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心的“检讨”

襄樊市在北京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搞得热火朝天，王运生每天都要在招待所接无数个希望调进襄樊的电话，一天上午，招待所服务员又来喊他接电话，王运生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电话中断了他们正在进行的引进工作。王运生回忆：“我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冷冰冰的：你是湖北襄樊来的吗？我说是，对方又问，谁让你们来的？我听口气不对，问对方是哪里？回答是中央组织部。说实话，听到这里我有些犯怵，妈呀，中组部？这么大的单位怎么会给我们打电话？我赶忙问：有什么事？对方说，你到我们这里来一趟。问清地址后，我第二天上午便去了。办公室里一男一女两个人，那个男的问，你们到北京来向省委组织部报告过吗？得到批准了吗？我老老实实回答，我们没有向省委组织部报告，对方口气很严厉：没有请示你们就来？你们的做法违背了组织程序，破坏了党的干部政策，你们马上返回襄樊，不要再在北京逗留了。第二天，我又接到市委办公室主任杜建盛的电话。他传达市委领导的意见，让我们尽快回来。那天，还有一个单位说要派车送我们去游览八达岭长城，这种情况下，谁还有心思去游览啊？我真正着急的是还有好多已经联系好，要调进襄樊的人，他们的手续还没办完，到时候怎么向人家交代？但事已至此，我们挡不住中组部的压力，只好走了。以后，很多人又追着赶到襄樊来坚持要办完手续。我的心里觉得挺愧疚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几年的恢复、改造、建设，经过大规模的重组，中国社会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其鲜明特点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归属，即所谓“单位”。农民有农业社，工人有工厂，学生、老师有学校，干部有各级机关，这些机关单位条分缕析，界限清楚，如城市里的国营商店属于第一商业局，小商小贩也要组织起来，属于第二商业局；各类工厂也根据其国营集体私营属性分别属于工业局、一轻局、二轻局、手工业联合社等等，人人对此感到新奇高兴，“我也有单位了，大小事情有人管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最典型的是将人员固化在本单位本地区的范围内，人们生老病死都在自己所属的单位，人员流动极其困难，渐渐形成“从一而终”的人才单位所有制。如果因特殊情况非流动不可，如夫妻分居、子女要求回老家照顾父母等原因要求调动，则需要层层审批，工人要经过劳动局，干部要经过人事局，有级别的领导干部要经过组织部，审批手续繁杂，时间漫长。此外，由于行政划分，各单位又被固化在各省、市、县，各行政区之间又画地为牢，更加剧了人才藩篱的锁闭作用，而且这种人为地画地为牢的做法还被冠以冠冕堂皇的“组织原则”和“干部管理政策”，让人才合理流动变成触犯“天条”的违纪违规之举。在那个时候，人员流动是件让人“谈虎色变”的难事，跨单位流动已属不易，若是跨地域流动，则更是“难于上青天”。在这种情况下，襄樊市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题，在北京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闹得皇城根下人声鼎沸，引起的动静太大了。王运生形容：“我们在北京引进人才如同引发了一场地震，引起的反响太大了。我在七机部五院和政工负责人商谈引进科技人才一事，那位干部要我说说有些什么条件。我告诉他，我们可以解决家属农村户口，夫妻分居、子女就业、安排住房。他一听，眼睛都瞪圆了，你们有这些条件？我希望你们不要到我单位来，你不要来。按照你这个条件，我们这里要走一半。”

很多单位招架不住本单位希望调动人才天天找的压力，纷纷向北京市委组织部、人事局反应，你们为什么让襄樊市的人跑到我们这里来“挖墙脚”，他们在这里招聘人才，影响了单位的稳定？把我们的人才都挖走了，我们还工作吗？他们这样做，你们管不管？面对众口汹汹，北京市人事局也是有口难言。北京市的户口政策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难，而北京市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每年都会分到大批大学毕业生，这些人中很多家属在农村无法解决，经过长年积累，各单位要求解决这些人家属户口问题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北京市人事局也无力解决，襄樊来引进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说市为北京市人事局“减压”，所以他们才同意襄樊市到各单位去。但现在又有有一些单位说引进人才破坏了他们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他们也两头为难。没曾想，竟然有人将此事捅到了中央组织部，这才有了叫停襄樊引进人才的事情。

