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与反思

朱碧波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

摘　要：苏联建国后，为了消除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张力，模铸并巩固统一国家共同体，展开了刚猛无俦的族际政治整合。各个民族共同体在苏联国家权力的强力搓和之下，凝聚成为了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然而，苏联在模铸国家共同体的过程中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特定历史条件的变化，苏联国家共同体原有的种种痼疾不断凸显与放大，最终使得苏联跌入分崩离析的泥淖。

关键词：苏联　族际政治整合　国家一体化

苏联是一个民族异质性十分突出的多民族国家，由于民族界限与国家界限的非重合性，以及在历史上形成深重的民族隔阂，苏联自建国之后，民族与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坚韧而顽固的二元张力。为了消除民族的异质性，将各个民族共同体模铸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苏联开展了刚猛无俦的族际政治整合。然而，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只是跳蚤，苏联国家一体化的政治绩效，虽然有列宁与斯大林时期的辉煌，但终究难免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没落。研究、探讨、反思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何以“始于成功而终于失败”，对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实践活动的开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虚化

苏联各族人民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既是严峻的外在战争环境强加的结果，又是苏共主观构建的产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出于对苏维埃政权本能的敌视和对布尔什维克推行世界革命的恐惧，协约国纷纷表示，要在点燃世界革命导火线之前把苏维埃消灭掉，丘吉尔放言，要将苏维埃政权“扼死在摇篮中”。美国国务卿兰辛声称，“如果布尔什维克掌权，我们就毫无希望”^[1]。美国总统威尔逊更是宣称，革命的“毒素”实际上已经渗透到美国这个自由国家人民的血液里。^[2]因此，在1918年至1920年期间，帝国主义三次对苏维埃政权发起武装进攻，国内反革命势力也趁乱而作。邓尼金和阿克塞耶夫的白卫“志愿军”“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等反动势力猖獗一时。在内外交迫的情境之下，苏俄各族人民形成了“不联合便不足以图存”的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在各个民族长期联合作战的历史中，由于各个民族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合作，各族人民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得到了强化，并最终在民族平等价值原则的感召下和联邦制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各民族联合构建了统一的共同的政治屋顶。苏联成立之后，各族人民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苏联的成立，本身是帝国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均势”的结果。帝国主义无法联合绞杀苏联，建立一个“自由世界”；苏维埃政权也无力发动世界革命，实现“世界大同”。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可通约，帝国主义依然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展开围困，使得社会主义苏联成为一座孤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严峻的国际形势极大地威胁到了苏联国家政权的存续。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也善于利用这种紧张的战争氛围来强化和巩固各族人民“合则共存，分则同亡”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打造巩固国家共同体的生存—命运纽带。正如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菲·博尔科夫所说：多少年来，我们受到的教育使我们坚信不疑，我们的国家正在被敌人包围，而敌人的目的就是消灭我们社会主义制度。^[3]

二战结束后，苏联与英、美等国的战时同盟关系迅速破裂，世界分化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之间彼此敌视、封锁、对立，国际形势十分严峻。这种严峻的国际形势对苏联集中力量进行国家建构和国族建设显然是十分不利的。赫鲁晓夫上台之后，提出了缓和国际形势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理论，并将之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三和”理论的提出，探讨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可行性，思考了防止现代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缓和世界两大阵营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使国际局势得到缓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三和理论”的提出，在缓和国际形势的同时，也淡化了苏联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苏联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本身是在“捍卫苏维埃政权”的共同目标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使命下展开的。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的入侵，更进一步地强化了各民族的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但是，国际政治形势的缓解，使得苏联“亡国灭种”的外在压力大为缓解，客观上也导致了各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淡化。在国际形势走向缓解的过程中，苏联的族际政治整合本应在强调各民族渊源共生、和谐共处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包容多样，以各民族普遍福祉的增长和共同价值观的打造来重塑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然而，苏联不但未能做到“求同存异”，反而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膨胀之下，走上了同化主义之路，导致了少数民族民族情绪的反弹。这也就是说，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各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淡化的情况下，并没有找到重构各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增长点，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很大程度上还是存在于关于往昔联袂作战往事的追忆。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提出了比赫鲁晓夫更为激进的“外交新思维”，主张“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把社会的道德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4]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还大力鼓吹绝对的“公开化”“民主化”，“在苏联历史上掀起了一场从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模式，到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逐步升级的‘思想运动’”。^[5]这对苏联人民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冲击是十分严重的，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改革的意识形态机器在破坏苏联社会集体的历史记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国家历史上的象征和里程碑被抹上了黑，受到嘲笑，黑白被颠倒”^[6]。各族人民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不断树立起来的，戈尔巴乔夫挑起的无边的“公开化”与无度的“民主化”，从臧否人物开始而至苏联历史尽墨，这就等于直接动摇了各族人民联合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合法性基础，从而导致了各族人民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虚化。

