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结论与反思
通过上述统计、比较和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本研究通过高、中、低三个结构层次的框架分析发现，三报将“7.5事件”置于了冲突框架(体现在高层次结构框架界定的事件主题和事件性质中)、归因框架(体现在中层次结构框架的归因部分)、评估框架(体现在中层次结构框架的评估部分)、形象框架(体现在低层次结构框架的关键词选择上)四个报道框架中进行报道。
(2)通过设置上述四种报道框架，三报在“7.5事件”的报道中产生了新闻偏见，也就是说，三报在报道“他者”时产生了新闻偏见。这些新闻偏见主要有:新闻标题中的偏见(对事件定性的偏见)、关键词选择的偏见(使用形容词和副词时的偏见)等。具体说来，在对“7.5事件”的定性上，三报将“7.5事件”定性为汉族和维族民族矛盾激化所引发的一场“骚乱”或“骚动”，而对“严重暴力犯罪”的事实只字不提;在归因上，三报将事发原因归结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失当，“嫁祸”中国政府，同时将深层原因指向民族矛盾;在评估上，三报指责中国政府，却同情和支持热比娅及分裂分子;在媒介形象塑造方面，三报塑造了中国政府的负面形象，却致力于打造热比娅及分裂分子良好的国际形象。
(3)虽然三报对“7.5事件”的报道及偏见存在诸多差异，但总的来看，它们产生了相似的新闻偏见。在报道主题上，三报均最多地关注了“7.5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应对行为，分别占各自实际报道量的42.31%(《泰报》)、42.62%(《纽报》)、35.71%(《悉报》);在新闻标题中定性事件的关键词选用上，三报使用最多的关键词是“骚乱”或“骚动”(分别占各自新闻标题总条数的30.77%、21.31%、17.35%)，均将“7.5事件”定性为“骚乱”或“骚动”;在归因报道中，三报出现了高度的“步调一致”，归因报道的篇数(8、24、32)分别占各自报道总量(26、61、98)的30.77%、39.34%、32.65%，其中，报道量最大的均是“中国政府政策失当”，分别占各自归因报道量的87.5%、70.83%、78.13%，均达到了70%以上;在评估报道中，三报的绝大多数报道都存在倾向，其中，“倾向未明或无倾向”仅占20%左右，指责中国政府的报道的比重最大(“指责中国政府且倾向明显”与“存在指责中国政府的倾向”两项相加，分别为84.62%、72.13%、66.33%)，指责热比娅及分裂分子的报道比重很低(“指责热比娅及分裂分子且倾向明显”与“存在指责热比娅及分裂分子的倾向”两项相加，分别为7.69%、8.20%、8.16%);在关键词选择上，三报报道中国政府时均使用了“镇压骚乱”和“统治维族”两个关键词，对热比娅及分裂分子则使用了“追求民主和自由”一词;在媒介形象塑造上，三报均致力于塑造中国政府和汉族的负面形象，却帮助热比娅及分裂分子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总之，三报对作为“他者”的“7.5事件”的报道存在相似的新闻偏见。
特别要提到的是，三报报道“7.5事件”采用了冲突性报道框架，这与西方媒体习惯于选择冲突性和争议性主题作为报道内容有关。为了凸显新闻价值，西方媒体非常热衷于展示新闻事件的冲突性，追求戏剧化的“偏激效果”。它们选择冲突框架的做法并不只是针对中国，它们作为“看门狗”(watchdog)的行事风格也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因此，换个角度思考，我们一方面应该对西方媒体的新闻偏见保持警醒;另一方面，我们也大可不必过度敏感和大肆动作。我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西方媒体的习惯和作风，也需要反观和反思我们自身的媒体报道。
媒体报道中对“他者”的新闻偏见是媒体与作为报道对象的“他者”持久冲突的结果，展示了媒体对“现实的固执判断，并形成体系化的逻辑”(20)。三报报道“7.5事件”中的新闻偏见与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有关，更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讲，自现代以降，世界被生硬地建构成“殖民世界与非殖民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等“二元对立”的格局，而“西方”在“东方与西方”的架构中处于中心地位。中国作为“东方”的一部分和“西方”的“他者”不断被书写、被想象、被建构、被定型，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的话语权被淹没、被压缩、被剥夺，未能在世界舞台上强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最终，西方世界形成了对中国的偏见并最终巩固下来，成为他们认知和理解中国的“预存立场”，新闻报道则自然而然地延续和体现了这种偏见。从文化的角度讲，新闻报道必然产生于特定的文化环境，特定的文化也必然作用于传者的新闻报道活动以及受众的接受和理解行为，文化的差异注定造成新闻选择和新闻解读的偏差，文化是新闻偏见产生的土壤。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西方媒体一直抱着冷战思维不放，意识形态偏见严重。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理论揭示，媒体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虽然西方媒体长期以来一直标榜自由、民主、客观、公正，但是，它们实则一直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运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利用媒体为维护自身的统治服务，媒体作为贯彻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手段得以广泛利用，新闻偏见是意识形态偏见的必然产物和重要代理。从经济的角度讲，为了吸引和维护受众以换取与广告商讨价还价的“筹码”，攫取经济利益，西方媒体擅长利用冲突性、刺激性、趣味性新闻吸引人们的眼球，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关于中国的议题置于冲突性框架中报道，迎合它们长期以来培养的对中国抱有偏见的受众口味。这种做法进一步维持和巩固了西方民众对作为“他者”的中国的偏见，误导了西方民众。
