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科技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科技_旅游文化学

一、传统思想文化

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在彼此驳难的同时，彼此吸收融合，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儒家思想吸收各家之长发展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吸纳、融合各种思想流派观点的过程，内涵丰富，影响深远。

(一)阴阳五行论

阴阳五行论，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阴阳和五行原是中国哲学史上很古老的两个哲学范畴，其概念的提出，最早可溯源于《易经》和《尚书•洪范》。

相传天地形成之前，宇宙一片混沌，盘古开天辟地，将混沌一分为二，天为阳，地为阴,由此有了阴阳的概念。后来古人根据生产、生活实践和对自然现象长期观察的事实，逐步把太阳、男性、力量、光亮、热等带有向上的、运动的、积极的、肯定的、善意的、热情的属性归为阳，把月亮、女性、软弱、黑暗、冷等带有下沉的、静止的、消极的、否定的、恶意的、冷淡的属性归为阴，并由此总结出一套阴阳相互作用的学说以解析说明世上万事万物的产生和发展。

五行指木、火、土、水、金五种物质和它们的运动。五行的概念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它是阴阳相互作用的产物。木、火和金、水分列于土地上下，前两者属阳，后两者属阴，火比木更活跃属至阳，水比金位置更下，属至阴，土地处中间，属中性，因水为树木生长所必需,故水又与木相互依存，这样就构成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五行循环，称为“五行相生”。顺着这种循环物质就相生，违背了它就会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称为“五行相克”。但是，事物的发展变化存在着反常现象，这就有了“相乘”和“相侮”。相乘就是过度的相克，其次序与相克是一致的，比如，木气偏亢，太过的木便去乘土，使土气虚弱。相侮又叫反克，即本来是自己可以克胜的一方，却反而被它克胜，其次序正好和相克相反。比如，正常的相克关系是木克土，然而木气偏亢，土就会反过来侮木。我国古代哲学家把自然界一切事物的性质，分别列入这五大类的范畴，并以此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

阴阳五行论对后来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古代的天文学、气象学、化学、算学、音乐和医学，都是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协助下发展起来的。

(二)天人合一说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最早由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是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相通、相类和统一的观点。

所谓“天”，一种观点认为包含着如下内容: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天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天是人们敬畏、侍奉的对象;天是主宰人、特别是主宰王朝命运的存在(天命之天）;天是赋予人仁义礼智本性的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天”就是“自然”的代表。

“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认为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认为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先秦儒家也主张“天人合一”，《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汉代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它成为两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天人合一说，力图追索天与人的相通之处，以求天人协调、和谐与一致，实为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之一。

(三）自然无为论

自然无为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种观点，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荀子。老子认为天道是无目的、无意志的，万物皆由道产生，道生万物是自然而然的;还明确提出“道法自然”,意思是说，道是自然而然、本来如此、以自己为法的。道听任万物自然而然地发展，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推动万物而不自恃有功，长育万物而不作其主宰。老子把“道”置于天之上、之先，又认为天道自然无为，这种思想，对反对以天为主宰的有神论有一定积极意义。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他认为，“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人只能顺应自然，不可能改变自然。荀子批判改造了老庄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唯物主义思想，克服了老庄无为思想的消极因素。他还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张，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发展和丰富了“天道自然”的思想。

(四）知行统一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知行问题不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从总体上看，重行的知行合一思想是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的。

知行合一，“知”指道德认识，“行”指道德行为或道德实践。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两者必须统一，否则根本谈不上有道德。因为他们大都把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能否统一视作一个人做人的根本态度问题，知行合一是所有古代学者终身追求的目标之一。

自先秦的孔子和墨子开始，许多思想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知行学说。孔子注重言行一致，将知与行是否一致作为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主要标准之一。孔子把认识论与伦理道德修养结合起来，主张知行合一的思想，对后世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观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元明清学者对知行合一观念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程颐强调知行的统一，主张知行不可偏废，知靠行来实现，行靠知来指导，两者不可分。王阳明明确提出“知行合一”之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强调行先知后，并在此基础上肯定知行是统一的，提出了“知行终始不相离”的命题，也

