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评论

反思与评论_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

中国经济学研究三十年：反思与评论

张曙光

本文从回顾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出发，评论了近30年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不足，借以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一、道路曲折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中，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经济思想，但却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如果从1902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原富》算起，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一过程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强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经济学的引入是从清朝末年向日本和欧美派遣大批留学生开始的。据孙大权先生（2006）的研究和介绍，1906—1921年留日学生达55 218人，其中法政科（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的最多。1921—1925年留欧学生1 189人，其中法政经济类185人，占15.6％。1909—1929年留美学生1 289人，其中学习经济学和工商管理的为267人，占20.7％。如果说留日学生人数多、学历低、传播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早是由日本传入的，一些留日学生，如王亚南、陈启修、王学文等都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那么，留美学生则学历高，大多获得了学士、硕士学位，不少取得了博士学位，且就读学校集中，联系紧密，受美式理论和方法训练比较严格，回国后很快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群体。改革开放后的情况与此非常类似。

随着留学生的逐渐回国，经济学在国内的教学和研究也发展起来。1913年北京大学招收第一期经济专业学生和1917年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研究所成立首开其端，经济学术社团也开始出现，其中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学术团体是“中国经济学社”。1923年成立，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马寅初、刘大钧、何廉等，此外，还有一批经济学名家（陈岱荪、赵乃抟）、文化科技界名人（胡适、潘光旦、茅以升、曾昭伦）、商界精英（章乃器、谷春帆）、政界要人（宋子文、孔祥熙、孙科）以及荣誉社员（蔡元培、胡汉民）、赞助社员和团体社员等。

由于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与中国救亡图强的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学术研究的内容受其影响很大，而且其命运也由此决定，因而颇具戏剧性。实际上，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学界可以分为两大学派和两大阵营：一是以“中国经济学社”为中心的现代美英经济学派，战后成立的中央社会研究所陶孟和、巫宝三等虽未入社，也属此列；二是以陈翰笙、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徐雪寒等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信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王亚南、郭大力、王学文虽与此无组织联系，也属于这一阵营。两大派别的分歧十分明显，相互间的批评和斗争也很激烈，争论的主要问题有：“问题和主义”、“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张问敏，1994）等。从经济哲学立场来看，“中国经济学社”坚持所谓“不激不随”的学术理念和方针，既反对激进的革命，也反对保守成规，一方面质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另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一方面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城市。而农村经济学派则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张革命变革和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从考察中国农村经济的实际出发，探寻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和方法。从学术传承、理论范式、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来看，前者承继近现代主流经济学，运用“偏好”、“效用”、“边际”、“供求”、“均衡”等概念，进行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注重数量关系，而后者则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使用的概念工具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价值”、“剩余价值”、“剥削”等，从事的主要是制度分析。从与现实经济生活和经济实务的关系来看，前者注重研究经济实务，在财政、金融、货币、银行、贸易、会计和统计等方面都有建树，而在理论方面则进展不大。如，何廉、张肖梅编制的何氏华北物价指数以及中国对外贸易价格和数量指数，蔡正雅、陈达编制的上海工人生活费指数，陶孟和和巫宝三关于中国国民所得的计算，刘大钧的全国工业调查报告等；一些社员直接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不少社员参与了国民政府的经济立法与决策，并与工商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为工商界代言和出谋划策，得到工商界的支持。后者则处于非主流的地位，主要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为社会革命制造舆论，为共产党联络知识人才和筹措经费，对当时的实际经济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从教学、出版来看，前者中很多人是大学的院长、主任和教授，主持商务印书馆和黎明书局以及《经济学季刊》等数十家报刊，并有大量著作出版。后者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刊《中国农村》为主要阵地，也有不少著作问世。

然而，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特别是1953年的院系调整和向前苏联派遣留学生，两个学派的地位也发生了逆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升为主流和正统，成为大专院校和广大干部的必修课，而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则成为经济学界资产阶级思想的代名词，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一直处于挨批判、被取缔的境地。“中国经济学社”于1953年被迫解散，其成员也发生了分化，有人（如何廉）去了美国，有人去了台湾，留下来的命运都相当悲惨，尤以马寅初为代表。因与国民党当局在经济政策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1940年12月马寅初被蒋介石软禁，由此其政治立场逐渐转向了共产党，1948年底离开上海到解放区，建国后又因在人口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争论，被罢官免职（北京大学校长），批判斗争，失去言论自由。不少人被打成右派（如巫宝三、章乃器等）；很多人像陈岱老一样，除了教几节经济学思想史的课以外，再无著述发表；一些在革命成功感召下从欧美回国的经济学家不仅没有受到重用，反而成为各种运动批判的对象，一些人转而以批判西方经济学为业。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学生停课，学校关门，教授被批被斗，知识分子下乡劳改，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从欧美回国的经济学家更是无一幸免。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了港、澳、台地区有蒋硕杰、张五常等经济学家以外，现代经济学的薪火在中国大陆几近失传。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中国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兴近现代经济学的运动，形成了再一次去欧美留学的高潮，其规模和影响大大超过了20世纪初的盛况。据教育部的统计，1978—2004年，全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81.5万人，学成回国19.8万人，其中，2004年分别为11.47万人和2.5万人^[1]，且经济学者占到相当数量。随着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和一部分原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完成范式转换，国内经济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经济和管理专业以及杂志出版单位几乎全部被现代经济学占领，名为正统和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了。难怪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刘国光教授（2005）惊呼，马列主义经济学丧失了主导地位，主张依靠政治权力夺回失去的阵地，并且在实际上把现代经济学当作所谓新自由主义加以批判。尽管可以把“马列毛邓概论”作为必修课，也可以拿出大批资金支持“工程”研究，无奈学生不学，学者无心学术，拿不出像样的研究成果，仍无法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抗衡。

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恢复和发展，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学者的专业基础和方法训练有了很大的提高，能够及时了解和跟踪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和现代前沿，不少人能够比较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同时也有一些比较好的研究成果问世；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过深，商业化、技术化和工具化的味道太浓，不少人把方法工具当作经济学的全部，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不甚了了，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境地。再加上金钱的引诱和权力的掌控，不断地折腾和有意挑起纷争，学界的浮躁和学风的破坏，作为知识生产的经济学研究基本上处于低水平重复状态，既无法长期和逐步积累，也缺乏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突破和创新。以下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一种在矮子里面拔将军的办法。

二、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说，从事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人通常都会接受和运用。然而，对此的质疑和批评从未间断，但至今都没能找到一个可以代替它的更有效的理论假设。对于将其作为新自由主义观点加以批判的人，没有必要与之争论，而对于尚有怀疑和误解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者，则有必要做些讨论。

对经济人假设的误读和误解主要是认为，经济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定，是歪曲强加于斯密古典经济学的；所谓经济人就是完全自私自利的孤立个体，最大化也不可能完全实行；特别是在经济主义盛行和世风日下的情况下，不少人认为，这是经济人假定造成的恶果。

在现代经济学中，经济人假定、理性人假定和最大化假定几乎是同一个东西，往往可以互换使用。杨春学在《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1996）中，从学说史的角度对此做过一个很好的分析，可以作为本节评论的中心和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经济人假定的历史文化渊源很早，至少可以追溯到霍布斯的《利维坦》（1985）及其引起的争论，这些都是在道德哲学的名义下讨论的。斯密的伟大和功绩在于，“第一次把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系统而清晰地纳入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并经典性地对经济人的行为如何导致整个社会丰裕的社会经济机制进行了经济学的证明”^[2]。因而，后来的经济学家把经济人的发现归功于斯密，这合情合理，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尽管“经济人”的术语是19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在古典经济学的文献中，斯密本人生前没有使用过这一术语。

