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未来科技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与未来科技发展

〇中华民族，几经沧桑，几多艰辛，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奋斗与追求，曾经强盛辉煌，然而在这卷历史长书上，更多的篇章是她的芸芸众生所感受到灾难重重、积贫积弱。《墨子·七患》云：“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1922年鲁迅曾问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国富民强、吃饱穿暖，成为世世代代炎黄子孙相传的梦想。

●对，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总体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确定了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科教兴国战略，科技发展规划都是紧紧围绕这一奋斗目标制定的。

〇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会见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小平同志整整沉默了一分钟，然后回答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3]

图15-2　邓小平会见大平正芳

这是小平同志第一次使用了“小康之家”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后来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方代表团时谈道：“所谓小康，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一万亿美元……就可使全国人民普遍处于小康状态”。^[4]

●“小康”这个古老的话语，被小平同志赋予了现代的内涵，后来他又多次阐述“小康”，并与他的三步走战略联系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明了奋斗目标。

〇1987年4月，小平同志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全面阐述了他的构想：“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5]“三步走”战略就此成型。

随后，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都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构想，并在党的文件中正式表达出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小康之家”这个实实在在的目标，我们筚路蓝缕地走来，在未来的三四十年中我们依然要朝着这个目标勇往直前。

〇小平同志设计的“小康社会”既不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天下为家的农耕社会，也不是以儒家文化中的礼治为特征的封建社会，更不是大工、大商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以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

●可以说，小康社会是上承温饱社会，下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要求。

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24亿元增加到了2004年的136 515亿元，年均增长9.5%。近30年的奋斗带来了我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人民总体生活水平从温饱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我们近30年高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在上个世纪最后的20年中，一些地方政府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理解成了“GDP是硬道理”，忽视了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使城乡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及资源环境不协调、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协调成为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

〇没错，如今党和中央政府向全中国重申“增长是为人服务的”。面临着人口增长、产品结构、能源供应、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等对经济增长越来越强的约束，我国不可能继续走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为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一切，要求中国人民在未来15～20年内，加快发展科学和技术，创造性地运用科学和技术的力量，克服各种困难和制约因素，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确保实现未来的发展目标。

●正如您所说，由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全世界、全人类都将面临的全球性危机，人们迫切地为未来科技寻找新的起飞之翼。我国在未来科技发展中和经济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否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以启示呢？就如小平同志用“小康”诠释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是那么的贴切、具体。

〇不错当我们站在这个现代科技发展的历史转折点时，我们不尽发现现代科技发展显现出的一些新特征，即在宇宙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方面迥异于传统，竟与中国思想文化的传统思路暗中契合，在科学技术最发达的现代西方，人们开始从长期被忽视的东方遗惠中为未来科技观的构建寻求启迪，这就促使我们积极而慎重地探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涵，以及它在当代和未来对科技发展的意义。

●西方人也曾向东方借法？

〇是的。自18世纪以来，在西方就不乏把目光投向东方、赞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家。一直都存在一些赞美中国及儒家文化的思想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古语成为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解说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的思想源泉。19世纪中后期大多数美国人沉溺于物欲横流生活中，美国超验主义哲学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清醒地看到当时美国社会伟大的工业繁荣背后存在着宗教与拜物两大弊端，他决心用哲学唤起人们对崇高精神生活的重视。于是他找到了中国古人“老子”，把探求“天人合一”的关系作为自己哲学阐述的根基，他懂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道理，认为春晨的阳光能消融人的一切罪恶，指出自然就是“那生命的不竭之源泉”。^[6]20世纪，著名英国历史学家A.J.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从核威胁、能源枯竭、生态危机、人口爆炸等世界性的危机出发，做出了这样一个论断：人类虽然在科技方面已进入原子时代，但在道德上却仍然停留在旧石器时代的水准上，以这种低水平的道德去掌握高科技，随时都有可能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因此世界在政治和精神上的统一就显得日益必要和迫切了；但“西欧的活力会导致分裂，而不能促成稳定和统一”，因此要把西欧的动力缓和到既对人类没有破坏性又可以提供活力的源泉的程度，就只能到西欧以外去寻找这种动力的创造者；中国有儒教的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和大统一的政治经验这样的许多历史遗产，“这些都可以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思想上和文化上的主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图15-3　孔子（前551—前479）像