强调知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五）义利、理欲观

“义利一理欲之辩”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个人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义利之辩”是中国哲学史上关于道义和功利相互关系的争论。孔子重义轻利，反对不讲道德而获得富贵，把义利两者分离。墨子认为“利”是辨别道德行为是义还是不义的唯一标准。墨子认为，凡是符合“利天下”、“利人”的行为，就是“义”;而“亏人自利”、“害天下”的行为，则是“不义”。韩非则注重功利，认为人与人之间首先是利害关系，提出了去私行公的法家义利观。西汉董仲舒主张不能以利害义，要见利思义，当两者不可得兼时，要先义后利，舍利取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重义轻利的道义论基本上占据着统治地位。

“理欲之辩”实际上是“义利之辩”的深化和发展。理欲也就是天理与人欲。先秦时期就有纵欲、无欲和节欲等主张，当时与欲对立的观念是“道”。宋元明清时期，理与欲的关系问题成为当时伦理学讨论的中心问题。宋明理学中的理欲之辩，形成于张载和程颢、程颐,集大成于朱熹、王守仁。张载把理欲问题同人性问题联系起来，认为天地之性是天理的体现，气质之性是人欲的表现，他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主张返天理，反对徇人欲。程颢、程颐认为“道心”是天理、善的根源，“人心”是人欲、恶的渊薮。朱熹严辩理欲，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两者绝对对立，不可并存。他明确地指出，天理就是封建社会的仁义礼智，就是三纲五常。天理至善，人欲则恶。他要求人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明代的王守仁也要求人们“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做到“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

“义利之辩”、“理欲之辩”虽然其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个人与整体、个人和私利以及社会公利的关系。两者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主张凡事要从道德理性出发，强调个人对社会尽责，自觉为他人、为社会着想，个人私利要服从社会公利，个人欲望要服从道德理性;鲜明地提出了要“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同时，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了对个人利益和欲望的追求。但这种对追求个人利益和欲望的肯定，前提条件是“利”为“义”中之利，“欲”为“理”中之欲，是“正其谊以谋其利”，而不是把“利”、“欲”作为人性的必然来追求。

(六)修齐治平论

儒家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其核心价值集中体现在人生价值观上，“天命”是其终极价值源泉;作为价值尺度的“德性”为其核心，“修齐治平”是其价值实现的途径。

“修”，指修身；“齐”，指齐家；“治”，治国；“平”，平天下。《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儒家以“修身”为中心，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一致性，主张由近及远，由己及人，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形成封建伦理政治哲学的整个体系。这样，儒家的道德论便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更能适应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统治的需要，它也成为我国封建社会读书人的人生价值观。

(七）执两用中论

“执两用中”是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出自《礼记•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先民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一切事物的运动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故办理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分寸。只有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而做到适当的程度，才能达到最佳的预期效果。这个最适当的程度就叫做“中”。若能恰到好处地掌握住适度，就叫做“执中”;偏离了这个度，就是失中。由于用适中的方法办事能符合实际而收到最佳的效果，所以“中”就含有合宜、正确之意;又因为用“执中”的方法处理人事是最公平合理的，所以“中”又含有中正、公正之意。当把“执中”的方法从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时，就叫做“中道”。

正因为只有做到“执两”，才能准确地“用中”，于是孔子又从“中”的对立面提出了“过犹不及”的命题。“不及”是没有达到“中”，其根源在于太拘谨和保守;而“过”则是超过了“中”，其原因在于太放纵和激进。两者尽管趋向相反，但都违背事物的客观规律，因而都是偏离中道而走向极端的失中现象。这是“过犹不及”的本义。孔子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就是说必须把握住“过”与“不及”两种倾向使之不走向极端，才能有效地用中道去治理百姓。这就是“执两用中”的本义。“执两用中”与“过犹不及”合而言之，就是坚持“中”，戒其“过”，勉其“不及”。这乃是中庸之道所据以立论的最基本的法则。

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的中庸，既是一种方法论，又是一种道德境界。凡是合理的道德行为和品质，都要保持在一定的范围，要适当，恰到好处，不能偏向一面，走极端。这在道德认识上，反映了一定的辩证法思想。但是，中庸思想同时也具有某种回避矛盾，否认一切斗争的形而上学倾向，凡遇事一味讲“君子中庸”，不利于人类的道德在矛盾的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中取得进步。中国传统道德在道德价值分寸把握上的中庸性质，对中华民族道德心理定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领先于世界。我国先进的技术成就和在天文、数学、化学、医药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向东传播到朝鲜和日本；向南传播到印度;更重要的是通过丝绸之路和海路，向西传播到波斯、阿拉伯，并且扩散到欧洲，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古代科技的里程碑——四大发明

