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富思想_财政均富论纲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富思想_财政均富论纲

时间:2021-07-08 百科知识 联系我们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富思想_财政均富论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共同富裕作为执政理念。如何通过财政理论的创新,健全和完善有利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财税体制机制,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考察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富思想。法家也有明确的均平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富思想_财政均富论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共同富裕作为执政理念。如何通过财政理论的创新,健全和完善有利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财税体制机制,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考察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富思想。可以说,中国古代以来丰富的“均富”思想,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中国古代均富思想的萌芽

均富思想古已有之。古代的均富思想着力于社会财富如何在社会成员间进行分配,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关心经济事务的思想家们逐渐形成了以“均”为主流的思想,即平利均富。中国古代虽没有明确的均富观点,但在学者的主张和统治者的政策中,我们可以剖析出与均富有关的思想。

1.中国古代均富思想表现在轻徭薄赋主张和政策

轻徭薄赋的本质是政府减少从民间获得的收入,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增加了民间的可支配资源和财力,体现出公平的理念。先秦思想家把物质财富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时产生的“均”的问题,作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四大要旨“富、庶、义、均”之一[16]。而且“均”主要体现在传统赋税思想中,即轻徭薄赋或轻税思想。[17]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法等各学派就提出防止贫富差距过大的治国理念。荀子则把轻税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他认为“裕民以政”就是“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而“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反之,“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18]《荀子·王霸》篇中也明确提出了“天下莫不平均”的治世理想

2.中国古代均富思想反映在对理想社会的认识和追求

可以说,古代中国存续时间最长的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前,社会的所有制形态以私有制为主,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追求平均主义的思想一直没有间断过。孔子的均富思想既有分配原则,也有理想社会的平均主义。他提出“贵者守业,贱者养生,贫富有差”的分配理念;孔子反对鲁国的当权派季孙氏要征伐颛臾,认为“丘也闻有国家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19],把财富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均”提高到比“寡”更重要的地位;《礼记·礼运》篇借孔子之口所表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就是一个典型的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平均主义社会。在孟子的社会思想中,财富的平均分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孟子所讲的仁政五纲,其中的三纲“耕者九一”、“关市几而不征”和“泽梁无禁”[20],实质上就是对农商虞的轻税问题,直接把实行轻税和富国相联系;《孟子》的经济思想可以集中表述为“制民之产”。孟子设想,如果按照古代之制,八口之家,分田百亩,勿夺农时,并给予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这样平均土地财富,就可以使民免于饥寒之苦,达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理想的社会局面。

道家也主张平均。道家没有直接提到对多余的财富应如何分配,但通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21]的思想看,可推断出财富应平均分配,不能让贫富过于悬殊;老子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中透露出一种朦胧的、模糊的平等与均衡思想,体现了他的社会财富平均化和人类平等的观念。“老子所以产生这种分配观念,由于他们认为自然规律总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因此应该使贫富平均,大家有利。……从均富和使人与物都能得到充分利用一点看来,老子的愿望是好的。”[22]庄子在论述到盗贼分赃时,有“分均,仁也”[23],认为“仁”的主要内涵是“平均”,能够平均分配财物才是仁德的表现。可见,在庄子的理解中,能够做到平分财富,是一种高尚的道德修养墨家明确主张“有才财者以分人”[24]。墨家的平均思想也和儒家一样鲜明。“分财不敢不均”《墨子·尚同中》是对古代帝王众多要求之一,也是明确的要求平均分配财富的思想。

法家也有明确的均平思想。“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25]“均贫富”是“帝王之政”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26]

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各派的政治、学术思想有明显的分野,但在主张均平、崇尚平均方面,却有着如上所述惊人的一致性,这种均平既是中国民族的共同心理认同,也是统治者政策制定的目标。

3.中国古代均富思想表现在平均分配土地

由于封建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是土地,所以封建社会财富分配领域“均”的思想主要体现为土地的分配。晋武帝时期的傅玄认为:“民富则安,民贫则危”,指的是,如果民众都安居乐业了,社会自然稳定、安定,否则,国家就会面临消亡的危机。为了保证民众安居乐业,怎么办?他们提出了“限田”、“均田”、“井田”、“防兼并”等措施,以防止土地的过度集中而导致社会的贫富分化。汉武帝时代著名的思想家董仲舒就曾提出限田的主张,其目的是限制私人土地占有的数量,他说:“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而“井田制”的实质就是使广大人民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恒产),生活有了保障,社会就可以安定。第一个把井田方案付诸实践的是王莽。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300年左右。均田制的实质是消除土地兼并所造成的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状况,使百姓“力业相称”。