图15-4　老子（约前571—前471）像

李约瑟在对中西科技思想史进行比较之后，指出：有机的自然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便是一种和谐的“合作精神”和“团结气氛”，而在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则是机械的自然观、个人主义和“竞争、贪得无厌的社会”；因此，在“人类将如何来对付科学与技术的潘多拉盒子”的问题上，谁要想“寻找一种牢固地建立在人性上的伦理学，一种能证明抵制每种控制社会的使人类丧失人性的发明都是正当的人道主义的伦理学，一种根据人类面临着由自然科学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力量所提出的大量而惊人的选择前，可心平气和地判断将来采取什么最好方针的伦理学，那么（就）让他们听一听儒家和墨家的圣人、道家和法家的哲学家是怎样说的吧”；总之，要对科技发明可能带来的后果进行伦理的和政治的控制，那就得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思想观念来行事。^[7]

●有人说：中国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在西方文化处于危机之时，中国文化将担负起21世纪统一全人类文化的重任。这有可能吗？

〇这种判断主要是北美和一些东亚地区形成的“当代新儒学”或“后儒学”，以及我国一些大力宣扬以传统中国文化的学者、文化名人的论调。

图15-5　英国爱丁堡大学孔子学院

如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就指出说：“儒家所提倡的社会和谐化，似乎是对泛滥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一种合理矫正。”^[8]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在考察了儒家的“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所构成的“普遍和谐”观念后，也认为：面对科技高度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危机和战争威胁，“如果我们能更加重视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并对它做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解释和发挥，应该说对今日和将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9]季羡林先生生前也曾撰文：当前问题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问题，这在某种层次上来说要比人与人的关系更重要；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应该从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中去寻找灵感；东方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和”，这个伦理原则的哲学基础就是人与大自然相和谐的“天人合一”；现在西方有些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可惜很多东方人包括中国人在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要大声疾呼：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10]

图15-6　季羡林（1911—2009）

●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对未来科技、生态伦理的关系问题上有所启示，但如此论调是否有着“儒家文化优越论”或“儒家文化救世论”的味道，如果说我们是在期许中国传统文化对未来科技发展方向有所裨益，现在却无处不呈现着矫枉过正的样子。

〇当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的悲剧愈演愈烈时，在人们反思科学理性、重视科学价值、呼唤生态文明时，尤其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这颗中华文化史册上最灿烂的明珠重放光华，古代东方贤哲的睿智被人们重拾。但归根结底它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产物，是糟粕与精华的共生体，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我们应当如何全面地辩证地看待以儒家文化为首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近现代科技文明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哪些可资借鉴的思想因素和局限呢？是否有融通儒学与未来科技的必要？如何融通？未来科技应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未来科技观应如何重新构建？

从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百余年历史来看，贯穿始终的是科学与儒学的冲撞，我们不得不承认二者出于它们是两种异质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根本对立的。

首先，就其本义来说，科学是一种精神的探险，是本着求真的态度、无功利的色彩对自然现象的探究。它的核心价值即在崇尚“求真”，它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评价指标等都是从属于这个“求真”的核心价值衍生出来的。那么，与此相对，儒学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呢？

●我们讲“尽心知性”、“克己复礼为仁”，应当是注重个人的内省功夫和个人修养。

〇讲得不错。儒学的核心价值是“致善”，它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评价指标即是围绕这个“善”字而出的。

科学鼓励人们拷问自然、永不停顿地探究自然奥秘；儒学则使人无暇返身向外、对研究大自然缺乏兴趣。科学提倡只问真理，不计利害；儒学则教导人们“亲亲相隐”，为成全伦理，不必计较真伪。科学要求科学家具有彻底的怀疑精神，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人的已有成果决不轻信，一律依据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而持彻底的怀疑态度；儒学则要求人们宗经征圣、因袭前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等等之言还有许多。

●难怪中国古语中会有“枪打出头鸟”这警醒世人的一句呢。

〇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的“中庸”的价值观。科学研究所能激发出人类无限智慧的奥秘之一也在于它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冒险游戏，一夜成名与彻底失败的风险兼具。而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中国信条，是很难容忍在科学研究中的失败的。

●这种“随大流”的思想非常不利于激发科研工作者斗志！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天人合一”也有些关系吧？

〇是的。从世界观来说，最初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是统治者宣称自己受命于天压制人民的手段，他们鼓吹世人安于天命，服从自然，满足现状，以求国泰民安。继而中国古人用一种虚的眼光看世界，认为这个世界就是阴阳五行、两极四象幻化而生，世事之玄妙不是凡人所能顿悟的；而古希腊人却把世界的构成归纳为干、湿、冷、热和水、火、土、气等世间的存在之物，自然打开了探究自然实在的大门。当然，这种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分野，也就导致了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同走向。

