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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和检讨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

时间:2022-01-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只视17世纪或乾隆以前的古籍为善孤本,当初可能仅仅出自方便古籍编目实际需要的一种考虑,因而不免含有较大的立说随意性,证实该说的成立理由不充足。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原含有随意、滞后性一面,已到该更新的时候了。通用的善孤本观念对诸如此类基本理论问题概予回避,讳莫如深。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不重视清乾隆至民国以后的古籍旧书也可以成为善孤本,特别无视民国章回说部的传本也

俞国玉

本人认为现行古籍善孤本管理制度存在认识误区,有必要展开认真的反思和检讨。

现行古籍善孤本管理制度所存在的主要认识误区,是通常使用古籍的刊行年代界限作为是否列入善孤本范围的首选考量,看不到当今古籍遗存历经损失惨重,久已今非昔比,早就不适应习惯通用的善孤本观念的严峻现实,若继续按那类过时的善孤本观念指导古籍乃至旧书管理,必将产生理论与实践进一步脱节的巨大恶果。

从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顾廷龙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那里最容易求得例证,这类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与其原来的应用功能,今天渐行渐远,遂日益绽露它失实悖时的随意性与滞后性。《善本书提要》称“所著录俱为十七世纪以前的古籍”[1],《善本书目》同样申明所著录基本是清乾隆以前的古籍,两部权威善本书目随便挑上个17世纪或乾隆以前时代用做划分是否古籍善孤本的一条底线,至于为什么只能选择17世纪或乾隆以前这个特定年代,却不能选择其它年代作区别善本的首要依据,恰恰均没有在理论上阐明立说的任何理由。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只视17世纪或乾隆以前的古籍为善孤本,当初可能仅仅出自方便古籍编目实际需要的一种考虑,因而不免含有较大的立说随意性,证实该说的成立理由不充足。《善本书提要》草稿在上世纪中叶,那时清以前古籍的书种、版本存藏当属比较丰富,国家和地方图书馆古籍善本编目工作尚处草创阶段,首先选择17世纪以前古籍为古籍善孤本著录对象,还不失其有助编目方便实用的正面意义。《善本书目》定本在上世纪末,经过无数天灾人祸特别十年浩劫,那时清以前的古籍甚至民国以后的书种、版本存藏俱告十分稀缺,国家和地方图书馆古籍善本编目工作早就处于竣工阶段,继续仍旧选择清乾隆以前古籍为古籍善孤本著录对象,使其余同属濒危文献资源的清乃至民国以后古籍旧书善孤本得不到应有的善孤本保护待遇,便越来越显出它不利于当前及今后亟须保护一切文献善孤本的负面价值。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仍只视17世纪或乾隆以前的古籍为善孤本,现今已完全不符合保护所有清乃至民国以后古籍旧书善孤本的迫切需要,由此定当日益增加明显的立说滞后性,证明该说的成立理由已时过境迁而不复存在。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原含有随意、滞后性一面,已到该更新的时候了。