4.中国古代的均富思想反映在富民的主张

儒家首先提出了富民的主张,并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民富才能国富,因而主张“薄税敛”,把剩余主要保留在百姓手中。墨子提出了富国的主张,但也主张富民;他虽然没明确把富民看作富国的基础,但比儒家更积极地主张轻徭薄赋,反对用重税把百姓的剩余收入归集到国家手中。商君学派认为富民是从属于富国的,富国是主要的。“故民壹务,其家必富”、“农则易勤,勤则富”。[27]“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28]调节贫富差距,“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29],对于贫者以刑罚强迫他们努力生产,从而变富;对于富者要他们献出粮食,以换取官爵,就可以使财富在贫者与富者间均富,家家有源源不断的财源。

5.中国古代的均富思想反映在财政管理的理念

王安石变法措施大部分都与财政有关,而其中的许多措施又都蕴含着“均富”的思想。王安石财政思想中关于“均富”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对政府权力的加强和对兼并的限制方面。国家掌握“轻重敛散之权”,摧制豪强兼并。他认为,古代国家的财政经济措施都是“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兼回”[30]。他主张对官绅豪强大地主和豪商富贾所享已久的特权给予一些限制和裁减,使得地主阶级中下层的人和自耕农,免于经常受到兼并之害,随时因被蚕食鲸吞而破产流亡,并且把豪强所具有的操纵物价,垄断居奇等权利一并收夺,归北宋政府所掌握。这里充分体现出了“均等”的内涵。

王安石认为理财的途径首先要要抑制兼并,加强中央集权,利用国家机器来保护财源和增加财政收入。正如他在《临川集》中所言“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而民财不匮”。他又说:“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劳逸不可以不均,用途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这种思想在变法中表现得很突出,如“青苗法”的实施,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因还不起高利贷而破产的命运,从而对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有所抑制;“方田均税法”和“徭役法”的实施,废除了统治阶级的部分特权,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体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公平”。

6.中国古代的均富思想反映农民起义的均贫富目标

中国古代的均富思想,除了在学者和统治者的主张中充分表现,在历次农民起义中也都是凝聚力量的手段和途径。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时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第一次提出了政治上平等的要求。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时的口号是:“补天均平”。宋朝,王小波、李顺起义时的口号是:“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第一次提出了均贫富的思想。宋朝,钟相、杨么起义时的口号是:“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第一次将财富上平均,政治上平等统一起来。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时的口号是:“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提出了“均田免粮”的思想,虽然有点理想主义色彩,但也是追求平等、平均的口号。到了太平天国起义时,洪秀全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

所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从古至今都有着要求政治平等和经济均富的愿望。

二、近代孙中山均富思想的发展

近代中国的均富思想,主要体现在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均富思想[31]。孙中山民生主义中的均富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同富共享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均富的目标。“必使我国人人皆无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改良祖国,拯救同群”[32]是集中体现。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考察西方社会,发现欧洲富裕各国因贫富悬殊而面临社会革命。促使他寻求避免革命成功后两极分化的理论模式。在,吸取亨利·乔治理论的同时,借鉴中国古代“井田制”和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形成了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解决贫富分化的基本理论构想。1905年、1906年分别在《同盟会宣言》和《军政府宣言》中,提出民生主义的宗旨是“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33],“文明的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34]。多次演说中一再说明民生主义是要“人人有平等的地位去谋生活”[35]、“弄到人人生计上经济上平等”,使“天下人之利权,为天下人所共享”,达到“富则同富,乐则同乐”,全国人民同享富裕生活的目的。

第二,多元经济制度是实现均富的制度模式。为避免由于土地和大企业为少数人垄断,造成社会贫富极端悬殊,孙中山提出了土地和大企业由国家经营的主张。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工商业“凡大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即是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大企业归国家所有和经营,国家成为最大企业主,不是造成大富者,而是造富于全国人民。可以看出实现均富的制度是公私经济并存,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多元经济制度。