二、利益共同体的模铸与缺陷

利益是政治的基础，一个民族共同体与其他民族共同体相互联合共同建构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理性思量的结果。苏联成立之后，如何将各个民族共同体整合而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形成联结各个民族共同体的强大的经济—利益纽带，就成了巩固联盟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苏联利益共同体的模铸，采取的是一种“民族主义”^[7]的价值取向。所谓“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是指苏联在族际政治整合过程中，通过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扶助少数民族的发展，一方面将少数民族纳入国家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为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巩固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在国家资源分配体系中，以少数民族身份作为资源倾斜性分配的依据，给予少数民族以特殊的资源扶持，以此来换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感恩戴德，从而提升少数民族对国家的政治忠诚。这也就是说，苏联利益共同体的模铸实质上涉及的是两大问题：一是国家经济一体化的打造，构建联结各个民族共同体的经济—利益纽带；一是国家收益的分配，以分配的正义促进各个民族事实上的平等。国家经济一体化的打造，苏联采取的是通过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在全苏范围内实行专业化的劳动分工，促使各族人民形成经济互补的经济布局。戈尔巴乔夫为此曾经形象地描述到：“我们的一切都是靠共同的劳动取得的。假如一个地区开采石油，另一个地区就要给它运去粮食。种植棉花的人能够得到机器。每一吨粮食，每一克黄金，每一吨棉花、煤和石油，每一台机器——从最简单到最稀有的，都是全体苏联人民、全国和我们整个多民族联盟劳动的一部分。”^[8]关于国家利益的分配正义，苏联采取的一种是否定之否定的方法，即大民族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否定民族事实上的平等，通过给予少数民族大力的帮助和无偿的扶持，来实现国家利益分配的正义。

然而，苏联国家利益共同体的模铸，是在集权型体制之下政治系统单纯依靠行政指令强力搓和的结果，是政治系统通过“权力纵深”的深入进行规制的结果，它并不是各个民族共同体在长期历史交往中基于自我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的需要而自然联结、自然长成的结果。因此，各个民族共同体之间的经济联结，更近于一种机械联结，而不是有机联结。而且在国家集权型体制之下，民族共同体被单方面强调要求服从国家利益，并不能独立自主地依据地方特色建立相对完整的立体的经济体系。这客观上导致了许多少数民族共同体形成了单一的畸形经济结构，民族共同体成员生活水平相对低下。

苏联在谋求国家利益的分配正义方面，也存在着无法摆脱的内在弊端。苏联以“民族身份”作为国家利益倾斜性分配的资格，民族身份就具备了原初所并不曾拥有的“价值”，它客观上强化了少数民族对自我民族身份的认同，对公民身份的淡化；强化了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民族分界意识、民族利益意识，是对公民权的一种“逆向歧视”。^[9]苏联族际政治整合谋求国家利益分配正义的“民族主义”取向，它更多的是着眼于“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而没有能够顾及少数民族发展之后的“国家稳定与国族建构”的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的民族政策输出，推动了少数民族的加快发展，强化了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利益依赖，对于国家利益共同体的模铸不无裨益，但是从长远看，苏联在谋求国家利益分配正义方面，却产生族际政治整合原初所逆想不到的“双输”的外溢效应：少数民族将自身不发达的结果归因于发达民族援助不到位；而作为主体民族的俄罗斯由于长期以来给予了少数民族大力支援和无偿支持，抱怨自己就是“一头任人吮吸的奶牛”。

三、政治共同体的锻造与隐患

苏联是一个二元主权的多民族松散型联邦制国家，各个加盟共和国都享有法定的主权和自由分离权。法律上的“制度后门”对苏联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建构，显然是十分不利的。为了将松散的民族联合体，锻造成一个坚实的政治共同体，苏联采取的做法主要有国家权力整合、政治精英整合和国家机构整合。

国家权力整合，即苏共在国家政治一体化的过程中，通过种种运作将原属于其他政治团体和地方加盟共和国的权力集中上移至苏共中央，最终使得苏共中央成为推动国家运转的发动机。这也就是说，在国家权力横向配置上，苏联聚拢了原来分属于苏维埃、俄共（布）、政府（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权力，实现三权归一；在国家权力的纵向划分上，苏共收回了原属于地方各加盟共和国的自治权力与自治权利，联盟中央大权独揽。

