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翻译文学

小说Moment in Peking创作中语言能指与文化所指的错位，及其汉语译本中二者的统一，给汉语读者带来一种文本阅读的错觉，即原著与译著错位的感觉。由于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汉译属于文学翻译，需要通过对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的探讨，界定中译本《京华烟云》、《瞬息京华》作为文学翻译所具有的翻译文学的各种特征，从而应该载入中国翻译文学史，本节将对这些内容逐一进行详细探讨。

一、《京华烟云》、《瞬息京华》的文本错觉

不少读者甚至一些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认为，中译本《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的原著，误以为林语堂是用章回体创作而成的小说。由于这些读者以及专家只是读了张振玉的译著，误认为译本风格就是林语堂的创作风格，从而造成文本错觉。这固然与张译本的翻译效果颇佳有关，除此以外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

不只是张振玉译本《京华烟云》给读者带来一种文本错觉，郑陀、应元杰合译的《京华烟云》和郁飞译的《瞬息京华》同样也会给读者一种文本错觉。那么，什么是文本错觉呢？文本错觉指的是读者阅读译著时似乎是在阅读作者用汉语创作的原著，而阅读林氏英文原著时仿佛是在阅读经人翻译而来的英文译著。这种阅读体验带来的文本错觉，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葛校琴曾对张振玉译著给读者带来的文本错觉（即通常被认为是林语堂的原著）进行过探讨，认为有两个关键性成因：一是原著文本和译著文本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这种错位是造成文本错觉的关键性原因之一；二是著者身份与国人对著者身份的错位性认同（葛校琴，2008）。笔者对此非常认同，对于其中的具体原因，本文分析如 下：

第一，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的忽视，译者姓名通常被放在不起眼的位置，字体也比作者姓名的字体小，有时甚至直接略去译者姓名。不过随着现代知识产权意识的增强和对译者的尊重，略去译者姓名的情况越来越少。第二，突出、强化作者姓名也是媒体、出版商的营销策略，希望利用作者的名气扩大影响，以增加销售量。第三，更加深层的原因是，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内容决定了其中译本《京华烟云》、《瞬息京华》更像是中文原著，因为小说从人物设置、生活场景、时代背景等全方位再现了从义和团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状况，加之小说涉及一些真实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使其更具真实性。这样，英文原著给人一种翻译的感觉，而中译本让人感觉反而像原著。接下来将对Moment in Peking以及中译本产生文本错觉的深层原因进行详细的分析。

按照小说形态学的观点，“小说的叙事语体是一种混合结构，这个结构以口语、俚语和母语为底色，以书面语、标准语和外来语为补色。”（徐岱，1992：315）由此可知，小说的叙述语言应该主要由母语而非外来语来承担。换言之，小说的语言形态与其表达内容关系非常密切，恰当的民族语言是言说该民族文化的最佳表达方式，母语是作品形成民族风格的重要机制。小说形态学的这一结论是在分析萨丕尔语言论的观点上发展而来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语言相对论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用该民族自己的语言才能最有效地表达和表现出来。萨丕尔在其《语言论》中提出“艺术必须利用自己本土语言的美的资源”（2007：201），也就是说，语言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产品与其本民族语言的特色是不可分割的。据此看来，林语堂创作的小说艺术内容与其语言形态出现了错位，即中国文化内容与英语语言形式出现了错位，这种错位相应地就会带给读者一种阅读错觉。

卡西尔在其著作《人论》中说：“我们的知觉、直观和概念都是和我们母语的语词和言语形式结合在一起的。要解除语词与事物间的这种联接极为困难。”（转自徐岱，1992：312）林语堂作为一个中国人，以汉语为母语，注定了他不可避免地受汉语思维的影响，即使他是用英文写作。尤其是在用英文表现中国特有的概念、名称及风俗文化之时，汉语思维的痕迹更浓，翻译的痕迹更重。此外，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中的语言决定论认为，人们所使用的语言系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语言提供了一种思维框架，操这种语言的人很难越出这个框架。精通两种语言文化的林语堂，在用异语写作本族文学场景过程中，其思维应该不断地处于英语和汉语两种思维方式的转换中。既然林语堂的小说Moment in Peking用英文描写中国事物，又具有明显的汉语思维的痕迹，其中又不乏翻译的成分，那么，Moment in Peking给中国读者一种英文译著的阅读错觉，便在情理之中了。