应当指出，斯密关于经济人的思想有两个基点：一是从“有普通知识的人或是有一般理智的人”出发；二是主要建基于人的自爱自保和自利的动机和本性之上。斯密借助于天赋人权、自然秩序、自由市场制度和看不见的手等，对自爱天性和自利观念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学论证，从而形成了被经济学家广泛接受的经济人假设。可见，斯密的经济人思想不仅没有否定人的其他动机和社会情感，而且是以后者的存在为前提的。就像斯密建构他的伦理学一样，虽然立足于人的同情共感的本性之上，但没有否定人的自利动机和行为，而是以后者的存在和作用为前提。斯密经济人思想的本意，一方面在于强调，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人类行为动力的一个主要本原，既有利于人的某些品质（如谨慎和正义）的形成，又有利于人类财富的增加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时还有利于建立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推动社会制度变革，另一方面在于说明，人本身又是有缺点的和不完善的，集各种相互冲突的原始情感、动机和品质于一身，人不仅不可能达到理想的道德至善境界，而且机会主义像影子一样地跟随着人们，因而需要各种外在和内在的约束。

不过，斯密以及古典学派的经济人思想是比较粗糙的，其缺陷主要有二：一是解释范围狭小，不仅局限于人的经济行为，而且也没有对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做出统一的解释；二是不够严谨，既没有对利润最大化假设做出严格的证明，也没有对调节利益冲突的自由市场机制的运作做出科学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家运用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方法对经济人的核心思想做出了严格的形式化的证明，使经济人完全变成一个理论的抽象，不仅为经济学家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统一解释奠定了坚实的逻辑基础，而且明确赋予了经济人的理性以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经济学含义，同时给出了经济人实现目标的理想社会条件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一来，新古典经济学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斯密，使经济人思想得到了科学的证明，另一方面也肢解了斯密，阉割了经济人思想的丰富内容，走上了科学主义的道路。这集中表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的理性做了狭隘的理解，片面地发展了工具理性，否定和丢掉了价值理性，把经济人变成了一架万能的成本收益的计算机，既不需要从经验中学习以修正自己的行为，也没有与市场行为相应的经济伦理，从而把人的理性与人的社会性完全对立起来和割裂开来，既看不到理性的不足和局限，也彻底否定了人的社会性。同时，借助于完全竞争假定也使市场制度完全脱离了社会经济的现实。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受到了新政治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广泛而严厉的批评，但由于其在现代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它的缺陷在某些方面还在发展。中国经济学界也不例外。正如有学者尖锐批评的那样，“现代经济学^[3]由于缺失了伦理学的视野，变得专门化、技术化、狭隘化，沦为纯粹自然科学式的‘伪社会科学’。不少人对此提出了批评，但是由于存在着学术上的自增强机制，加之学术分工日益细密的大趋势下，迫于日益增强的发表和出版的压力，人们似乎已经陷入到一种反思想的协同博弈机制之中难以自拔”。

从新古典学派的失误出发，很多人主张“回到古典”^[4]经济学，这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在坚持和发展经济人假设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代表人物，诸如科斯、布坎南、贝克尔、诺思等的观点和行为，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一方面批评新古典的失误，另一方面坚持和发展经济人假设。可见，把“经济人”看作是经济学的核心范式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创造和强加的，而是经济学的发展史决定的。

首先，不论怎么说，物质生活需要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需要，物质财富是人类生活的基本保证，是一切礼仪制度和道德修养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是如此。不管用什么理论来概括和表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还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恐怕都改变不了这一基本事实。

其次，在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范式的应用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分析范围，贝克尔将其运用到家庭经济分析（1987），布坎南将其运用于政治生活的分析（1989），诺思将其讨论历史变迁（1991），且都做出了各自的创造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经济人假设的有效性。他们都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与此不无关系。

再次，在对经济人思想所做的发展中，作为最大化目标的已经不限于单一的物质利益，而且包括情感利益和精神利益，形成了一个所谓“利益结构论”。国外理论界普遍采纳了这样的看法，国内学界在这方面也是有前进和有发展的（方绍伟，1993）。

最后，经济人假设和最大化行为并未否定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事实上，从行为动机决定行为目标和行为手段开始，到行为结果结束，中间有一个复杂的行为过程（张曙光，1999），这中间不仅会对行为目标和行为手段的具体内容进行修正，而且会发生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其结果不仅会使行为结果偏离原来的行为目标，而且有可能事与愿违和适得其反，甚至有可能走到邪路上去。

总之，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一是社会科学需要不需要一个统一的人性假设。笔者认为，需要。因为社会科学是人学，是研究人和人的行为的。二是在统一的人性假设前提下，不同的学科要不要有所侧重，特别是经济学和伦理学要不要有所差别。笔者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否则，科学的分工就是不必要的。三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人假定的不完善，也许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十全十美的理论假设，而在于人们的理解有偏差。这种偏差在经济学界不少，在其他社会科学界更多，甚至一些人以歪曲批判为能事，存在着很多无谓的争论。可见，各个学科和各类学者之间也需要一种理解和开放的心态。

三、企业理论

自从科斯教授1937年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被重新发现以来，企业理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学中非常活跃而又成果甚丰的一个领域。随着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行，国内经济学界从介绍到研究，在企业理论方面也有不少前进。笔者（1999）曾经评论过有关企业理论的著作就有六七本。这些是，张维迎（1995）、林毅夫（1997）、肖耿（1998）、谭安杰（1998）、费方域（1998）和杨其静（2005）。

在评论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时，笔者曾对企业理论的发展做过一个简要的概括，明确指出，自从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受到批评以后，企业理论是沿着两个方向发展的，并形成了三个分支。这两个方向是：一个把企业看作是一组合约的联结，用契约主义的方法研究企业问题，形成了企业的契约理论，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代理理论。另一个把企业看作是一种人格化的装置，从企业内部权力的分配来研究企业问题，形成了企业的企业家理论和企业的管理者理论两个分支。由于企业的契约理论发展最快、创新最多、影响最大，因而成为企业理论的主流，而企业的企业家理论和企业的管理者理论，则比较单薄，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张维迎的研究放弃了契约理论关于经济个体或者企业成员同质性的前提，坚持了经济个体或者企业成员异质性的假定，讨论了委托权（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在企业成员间的分配和经营者的选择问题，推进了企业的企业家理论。

然而，读了杨其静的著作以后，一个明确的认识是，上述概括虽在总体上合理，但存在着明显的偏颇和误读，即，现有的企业理论都不是真正的企业的企业家理论或者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因为在那里还没有出现独立企业家的身影和活动。

所有的企业理论都试图回答什么是企业，它是怎样产生的，其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如何，企业是如何运作的，等等。由于分析角度和侧重点的不同，做出的解释也不一样。虽然契约理论把企业看作是一组契约的联结，企业家和管理者理论把企业看作是一个人格化的装置，但都没有完全否定对方的立场。科斯是企业的契约理论的创始人，同时也把企业看作是一个通过权威和命令配置资源的组织；团队生产理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在强调企业的契约基础的同时，提出了“中心签约人”的概念。而把企业看作是一种人格化装置的学者，不仅没有否定而且都运用了契约理论和契约主义方法。哈特（1995）理论的中心是讨论控制权的分配，并认为控制权决定企业产权，但基础是不完全契约理论。张维迎在讨论“资本雇佣劳动”和资本家选择经营者时，也把其理论命名为“企业的契约—企业家理论”。杨其静把企业看作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自我定价器”，但中心是讨论企业家的融资契约安排。由此可见，企业既是一组契约的联结，也是一个人格化的生产或者创新装置。偏向和否定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完整的。