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指出，“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21)，人们更是主要通过“新闻”这个“窗口”认知“他者”。新闻偏见经过媒体的“放大效应”可能产生更为广泛与深刻的影响，因而，新闻偏见比其他类型的偏见更应该避免或消除，新闻偏见的消除也有利于消除其他类型的偏见。但是，如上所述，新闻偏见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根源，它的消除并非一日之功能够实现，报道“他者”的新闻偏见还由于缺少了被报道对象及早发现而得以及时矫正的“救济程序”(22)而加大了消除的难度。笔者认为，传者、报道对象做好如下工作有利于消除新闻偏见:在传者层面，新闻偏见违背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媒介伦理的基本要求，自觉地严格遵守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介伦理是对抗新闻偏见的“武器”之一。在作为“他者”的报道对象层面，与其一厢情愿地期待和要求自己应该得到客观、公正、平衡的报道，不如积极做好对外信息传播，形成对抗新闻偏见的“信息流”;反过来，在报道“他者”时，应该努力做到公正、客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作者简介】
吴世文，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级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传播理论研究。
石义彬，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传播理论研究。
【注释】
(1)本成果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时代的全球媒介传播与文化身份认同”资助，项目批准号:2006JDXM184。
(2)孙有中.思维陷阱与新闻偏见［J］.新闻写作，2004(4):6-9.
(3)李希光.一个敢说皇帝没穿衣服的美国新闻记者［A］.见［美］伯纳德·戈德堡著;李昕，刘艳，秦轩译.偏见:CBS知情人揭露媒体如何歪曲新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4(序言).
(4)应金泉.新闻偏见和事实本质［J］.新闻实践，2005(8):8-9.
(5)陈静.媒介偏见的社会文化根源与控制［D］.杭州:浙江大学，2009:43.
(6)［英］丹尼斯·麦奎尔著.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琨，译.第四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72.
(7)孙有中.思维陷阱与新闻偏见［J］.新闻写作，2004(4):6-9.
(8)陈静.媒介偏见的社会文化根源与控制［D］.杭州:浙江大学，2009:43.
(9)［美］伊丽莎白·威斯纳-格罗斯著;郭瑞，等译.最佳编辑要领［M］.新华出版社，2001.转引自杨慧琼.符号学视野中的新闻偏见［D］.兰州:兰州大学，2005:5.
(10)Robert Cirino.Don't Blame the People:How the NewsMedia Use Bias，Distortion and Censorship to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M］.RandomHouse of USA，1972:134-178.
(11)转引自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0):88-91.
(12)臧国仁.新闻报导与真实建构:新闻框架理论的观点［O/L］.［2009-10-24］.http:// ccs.nccu.edu.tw/UPLOAD_FILES/HISTORY_PAPER_FILES/950_1.pdf.
(13)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32.
(14)潘忠党.新闻架构研究的兴起与误区［A］//李彬，杨芳，尹丽娟.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15)《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于2009年7月5日事发当天均发布了新闻报道，《悉尼先驱晨报》9月6日才发布相关报道，两相权衡，本研究将7月5日作为研究时段起始点。
(16)曹志恒.乌鲁木齐公开宣判两起针刺伤害群众案件［O/L］.［2009-09-12］.新华社，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content_12041488.htm.
(17)因为新闻报道首先提及了事件发生地这一重要的新闻要素，因此，通过研究发现，使用“Xinjiang”(新疆)一词检索，能够涵盖所有的报道。
(18)转引自张克旭，黄敏.关注台海——网络媒体关于5·20事件报道的对比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J］.2000(4):2-12.
(19)刘九洲.对中国当代传媒话语的情景分析——以1950年至197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关键词为例［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52-57.
(20)陈翔.悲情传播中的媒体伦理——以“5·12”汶川地震报道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4):31-37.
(21)［美］盖伊·塔奇曼著.做新闻［M］.麻争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0.
(22)罗以澄，夏倩芳.他国形象误读:在多维视野中观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4):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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