我们言归正传。由近现代科技发展种下的苦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益分配问题造成的。生态资源的破坏由人的狭隘利欲的泛滥所致，之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对这一问题有所裨益，就是由于它主张克制私欲、建立互助互爱的和谐人际关系，追求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但我们要问即使在独尊儒术的中国古代，“大同”社会是否实现了？

●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字广厦，1858～1927）认为，人类要从乱世进化到太平之世，中间必须经过一个小康之世的阶段，小康之世是社会从多灾多难的乱世发展到世界大同的太平世界的一个中间驿站。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广大劳动群众来说，小康生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能够过上温饱日子，解决基本生存是千年来芸芸众生之梦，又何谈“大同”社会呢？

图15-7　康有为（1858—1927）

〇西方科技带来的负效应源于物我二分、天人隔绝，以及对他人痛痒的冷漠，这即是道德性的丧失。私欲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而且有些讽刺的是恰恰人的这种“好奇心”、功利之心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之一。尽管出于善意的儒家式的道德说教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无论在应然或是实然上我们都没有理由将未来科技良性发展的出路寄托于儒家的道德宣言和个人的良心发现上，“为公”和“大同”社会希望也无异于是人类奢侈的故梦。

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之说永远都是不解的悖论，正如恩格斯所赞同的黑格尔的名言所讲的那样：“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在未来科技研究和成果利用的过程中，过多地去要求制欲和内省，是难成实效的；只有善于利用社会科学中切实可行的疏导方法，才有可能抑制人的利欲，协调人际、群体、组织以及当代与后代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之间寻求必要的张力，科技才是消减负效应、缓解生态危机的直接手段。

●这使我想到了被称为“生态学之前的生态学家”的梭罗，面对工业文明中“拜物”病征对个人精神毁灭性的威胁，他毅然走入了森林去践行东方贤哲那些古老的缄言，过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他过着一种近乎于自给自足的生活，在极大满足自己精神需要的同时，排除“钱”这一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基本元素，证明“钱”对于获得灵魂的必需品来说是最不必需的。

〇那么他在瓦尔登湖边26个月的独处带来的是什么？

●对他自己来说，他清除了自己从社会中侵染到的浮华与虚饰，了解了自己内心和精神的需要，聆听到自然的声音。

然而对社会呢？留下的也仅仅是那本万余字的传世之作。孤独而清朗的个人身影又怎能引动人类文明的走向。

那么，我们要问在未来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必要与现代科学融通？

〇因此，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万能的良药，也没有必要让世界各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和中国科学技术未来的发展乃至中国来说，我们应当而且必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因为科学总是要受到文化的影响，而文化是融在血液当中的，是铸在骨头里面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的国民科学素养、精神文明，以及科学技术未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久经历炼、积淀深厚的儒学中包含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和而不同”适可而止的处世原则，以及它所强调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志向、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情怀、甘愿“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艰苦奋斗精神等等，这些宝贵的思想观念对我国未来的科技发展都有着十分有利的文化取向作用。

●这正是您所说的科学与人文、“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诗意，亿万国人展望的“秋水”共“长天”的未来美景吧。

〇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浙江大学主办的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11次校长年会上对21世纪世界科技发展做出判断：“未来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重点将向‘技’方面倾斜，会更加注重应用性。”2009年11月3日，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北京科技界发表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时强调：中国要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就不能总是跟踪模仿别人，也不能坐等技术转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原创成果。

看昔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犹如毛主席有名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未来中国、未来科技，福兮、祸兮，我们定要有往前看的能力，还需勇往直前接受挑战，未来科技应成为我们快乐生活的源泉。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尽管我们走了许多弯路，但跟踪世界科技前沿，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等做法，决不是一条死路，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依然会坚韧地求索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之路。

【注释】

[1]徐冠华：《当代科技发展趋势及对中国的挑战和机遇》，《世界科学》，1999年第11期。

[2]《让出市场并不会换来技术占领高端才能够创新国家——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谈科技发展趋势与国家创新体系》，《金属世界》，2006年第3期。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4]3199364《邓小平文选》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6]［美］亨利·梭罗、徐迟译：《瓦尔登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2、126页。

[7]见许苏民：《比较文化研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6～358、380～383页。

[8]转见王宁，钱林森：《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9]汤一介：《儒学的现代意义》，《百科知识》，1994年第3期。

[10]季羡林：《“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东方杂志》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