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翻译类型及其理论价值的发现

任何一种理论从产生到完善都需要一个过程，无本回译翻译理论也不例外。从学界对类似于林语堂英文创作的特殊性的关注，到对其汉译特殊性的发现与阐发，再到对这类特殊翻译类型的理论命名及其分类，最后到该翻译理论的完善与理论价值的发现，也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

对于反映中国题材的异语创作，赵毅衡曾对这类特殊创作现象进行过探讨：一是林语堂的Moment in Peking模仿《红楼梦》的英文创作现象，二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用英文根据对唐朝历史人物狄仁杰的记载，模仿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仿作”了一部《大唐狄公案》（Judge Dee Mysteries）系列小说^[1]。虽然后者不是中国人，但与林语堂一样对中国文化怀有极大的热情与痴迷。二者的写作都融合了西方的行文习惯和文学创作技巧，例如，林语堂的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所具有的西方文学创作技巧，对此本文第二章和第三章均有论述。赵毅衡对高罗佩创作的《大唐狄公案》同样也意识到其中带有的西方读者意识：

“这些小说中的狄公，不是正襟危坐的青天大人包公施公，也不是行径诡秘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而是二者的奇妙结合：幽默开朗，时有睿语；智慧机敏却不矫饰；清廉刚正却不拘泥古板；喜欢女人却不失度；而且文武双全，紧要时还能挺剑格斗几个回合。”（赵毅衡，2007：188—189）

可见，这部关于中国唐朝狄公的人物传记具有中西合璧的典型特征。这两部反映中国文化内容的异语创作，都是以西方人为读者对象，带有照顾西方读者的阅读视域的倾向。

然而，这种中国题材的异语创作在翻译回汉语时，应该如何对待呢？以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为例，赵毅衡提到：

“70年代末，我劝友人陈来源（现任津巴布韦大使）与胡明（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胡适研究专家）以中国元明通俗小说的语言翻译这套书，以归本还源，因为元明小说是高罗佩写此套书的范型。二位译者做得非常成功，几可乱真，证明高罗佩的确是把白话小说读通了。”（赵毅衡，2007：191—192）

从这里可以看出，赵毅衡对陈来元等二人翻译的《大唐狄公案》的评价很高，同时也提到这部小说的翻译策略，即“归本还源”，回到中国文化文学之本，回归中国文化之源，这是此类作品汉译还原的根本。

然而赵毅衡只是在探讨《大唐狄公案》这种特殊创作现象时，顺便提及其汉译问题，并不关注其带来的特殊翻译现象。关注此类特殊翻译现象并作出深入探讨的则是翻译界的学者。葛校琴曾撰文《一种新的“回译”现象——从Moment in Peking到〈京华烟云〉》，从原著与译著的文本错觉入手，对这种特殊“回译”现象进行探讨，见解独到。虽然该文并未从理论上予以解决，但其认识是对无本回译的理论阐发和有力的理论说明。

“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回译的新的‘回译’现象。其‘新’之处首先是该‘回译’的‘原文本’并非固定在具体的一个文本上，而是‘多原文本’的，即，依据‘多原文本’写（实际上是‘译’）就的文本，很多内容可查到具体出处，可追溯到原文，并且原文本众多；其次，该‘回译’文本在多层次上与‘多原文本’文化中的概念、术语或表达方式等构成对等或‘最切近自然的对等’。最后，这样的‘回译’是文本的‘回家’，是本族文化内容回归其‘存在的家园’。”（葛校琴，2008：340）

从以上葛文对这种新的“回译”现象的新颖之处所做的三点说明上看，这实际上就是无本回译理论的特征：其一，无本回译依据的原文本是“多原文本”，即不是具体集中在一个文本之上；其二，无本回译文本只能与“多原文本”形成对等，只是“多原文本”之中某一文本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其三，无本回译就是文化文本回归其本族语语言这一“存在的家园”。无本回译的基本特征要求翻译实践中，即原著在返回汉语时应朝中国文化文本前进，最大限度地再现该文本。很明显，葛校琴教授对类似于林语堂的异语写作带来的特殊“回译”的探讨，是对赵毅衡提出的此类翻译要“归本还源”的深入与细化，在朝翻译理论的形成道路上迈进了一步。

对异语写作带来的特殊翻译现象，从理论上进行命名并作出概念的说明和界定的则是王宏印教授。这无疑使翻译理论的形成与完善又往前推进一步，是对翻译理论的一大贡献。虽然很长时间以来，学界已经意识到类似于林语堂英文作品汉译现象的特殊性，但是急需对之从理论上作出理性的定性思考。那么，无本回译理论的提出就显得及时和必要了。不仅如此，王宏印教授对无本回译与相似的翻译概念进行区分，如与古本复原、回译、伪译等，还对《京华烟云》的写作与翻译的关系，以及作者、读者和译者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可是，为了向异族传达自己本土的文化和社会、民族的情感和个人的思想，最佳的途径难道不是由一个本族人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异族语言去创作一部文学作品，自由而又有节制地表达，不失民族尊严而又有限度地自我暴露？而为了反映这样一部作品给自己的同胞，最理想的译者难道不是自己的懂外文的同胞？就像当年作家林语堂所选择的那样——郁达夫，一位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或者是他的后人，实际上是这部小说的汉语翻译的译者之一。这，难道纯粹是巧合？极而言之，从理想的作者到理想的译者（潜在的作者与译者合一的译者，和作者心目中理想的译者）的追寻，以及从理想的译者到现实的译者的实现，难道不体现一个翻译主体性的失落过程？”（王宏印，201：210—211）

这里对用异语写作输出中国文化的理想作者的人选，到对文化作品返销给中国读者的理想译者与现实译者的探讨，已经进入到翻译理论的哲学层面的思考，即翻译主体性一次次的滑落，那么原本则经历了一次次的“失真”，可谓见解深刻独到又高屋建瓴，无疑对无本回译理论的发展具有建设性意义。

在对这种特殊翻译类型的命名提出之前，金圣华教授就在《有关文化的还原问题》一文中，对文化还原按照作者对中国文化的熟悉程度进行了分类，分别是洋人、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第二代中国移民和中国学者创作的中国题材作品。该文侧重于翻译过程的具体操作上，在还原这些不同的作品中包含的中国文化时，应该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和技巧进行了概要性说明。

本文是在以上对异语写作以及由它带来的新的翻译类型的探讨与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使无本回译理论更加完善和丰富，例如本文对无本回译的普遍性、参照因素、译本评价、终极范本以及其他相关翻译理论问题展开具体的探讨，同时对此类翻译实践活动能够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总之，虽然无本回译理论需要逐步完善，但是该理论的提出本身就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从理论上澄清了对异语写作认识上的误区，使异语写作带来的特殊翻译现象有了最终的理论归属和说明；其次，在实践上对翻译过程具有切实有效的指导意义，使此类特殊创作在回归母语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翻译参照依据。同时，该理论还对一些传统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带来一些新的认识和挑战。例如无本回译的参照因素、译本评价等是否与传统的翻译批评一致，还是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无本回译对文体、文类、语言的要求更高，例如，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出现的寻人告示、红玉的文言骈体遗书、治罪牛似道的皇帝圣旨等的翻译，需要一步到位，直接进入相应的文体和语言之中。此外，无本回译把翻译的终极范本问题凸显出来，并使终极范本向现实的转化更进一 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