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节　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一、列宁的城市化思想

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的思想在俄国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城市战胜农村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取代民粹主义的发展过程，恰恰发生在19世纪最后10年俄国工业增长最迅速的时期，这个过程在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历史上标志着城市统治农村的思想开始占主导地位。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证明了城市在政治上战胜了农村。斯大林的工业化方针又将这一过程推至顶点。

列宁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就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在俄国取得了统治地位；传统农业组织的集体主义的特点已经为现代经济力量和阶级差别所削弱，现代城市工业化的逐步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都使革命的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列宁严格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城市优越论的理论，分析自己的国家，“我们国家并不存在足以使我们游离于社会一般规律之外的历史特殊性”。这些规律规定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及其给社会带来的所有后果，包括城市对农村的完全统治。他认为，“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因此，城市优于乡村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的一般的必然的现象”。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列宁提出了如下政策主张：

第一，无产阶级为了自己革命的目的，必须实施革命的工农联盟，由农民来代替软弱无能的城市自由资产阶级，但是，他又认为，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联盟只不过是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一种权宜之计，在没有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条件下，这种联盟成为推进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手段，而当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这种联盟将是无法维持的。即使是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过程中，农民也仅仅是作为次要的伙伴参加这种非正统联盟的，无产阶级不仅要与农民结成联盟，还要“领导”农民。这种只代表城市利益的理念必然遭到农民的抵抗与反对，这是农民生存本能的需要。

第二，国家政权必须掌握在以城市为基础的体现着“无产阶级觉悟”的政党手中。一切利益由城市控制的无产阶级政党来主持进行，并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还把城市党员派到农村，从怨气十足的农民手中强行征粮，这都体现着布尔什维克党对农民采取的不信任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市优越论由此成为布尔什维克处理解决农村和城市关系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苏联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哲学。诚如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列宁及其追随者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即城市拥有现代历史的进步力量，而农村则蕴涵着潜在的停滞和保守的力量。”

这种被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列宁继承了的城市优越论成为苏联建设史上一贯坚持的发展战略。列宁时期提出了政治上从城市对农村施加影响，经济上从乡村农业生产中提取城市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全盘肯定集中化的长处，等等。斯大林以此为出发点制订了把城市工业化建立在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之上的方案，确定了“农村城市化”的发展战略，为了加快这种城市工业化进程，把城市的经济建立在对农村的剥削之上等等。斯大林后来的继任者尽管在农业体制进行了种种改革，但城市优于乡村的指导思想始终不曾改变。苏联的这种城市优于乡村的工业化模式培植了大批的城市精英，在实际上非但没有解决城市与农村的矛盾，而是进一步扩大了现代城市和落后的乡村之间的差别。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自由发展的城乡一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当奋斗的目标，但是他们提出的城市优越论策略在实践中的失败需要进行新的思考。我们既不赞成乡村优越论，更反对城市优越论。乡村和城市在发展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们是人类生存空间两个不同的载体。在乡村中生活的农民和市民以及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和市民都是平等的主体，他们都有在整个社会平等发展的权利。而平等地配置这种资源的只能是市场机制，而不是经典思想家们提出的计划机制。

二、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的主要贡献

列宁和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他们在亲手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便及时确定和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应有的新型城乡关系，并努力付诸实施，他们结合自己的国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提出了党和国家的实践的基本问题“是建立城乡间的结合，消灭城乡对立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在提出城乡融合的社会发展目标基础上，都曾就如何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具体途径和任务做出过多次论述，对指导今天的城市发展和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他们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1．消灭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确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消灭城乡对立的出发点和根本方针

近代的城市化运动、城乡分离对立的形成以及城市社会问题恶化的总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固有的生产方式的矛盾。因此城市问题的彻底解决和城乡融合的最终实现也必须挖根寻源，这一点恩格斯早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便作了透彻的分析：“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

2．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有机地联系起来，是实现城乡融合的经济基础和重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创始者们曾多次重复和深化过这个重要观点，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便提出：“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可以采取的方法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后来他们又写道：“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这种分离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求”，“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列宁接受并发展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提高乡村居民，使其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

3．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巩固城市工人阶级与农村劳动人民的社会政治联盟，这是消除城乡隔阂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是列宁为我们提供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城乡协调发展的宝贵经验

列宁曾多次强调：“在城市工人与农村劳动者中间建立相互的联系，确定一种可以很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互助形式，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他还指出，要促进城乡的结合，“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结成联盟”。在此基础上斯大林将社会主义时期城乡结合的使命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具体化：“什么是结合呢?结合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我们的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我们的工业品和农民经济的粮食与原料之间的经常联系、经常交换。结合问题是我国工业的生存问题，是无产阶级本身的生存问题。”

4．积极发挥城市在现时代的中心作用，促使城乡协调发展

马克思主义者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看待城乡发展的，他们注意到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城市不仅不会消失，“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而且“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大城市的进步性，丝毫不妨碍我们把消灭城乡对立当做我们的理想”。在现时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对社会经济和整体进步仍具有决定的作用，为了联合和顺利地推动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大工业应当首先创造出必要的手段，即大工业城市和廉价而便利的交通。列宁等人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心城市功能强化和发挥的观点，有助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理论作出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城乡“融合”理解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社会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对集中，事实上在生产更社会化、私有制消失后，社会再生产仍然需要依托经济中心形成合理的经济网络，通过合理的城镇布局、社区分工，使未来的生存聚落体系能兼有城市和乡村两种居民点分布形式的优点，并能克服原先各自的缺陷，最终形成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