第三,以发展生产求富,以经济平等求均是均富的原则与途径。他认为,西方社会生产发达,社会富裕,但贫富悬殊。所以西方社会不患贫而患不均。中国完全相反,生产落后,社会贫穷,贫富虽有差别,但只是大贫小贫的差别,因此在中国则是患贫而不患不均。中国的首要问题是要大力发展生产以求富,同时注意均,使中国成为既富且均的社会。所以他的“民生主义并非是均贫富之主义”是指在社会整体富裕的基础上求均。“富”和“均”相济相成。

第四,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振兴实业、普及教育是均富的方法。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36]是首要的均富方法。孙中山认为,欧美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是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所以,中国“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37]。他还提出通过“规定地价,限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办法实现平均地权。孙中山认为,解决城市土地问题的同时,必须妥善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的农民大多租种地主的土地,“劳动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自养”,造成贫富对立,“我们要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孙中山主张由国家收买地主的土地,然后授田给无地少地农民,或租给农民耕种。

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是重要的均富方法。孙中山认为,私人资本发达是欧美富裕各国贫富对立的原因。所以,中国在发展中要节制私人资本。主要通过限制私人企业经营范围、多征资本家所得税和遗产税、政府法律保障劳工利益来节制私人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同时要发达国家资本。“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利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共享”,而使“富者愈富,贫者亦富也”。

振兴实业和普及教育是均富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要救贫求富,就“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孙中山最突出的特点是全面考虑富国富民思想的对策,“欲谋实业之发达者,非谋其一端之成效也,必也万端齐发,始能收效”。孙中山认为,要建设富强国家,实现均富理想,必须大力发展文教事业。“学问为立国根本”,“非学问,无以建设”。“欲图中国实业之发展者,所当注重之问题,资本与人才而已”,“培养人才,实为当今急务”。主张教育平等,普及教育,“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尽其聪明才力,各分专科。即资质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农工商技艺,使有独立谋生之材”,使“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

贯穿于孙中山民生主义中的均富思想,吸取了古今中外人类的理想和智慧,创造性地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民寻求社会发展、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崇高理想,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民主主义思想。

三、当代共产党人均富思想的探析

回顾中国共产党建党90余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时期对均富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

1.革命战争时期(1924~1949)的平均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前,长期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为了保证支援战争的需要,在土地政策和革命队伍内部的收入分配关系上,都存在着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1928年在湘赣边区的地区法中规定:“没收一切土地,按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的政策。革命队伍内部在收入分配上是供给制,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虽然这适应了当时战争的需要,但不可否认,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重要根源是红军成员大多来自农民小生产者,他们深受传统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尽管由于不同时期的革命形势和经济状况不同,在红色根据地及解放区也实行了多种分配制度。但总体来说,供给制是主要的,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有几十万人,抗日战争时期至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从百多万人扩大到几百万人。

2.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的“均贫富”思想

建国后,党和政府一直把防止贫富两极分化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经济政策,贯穿于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工作中。农村和城市在均富方面又有所不同。

农村的均富目标是在集体化基础上,逐步拉平农民间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在土地改革中,农村按人口平分土地,使农民的土地占有大体平均。但原来的中农与贫农之间的经济条件仍有差别。为了避免两极分化,党和政府采取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办法,把农民组织到集体经济中,使农民原有的经济条件(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的占有)的差别逐步消失,从而不同农户间的经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趋于均等化。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20多年中,农业集体经济所实行的是,在拉平农民间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基础上的均富模式。这种均富模式是在一大二公原则指导下,通过一平二调和供给制实现的。本来农村集体化的目标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由于急于求成,最后造成“一大二公”、“并大社”、“穷过渡”,出现了更大范围内的贫富拉平现象。

城市中的均富模式典型特征是低工资、多就业、低消费。城市中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在全面公有制基础上,实施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从统筹兼顾全国人民首先是工农生活和城乡关系出发,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有饭吃,并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使工农生活能逐步改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30年,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低,且增长很慢。在低工资制下,实现普遍就业,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均富的又一重要特点。“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一五”期间,基本消灭了失业现象。但因为生产力水平低,只能实行低工资、低消费。

低工资、多就业、低消费型的均富模式,造成了人浮于事和普遍的低效率、低效益,而要提高效益,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就必须反对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推行计件工资制和奖励制度,从而拉开职工的收入差距。这种物质激励原则,又必然要与平均主义的均富思想相冲突。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和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断受到来自“左”的干扰和批判,强调以高尚的政治情操、无私奉献的精神,取代个人对物质欲望和经济利益的追求。指责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是“钞票挂帅”,因而一度被取消。直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才重新恢复按劳分配原则,但又遭到“四人帮”的反对,他们在“政治挂帅”旗号下,反对物质刺激、缩小收入差距;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重生产、轻生活;高积累、低分配,突出反映了在分配上平均主义的均富原则。