关于企业是如何产生的，现有的企业理论都没有做出像样的回答，甚至没有正确地提出问题。因为，现有企业理论都是从成熟的企业出发的，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企业发生学的讨论。其讨论的中心是（已有）企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以及企业的运作，包括企业对外部市场的替代及替代方式（间接定价和资产专用性理论）、企业内部的激励安排和风险分配（团队生产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企业控制权的分配和经营者的选择（现代产权理论和资本雇佣劳动理论）。如果说这里涉及企业的创建，那么，它没有一个创建过程，而是一下子出现的。不仅如此，现有企业理论都没有明确区分资本家和企业家，也混淆了企业家和经营者，不是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观察企业，而是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待企业。这在哈特和张维迎的理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现有的企业理论与其说是企业家的企业理论，不如说是“资本家的企业理论”。

杨其静的贡献在于，严格区分了企业家和资本家、企业家和经营者，以企业家的眼光来看待企业，创立了真正的企业家的企业理论，解决了企业是如何产生的问题。作者认为，企业家是具备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人，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包括提出创意的能力和整合投入品的能力。在企业建立前，他是意愿企业家；在企业建立过程中，他是实际企业家；在企业建成后，他既可以是企业家、资本家和经营者三个角色中的一个，也可以是其中两个或者三个角色的合一。资本家是拥有和提供货币资本的人，在企业建立过程中，其基本职能是投资者，有的也兼具企业家能力；在企业建成后，其主要身份是股东和债权人，也可能是企业家团队的重要成员。经营者是企业建成后出场的角色，有可能是单纯的经营者，也可能是经营企业家。因此，从企业创建过程来看，主角是企业家和充当投资者的资本家，而企业的其他成员包括工人和经营者都是次要角色，也未正式登台亮相，而企业家是第一个出场的角色，是“企业的逻辑起点”和“中心签约人”。

杨其静不仅提出了“企业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自我定价器”的命题，而且认为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特征决定了企业制度的选择。这些特征有：一是企业家关于企业的创意具有信息悖论的性质，只能以私人信息和知识的状态存在，一旦公开就成为公共品。二是价值识别相当困难，因为企业家的创意往往具有第三方的“不可证实性”。三是不可让渡，虽然其创意可以通过商业计划书向外展示，但企业家能力特别是实施创意的知识与其人身不可分离，因而无法转让，只能亲自使用和实践。四是非从属性，即企业家个人意志的高度独立性。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它的特殊实现方式不是出卖创意，而是创建企业。通过创办自己的企业，企业家就将自己的人力资本物化或者对象化在企业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装置中，不仅可以对之实施比较有效的保护，而且使之有了“可证实性”，不仅增强了企业家对其人力资本的控制，而且提高了企业家从中获得更多经济价值的可能性。正因为企业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物化形态或者对象化形态，通过创办企业也就赋予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可定价性和可让渡性，企业家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卖掉企业，将自己的人力资本价值变现，也可以经营企业和生产产品，通过产品市场将人力资本价值迂回实现。

由此可见，杨其静所构造的“企业家的企业理论”，的确是企业理论的一种创新，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修正、补充和深化了现有理论。举其要者，如，企业是企业家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创造的一个特殊装置，而不是投资者为了防止企业家的代理风险而设计的一种激励安排；企业家是企业之母，是企业家将各种分散的要素整合在一起，而不是现有理论讲的那样，是非人力资本将企业要素黏合在一起；股权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契约形式，而不是像现有企业理论所说的那样，是企业家获得的剩余索取权。

企业融资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前沿，也是企业家的企业理论的核心。因为，企业融资契约的缔结过程就是企业的创建过程。企业融资理论起始于1958年M- M的财务结构不相关理论，建立在完全契约基础上的企业融资理论，关注的是融资契约中的价格问题，随着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出现，控制权安排成为融资契约的主要内容。其中比较重要的有A B的最优证券设计理论（1992）、Tirole的精炼融资模型（2001）、Myersr的企业家融资模型等（1998）。杨其静评论了这些理论的进退得失，明确指出，以不完全契约方法为基础不仅深化了对财务工具的认识，使财务结构理论有了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而且把融资问题和公司治理问题真正联系起来，揭示了财务结构会对企业产生重要影响。该理论的局限在于，把（剩余）控制权作为基本概念，但没有弄清它的内涵和外延；以债务融资作为主要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融资方式；以财务工具外生给定为基础研究财务结构，尚未给出一个内生性的解释；就是作为财务结构理论的一个比较好的微观基础，不完全契约理论也存在着明显不足，“特别是由于混淆了企业家和经营者，现有的大多数企业家融资模型又回到了资本家的投资模型”。在这个基础上，杨其静提出了自己的企业融资理论，包括：①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和参与条件；②企业家的参与条件和效用函数；③最佳融资契约及其一般解；④企业家的最佳自有投资比例；⑤最佳赎回权安排；⑥最佳控制权安排及其实施的制度条件；⑦最佳报酬索取权/股权比例；⑧最佳融资契约的相机调整，解决了企业是如何产生的问题。

杨其静理论的不足在于，混淆了企业建成和企业家创业成功、企业家人力资本物化和实现之间的界限，没有看到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角色转换和权利转换，过多地否定了现有企业理论，没有看到自己理论与前者之间的承继关系。

四、制度演化理论

制度分析是一个广泛的领域，在经济体制改革实际需要推动下，曾经出现过活跃的局面。其研究方式也有多种。一是案例研究，如笔者主持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1996、1999、2002、2005、2006）；在一定意义上，下一节讨论的“李约瑟之谜”也是。二是理论分析，前述企业理论即属此列。三是改革实践讨论。在制度分析理论的研究方面，近几年出现了一种停滞和沉闷的局面，除了某些商业化和快餐式产品以外，很少有真正的突破和创新。张旭昆教授的《制度演化分析导论》（2007）出版，有利于打破这种局面，推动制度分析理论的深入和创新。

这《导论》是750页的大部头。作者以近百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的发展变迁为背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定（有所限定和扩展）和基本分析方法，包括成本收益分析、供求均衡分析以及博弈和演化博弈分析，考察了包括决定和制约行为主体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的各种约束在内的一般制度的演化，一方面构造了一个制度演化分析的一般性理论，说明了经济制度的系统结构及其演化过程，揭示了制度演化的动因、方式、路径和趋势，另一方面，将其运用于解析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予以实证和检验。笔者为其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序，提炼概括了它的主要内容、创新和不足。

张旭昆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认为均衡分析不能等同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揭示了制度均衡是一种“既适调又适意的状态，简称双适态”，制度的稳定性就是制度的自我强化性，后者取决于制度的恰当性和有效性；二是提出了单项制度演化方式的理论，包括个体式、协议式和强制式演化；三是构造了制度系统演化的理论，包括制度系统演化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的理论，关于短期内制度系统内源演化的理论，关于长期内制度系统外源演化的理论；四是关于政府在制度演化中应有作用和实际作用的理论；五是关于斯大林模式的制度结构、制度绩效和演化方向的理论；六是关于分权模式形成和演化的理论。