根本说来,一些权威的善本书编目实施所促成的习惯认可的通用古籍善孤本观念,原本就不具备多少善孤本理论阐释的科学性。迄今未见一部古籍善本书目对其凭什么选择某一时代某一部分古籍作为著录对象的问题作过理论层面的任何探讨。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只是实用性的观念,却非理论性的观念。由此引发一系列理论问题,迄今悬而未决。过去只将清乾隆以前刊行的古籍视为善孤本?现在是不是应该把清乾隆甚至民国以后刊行的古籍旧书也同样视为善孤本?能不能视为善孤本的决定性关键为其书种或版本的价值,而不是看其刊行的年代?善孤本尤其孤本一般应有哪些分类?孤本中究竟以哪类孤本价值最大?通用的善孤本观念对诸如此类基本理论问题概予回避,讳莫如深。照我看来,当代学人为此必须尽快填补前人善孤本观念留下的理论空白。所谓善本,不过是指某种图书版本史上留存下来的刊刻得较好的代表性本子,所谓孤本,又无非是指某一时代所有各种图书著作史上仅仅留下一部文本的某种特稀图书或某种图书既往版本史上仅仅传存一部文本的某种特稀版本。某种图书或某种图书的某一版本能否被视为善孤本,主要不取决于某书某版本的刊行年代,而取决于某书某版本的书种、版本独特价值。过去,特别在1949年以前,清代尤其民国年间刊行的图书严格地说都是离人们很近的“当代书”而非“古代书”,这些清代民国图书传本固然很多,即便明代版图书传本亦不算太少,当时只将清代民国图书浩如烟海的传本中抽出较早期一部分即乾隆以前那部分传本列为古籍善孤本,无论就善孤本著录编目的实践抑或善孤本管理保护的理论而言,均可谓说得通的。但是现在,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清代更不必说民国年间刊行的图书都不是离读者很近的“当代书”而是“古代书”,这些清代民国版图书传本必然越来越少,今天仍把清乾隆后至民国版图书寥若晨星的传本整个儿剔除在所谓古籍或旧书善孤本范围之外,不管对善孤本工作的实践抑或理论来说,皆可谓说不通的。善本一般可分为稿本、初刻本、精刊本诸种。就某种图书的诸善本而言,其善本可能非留存一部而是传下多部。《史记》和《汉书》的明毛氏汲古阁刻本都可称善本,然而该两书的明毛氏汲古阁刻本仅在国内便传下多部,即为一例。孤本一般可分为书种上的孤本和版本上的孤本两种。对某种图书的版本上孤本来说,其孤本事实仅指该版本而非指该书种说仅传下一部。对某种图书的书种上孤本来说,其孤本事实既指该版本亦指该书种说均传下一部。《西游记》的明世德堂本就可称孤本,然而该书的明世德堂本事实指这个版本仅传下一部,只是《西游记》该版本的孤本,《婆罗岸小传》的清合兴堂刻本亦可称孤本,然而该书的清合兴堂本事实却既指这个版本亦指这部书说均留存一部,同是《婆罗岸小传》该书和该版本的孤本,又为二例。某种古籍或旧书能否称为善孤本,实不以其著作年代先后、图书种类兴衰或版本发行广稀为转移。清乾隆以前的古籍可以有善孤本,历代经史子集可以有善孤本。《〈山海经〉广注》提到的陈宜中《冠编》稿本、《〈贩书偶记〉续编》著录的王荣绪《三皇五帝征实录》精刻本和《〈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转录的钱兆鹏《周史》稿本,事实早成善孤本。清乾隆至民国以后的古籍旧书也可以有善孤本,明清民国章回说部也可以有善孤本。《民国时期总书目》及任何同时代书目均未著录或提到的《海外仙山记》世界书局版、《宝莲灯》华光书局版和《临水平妖传》尚古山房版,可能亦已成善孤本。古籍或旧书一样是物以稀为贵。孤本一般说来比善本珍贵,书种上的孤本一般说来比版本上的孤本珍贵,说部戏文中的孤本相对而言比经史子集中的孤本更珍贵。一部明版的《书经》或《史记》,其价值可能反而不如一部明版的《红莲记》与一部清版的《婆罗岸小传》或《姑妄言》珍贵,那是由于前两书的传本无论就该书种或该版本而言都不知有多少部,后三书的传本却不管对该书种或该版本来说均只有一部。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不重视清乾隆至民国以后的古籍旧书也可以成为善孤本,特别无视民国章回说部的传本也可以成为善孤本,目前已完全不适应保护一切古籍或旧书善孤本以传承人文的观念,为此必将越发突出深蕴的立说非理性,证明该说的理论框架因时间推移而须被解构。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本存在片面、偏激、保守的反科学性,此时不求改弦更张,更待何时?