综上所述，林语堂这种特殊的创作方式可以称之为异语写作或潜势翻译，按照柏拉图的思维理论，写作过程也是一种翻译过程，一种自己对自己灵魂对话和思想转换的翻译活动（王宏印，2009：174）。林语堂的异语写作使中国读者感到似乎在读英文翻译作品，而其中译本却给人一种在读中文创作的感觉。也就是说，原著与译著给中国读者带来一种错位感。

小说译著给中国读者带来的一种似乎是林语堂在用中文创作的感觉，或者说译著似乎是作者的一种中文书写，这种阅读错觉当然也与译本的翻译效果密切有关。尤其是张振玉译本复归章回体的翻译策略，更加让中国读者相信这是一种原创。这说明了林语堂用英文写作中国事物的作品，在回归汉语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把西方读者的阅读视角转换为中国读者的视角，即读者阅读视角的转换在此类翻译过程中是相当重要的。

二、《京华烟云》、《瞬息京华》：作为翻译文学

既然译著《京华烟云》、《瞬息京华》能够给中国读者一种仿佛在阅读小说中文原著的文本错觉，那么也说明了这些文学翻译的译本具有较强的文学性与艺术性，因此它们属于翻译文学之列。对于何谓“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下面将进行详细探讨。

1.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

“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表面看来像是文字游戏，二者都与“文学”、“翻译”有关，实则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区别。

文学翻译属于翻译活动的一种，与非文学翻译相对。文学翻译的对象是文学作品，即便不是世界文学名著，也应该是“严肃的文学作品”（王宏印语）。其翻译的结果则有两种情况，一种产生“严肃的翻译作品”（王宏印语）而成为翻译文学，另一种则由于质量低劣、缺乏文学性而不能成为翻译文学。可见，文学翻译的本质是一种翻译活动，属于翻译研究的范畴，侧重于文学翻译过程的动态研究；翻译文学的本质是一种文学研究，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侧重于文学文本的静态研究。一言以蔽之，二者属于过程与结果的关系，即翻译文学是文学翻译的产品。

从翻译“严肃的文学作品”产生“严肃的翻译作品”上看，这便是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的关系。对于何谓“严肃的文学作品”和“严肃的翻译作品”，王宏印教授在其专著《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中探讨文学翻译批评的条件时，对首要条件“译作问世”中文学翻译批评的对象“译作”的界定上，提出译作必须是翻译“严肃的文学作品”产生的“严肃的翻译作品”，二者具体的界定如下：

“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首先必须包括作者创作态度的严肃而非玩世不恭，即以严肃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关于社会人生或艺术作品的主题或素材，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具有稳定而永久的价值。”（王宏印，2010：2）

“所谓‘严肃的翻译作品’，就是指译者以创作的热情和传播文明的态度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翻译出来的作品，其一般的衡量标准自然包括：译作在思想倾向上真实、有益而非歪曲、有害，在艺术上力求完整、纯正而非残缺、颓废，也即是说，译作具有和原作相当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同上）

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行为，并不必然导致翻译文学的结果，只有高水平的译文才称得上是“翻译文学”，才能成为一种艺术，成为一种“翻译创作”即“译作”（王向远，2007：24）。笔者认为，文学翻译只有翻译“严肃的文学作品”才可能产生“严肃的翻译作品”，从而成为翻译文学，即翻译“严肃的文学作品”是产生翻译文学的必要条件。