《导论》的不足主要在于对分权模式的讨论。问题有二，一是对分层化与分权化的界定不够清晰和不够严格，二是忽略了私人部门的发展这一重要因素，因而，对分权化模式的形成和演化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在斯大林模式的演化中，如果把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叫做分层化，把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叫做分权化，那么，无论是分层化还是分权化，都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范围内进行的，只能在收放循环中暂时强化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而不能引向市场经济；只有放松或者放弃对私人部门的政府管制，才能开启和推进经济的市场化。这才是市场化的实质和要害。对于这一重要问题，《导论》的观点是不明确的，也是缺乏讨论的。尽管在中国改革中，产权（这里只能是国有产权）改革在价格改革之后，但是，私人产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对外资的开放和进入，则在价格改革之前。而俄罗斯1989年以后的改革则是产权改革和价格改革同步进行。因此，分权化与市场化既可能分开实施，也可能结伴而行。如果分开实施，分权化并不必然导致市场化，只是进一步演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同时进行，分权化就成为市场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会推进市场化。这也是转型国家制度演化的共同故事。虽然在理论抽象和逻辑推理中可以有先有后，在改革决策中也需要掌握次序安排，但是，忽视这一点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

五、关于“李约瑟之谜”的讨论

在历史上，中国曾经出现过高度的经济发展和辉煌的古代文明，但是，近代以来却落后了。原因何在？自从李约瑟在20世纪中期提出这一千古之问以后，引起了中外各方面学者的关注。特别是诺思（1973）运用历史制度分析，对西方世界的兴起做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更激发了中国学者的讨论。因为，中国学者关注的与其说是欧洲，不如说是中国；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现实。于是，当林毅夫教授（1995）将此概括为“李约瑟之谜”之后，出现了多种假设和猜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什么是“李约瑟之谜”？依据李约瑟1986年的论述提出的两难问题（一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远远领先于其他文明？二是为什么中国现在不领先于外部世界？），林毅夫将其概括为：“在14世纪，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皮建才（2006）博士批评文贯中（2005）教授“偷换概念”，用科学革命代替工业革命，前者比后者晚了一百多年。文贯中（2006）在回应中将此还给了皮建才，依据的是李约瑟病前^[5]在1981年的亲自表述：第一，“为何现代科学即伽利略时代的‘新的，或者实验性的’哲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印度和中国文化呢？”第二，“为何在科学革命前的大约14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发现自然，并将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6]关于这一争论，笔者有两点评论。一是作为学者，讨论问题必须概念清晰，否则只能是一场混战。故而，这一争论是有意义的。它至少让我们弄清了哪是李氏本人的表述，哪是他的继承者的表述。二是这里讨论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发生了科学革命还是工业革命，而在于中国为什么两者都没有发生，因而用科学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是同一个所指。张宇燕（1993）教授曾经将此概括为“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什么不在中国而在西方发生之问题”^[7]。一百多年时间的长短在这里也不是一个问题，这里讨论的是14—18世纪东西方世界的比较问题。其实，参与讨论的人一般都不作这种区分。

关于如何概括目前的讨论，姚洋教授（2003）将其分为五类：中央集权说，产权制度说，英雄理论说，思维方式说，资源-经济约束说。皮建才认为这一分类很好地把握了各种解释的精神实质，缺点是不够精确，太过笼统。其实，这一概括的主要不足是分类标准不一致，既有混淆，也有割裂，虽然很多解释可以从不同方面进行归纳，但都与中央集权说有关，将其归在一起，必然造成分析上的困难。根据现有的讨论，我们运用均衡分析方法，将其概括为资源禀赋说、创新供求说、资本供求说和制度供求说，也许更易于理解和评论。

“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设是禀赋说的一种。伊懋可（Mark Elvin）1973年提出，经唐宗明（1979）和赵冈（1986）等的进一步阐发，成为一种比较有影响的解释。他们认为，中国的停滞根源于人地比例失调，一方面人口膨胀，农业剩余减少，支撑工业化的能力衰竭，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过剩，劳动替代型技术需求不足。其实，有关人地比例的几种矛盾说法表明，这一假说是有问题的。林毅夫把12—17世纪中国的人地比率与西欧作了比较，指出这一解释缺乏事实支撑。文贯中根据史料指出，明清两朝至少中期以前人地比例是改善的，宋朝的实例证明，即使人口压力增大，中国也存在着转向以工业和外贸为特征的发展道路的可能。在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时，诺思也将人口增长作为外生变量，其直接结果导致了相对价格变化，进而引发了制度变迁。张宇燕则明确否定了人口增长的作用。实际上，人口增长可能不是（至少不是主要的）解释变量。姚洋通过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论证了伊氏的假说，揭示出其成立的两个条件，一是人口增长符合马尔萨斯原理，二是工业存在规模经济，显然，现实的人口增长不符合马尔萨斯原理。姚洋的贡献在于用严格的逻辑证明了伊氏假设成立的条件，不足之处是对揭开谜底没有提供新的信息。

“创新供给不足说”。林毅夫指出，只要人类的物质欲望没有满足，对新的、更好的、更有效益的技术的需求就永远存在。如果没有发生技术变迁，那么，问题的根源不是来自需求的缺乏，而是来自供给不足和供给方式的失败，主张从技术供给方面来解析“李约瑟之谜”：前现代的技术发明基本上源自实践经验，人口规模是技术发明率的主要决定因素；现代技术发明主要立足于科学和实验，中国的落后是由于没有从以经验为基础的发明转到基于科学和实验的创新。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李约瑟认为是中国的官僚体制旨在维护灌溉体系，而欧洲的贵族式封建体制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和发展。钱文源（1985）等则认为，帝国的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阻碍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成长。林毅夫肯定了从政治经济制度上找原因的探讨方向，但不同意他们的具体观点和解释，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中国的制度抑制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形成的激励结构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无心于科学事业。林毅夫的解释符合经济学的规范，逻辑上能够自洽，也揭示了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创新激励不足与积累和投资不足都相当重要，也许后者更为重要，激励不足可以通过竞争解决，而积累和投资不足只能依靠产权变革，难怪杰弗逊说“专利制度是向创造力的火焰上浇油”。科举制度是传统中国制度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对于维护传统制度的作用也许大于对科学发明的激励作用，有关文明兴衰这样的重大论题，仅仅从科举制度及其对技术供给的限制上解释，似乎过于局限。

“地理禀赋说”。1999年，戴尔蒙德提出此说，认为欧洲海岸犬牙交错，岛屿众多，有利于形成众多相互竞争的小国；中国海岸平直，大的岛屿很少，有利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从而决定了两区域不同文明的发展轨迹。文贯中据此来解释中国近代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革命。古希腊内部多山，使之无法走农业文明的道路，而周边是海，又逼使其走上偏重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以及城市生活的道路，再加上天然屏障，形成了比较宽松的社会制度和思想自由，因而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传统；经过文艺复兴，欧洲发生了以科学思辨和实验为基础的科学革命。中国处于大河平原，便于农业经济发展，没有天然屏障，只有大一统的帝国王朝才有利于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自给自足和分散孤立的农村生活虽有利于实用技术的进步，却不利于科学思维的产生。就创新方式而论，这种解释不及林毅夫的解释。就资源禀赋而论，这种解释处在“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对面，即“低水平扩张陷阱”。此说虽非简单的地理决定论，但仍然过分看重了自然禀赋和路径依赖的作用，未能揭示出走向不同发展和演化道路的关键因素。