对襄樊市的人才引进之举，要放到历史的时空范围来看。今天，人才流动已经成为寻常之举，但是从画地为牢到人才自由流动，改革的起点在哪里呢？从历史的发展轨迹追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曾经出现过全国性的人才流动大潮，成千上万的人流冲破人才所有制的藩篱，涌向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这次流动高峰被称为“孔雀东南飞”。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在人才锁闭的坚冰打破之前，襄樊市的这次大规模人才引进，才是中国人才大规模流动的起点。历时数年，引进各类知识分子和各级科技人才上千，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放眼全国哪里还有先例？从根本意义上讲，襄樊市敢于突破人才单位地区所有制的坚冰， 自行决定到北京去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干部，是在向人才单位地区所有制挑战，对于打破人才封闭，促进人才合理有序流动，具有破冰的意义；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实属石破天惊之举。向现行制度和政策挑战，是要具有相当的勇气和胆识的，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政治上的远见，曹野、郝逢武、鄂万友等人们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正是改革者才具有的特质。

挑战现行的制度，碰触旧人才所有制的坚冰自然会受到阻力和反击。

1975年7月5日，王运生等引进人才小组的干部登上火车返回襄樊。自1975年3月到7月，襄樊市引进人才小组在北京工作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在北京一地共引进323人。虽然襄樊市到北京引进人才的班子撤回襄樊，但这件事情并未结束。1975年7月28日，中央组织部电告湖北省委组织部，对襄樊市采取“非常手段”到北京引进科技人员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并指示省委组织部严厉查处。省委组织部要求襄阳地委协助调查，责令襄樊市委做出书面检讨。

中组部的电话打来时，襄樊市委书记曹野正在武汉开会。接到中组部的电话，时任市委办公室主任杜建胜很紧张，立即打电话告知曹野。天庭动怒，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应该说，压力是巨大的。从中组部到省委组织部再到襄阳地委，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候，作为体制内的干部，中央、省、地区三级上级机关的压力有几个人能顶得住？遗憾的是，曹野已经于几年前谢世，笔者无法采访他，了解当时他的内心世界。

鄂万友回忆：“曹野极具定力，听完电话做出布置，第一，暂时将北京的人撤回来；第二，按照上级要求，给湖北省委和中组部写出检讨；第三，将此事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不要扰乱军心；第四对引进科技人员的优惠政策继续执行。”

据张改菊回忆：“曹野从武汉回到襄樊后处理此事时说，吸引人才的工作没错，既然中组部批评我们，那北京的工作暂停，除北京外，其他地方的引进人才工作照常进行。”

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曹野不害怕，他有一个“大心脏”。

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襄樊市委以樊发［1975］64号文向湖北省委组织部呈报了“检查报告”，报告承认在科技人才招募中一些违规做法的错误。笔者见到了这份起草于1975年8月4日的中共襄樊市委［1975］64号文件。全文照录于下：

关于我们到北京活动技术人员所犯无组织无纪律严重错误的检查报告

地委并报省委：

最近，地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检查了我们违反组织纪律，到北京活动技术人员所犯的严重错误，现检查报告如下：

一、我们到北京活动技术人员，未向上级党委请示报告，犯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今年2月起，北京401所、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109工厂等单位，先后来人到襄樊联系，说他们那里有一部分技术人员要求到襄樊工作，问我们是否能安排。随后，我们又收到北京不少单位来函商调技术人员。由于我们路线觉悟不够高， 当时只考虑到襄樊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缺乏大量技术人员，而没有想到这会引起其他严重后果，所以未向上级党委请示报告，就擅自决定，派市科委副主任王运生等三同志，去科学院人事局汇报了我们缺少技术人员的情况。科学院人事局同意支援我们一批技术人员，并专门召开了科学院所属单位的政工人员会议，要他们提出可调人员名单。然后，科学院人事局又介绍王运生同志等三人到科学院所属十多个研究所直接联系。本着单位领导同意，本人自愿和我们需要的业务对口的精神，各研究所提供了支援150多名技术人员的名单，经查阅档案，征求本人同意，最后确定了54人，其中物理研究所负责人张玉芳同志和政工干部潘友信同志已把27人送到了襄樊，109厂政工组朱金栋同志也已送来了5人。随后又陆续报到8人，现已到襄樊40人。

二、在办理这些技术人员调迁手续的过程中，我们又到北京市革委会人事局活动技术人员，由该局介绍到北京市机械局、化工局、纺织局、科技局等单位联系。就在这期间，一、二、三、四、七机部和冶金部、国家建委等所属部分科研单位和工厂也派人找王运生等同志联系。这样一来，联系调动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引起了一部分技术人员的思想波动，给有关部门和单位带来很大困难。我们只顾小局。妨害了大局，造成了严重后果。

三、我们先后在北京活动技术人员323名，其中技术干部226名，技术工人97名。在办理这些技术人员的调迁手续时，我们采取了极其错误的做法，给在北京的王运生同志送去空白干部商调函300张，已使用150张；工人商调函100张， 已使用47张，市科委介绍信100张， 已使用66张，严重违反了党和国家机关安全保密的规定。