1.造纸术

殷商时期，人们在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以及缣帛等材料上书写文字记事。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需要书写记录的事越来越多，但是简牍笨重、缣帛昂贵、灞桥纸等粗糙难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他用树皮、麻头及敝布、渔网等植物原料，经过挫、捣、抄、烘等工艺制造的纸，是现代纸的渊源。自从造纸术发明之后，纸张便以新的姿态进入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并逐步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以后又传播到世界各地，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和世界文化的发展。

2.印刷术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又一伟大发明，对于文化、教育、科技的宣传普及，对于行政公文的颁布和发送，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的传播主要靠手抄的书籍。手抄费时、费事，又容易抄错、抄漏。为了提高效率，避免抄错，东汉蔡邕借图章的办法，把文章刻在石上，再涂上墨，然后用纸拓印就成为书了。这是最早的印刷术，为雕版印刷指明了方向。但是，拓印有很大局限性，不仅费时费力，且难于存放保管。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等的迅猛发展，对印刷品的需求越来越大，石板拓印根本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这时，雕版印刷术应运而生。把文字刻在木板上较之刻在石板上容易得多，储存和印刷也方便得多，缓和了当时社会对印刷品的供需矛盾。唐代的《金刚经》是世界现存最早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印刷品。

在唐代的基础上，宋代的雕版印刷术更加发达，达到鼎盛。宋代刻工技术优良，纸墨装潢精美，后世藏书家对宋版书十分珍视。宋初最艰巨的雕版工程是在971年于成都开始雕版印刷的《大藏经》，计1076部，5048卷，历时12年才完工，雕版共有13万块。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板费时费工，大多数的书往往要花费很长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会因变形、虫蛀、腐蚀而损坏。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书，版片就成了废物。此外，雕版发现错别字，改起来很困难，常需整块版重新雕刻。

1041—1048年，平民出身的毕昇创造了活字印刷术，从根本上解决了雕版印刷的缺点。他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质。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摆满就是一版。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熔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印完后，松香、蜡再加热融化，将活字取出以备再用。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基本原理与20世纪盛行的铅字排印方法完全相同。它较之雕版印刷既节省费用，又缩短了印刷时间，是古代印刷术的重大突破。13世纪中期活字印刷术传到朝鲜，后又从西域传到欧洲，加速了世界文明的传承。

3.火药

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火药的研究始于古代炼丹术。从战国至汉初，帝王贵族们沉醉于神仙长生不老的幻想，驱使一些方士道士炼“仙丹”，在炼制过程中逐渐发明了火药的配方。唐代炼丹家孙思邈在《丹经》中记载了硫黄伏火法，用硫黄、硝石，研成粉末，再加皂角子(含碳素）。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清虚子创造了伏火矾法，用硝石、硫黄及马兜铃(含碳素)一起烧炼。这两种配方都是把三种药料混合起来，已经初步具备火药所含的成分。

火药的最初使用并非在军事上，而是在宋代诸军马戏的杂技演出以及木偶戏中的烟火杂技，以制造神秘气氛。宋人同时也以火药表演幻术，如喷出烟火云雾以遁人、变物等，以收神奇迷离之效。后因战争接连不断，促进火药武器的加速发展。北宋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先后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南宋在1259年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到了元代又出现铜铸火铳，称为铜将军。这些都是以火药的爆炸为推动力的武器，在战争中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威力。在12,13世纪，火药首先传入阿拉伯国家，然后传到希腊和欧洲乃至世界各地。对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对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美法各国直到14世纪中叶，才有应用火药和火器的记载。

4.指南针

指南针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发明。虽然指南针产生于宋代，但早在战国时期指南针的前身司南已被发明了。据《韩非子》记载，“先王”就能以天然磁石制成磁勺——司南，以指示方向。汉代王充在《论衡》中也论述到了指南勺。它是用整块天然磁石经过琢磨制成勺型，勺柄指南极，并使整个勺的重心恰好落到勺底的正中，勺置于光滑的地盘之中，地盘外方内圆，四周刻有干支四维，合成二十四向。