计划经济体制下均富的方法是大锅饭,也是平均主义均富方法的集中体现。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的物资供需关系是统一由国家按计划进行分配调拨的,实物形态的分配调拨关系取代了价值形态的商品交换关系,国家对企业实行产品统购经销、经营,统负盈亏、财政统收统支,从而必然形成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对职工负有全责,职工的就业、工资、福利、住房、医疗、退休等全面依靠企业。计划经济时期,为避免贫富两极分化,城市和农村都倾向于采取“拉平”方式,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普遍存在。但由于生产力总体水平较低,所以实际上是“均贫”而不是“均富”。

3.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的“均富”思想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均富思想又有了新的内涵。

首先,从均富的目标模式看,当前及今后中国将实现在共同富裕基础上的均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要以生产的迅速发展和按劳分配原则为基础。按劳分配原则能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成果,使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紧密结合,是社会主义阶段最能促进生产发展的分配方式,也是反对平均主义的有力武器。中国现阶段的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既要着眼于缩小现存的贫富差距,又要立足于“均富”而不是“均贫”。均富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发展,所以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均富”的前提和保证。只有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和雄厚物质基础上的贫富差距缩小才是真正的均富——共同富裕。

其次,从均富的原则和途径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原则基础上,实现均富的途径和方法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多元经济、改革企业制度、改革国家管理体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其他相关的配套制度,这些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要求。“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提高效率和效益为中心,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带动效应,先富带动后富,最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www.guayunfan.com)

江泽民同志继承了前两代领导人的共同富裕思想,在执政过程中非常注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应该承认,现实生活中的消极腐败和收入分配悬殊问题,使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焦点。……,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有助于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助于人们围绕提高效率进行积极攀比。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38]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关注和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已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胡锦涛明确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经济共同富裕,保证每一个劳动者平等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这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四、中国传统文化对财政均富的启示

通过考察我国的历代的均富思想,我们发现,追求均富是任何朝代、任何社会中诸多阶层的共同愿望。在我们历史中,早在先秦时期,思想家提出的“富、庶、义、均”中的“均”就要求社会把物质财富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平均分配。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曾表达过“均富”的思想,这种均富思想在各朝代也是一致呼声不断。在倡议均富的群体中,既有历代的统治阶层,如提倡“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的商鞅、提出“去重敛,宽农民”的王安石等人,也包括诸多的思想家,这其中包括设想出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大同世界的孔子,提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老子,主张“有才财者以分人”的墨子。处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更是要求实现均富的最大群体,在中国的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和追求无不反映了他们追求均富的要求。太平天国起义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是典型反映。

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追求共同富裕一直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因此,通过财政理论创新,健全完善分配制度,探索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尤为重要。

【注释】

[1]《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114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第373页。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第110~111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第17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18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11~1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9~10页。

[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版,第272~273页。

[9]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民主财政论》,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版,第4~5页。

[10]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民主财政论》,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版,第226~227页。

[11]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等:《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6~14页。

[12]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492页。

[13]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等:《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86页。

[14]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等:《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87页。

[15]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等:《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80页。

[16]赵靖:《中国文化通志:经济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9~21页。

[17]赵靖:《中国文化通志:经济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60页。

[18][战国]荀况撰,[汉]刘向整理:《荀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1版。

[19][魏]何晏集解:《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季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1版。。

[20]孟轲著:《孟子·梁惠王下》,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1版。

[21]老子著,韩宏伟等注译:《道德经》,安徽人民出版社,第七十七章,2005年第1版。

[2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

[23]庄子:《庄子·胠箧》,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

[24]墨子著,施明译注:《墨子·鲁问》,广州出版社,2006年第1版。

[25]梁海明译注:《韩非子·六反》,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版。

[26]管子著:《管子·乘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1版。

[27]石磊等注:《商君书译注》,《壹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

[28]石磊等注:《商君书译注》,《说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

[29]石磊等注:《商君书译注》,《去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

[30]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兼并诗》,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

[31]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593页。

[32]《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1版,第359页。

[33]《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70页。

[34]《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78页。

[35]《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930页。

[36]《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850页。

[37]《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第95页。

[38]江泽民:《认真消除社会分配不公现象》,《江泽民文选》(1),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