根据以上对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性质和二者关系的探讨，可以对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及其三个中译本的基本情况作出判断。林语堂的Moment in Peking作为世界文学名著，属于“严肃的文学作品”，具有“主题正大、结构宏伟、艺术完整、语言优美、感人至深等伟大作品的要素”（王宏印，2010：3）。那么，翻译这部著名的文学作品，就使译作具备成为翻译文学的必要条件。本章通过对三个译本的分析可知，三个译本结构完整，在努力体现原作艺术性的同时又具有译本自身的特点，三个译本都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都可谓是“严肃的翻译作品”，都称得上是翻译文学。既然《京华烟云》、《瞬息京华》是翻译文学，就应该载入中国翻译文学史。但从目前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内容上来看，它们并未被纳入，这种遗憾不得不引起学界的思考。

2.《京华烟云》、《瞬息京华》应载入中国翻译文学史

中国翻译文学史遗漏四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Moment in Peking的中译本，笔者经过查阅大量的相关文献，对其中原因进行分析如下：

（1）学界对翻译文学的界定存有误区，从而把《京华烟云》、《瞬息京华》排除在外。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普遍认识，可以从《中国译学大辞典》对词条“翻译文学”的介绍上看出：

“翻译文学：文学的一个门类，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整体的翻译文学，它是外国文学的承载体——把外国文学‘载运’（介绍）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谢天振）；对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文化交流，促进文学的进步和繁荣起着重要作用。译介学和比较文学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对翻译文学进行探讨和研究。”（方梦之，2010：266）

学界很大一批学者普遍认为，“‘翻译文学’指的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汉译外国文学作品’”（谢天振，2005：223）。既然是“汉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那么，中国作家用外语创作的中国素材的文学作品在汉译回来后，就被排除在翻译文学之外了，如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的Moment in Peking。由此看来，这种对翻译文学的界定显得有些狭隘，它应该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汉译文学作品似乎好些。

（2）Moment in Peking及其中译本本身的特殊性，造成小说原著定位的困难。对于这些异语创作的特殊文学作品的归属问题，学界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对于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的界定问题，有学者提出以作者国籍来判断，如果作者属于中国国籍，那么其文学作品则属于中国文学。这种仅仅依靠国籍来界定的标准似乎有些粗浅，国籍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依据，而且作者国籍身份的变更只对作者本人的心理归属产生影响，对其文学作品归属的影响意义不大。因此，国籍只是民族文学判定的参照因素，并非最终或唯一因素。除此因素之外，判断国别文学的因素还应该有以下因素：该文学作品反映的是哪个民族的社会现象；该作品是用哪种语言写成；该作品原著或者通过翻译后对该民族人民是否产生影响，等等。

根据以上判断国别或民族文学的因素，可以对林语堂的Moment in Peking作出以下分析：

其一，林语堂的国籍自始至终是中国国籍，虽然他旅居海外几十年，却一直怀有一颗炙热的爱国之心和浓厚的中国文化情结，始终没有加入外国国籍，到晚年叶落归根，定居台湾；其二，如前所述，Moment in Peking是一部反映中国风俗文化和社会现状的小说，从故事背景、人物设置、人物话语、吃穿用度、衣着打扮等方方面面都是中国式的，反映了中华民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小说中不少地方都是带有作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特有事物翻译过的痕迹；其三，小说使用的语言是英语，这正是该小说的特殊之处。一般而言，一个作家通常用母语进行创作，并且一种文化最好也是用该文化所属的语言来描述，而Moment in Peking用英语反映中国文化造成能指与所指的错位，给读者一种译著的感觉；其四，在这部小说回译成汉语之后，中文译本对中国读者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译本对原著思想内容的反映，各种译本本身具有的文学性和艺术特点，引起了文学和翻译研究者们极大的兴趣。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断定：1．Moment in Peking可以归属于中国文学，根据其使用的创作语言或许可以称之为“英语中国文学”（赵毅衡语）。赵毅衡也曾提出“林语堂的英语写作，成为‘英语中国文学’的先驱”（2007：101）。2．中文译本《京华烟云》、《瞬息京华》具备文学的价值，如张振玉译本回目的添加等极具创造性和艺术性，属于翻译文学，应该载入中国翻译文学史之中。然而，原著及其译本的特殊性，给人带来的原著和译著错位的感觉，使得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翻译文学史中都没有其应有的位置。