到了宋代，劳动人民掌握了制造人工磁体的技术，又制造了指南鱼。指南鱼是把薄钢片剪成鱼形，长二寸，宽五分，鱼的肚皮部分凹下去，使鱼像船一样能浮在水面上。然后加热并沿子午线方向淬火使之被地磁场磁化。这种人工传磁方法制成的指南鱼比使用司南方便多了，只要有一碗水，把指南鱼放在水面上就能辨别方向了。经过长期的改进，人们又把钢针在天然磁体上摩擦，钢针也有了磁性。这种经过人工传磁的钢针可以说是正式的指南针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载了指南针的四种用法，即水浮法、缕悬法、指甲法和碗唇法。沈括经过精密的观察实验，还发现磁针指示的方向并不是正南正北，而是微偏西北和东南，这种发现在科学上叫磁偏角。在航海活动中，指南针普及得很快。13世纪后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对欧洲的航海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天文学成就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们就对日月等天象开始了观察，并且在陶器、石壁上刻绘下日月的象形图案。人们通过观察日、月、星辰来确定时间、方向和历法，从而翻开了古代天文学的第一页。

夏朝时反映夏朝历法的《夏小正》，编成于战国时期，经后人整理补充，收在西汉的《大戴礼记》中。《夏小正》按月记录了时令物候，对农业生产的安排有密切关系。“夏历”是根据尧舜时代“观象授时”的原则，在观察天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根据北斗七星斗柄旋转的规律，确定一年12个月，以斗柄指向寅的正月为一年开始的第一个月。以正月之月为岁首。夏朝已开始使用干支记日，夏代最后几个国王如孔甲、履癸等便是以天干命名的。

殷商时期，我们的祖先在甲骨上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日食、月食、新星的记录，春秋时期中国古人留下了世界公认的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比欧洲早1000多年。

战国时期，齐人甘德的《天文星占》和魏人石申的《天文》，合称《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系统地观察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初步掌握了这些行星的运行规律，记录了800个恒星的名字，其中测定了121颗恒星的方位，发现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比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在公元前2世纪测编的欧洲第一个恒星表还早约200年。中国也是世界上公认最早观测记录太阳黑子的国家。《汉书•五行志》记载有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3月“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一记载表明，中国比欧洲早800多年发现太阳黑子。这些天象记事对于今天的天文学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

东汉时期，张衡根据浑天学说理论和对天象的实际观察，于117年创造出了利用漏壶滴水推动的大型“漏水转浑天仪”。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自动演示恒星和太阳周日运行的仪器,为铜质空心球体，轴贯球心，轴和球体相接的两点为北极和南极。球外套有地平圈和子午圈，立有黄道圈和赤道圈，两者成24°夹角，分列有24节气等。仪器全靠漏壶流出水的力量推动齿轮，齿轮带动浑象，一昼夜转动一周。仪器上星宿出没与天象完全吻合，形象而生动地揭示了日、月、星、辰的周日运行。张衡的这一发明创造既总结了古代天文学的成果和经验，又刻意创新，成功地运用了科学仪器，对以后天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126年，张衡在第二次担任太史令之后，就注意收集掌握地震情报和记录，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终于在132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方位的科学仪器一地动仪。138年，张衡的地动仪向西北方向的龙吐出了铜球，测出西北方向发生了地震，当时京城的人们无丝毫震感，过了几天，陇西果然来报，那里发生了地震，时间正与龙吐铜球相应。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人类历史上的首创，开创了地震科学的新纪元，他是世界人类从事地震科学研究的先驱和世界公认的地震学的鼻祖。他的这一发明创造，比欧洲早1700多年。

隋朝时，天文学家刘焯发现隋朝的历法多存谬误，多次建议修改。600年，他创《皇极历》，首次考虑到太阳视运动的不均性，创立“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来计算日、月、五星的运行速度。《皇极历》推定的每76.5年春分点在黄道上西移一度的岁差，与现行数值非常接近，该书提供的天文历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与机械专家梁令瓒创制黄道游仪，测量一些恒星的赤道坐标和对黄道的相对位置，发现这些恒星的位置同汉代所测结果有很大变动。僧一行主持了大规模的全国天文大地测量，在今河南省四个地方测量了当地的北极高度、夏至日影长度，又测量了四地间的距离。经归算，得出了北极高度差一度，南北两地相距351里80步(唐代尺度，折合129.22千米)的结论。这实际上就是求出了地球子午线一度之长。这是世界上首次实测子午线长度。僧一行和梁令瓒等又设计制成了水运浑象仪，这个以水力推动而运转的浑象，附有报时装置，可以自动报时。它可以说是现代钟表的祖先，比1370年西方出现的威克钟要早6个世纪，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僧一行在《皇极历》的基础上制定了《大衍历》。该书系统周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表明了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