“投资约束说”。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是由于投资受到了约束，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至于投资约束来自何处，艾德荣（2005）认为来自弱省体制下的地方有地精英。在回应皮建才（2006）的批评时，他立足于后工业经济和未经历工业革命的经济之间的差异以及工业化国家的外部压力改变了非工业化国家的内部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认为在后者中，政府的直接作用是有限的，并逐一证伪了地方公共投资不足、政府过度收税、政府过度剥夺，不是明清时期约束投资和增长的主要力量，而关键的社会约束来自地方有地精英。此说与地方豪强兼并导致治乱循环的理论有某些相近或者相似之处。事实上，在前现代社会，政府的控制从来都没有到县以下，欧洲也是如此。就此而论，这是有事实和逻辑的支撑的，但问题是欧洲为什么能够打破约束而中国却不能。不仅如此，地方有地精英也有参与工商业的，张宇燕的讨论说明，宋朝、明朝的工商业发展状况也难以支持此说。更何况任何一个社会的制度均衡状态下，各主要制度安排都是耦合的，如果我们采用反设事实法作一设想，假定不存在地方有地精英的控制，中国能否发生工业革命？

与艾氏强调投资的社会约束不同，皮建才提出了“投资阻塞说”。所谓投资阻塞是指进行关系专用投资的经济主体不能获得投资的全部边际回报，进而引起投资不足的低效率现象。中国的问题出在了民间发生了投资阻塞。其原因在于形式权威在政府和民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配置失衡，集权的官僚体制导致政府拥有、民间没有形式权威，因而，政府和中央占据控制权优势，民间和地方处于主动权劣势，从而导致了第一、二层次上的投资阻塞。中国之所以错过了工业革命，是因为在第一个层次上发生了投资阻塞，今天有可能在第二个层次上发生投资阻塞。投资约束说从投资和资本形成这一近代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进入，既可以联系到外部货币冲击和资本市场形成，也揭示了产权保护和政府制度的重要，也许比创新供求说和地理禀赋说有更强的解释力。但是，皮建才的假设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正如文贯中指出的那样，没有给出关系专用投资和通用投资的确切定义，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在通用投资上中国没有发生投资阻塞。二是概念运用及其解释本身也有可质疑之处。关系专用投资和投资阻塞是在讨论企业和产权理论时提出的概念，将其转用于此究竟何指，是谁与谁的关系和谁的专用资产投资？按照作者的解释，第一层次的投资阻塞发生在政府和民间之间，第二个层次的投资阻塞发生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这就将其泛化到牵强附会的地步，令人难以理解。能否将这一概念转用于不同行业，比如农业和工商业，看来也是有问题。与农业相比，不是工商业的资产形态和投资活动更具专用性，而是其产权更具一般性，对其掠夺更易，因而实施保护的制度安排需要更普遍、更一般化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理念。此外，作者一方面强调第一层次的投资阻塞，另一方面又把板子打在下层政府的屁股上，“下层政府失灵”和地方官员的盘剥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这一点与社会约束说中的地方有地精英的控制和制度供求说中的中央政府失灵是有区别的。三是讨论这类问题，逻辑推理固然十分重要，但皮氏的讨论证据不足，史料缺乏是一大问题；而且对史料的处理也是一个严肃问题。

“制度供求说”。张宇燕和高程合作撰写了两篇长文，上篇《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2004），下篇《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2005），从制度供给和需求互动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在上篇中，张、高把现有对西方世界兴起的解释分为三类，即器物层面的解释、制度层面的解释以及观念或者意识形态层面的解释。从有效的制度安排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虽然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诺思将其归之于以产权保护为中心的制度创新；熊彼特、保罗·肯尼迪、希克斯等重视有效的金融制度；而奥尔森、布罗代尔则强调国家制度。至于制度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有效率的制度在欧洲的形成，则更是众说纷纭。鉴于16世纪中国和西欧均处于制度均衡状态，诺思关于人口增加冲击的解释无力，作者从弗兰克、汉密尔顿和熊彼特对发现美洲新大陆和美洲金银的重视，找到了解题的方向。在这个基础之上，作者把货币和制度两条主线的互动与之联系起来，建立了一个“随机性外生货币注入-财富重组-阶级结构变化-制度变迁-经济增长”模型，将诺思、熊彼特和奥尔森等结合起来，重新演绎了西方世界兴起的故事。接着，将这一框架和方法用以解释中国近代为什么衰落。

作者将16、17世纪中国与西欧的社会经济发展作了比较，不仅明确指出，就人口增长率、GDP产值、人均生活水平、科学技术能力以及市场运作状况等而言，中国当时的水平至少不低于欧洲最发达的地区，有些方面还处于领先，而且进一步发现前人不曾注意和提及的事实，即具有历史偶然性刺激西方起飞的外生货币也冲击了当时的中国市场，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海外贸易途径流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巨额白银，也使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商人阶层手中，他们的社会地位也随着财富的膨胀而明显提升。但是，中国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制度变迁，因而与现代经济增长失之交臂。为此作者提供了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商人阶层借助科举制度使自己的子侄亲朋进入官僚阶层，实现了官商在个别层次上的结合和商人对官僚的依附型关系，一方面使商人产权获得了官府的一定保护，另一方面，在商业税收增加不多的情况下，也使得官员有了贪赃自肥的机会。这种基于人治色彩的官商结合式的产权保护既不稳定，也不充足，但却抑制了商人寻求更有效产权安排的需求，也减弱了国家（皇帝和官僚）对有效产权制度的供给，无法建立宪政意义上的产权制度。二是海外贸易的发展和白银的大量流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并未促进甚至阻碍了现代金融制度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发育。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北方的防御，需要的是修筑长城的砖瓦沙石和战马器具，不可能投向现代意义上的军事工业和与之相关的重工业部门，无法带动商人对现代工业部门进行投资；另一方面，以生丝和瓷器为主导产品的海外贸易导致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畸形，也未对技术创新和扩大企业规模形成必要的压力，无法对资本和信贷产生大量的需求。与此同时，宝钞发行的失败，盐引的取消，政府信用的不足及其与货币和信用市场的脱离，造成资本市场发育和资金供给的不足。这一切就使得中国的工业投资未能达到经济“起飞”和保持长期增长的界限。

比较而言，张、高的解释和猜想既比较全面，又重点突出，史料丰富而思想新颖，既做到了货币和制度、内因和外因的有机结合，也为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一方面，很好地运用了经济学供求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制度变迁分析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又利用阶级分析和主体互动的方法揭示了变迁的机理和途径。这也许是至今对破解“李约瑟之谜”所做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不足之处是，对官商勾结未能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解释较为充分，而对资本市场形成的解释相对不足。使用“制度早熟”之类的概念和说法不仅不符合实际，其含义也不清楚，不如使用官商的个别的、人治型和传统式（血地缘）结合和依附更为恰当。把盐引看作国债的确有些牵强，也许更接近于出售特许权。像如此大的制度变迁过程必然是一种自然发育和人为建构相结合的过程，作者对一些关键人物的活动和行为注意不够，未能突出某些小概率事件的作用，如果补充上这一点，故事也许会更加生动。也许作者感到了讨论的不足，在两篇文章的最后做了一些“补充”和“扩展”，讲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制度经济学方法论。这似乎无法弥补文章的不足。正如马歇尔所说：“经济学的麦迦不是经济动力学，而是经济生物学。”^[8]但达尔文进化论能否很好地解释群体选择问题，还值得研究。如果可以，新的社会生物学理论也许更值得借鉴。