（3）林语堂边缘身份对其英文作品及其译本的定位也有一定的影响。林语堂自青年时代起几十年定居海外，并且用英语创作，其在海外的名气远远大于国内，再加上其反共的政治立场，致使大陆长久以来对林语堂并不熟悉，林语堂研究一度处于空白。其边缘人的身份同其边缘化的英文作品一样，遭遇一个两难的境地，即，长久以来找不到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的尴尬局面。林语堂是中国作家毫无疑问，可是应该归入哪个流派，在文学史上又应如何书写？或许，权且称呼其为赵毅衡提出的“中国的英语作家”为宜。虽然这有些矛盾，因为英语不是中国的法定语言或文化语言之一。但除此之外，目前还没有为其找到好的归属。中国文学史尚且对这样一位闻名世界的大家没有很好的定位，对于中国翻译文学史忽略其中译本尤其是著名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中译本，虽然实属不该但却又不难理解。

总之，翻译文学是文学翻译的直接结果，必须具有文学性和审美特征。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是文学翻译家创造性劳动的结晶。Moment in Peking中译本《京华烟云》和《瞬息京华》具备以上翻译文学必备的特点，因此应该纳入中国翻译文学史之中。

本章通过对三个译本的比较分析，以及对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的认识，对小说Moment in Peking最终的译本评价和翻译认识如下：

笔者认为张振玉译本创造性和艺术性最强，特点鲜明。而且，译者张振玉具有明显的读者意识，针对有一定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中国读者，回归传统章回小说体例，从目录上方便读者了解小说内容，适合他们的阅读欣赏品味，增强了译本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从翻译文学的艺术性与效果上来看，张振玉译本最好，郁飞译本次之，郑陀、应元杰译本艺术性最弱。本文认为，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必须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除了传达出原作的艺术性之外，根据译入语的语言特点和文学特色，并在依据原作的前提下，可适当发挥译入语语言文学的优势，为译作增添新的艺术价值。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文学翻译是一种写作或改写。

【注释】

[1]见秦贤次、吴兴文编，《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之一：林语堂卷，p31，参见网址：http：//book2.duxiu.com

[2]见秦贤次编，《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之一：林语堂卷（八），pp65—66，网址同上。

[3]蔡丰安，《出版缘起》，见张振玉译《京华烟云》，台南德华出版社1977年版，第2页。

[4]原文如下：Yet on every level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it can be shown that，if linguistic considerations enter into conflict with considerations of an ideological and/or poetological nature，the latter tend to win out.参见André Lefevere，Transl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p39.

[5]张振玉，《忆吾师李霁野先生》，载陈明章《私立辅仁大学》，1987年，第131页。

[6]本节部分内容已发表在《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年第2期上，王宏印、江慧敏，《京华旧事，译坛烟云——林语堂Moment in Peking的异语创作与无本回译》，文字上有修改。

[7]《华侨周报》系英国政府情报部出版刊物，郁达夫曾担任主编。见秦贤次，《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之一——林语堂卷（八）》，《文讯月刊》，第283页。（转自杨小慧，2003）

[8]见“郁达夫之子郁飞：我与日本法西斯仇深似海”，参见以下网址：http://www.laomu.cn/Article/2005/200508/Article_20050804082408.html

[9]见《郁达夫与〈瞬息京华〉》，载《我的爷爷郁达夫》，郁嘉玲著，昆仑出版社，2001，第22页。

[10]这首诗是明代诗人邓青阳的《绝句》，译者郁飞查到这首诗的原文，进行了原文复现。

[11]见帕克《美学原理》第十章。转引自徐岱，《小说形态学》，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第4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