究的真实细节，旨在改良学校课程和教学方法。这种自传写作受到像莱布尼茨、维柯、克罗齐等思想家的拥护，甚至维柯践行了这些自传写作原则。譬如，维柯主张“本着一位史学家所应有的坦白态度”，⁽²⁰⁾叙述自己的学习过程以及怎样变为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克罗齐的《自我评论》则从学术、政治、人生以及思想演进等方面绘制了一幅自我的肖像画，从某种意义上说，柯林武德的自传书写秉承了欧洲尊崇理性的文化传统，是一次精神实验的探索之旅。显然，在柯林武德看来，职业思想家的公共生活远比成家之后的私人生活重要，后者并不构成其思想历程的叙事内容。

大卫·布歇曾指出，柯林武德的性子比较急，著述又非常勤勉，生活遭受了不少的打击，尤其来自病痛的折磨。由于深受父亲和哈佛菲尔德的影响，柯林武德对考古发掘维持了一生的兴趣，1920年后，柯林武德为编罗马铭文集遍游全国，藉此描摹罗马时代的铭文。1924至1933年期间，柯林武德被遴选为《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文物与考古协会会刊》联合编委，他亦担任过主编并直到1939年才辞职。1927年他父亲首次发生了中风症，之后，柯林武德时常护理和帮助父亲，这严重损毁了他的健康。1930年由于操劳过度加上时常失眠，致使他遭受了高血压的侵扰。在1931年，他患上了水痘（chicken pox），此病来源于童年，并且因1932年父亲的过世而病情变得严重起来。1932年由于身体的衰弱，柯林武德离开了大学讲席，时年43岁。1934年被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38年被授予圣安德鲁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1938年早些时候遭受多次中风。之后，在1938年10月至1939年4月，他前往荷属东印度旅行，藉此旅行来康复日渐恶化的病情。旅行归来后的6月下旬，他和一些外国学生去了希腊岛旅行，乘坐的是Fleur de Lys号，为感念与之旅行的友伴，他纪录了众多水手的故事，也讲述了虔诚好客的圣托里尼（Santorin）人晨钟暮鼓的恬淡生活，以及诸多颇具宗教色彩的名胜古迹，随后，这些日志被集结成《大副游历记》。⁽²¹⁾

20世纪30年代，柯林武德一直在思考西方文明的困境及解救之道，在他看来，自由主义尽管并非最为成功，但其价值却备受珍视，即便它受到来自社会及学术的双重挑战。此时，欧洲文明深受各种敌对因素的围攻：泛国家主义的普鲁士哲学、心灵生活遭受扭曲、社会思潮混乱、城市化对乡村的侵蚀及工业化的恶果、艺术的堕落与贬值、实在论所伴随的实用主义盛行、大众传媒丧失对民主价值的坚守、非理性对寻求真理的传统价值的威胁、新野蛮主义的盛行尤其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威胁。二战爆发后，柯林武德的心情一度极为低落，自由主义的价值深受挫败，然而这并未击垮他，1941年，他给考古学家克劳馥（O.G.S.Crawford）的信中提到，战争爆发使得他不得不首先关注政治学并响应服务祖国的需要。⁽²²⁾显然，这种社会情怀令人想起了以牛虻自喻的苏格拉底，事实上，柯林武德亦以“咯咯叫的神鹅”自况：“欧洲科学和欧洲文明正处于命运攸关的时刻。危险尤其在于没有什么人意识到危险的存在。当罗马处于危险的时候，拯救朱庇特神殿的神鹅就咯咯叫。我不过是一只职业性的神鹅，冠冕堂皇，靠着大学教席过活；但是咯咯叫是我的职责，我愿意咯咯叫。”⁽²³⁾不过，这只神鹅却因身体原因未能尽显其高贵而远大的抱负。1941年，柯林武德再次中风，不仅无法如期为伦敦经济学院做霍布豪斯纪念讲座，而且被迫辞去牛津大学的职位。

1942年，柯林武德为了兑现诺言，他与前妻解除婚约，家产被析分；同年，他与凯瑟琳（Kathleen Frances Edwardes）结为伉俪，育有一女、即特蕾莎·斯密斯女士（Mrs.Teresa Smith）。不幸的是，柯林武德的中风加剧，身体左边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12月中旬，柯林武德严重瘫痪且几乎失语。在柯林武德的要求下，他与妻子返回了自己父亲的居所安度余生，在此期间，凯瑟琳的母亲帮忙照料小特蕾莎，二姐芭芭拉也偶尔照顾这位不幸的弟弟。1943年1月9日，柯林武德因肺炎医治无效病逝于康林斯顿的湖首（Lanehead），时年54岁。大卫·布歇指出，柯林武德的“葬礼是在大雨滂沱的1943年1月12日举行，那天，安葬灵柩的山上笼罩着层层浓黑的雾。肯诺·魏科斯（Canon Wilcox）与劳拉德·希尔比（Revd R.B.Luard Selby）——他们是柯林武德的外兄——主持了这场葬礼；由于战争、天气、交通不便以及地处偏僻，葬礼办得很仓促和简陋。家属因悲痛而过分敏感，牛津大学举办的追悼会亦被认为不合时宜”。⁽²⁴⁾芭芭拉在日记中曾伤感地提及了这场葬礼，在她看来，弟弟的葬礼好似凄惨，既无鲜花也无花圈，更无光漆的棺木，有的是滂沱的大雨、泥泞的路以及沉浸悲痛的亲人。⁽²⁵⁾

柯林武德一生多半是在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并由此结识了许多学术上颇具建树的学者、朋友，譬如，克罗齐、圭多·德·拉吉罗，考古学家辛普森（F.G.Simpson）、比尔利（E.B.Birley）等。然而在牛津校园，除了与艾耶尔（A.J.Ayer）、诺克斯、韦伯（Clement Webb）、麦卡伦（R.B.McCallum）、穆勒（G.R.G.Mure）等人存在思想友谊外，他可说是个孤独的思想家。⁽²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