六、宏观经济理论

宏观经济分析包括形势分析和理论讨论两个方面。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资源尚未充分利用的时候，宏观经济问题相对比较突出。加之随着形势的变化，宏观经济问题也是变化万千，常讲常新。因而，在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宏观经济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相继开展宏观形势分析以来，目前进行这类研究的机构已有十数家，形成了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的市场格局和竞争态势。不过，这也影响了宏观经济理论讨论的深入。

30年来，在宏观经济理论的引入和发展方面，符钢战等人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1986）首开先河，也带有理论范式转换的痕迹。真正有较大学术价值和影响的是樊纲（主笔）、张曙光（副主笔）等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1990），该书已经重印四次，这在学术著作中也是不多见的。其主要贡献在于，从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关系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概念和理论假设，构造了一个公有制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国家＝计划者＋政府，分析了各行为主体的行为目标、行为方式和利益矛盾，说明了各种宏观经济变量是如何决定的，公有制宏观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对主要宏观经济现象和问题，诸如总需求膨胀、经济过热、短缺、过度增长、通货膨胀、结构失衡、经济周期、机制变迁等，给予了比较有效的理论解释。该书的出版不仅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接轨和融入，而且意味着关于公有制宏观经济的理论分析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大纲》一书的主要缺陷和不足是，局限于国有制经济的范围进行理论概括和分析，而现实的经济发展已经大大超出国有制经济的范围，到2005年，非国有制经济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0.8％，占城镇就业的76.7％。由于产权基础的变化和经济自由权利的获得，我国的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了，但是，由于政府在经济中的控制地位和主导作用及其与国有经济的特殊关系，我们的经济可以说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简称政府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理论还是仅仅着眼于公有制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分析，都无法理解和说明中国现实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也需要发展和前进。

2002年，姚枝仲博士在《放松投融资管制的增长和波动效应》中，建立了一个包括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两部门模型，考察了政府放松对非国有部门投融资管制对经济增长和宏观波动的影响，发现放松管制的不同顺序和速度能够产生不同的增长路径和波动特征，有效地解释了改革过程中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难以理解的特征性事实。特别是抓住了放松投融资管制这一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关键问题，由此进一步可能取得突破。可惜的是，这一研究没有继续和深入下去。

2004年，王曦教授出版了《中国转型经济总需求分析：微观基础与总量运行》，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贡献。作者提出和建立了一个转型中国总需求分析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包括了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两个市场及其均衡。在商品市场分析中，讨论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形成，在货币市场分析中，讨论了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的决定。鉴于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汇占款密切相关，作者还专章讨论了外汇市场的（非）均衡问题。在分别讨论了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以后，作者把两个市场联合起来，建立了转型中国总需求均衡分析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局部均衡分析和联合均衡分析，讨论了国际收支冲击和多重均衡的可能性。应当指出，这一分析框架是不完整的，因为只有关于总需求决定的讨论，而没有关于总供求相互关系的分析。如果能够补足这一重大疏漏和不足，在其所使用的分析工具限度内，这种结构安排还是一个可用和有效的理论框架。

就分析内容而论，最出色的是关于消费需求形成的分析。王曦从消费模式的检验入手，既抓住了转型中国居民消费模式的差异，即一部分人的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的变动，另一部分人的消费则遵循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又找到了居民消费行为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即预防性储蓄行为和支出不确定性，因而很好地解释了转型中国居民消费的特有现象。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分析也不错。作者用随机库存理论解释了最优外汇库存的决定问题，进而把体制因素引入，通过最高持汇规模限制，构造了一个有截断而非平滑的有效外汇需求函数，并通过供求分析揭示了日波幅限制必然造成经常失衡和满仓失衡，同时讨论了它的宏观效率意义。在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分析中，也有一些前进。主要是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把货币供求的变化分为两个阶段，抓住了中国金融体制变化及其对经济运行影响的特征，即从相对短缺到相对过剩、从存差到贷差的转变，并考察了货币供求变化背后的微观行为。但总体来看，该书是前好后差，开始的分析比较精到引人，但一章不如一章。特别是对转型因素的讨论过于简单，只讨论了价格双轨制，而没有注意到放松投资和融资管制、产品市场管制和要素市场管制的差异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没有考虑政府行为和政府竞争的因素。其原因可能是论题过大，作者的准备和思考还不够充分，加之在建模上花的工夫过多，而对一些基础性问题的思考和观照有所疏忽。

七、关于通货紧缩的理论讨论

1998—2002年，中国发生了通货紧缩，借此展开的宏观经济讨论中有理论意义的问题，是关于“债务-通货紧缩”的分析。北大中心宏观组和易纲（2000）把通货紧缩的发生过程概括为，新的投资机会引起企业过度负债，清偿债务如果没有再膨胀政策的反向作用，就会引起一般物价水平下跌和货币购买力升值；在货币升值速度快于名义债务清偿速度的情况下，真实负债增加，进而导致企业亏损、破产和经济衰退，形成一个内生性的、有自我加强趋势的通货紧缩过程。据此，作者（2005）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过度投资的产权逻辑及其周期理论，来解释中国近几年的宏观经济。他们认为，在经过五年的通缩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在2000年出现增长势头，2003年加速，开始了新一轮投资过度和低效投资。过度投资的直接原因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价格杠杆没有在投资过程中发挥作用，关键是土地转让权含糊不清和银行产权约束不力，形成了巨大的套利空间。在利益的驱动下，当经济景气时，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三方共谋，造成了投资和贷款的迅猛增长。由于投资既是短期的需求，也是中长期的供给，如果不加调控，就可能造成短期通货膨胀、中期通缩和长期通胀。

余永定教授认为，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的通货紧缩，扩大总需求的短期宏观政策也无济于事，“造成目前中国通货收缩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他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加总推导出相应的总供给曲线，构造出一个宏观分析的理论框架，并运用此模型来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其关键是，面对生产成本上升所造成的经济效益下降，由于种种制度性约束，经济效益低以至亏损的企业往往不能或不愿像正常市场经济下的企业那样退出生产，而是依赖银行贷款和政府补贴苟延残喘。这样，总供给曲线就不会向左上方移动或者移动不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减少又使总需求曲线左移，必然导致物价水平的下降，使企业亏损状况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又使总需求进一步减少和物价水平进一步下跌。这样，物价下跌的持续循环就形成了。

以上两种讨论有一个共同的优点，这就是都认为通货紧缩不是一个静态的供求失衡问题，而是经济中存在着某种导致价格持续下跌的恶性循环机制，两者都力图揭示这种机制的作用过程及其形成的制度基础，但他们的逻辑起点不同，因果链条的关键环节也不一样。宏观组将此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制度联系起来，揭示了过度投资的产权逻辑，特别是认为本轮投资膨胀的关键是土地转让权、贷款和地方政府，而土地和贷款的深层次问题还是产权，其关键环节是过度投资引致的过度负债。余永定讨论的逻辑起点和关键环节是生产成本上升导致的企业亏损。宏观组采取的商业周期分析方法有一个长处，就是把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认为“通胀通缩一线天”，使通货紧缩成为经济周期运行的一个阶段，而余永定的讨论则将其模型化了，且讨论了消费需求问题。两者虽然都指出退出障碍在通货紧缩形成中的作用问题，但均未涉及进入障碍和政府管制问题，其实，在解释中国的经济运行时，这也许是同样重要的问题。此外，易纲等认为，从一般价格水平来说，1998—1999年间的通货紧缩不同于2001年底再次出现的通货紧缩：前者主要是因为1998年的信贷政策改革，并通过利润率很差的国有企业的传导，对名义总需求形成强烈冲击；而后者的原因首先在总供给方面，其中，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是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有两个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一是为什么国有企业投资过度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在需求方面，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过度却成了供给方面的原因；二是作者把非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来源归结为个人来自国有企业收入的高速增长，是否真正如此，值得进一步讨论。