政治精英整合，主要是指苏联对民族政治精英通过教育、任免、清洗等多种方式，促使各个民族政治精英超越“少数民族政治精英”的角色扮演，而按照“国家行政主体”的角色要求，从公共理性出发，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按“公共人”的角色扮演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展开政治活动。在教育方面，苏共通过吸收少数民族干部入党，用马列主义思想来教化各类民族干部，教导他们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利益，发扬族际主义甚至是国际主义精神，忠诚于甚至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任免，主要是指苏共通过“等级官员名册”制度，自上而下地任免各级官员，从而保证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统一、令行禁止。至于清洗，是指斯大林有意识地清除掉具有明确民族意识的民族政治精英，而代之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长的，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教育的、完全相信党的宣传的民族政治精英。虽然斯大林对民族政治精英的清洗，并不仅仅只是出于巩固国家政治共同体和控制民族共同体的单纯努力，而是一个既包含二战来临之际清除第五纵队，巩固大后方的正当目的，也包括了权力斗争内在企图的混合输出的产物。但是，从族际政治整合的实际效果而言，斯大林的政治清洗，确实折射出了斯大林试图通过铲除深具民族意识和民族传统的旧型民族政治精英，而以经过两代苏维埃革命领袖教育的新型无产阶级民族政治精英取而代之，从而达到有效控制民族共同体的目的。

国家机构整合，即苏联共产党通过各种国家政治机构的设置，加强对各加盟共和国的对口领导，以强化政治一体化的一个过程。苏联政府机构整合，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察：一是联盟中央政府机构与地方加盟共和国政府机构数量对比；一是联盟中央政府机构与地方加盟共和国机构所管辖的领域重要度的对比。从机构数量对比来看，苏联族际政治一体化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机构不断的自我膨胀、自我扩权、自我强化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机构增设政府机构，不断地强化对各加盟共和国的双重领导和对口管理，扩大对各加盟共和国的管理幅度、管理广度和管理深度。从联盟中央与地方加盟共和国管辖的领域而言，各联盟部和联盟兼共和国部垄断了所有的关系国家命脉重要领域，而纯属于各共和国政府机构只是负责管辖一些完全是地方性、边缘性的事务。

苏联对政治共同体的模铸是一种基于集权型的体制，以权力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纵向运行和等级控制，通过泛政治化的途径并借助体制的力量，把复杂的民族关系转化为政治行政关系，以维持联盟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有效控制。这种控制，虽然也保证了政治共同体稳定与运转的基本底线，然而，这种控制是在战备和战争特殊环境下生成的一种历史性产物，它是建立在剥夺各个民族共同体法定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基础上的，当战备与战争特定的历史条件消失之后，联盟中央对民族共同体的强力控制对民族共同体而言就成为了一种无法忍受的锁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借助国家权力而强力模铸的政治共同体并不具有持续稳定的能力。它只不过是实现了对政治秩序最基本的暂时追求，并没有建立各个民族共同体权利共享的平台，也没有能够建立起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的民族矛盾缓冲机制、民族政治博弈机制、民族文化包容机制。换而言之，苏联政治共同体的模铸虽然实现了对民族矛盾的管制，但是没有能够从根源上实现对民族矛盾的化解。

四、文化共同体的形塑与弊端

苏联文化共同体的形塑有两条泾渭分明的主线：一条是在全联盟范围内通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以同一的国家政治文化统摄各种民族政治亚文化，将各个民族共同体形塑成统一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另外一条是在国家主导和行政推动之下，抬高俄罗斯文化的地位，推行文化同化主义，将各个民族共同体形塑成统一的历史文化共同体。

（一）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形塑

苏联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国家主流政治文化的择取。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一种非常规性演进，是在并不具备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产生与发展积累物质资本的前提下“早产”的结果。因此，要在经济文化都落后的条件下成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必须十分依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其提供的“来日合法性”^[10]。这种意识形态建设体现在族际政治整合上，就是通过宣传共产主义理想图景的美好性、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抨击民族主义的狭隘性，来促使各个民族共同体形成统一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文化，为国家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奠定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苏共执政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对于国家共同体的巩固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然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的确立过程，是在苏联人民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由国家机器外部灌输的结果，这就使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与原生的民族意识角力的过程存在着固有的先天不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抽象的理性认知，是马克思主义智识的结晶，彰显着社会发展的理想图景，但是，在文化受众智识水平不高的情势下，相较于民族情感，它仍然存在着一个接受程度的问题。具体而言，对于民族成员来讲，共产主义是后天的说教，民族主义是原生的体验；共产主义是理想的追求，民族利益是现实的选择；共产主义是理性的淬炼，民族认同是感性的归化。一个民族共同体成员，从接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到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从普罗大众中的芸芸一员到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人格的洗练和精神的涅?，需要高举远蹈的心态、慎思明辨的理性、焚膏继晷的修行、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舍生取义的精神。而民族情感呢？它不过是一个民族成员与生俱来的对本民族的价值判断和情感皈依。它是建立在基因遗传之上的体貌特征、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情感纽带、建立在共同记忆之上的历史传说，以及建立在语言习俗之上的文化特质，是自发的、天然的和原初的。相较于共产主义信仰而言，民族情感的养成并不需要太多主观的努力。因此，在苏联各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认识水平并不足以使其成为坚定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前提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思想的角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不足以抢占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思想高地。