随意、滞后和反科学的通用的古籍善本孤本观念,正逐渐失去严谨的学术包装,裸露其不利中华文明传承的消极作用。总数不下六万多种的清代古籍大约将近一半迄今不被视为善孤本,以致这些清代古籍无法得到与清乾隆以前古籍善本一样的保护,是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造成的一个严重负面影响。“《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著述九千六百三十三部”[2],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全书网罗清人著述为《清史稿艺文志》及武氏《补编》所未收者,竟达五万四千余种”[3],明清鼎革至清初顺康间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清代自嘉庆元年至宣统三年还有一百十四年,清乾隆以后的图书著作少说占清代六万多种著作总数的将近一半。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不承认清乾隆以后的古籍为善孤本,就是不承认将近三万种的清代古籍为善孤本,就是让这三万种清代古籍因得不到和善孤本那样的特别保护且经历十年浩劫的巨大破坏而面临大量消亡、散失的濒危境地。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给清代古籍这批宝贵文化遗产所带来的直接负面后果是严重的。总数起码在十五万种左右的民国旧书全部一直不被视为善孤本,以致这些民国旧书无法得到相应的保护,这是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造成的一个更严重负面影响。“《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从1911年到1949年9月止我国出版的中文图书……达十余万种”[4],其中“这一时期我国出版的……线装书未收录,待另编印书目”且“所收图书,主要是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市图书馆的藏书”[5],加上《总书目》全体或部分未及收录的总数当以几千或几万计的民国章回说部、笔记小说、戏文、曲本、小人书和江西、南京、苏州、天津、广州等全国省市图书馆或民间所藏民国版其他图书著作,民国时期著述或创作的图书总书种当不下十五万种左右。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不承认民国以后的旧书为善孤本,就是不承认十五万种左右的民国旧书为有自身独特价值的非普通本图书,就是让这十五万种民国旧书因得不到和清代古籍那样的普通保护,且经历长期“左”倾挤压和十年动乱摧残的巨大破坏而蒙受大批禁毁、散失的悲惨遭遇。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给民国旧书这批宝贵文化遗产所带来的直接间接负面后果是更为严重的。总数至少在三千种和数万种上下的民国章回说部和小人书百分之百非但始终不被视为善孤本,而且还很长时期被视为有害图书,以致这些民国章回说部和小人书甚至无法得到和民国旧书一样的重点保护,是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造成的一个最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虽然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在这方面的影响从根本上说,又是受到封建传统观念和现当代极左思潮的强大影响。张颖、陈速《民国章回小说总论》指出“整个现代,民国章回小说起码已出两千五百部左右”[6],周扬《一九五○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披露“历年(1911——1949年——张颖)来所出连环图画在两千八百万册以上”[7],加上任何民国书目和民国档案所未统计的前文已列举和未列举的《海外仙山记》、《宝莲灯》、《五龙十八侠》、《元代剑侠传》或《玉帝得道》、《雷公》、《年》等种数可观的极稀见说部与小人书,民国时期著述或创作的章回说部和小人书总书种当在三千种和数万种上下。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不承认民国章回说部和小人书为善孤本,就是根本不承认三千种和数万种上下的民国章回说部和小人书为有丝毫自身独特价值的非普通本图书,就是有意无意让这三千种和数万种民国章回说部和小人书因得不到任何和民国旧书那样的保护且经历长期“左”倾打击和十年动乱取缔的巨大破坏而陷入整体禁锢、焚毁的灭顶之灾。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给民国章回说部和小人书这两批宝贵文化遗产所带来的直接间接负面后果是最为严重的。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事实上已经起了不曾为清乾隆以后古籍、民国旧书尤其是民国章回说部提供任何必要保护的消极作用,文化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要彻底扬弃通用的古籍善孤本观念。

注释:

[1]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善本书提要〉编辑说明》。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2]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前言》,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页。

[3]顾廷龙:《〈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顾序》,同上书同上版,第1页。

[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民国时期总书目〉出版说明》,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5]同上编者:《〈民国时期总书目〉凡例》,同上书同上版,第1、2页。

[6]张颖、陈速:《民国章回小说总论》,同上作者《中国章回小说新考》,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

[7]周扬:《一九五○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新华月报》1951年6月号。

(作者单位:宁波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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