元朝初期设立太史局编制新历法，郭守敬改进了简仪、圭表等天文仪器仪表，与王恂、许衡等人共同编制出我国古代最先进、施行最久的历法《授时历》。为了编历，在全国各地设立27个观测站，进行了大规模天文测量，测出的北极出地高度平均误差只有0.35，新测二十八宿距度，平均误差还不到5';测定了黄赤交角新值，误差仅1'多;取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现今通行的公历值完全一致，但早于现行公历300年问世。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天文学发展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三)数学成就

数学在中国历史久远，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一些是记录数字的文字，包括从一至十以及百、千、万，最大的数字为三万;司马迁的《史记》提到大禹治水使用了规、矩、准、绳等作图和测量工具，而且知道“勾三股四弦五”。

据西汉《周髀算经》记载，西周时期的商高向周公讲了“勾三股四玄五”这一勾股定理特例，故又称之为商高定理。春秋战国时期，九九乘法口诀就已经流行，在《荀子》、《管子》、《淮南子》、《战国策》等书中就能找到“三九二十七”、“六八四十八”、“四八三十二”、“六六三十六”等句子。

东汉的《九章算术》，全书共收集了246个数学问题并且提供其解法，主要内容包括分数四则和比例算法、各种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关于勾股测量的计算等。在代数方面，《九章算术》在世界数学史上最早提出负数概念以及正负数加减法法则。这些标志着我国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内容、以算筹为计算工具、运用十进制记数系统计算的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九章算术》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该书的一些知识还传播至印度和阿拉伯，甚至经过这些地区传播至欧洲。

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蓬勃发展时期，祖冲之、祖暅父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着重进行数学思维和数学推理，在前人刘徽《九章算术注》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根据史料记载，其著作《缀术》取得了如下成就：①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6位，得到３.１４１５９２６＜π＜３.１４１５９２７，并求得π的约率为２２／７，密率为３５５／１１３，其中密率是分子分母

在１０００以内的最佳值；欧洲直到１６世纪德国人鄂图（Otto）和荷兰人安托尼兹（Anthonisz）才得出同样结果。②祖暅在刘徽工作的基础上推导出球体体积公式，并提出二立体等高处截面积相等则二体体积相等定理；欧洲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Cavalieri）１７世纪才提出同一定理

隋唐建立起中国数学教育制度，主要与国子监设立算学馆及科举制度有关。在当时的算学馆《算经十书》作为专用教材对学生讲授。《算经十书》收集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等10部数学著作。当时的数学教育制度对古代数学经典的传承有积极的意义。

从11世纪到14世纪的宋元时期，是以筹算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数学的鼎盛时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中国古代数学以宋、元数学为最高境界。在世界范围内宋、元数学也几乎是与阿拉伯数学一道居于领先集团的。贾宪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提出开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同样的方法至1819年才由英国人霍纳发现;贾宪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与17世纪欧洲出现的“巴斯加三角”是类似的。秦九韶是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1247年，他在《数书九章》中将“增乘开方法”加以推广，论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并且列举20多个取材于实践的高次方程的解法(最高为十次方程）。16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李冶于1248年发表《测圆海镜》，该书是首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在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尤其难得的是，在此书的序言中，李冶公开批判轻视科学实践活动，将数学贬为“贱技”、“玩物”等长期存在的士风谬论。1261年，南宋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用“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1274年,他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还叙述了“九归捷法”，介绍了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1280年，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制定《授时历》时，列出了三次差的内插公式。郭守敬还运用几何方法求出相当于现在球面三角的两个公式。1303年，元代朱世杰著《四元玉鉴》，他把“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到1775年法国人别朱(Bezout)才提出同样的解法。朱世杰还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高次差的内插公式;欧洲到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Gregory)和1676—1678年间牛顿(Newton)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

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奉行以八股文为特征的科举制度，在国家科举考试中大幅度消减数学内容，自此中国古代数学便开始呈现全面衰退之势。但是，明代珠算开始普及于中国，1592年程大位编撰的《直指算法统宗》是一部集珠算理论之大成的著作。由于演算天文历法的需要，自16世纪末开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便将西方一些数学知识传入中国。数学家徐光启向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学习西方数学知识，而且他们还合译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徐光启应用西方的逻辑推理方法论证了中国的勾股测望术，因此撰写了《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两篇著作。邓玉函编译的《大测》、《割圆八线表》和罗雅谷的《测量全义》是介绍西方三角学的著作。