四、我们允许家在农村的技术人员的家属可以把户口转到我们市内，虽然仍属农村户口，但多数是蔬菜生产队，由国家供应商品粮，这也是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的。

省、地委组织部门检查批评我们以后，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当即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由市委主要领导同志于7月27日、29日，亲自给王运生同志打电话，要他们立即停止办理一切有关手续；

第二、通知王运生同志等三人立即离开北京。由于他们当时没有路费，我们马上把钱给他们汇去了，又接连三次打电话，限定他们在8月1日，最迟不超过8月2日离开北京。他们已于8月2日离京返回。

第三、市委常委会马上开会，从思想路线上检查了我们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写了检查报告。我们决心从中吸取深刻教训，不再犯此类错误，特请求地委、省委给予我们严肃处分。

第四、我们研究了几项做好善后处理工作的意见：一是已到襄樊报到的，尽量做好工作，动员他们返回北京原单位；二是在北京已办好手续并已通知本人但尚未到襄樊报到的，告诉有关单位做好工作。停止到襄樊报到；三是还未通知本人的，不管是否办了调迁手续，一律不再通知和办理。为了不再给原单位增加新的工作困难，我们派人去向有关单位作检讨，并具体商量解决办法。

以上检查当否，请批评指正

中国共产党襄樊市委员会

一九七五年八月四日

报告写得很实在，改正措施也明确，要是如实落实，那些希望调入襄樊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襄樊市引进科技人才的工作也会中断，对襄樊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会带来重大影响。襄樊市委原组织部副部长长宋文亮：“这份检讨报告是当时的市委办公室主任杜建盛写的，领导安排我专程送到省委组织部去。到了省委组织部把报告交上去后，组织部的通知什么话也没说，也没追究这件事就让我回来了。”

有意思的是，上级机关的压力虽大，但并没有任何组织措施，也没有任何干部受到任何处分。

鄂万友回忆道：“虽然受到批评，也暂时停止了在北京的行动，但以曹野为首的襄樊市委各级领导人心里的人才渴求却更旺盛了。原因非常简单，引进的科技人员对解决襄樊工业发展卡脖子的问题发挥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以前，这些问题拖了很长时间没解决，我们上上下下都没办法，现在这些引进科技人员来到襄樊后立即投入经济建设一线。他们一进车间，时间长的个把月，时间短的几天就解决了很多久拖不决的难题。对于我们基层干部来说，什么是硬道理？能够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就是硬道理。那么多科技人员闲在那里，他们有那么多生活困难没人解决，我们给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他们给我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这有什么不好？心里不服啊，我们不服，曹野也不服，没过半个月，曹野吩咐我们，北京的工作继续进行，不过注意一下影响，不要太招惹风声。”

虽然襄樊市“暂停”了引进工作，但在北京活动了那么长的时间，知道襄樊能解决个人问题的风声早已放出去，现在一声说停哪能停下来？那些需要解决个人家庭问题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不管上面的禁令，仍然和襄樊市联系，有一些人干脆不请自来，直接来到襄樊要求调动。北京化工学院电机专业教师王文玉正在办理调动时被叫停了，王文玉家属两地分居近十年，现在好不容易能够解决问题却被叫停，他不管不顾，带着老伴孩子在未办手续的情况下，径直来到襄樊市。虽然己经叫停，但是被迫的，人家执意要来，却是志愿的，对这样的知识分子襄樊还能拒绝？王文玉被分配到襄樊电机厂，他一到厂里正赶上分房，他一家人住进了130平方米三室一厅的大房子，这在北京是直到今天都难以实现的梦想。一进宽敞的新房子，他的孩子惊喜得大声叫着满屋子乱跑，老伴更是激动得抓着他的手说：“咱们真是来对了，幸亏来了”。就在叫停以后，像王文玉这样陆续来到襄樊的就有20多人，有的是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来，有的则是代表单位来，希望襄樊能继续办下去。襄樊则是来者不拒，引进工作虽然没再大张旗鼓地宣传，但一直没有停。原襄樊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文亮：“在北京的引进人才小组撤回来后，我们这里就开始忙起来了，很多单位直接给我们组织部发出商调函，他们也希望给自己单位的那些同志解决家庭困难，他们没办法呀，只能通过组织继续联系。我们也谨慎了，有商调函来，我们都向市委汇报，刚开始为避风头，市委让我们暂时不办，没过多久，看到没有动静了，我们又开始陆陆续续地办了。没办法，我们这里实在是缺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