八、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是宏观经济分析中一个比较有成效的方面。除了施建淮（2005）、张斌（2005）、张曙光（2005）等以外，卢锋教授（2006）的系列研究最值得关注。

巴拉萨-萨缪尔森（1964）效应假设依据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差异，推导和揭示了经济追赶过程会伴随着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的命题，为观察开放经济成长时期实际汇率走势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卢锋的研究不仅利用多国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对之进行了检验，而且第一次系统地计算和考察了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工资/劳动成本的变动及其国际比较，一方面说明了近十多年来我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与巴氏效应的理论预测一致，而两部门的工资和劳动成本的变动也符合巴氏假设，因而，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走势也遵循着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而引入体制转型因素和国际收支结构变动考察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一方面揭示了价格改革引致物价上涨，传导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的名义汇率贬值压力，以及90年代中期后劳动生产率快速追赶转而形成实际汇率升值压力，另一方面说明了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推动双顺差的积累，是构成汇率升值的重要因素，并据以对人民币汇率之谜做出了比较清晰的解释，明确指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演变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故事”。

卢锋研究的特点和贡献在于，这是真正的中国经济学研究，构成这一领域问题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作者将人民币汇率这一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建构成一个重要的学术理论研究对象，对中国1978—2004年中国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成本数据进行了系统处理，并与OECD国家的相应资料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走势，也为政策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经济学界这样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其不足在于，一是对外汇储备增长的预测粗了一些，二是对汇率变动的影响注意不够。这可以由张斌、何帆（2006）、张曙光、张斌（2007）的研究来补充。

九、收入分配研究中分析方法的进步

30年来，中国经济学界一大进步体现在对分析工具和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方面，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教育，特别是计量经济学教育发展的结果。这种进步既体现在理论（逻辑）实证方面，也体现在经验实证方面。理论实证方面的情况前面评论企业理论、制度分析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时已经提及，不过，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大。凡做得比较好的理论实证分析均是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先提出重要的理论思想和可以实证的理论假设，构造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然后通过思想实验和逻辑推理，一步步演绎出经济过程，对经济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但大部分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假设，只是简单的公式推导和数学游戏。以经验实证为主兼及理论实证做得比较好的是以赵人伟、李实教授为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课题组。他们已经出版了《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研究》（1994）和《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再研究》（1999）两部著作，第三部著作《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之三》已经完稿，正在结集出版，笔者有幸先睹为快。本节以此为例评论研究方法的提升。

在前两部著作的前言中，主编明确指出，本项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要通过合作研究，培养中国年轻一代经济学家掌握和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实证方法。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努力，引进和使用了国外有关这一问题研究的全部方法，并有所扩展，同时取得了系统的研究成果，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赶上了国际研究的先进水平。

首先，该研究使用的收入概念是国际标准的收入概念。这一概念比国家统计局现行使用的收入概念要宽，其区别在于，前者包括自有房屋的估算租金价值，后者没有包括；基于此，前者计算了公有住房的租金补贴，后者没有。在住房商品化改革的情况下，统计局收入概念的缺陷是明显的，它不仅低估了居民收入，而且据以所做分析的结论也有偏误。而其他有关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大多依据的都是国家统计局的资料。

其次，按照国际标准的收入概念构造中国的住户收入数据，作为分析研究的基础。为此，课题组重新进行了三次抽样调查，1988年第一次，1995年第二次，2002年第三次。前述三本大作就是对这三次调查所得数据的分析和研究。三次调查问卷设计在保持基本格局的情况下，根据研究的深入均有变化。如，第三次调查突破了农村和城镇的分类，增加了流动人口家庭的资料。这样，不仅可以与统计局的资料进行比较，而且可以做前后年份的比较分析，还可以进行一些新的研究。在国内的同类研究中，这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与之相比，很多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研究，都没有使用住户数据。据Gustafsson and Li（2002）对研究中国农村地区差距问题进行的综述，在现有14篇研究文献中，只有4篇文献使用了住户数据。即使这4篇文献，没有一项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在样本上覆盖了大部分中国，也不是跨越不同的年份的数据。在相对较近的研究中，Sun and Parikh（2001）、Fu（2004）等对影响省级经济增长速度的各种因素，以及省份之间在经济增长上的相互渗透效果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所讨论的对象无一例外的是省级加总的宏观变量，也不是使用住户数据。

再次，分析技术和分析方法的运用和提高。在现有研究文献中，有多种测度收入差距的指数，本项研究主要使用了三种指数，洛伦茨曲线及其变种形式十等分组分析法、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的优点在于，在对不同年份的收入差距进行比较时，利用十等分组分析法可以对不同收入组的收入相对份额的变化进行比较，借以发现收入差距扩大究竟发生在哪些收入组之间；而基尼系数的特殊性质是总收入差距在分项收入差距间的可分解性；利用泰尔指数不仅可以将全国的收入差距分解为地区（或人群组）内和地区（或人群组）间的收入差距，而且可以将全国收入差距的变动幅度进行相似的分解分析。如果说在《研究》中，这些方法的运用还是初步的，泰尔指数只是在个别分析中使用，那么，在《再研究》中，方法的运用就比较充分，并有了新的发展。如将基尼系数分解为由特征变量可以解释的部分和未解释的部分，进而计算出每个特征变量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在《之三》中，方法运用更趋成熟和多样，使用了基于回归分析的不平等指数分解法，并对其进行了改进。第一步是根据通常的回归分析技术估计收入函数，得到的分析结果可以回答家庭与个人特征是如何影响收入水平的；第二步是计算每一个变量对不平等的贡献，给出家庭和个人特征对收入不平等或收入分配的影响。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方法，是在控制其他变量变化的情况下，识别某个单个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再如，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研究》利用明塞（J.Mincer）公式计算了教育收益率，并将教育变量作为虚拟变量，对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在《再研究》中，不仅按照同一方法进行了估算，而且考虑到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性，引入了其他制度变量作为虚拟变量。不过，这些研究只分析了教育与收入之间某一单方面的关系，而没有综合考究教育与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邓曲恒的博士学位论文（2007）利用该课题的三次调查资料，考察了教育对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收入水平对居民教育状况的影响，揭示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循环机制。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微观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处理了各种估计偏差问题，力图得到逼近真实值的估计数据。如，利用MRA（meteregression analysis）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相关文献进行回归分析，分离出样本年份、估计方法和因变量选择等因素对教育收益的影响。再如，利用同胞数据消除能力偏误、对异质教育收益率的估计等，则是国内首次应用于相关问题的分析。

复次，方法不同导致的结论差异。按国家统计的收入概念和收入统计，从1988年到1995年，再到2002年，中国的收入差距是不断扩大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373、0.436和0.452。按照课题组的研究，1988—1995年与1995—2002年，收入差距的变化走势不同，前者是扩大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395 2和0.469 2，而后者则基本稳定，2002年的基尼系数是0.468 2。按照泰尔指数，14年中收入差距呈倒U形变化，分别为0.267 3、0.419 7和0.372 9。要知道，在这两个时段中，住户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8％和8.8％，人均GDP年平均分别增长8.27％和7.18％，这意味着居民更多地受惠于经济增长。作者进一步探寻了其中的原因。不仅如此，总体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发展趋势在城镇和农村也不同。1988—1995年，无论各地区内部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还是地区间收入差距，都无一例外地对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1995—2002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只有在中部才能看到。而1988—2002年，总体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十分明显，但是在城镇和农村，不平等程度的扩大较为适中。