(四）农学成就

我国古代农具及其代表的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为古代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就出现了农家学派和农书，流传至今的《吕氏春秋•上农》四篇(239年)就是他们的代表。到汉代则出现了《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这样两部著名的农书。

北魏时期，532—544年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共10卷92篇11万余字，内容包括从农业生产到生活等多方面，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学著作，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以前的农书都是以北方农业技术为主要写作对象，到了南宋时才出现了第一部反映南方水田农业技术的著作，这便是1149年陈旉所著的《农书》。这本农书包括三卷，上卷以水稻生产为主，涉及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技术;中卷“牛说”，讲述耕牛的饲养和疾病防治;下卷“蚕桑”，阐述有关种桑养蚕事宜。全书篇幅不大，却是中国农学史上一本不可多得的农书。

元代统治中国的时间不长，总共不到100年的时间，但在中国历史上却留下了3本了不起的农书，它们是1273年由司农司出面主编的《农桑辑要》,1313年前后由地方官员王祯和鲁明善编著的《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王祯的《农书》，该书第一次系统地兼论南北农业技术，并首创了“农器图谱”，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载了200余种农具的形制与功用，集中国传统农具之大成。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地方性农书，这些农书都非常切合当地的农业生产实际。此外，还出现了大型农学著作，如明代(1639年)徐光启吸收西方农业科技思想和方法，开展农业科技实验，编写了《农政全书》，全书分为农本、田制、水利、农器、农事等12门，包罗了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技术等各种知识，充分体现了该书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先进性;清乾隆皇帝(1737年)的《钦定授时通考》，全书结构严谨，汇辑前人关于农业方面的著述，搜集古代经、史、子、集中有关农事的记载达427种之多，并配插图512幅，堪称是一部古代农学的百科全书。

(五）医学成就

中国古代医学，又称中医。自远古的夏商开始问世，一直延续至今，成为神州大地灿烂古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更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商和西周时期，古人已有了较丰富的医药学知识。据考古发现，在甲骨文中所见的疾病有数十种，包括眼、耳、口腔、肠胃等各种分科，同时在商代遗址中还出土了石贬镰等医疗用具。

战国时期医学开始分科，卢国人扁鹊，又名秦越人，创造了四诊法，以望闻问切为基点,展开细致的医学诊治，成为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位伟大的医学家。后代医学家奉之为“脉学之宗”，他发明的四诊法成为中国中医药传统的诊病法，有著名的医学著作《难经》。编撰于战国，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较早的重要医学文献，此书原名为《内经》，因假托黄帝所作，故名为《黄帝内经》。它从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针灸等方面，结合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做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和认识。它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早期成就，奠定了我国医学的理论基础。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医方经》记载了几百种药方。

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也是我国早期临床用药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性总结，被誉为中药学经典著作。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和华佗，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中医的重要经典著作，为中医临床的辨证施治奠定了基础，后人尊称张仲景为“医圣”。华佗擅长外科手术，被人誉为“神医”。他发明的麻沸散，是一种从植物中提取的麻醉药，适用于外科手术，这一发明比西方早1600多年;同时华佗还创造了“五禽戏”，是通过模仿虎鹿猿熊鸟的动作形成的一种健身操。

唐朝杰出医学家孙思邈著的《千金方》，记录了800多个药方，全面总结历代和当时的医药学成果，在我国医药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盛唐时吐蕃名医元丹贡布编著的《四部医典》，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各种疾病的分类以及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药物配方等，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创办了分科较细的医学学校;唐高宗时编修的《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由国家颁行的药典。北宋时，科学家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里面记载了可以用明矾等矿物质治疗眼科等复杂的疾病，被斯大林称为“中国11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医学在小儿科、产科和针灸科取得了很多成就，其中《小儿药证直诀》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儿科著作，《十产论》是著名的产科著作，针灸学家设计了便于医术学习的针灸铜人模型。王安石变法时设太医局，局内办有医学学校。南宋法医学家宋慈所著的《洗冤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书籍。

明朝李时珍用了27年的时间，对中国古代医学进行了一次完美的总结，写成巨著《本草纲目》，该书共52卷，190万字，记载药物1800多种，方剂1万多个，有图解有注释，考订详细，全面地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中国医药学，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法，体现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推进了世界生物学的发展，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