苏联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形塑，更大的弊病还在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确立过程中的扭曲，导致了政治文化共同体形塑在先天不足之外又添上了后天失调之症。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不足首先体现为意识形态的弱质性和非免疫性。由于苏联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是在一个几乎完全闭合的环境下展开的，它所追求的是不受任何污染的“百分之百的思想纯洁性”。但是，在闭关锁国的环境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下，苏联“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弱质性和非免疫性。当苏联国门渐次走向开放之时，各种泥沙俱下的社会思潮争相涌入，极大的冲击甚至冲垮了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堤坝。其次，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足也体现为意识形态的非宽容性，一切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都受到了严厉的政治批判。非宽容的意识形态特质使得苏联在构建政治文化同一性的过程中，戕害各种民族政治亚文化的多样性。最后，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不足还体现为意识形态的刚性^[11]和教条性。由于苏共对意识形态的强烈依赖，使得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刚性”的制度安排，苏共为了维持执政的合法性，就必须处处为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战。^[12]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苏共甚至不惜剪裁现实，削足适履。

（二）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打造

苏联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打造，列宁时期采取的是一种文化调和的方式，通过扶助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再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反映社会主义的内容。但是，斯大林执政中期，苏联原初的文化调和变成了文化同化，苏联的文化组合形式也由“一个交响乐团演奏一个共同的旋律”变成了“俄罗斯文化的独奏”。

斯大林以俄罗斯文化同化民族文化，采取的是“篡史同言”的方式。所谓“篡史”，就是歪曲沙皇征服少数民族的历史，淡化各少数民族抗争沙皇殖民统治的英雄壮举。沙皇俄国奴役少数民族的历史，先后被宣传成“绝对的坏事”“相对的坏事”“最小的坏事”，甚至“绝对的好事”。阿塞拜疆的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巴基罗夫就明确地表达出这种观点。他在1952年这样写道：“绝不应当低估沙皇殖民政策的反动性，但我们也不应当忘记……被俄罗斯兼并，这对于那些被兼并的民族来说是唯一的出路，而且这种被兼并对它们未来的命运只有好的影响。”^[13]同时斯大林将民族文化视为反动历史的象征，诸多民族文化的不朽珍品——史诗、民间诗歌等等——都遭到了无情的攻击并被禁止。

所谓“同言”，就是实行语言同化政策，将语言一体化作为国家一体化重要的桥梁，通过强制推广俄语，使得俄语成为各民族认可的国语。对一个多民族国家，国语建构乃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通行做法。苏联国语建构的问题在于违背了列宁语言平等和自愿使用的原则，以行政力量人为地强化俄语作为各民族交往与互动的工具。由于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最为重要的外在表征之一，苏联在强制推广俄语的过程中，贬低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导致了少数民族语言的不断萎缩，引起了少数民族精英分子的强烈不满和民族情绪的反弹，成为了苏联国家一体化失败的重要渊薮。

【注释】

[1]张宏毅：《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世界历史》，1988年第6期。

[2]刘建飞：《美国与反共产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3]［苏］菲·博尔科夫：《克格勃与政权：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回忆》，王仲宣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4]［苏］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5]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2页。

[6]［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徐昌瀚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页。

[7]“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是相对于“国家主义”而言，民族主义的取向主要是指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输出的取向于民族的发展，而“国家主义”取向，是民族政策的输出着眼于国家的利益而不是某个或某些民族的利益。参见周平《民族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8]［苏］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9]朱碧波：《多族群国家族群问题治理路径“势差化”研究》，《思想战线》2010年第6期，第147～148页。

[10]“来日合法性”（forward legitimacy）是指统治者在未来能给社会带来什么。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7页。

[11]意识形态的“刚性”，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它是这样一种情形：当一种意识形态成为正统的统治思想，这时的统治者就成了意识形态的囚徒，当他试图改变意识形态时，就会面临统治合法性丧失的悲剧后果，因此，他就不得不为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战，尽管这样会面临着意识形态僵化的危险。参见［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12]周尚文等：《苏联执政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227页。

[13]［法］埃莱娜·卡·唐科斯：《分崩离析的帝国》，郝文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