最后，研究范围的扩展。在《研究》和《再研究》中，全部讨论集中于收入分配及其不平等问题，这从两本书五个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得出来。而在《之三》中，内容范围则超出了单纯收入分配的范围，有四章讨论了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它们是第十二章“中国居民医疗支出不公平性分析”，第十三章“中国城镇失业、提前退休和性别收入差距的变化”，第十四章“中国经济转型对老年人福利的影响”，第十五章“城镇老年人居住方式选择的决定因素”。不仅如此，由于增加了流动人口家庭的数据，就能够讨论农民工和人口流动对收入分配和就业的影响问题，因而也就进入了劳动经济学的领域。当然，可以再前进一步，把收入分为城镇居民收入、进城农民工收入、农村非农业收入和农业收入。这样的讨论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

从以上评论可以看出，本项研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把不断创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用于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实际问题，不仅正确把握了两者在学术研究中的位置，而且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前进；不仅培养起一大批青年人才，而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其数据库成为从事这方面研究者的共同平台。这种做法值得在经济学研究中大力提倡。

十、学界风气和学者担当

近几年来，社会上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齐声讨伐和批评，把30年来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失误，特别是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归罪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一些学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批评者群情激愤，义愤填膺，网上的支持投票占压倒多数，一方面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另一方面也是炒作的一个绝好题材。

自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把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推到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上，经济学成了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了时代的宠儿。一些人头脑膨胀，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忽视了经济学的局限，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于是招致了社会性的惩罚。这些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经济学家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因为，经济学家虽然为改革开放作出了一点点贡献，其在实际决策中的作用终究有限。这类言说也过分抬举了经济学家，不适当地拔高和夸大了经济学家在实际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且不要说当代的中国，就是在其他民主开放国家，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也没有这样的殊荣和神威。这也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糟粕和我们民族的某种劣根性，人们总是寄希望于明君、贤相、清官、顺民，现实也没有摆脱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思维模式，遇有内忧外患，不敢直指决策者的失误，却总要找几个垫背的，今天经济学家就成了这样的冤大头。其结果虽然使某些经济学家的声誉受损，但损害最大的仍然是经济学本身乃至知识生产的发展。人们对经济学的误解和误读加深，知识生产的制度结构和生存环境更加恶化和扭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还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理论著作，那么，最近几年，笔者评论中提到的那些比较好的理论著作的确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稍稍有点成绩的经济学家很快就离开了学术事业不再从事理论研究，整天出没于论坛会场，曝光于各种媒体，研究生也把做学问当作入仕的敲门砖，有几人在真正研究和思考问题，进行知识积累和知识生产？说来让人抱愧。难怪作为知识生产和学术工作，经济学出现了凋敝和萎缩的现象，随着各种各样快餐文化的兴起，一些快餐“学术”也到处泛滥，没有积累，没有像样的作品，更出不了名家大腕，也与传世之作无缘，遑论问鼎诺贝尔奖。

社会上的讨伐和批评既有好处，也有负面效应。好处是它犹如一瓢盖顶的凉水，可以使经济学界和经济学家头脑冷静一下，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存在的问题，认清经济学的真正价值和局限。坏处是一些人将此看作是发财和发迹的大好时机，凭着炒作的本领成为引领潮流的“英雄”和一夜暴富的“商人”。先行者斩获巨大，名利双收，效法者络绎不绝，一批跟着一批，连港澳地区和国外也鱼贯而入。这既在情理之中，也符合经济学的逻辑。不过，严肃的学者千万不可混迹其中，随波逐流，推波助澜。应当清醒认识到，这种讨伐和批评即使有百分之百的人投票支持，也只是一种政治批判和道德评判，而不是严肃的学术批评，虽然是必不可免的，但对于知识生产的进步和学术事业的发展基本无益，甚至有害。因为，政治批判和道德批判是以怀疑对方的人格和能力为依据，以脸谱化和标签化为手段，这就从根本上革除了平等对话和理性讨论的余地和空间，有悖于学术批评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势若水火，根本没有什么交集，既无对话和讨论的基础，也无话可对，无论可讨。但是，在目前的制度条件下，政治批判和道德批判不仅处于强势地位，而且受到权力的支持和纵容，不仅混淆了政治批判和学术批评、道德评判和学术评价的界限，而且往往用政治批判和道德评判代替学术批评和学术讨论，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不思和反智的趋势和潮流。

在这种不思和反智的潮流中，出现了一种声音，值得深思。有人放言，中国只有五个经济学家，有人把中国的经济学家分为三等九流。笔者无意加入这种争论，因为它不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只是想借此讨论与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有关的根本问题：什么是经济学的理论，什么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水平，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

前已指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不高，与世界水平还有明显差距。能够在诸如《美国经济评论》、《经济学季刊》、《经济学展望》等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文章，当然是一种很高的水平，不要说在这些刊物上，就是在二流刊物上，国内能够发表的文章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与国内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的人数很不相称。但是，这能否作为评判中国有无经济学家的主要标准和唯一标准？我看不能。因为，这会引导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走偏方向。笔者的“大作”肯定上不了这些刊物，也无意挤进这类经济学家的行列，但绝无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态，而是支持中国经济学家把自己的佳作拿到这些杂志上去发表。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经济学虽然有自己的一整套研究范式，其科学化的程度也相对其他社会科学高了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训练还差得很远，本人也许还没有入流，但经济学终究是一种经验科学，离开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实践，经济学也不过是“经济学家”的“科学”游戏而已，没有任何社会价值。由于国外的环境相对宽松，经济学的研究也一直按部就班，不断前进，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前人都有所涉及，有所挖掘，有所创造，开拓的空间不大，突破的可能更小，于是，很多职业化了的教授学者，为了名字能够出现在这些刊物上，以便保住教授的饭碗，专门找那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大做文章。这决不意味着这些问题不能研究，而是说这不应当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面对中国转型的经济现实，很多重大问题还没有进行过真正像样的思考和研究，甚至连问题都还没有正确地提出来，更没有拿出一个像样的理论解释，从事这样一些问题的研究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这类研究暂时不一定能够上这些刊物发表，但却值得中国经济学家为此穷毕生精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仅仅是个水平问题。可惜的是，对于中国的问题，外国的经济学家只能隔靴搔痒，中国的经济学家又无多大兴趣。笔者以为，只要按照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在这些问题上能够下真功夫，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对中国的经济现实提供出可供实证和检验的理论解释，即使暂时上不了这类刊物，也有资格称作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愿中国多出些这样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著作，这是中国的大幸，也是中国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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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http://www.vor.edu.cn。

[2]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9页。

[3]现代经济学是一个复杂的集合，还是用新古典经济学较为恰当。参见罗卫东：《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1页。

[4]在经济学界“回到古典”经济学的含义有二：恢复竞争原义，竞争不仅是一种状态，如新古典那样，而且是一个过程；二是考虑伦理因素，政策研究不能仅仅考虑效率。

[5]据文贯中介绍，李约瑟1900年生人，1982年患帕金森氏病，1995年去世。1981年哈佛大学出版的《传统中国的科学》，是李氏生前亲自完成的。

[6]Needham，Joseph，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7]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8]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