三、苏联城市化的成果

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的城市化进程十分迅速。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由1917年的18％上升到1985年的65％，仅用了68年的时间。1917～1985年，苏联人口增长了0.6倍多，从1.63亿人增加到2.738亿。其中城市人口增加了5倍，从0.291亿人增加到1.775亿人。从整个城市化进程来看，其增长速度始终保持平稳上升的趋势，而主要是1926～1979年半个世纪过程实现了城市化。苏联城市化有许多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特点。

1．苏联城市化的主要特点

第一，苏联城市人口以机械增长为主要特征，城市劳动力供给不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苏联的城市化主要是吸引广大农村人口，满足高速工业化的需要，只有拉力，而无推力。苏联的农业仍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这与20世纪20～50年代粗放式增长方式有关。据1926年和1959年的两次人口普查，从乡村直接向城市迁居的人口数量，以及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农村居民点转为城市，因而成为城市人口的人口总数为5610万人，是全国城市人口总数的80.8％。苏联城市化中没有出现失业严重现象，反而出现了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较低，这些都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一直能够大量吸收从农业流出的人口充分就业。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20年内，苏联城市工业仍然与以往相同，能够吸引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据全苏1959年和1979年两次人口调查，由农村居民转为城市人口的人达3700万，占全国城市人口增长数的58.2％。由于同期苏联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来自农村的人口在城市都得到了较好的安置，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因此，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贫民窟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苏联大城市人口一直处于机械增长状态，但大城市的劳动力却严重不足，属于人口资源短缺的国家。

第二，大城市人口增长快于中小城市人口增长。自1926年实行国家工业化战略以来，苏联大城市的数量几乎增加了8倍，其人口则增加了9倍多。1979年与1959年相比，全国大城市数量增加了124个，其人口则增加了1倍。其中，50万和5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更快一些。在全国人口中，1970～1979年大城市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为2100万人，第一次超过了全国人口的增长量2070万人。

苏联特大城市，尤其是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发展速度迅速。根据1979年的人口普查，它们集中了全国12.6％的人口、20.3％的城市人口和33.5％的大城市人口。

第三，苏联城市化的地区性差异。在苏联的欧洲地区，平均每一万平方公里就有10～17座城市，亚洲地区仅有0.6座。在西伯利亚及远东的北部地区平均每20～50万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城市。1985年，苏联城市化整体水平为65％，这意味着苏联已有2/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或城镇里，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过程。在苏联人口最多的俄罗斯联邦（1985年占全苏人口51.8％）城市化水平已达73％，与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接近；而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个加盟共和国，上述比重也达到71％。城市化水平低于全苏平均水平的是中亚的乌兹别克（42％）、吉尔吉斯（40％）、塔吉克（34％）。苏联城市化总体水平已经不低，应列入城市化发达国家的行列。各民族和加盟共和国的历史文化因素和经济差异都影响到城市化，中亚地区有其特殊的气候和地理环境。苏联学者伊利英认为：“这些共和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增加速度缓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地方农业人口流动量很小，同时这里出生率很高。”

2．苏联城市化的制度及方针政策

第一，苏联城市化制度。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就一直实行控制大城市的政策，其主要方式之一是采取行政手段，即实施“居留证”制度。居留证制度建立于1932年12月，按规定，凡年满16岁的公民必须领取居留证，并在以后定期更换。但实际上大多数集体农庄农民没有资格领取居留证，而没有居留证就不得迁入城市。苏联实行居留证制度的目的之一，主要是控制居民迁入莫斯科、列宁格勒或加盟共和国的首都这样一些特大城市，而对一些小城镇，并不加以严格控制，只不过需要履行一下手续。其主要问题在于，集体农庄庄员离开农庄时，必须从当地村苏维埃获得证明，只有取得证明才能合法离开，申请临时居住许可证；如果到城市去，也可以申请盖有许可居住印章的居留证。但是村苏维埃主席一向不愿发放这种证件，即尽力控制农村人口外流，以免影响农业生产。苏联的城市化主要是靠苏联政府采取抽调与实行申请公民证和申报户口的制度相结合的办法，其目的在于保证政府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城市发展的整个过程。在1926～1939年期间，城市人口增长近3000万，这个速度非常惊人。苏联城市化的几种基本途径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从农村向城市移民，以及在行政上将农村居民点划为城市。例如：在1939年和1959年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数达到800万，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居民大约有2500万，划为城市的农村居民点有人口约800万。

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大多进入了大城市。在1926～1969年之间，苏联5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增长了8倍，10万～50万人的大城市人口增长了5.5倍，而5000人以下的城镇的居民只增加了2倍。

苏联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1.7人，乌克兰则已达到82人，苏联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分布在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之中。根据苏联的立法条例，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首先要退出集体农庄，“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必须得到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和全体庄员大会的许可，为此，可能得等上三个月”。迁出农村的最通常途径有下列几种：考上大学；国家招工；参加有组织的移民规划到新开发区；去国营农场工作；服义务兵役；年青女性嫁给城里有居留证者。尽管法律对农民离开农村有种种限制，但并不能有效地将农民留在农村。这主要是由于工人和农民在法律地位、生活标准、教育程度等方面都有许多差别。苏联学者Т.И.扎斯拉夫斯卡娅于1966年对新西伯利亚州的一些移民家庭进行了调查，据219份问卷的回答统计结果看，其中有20％的移民进入城市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物质上的需要，15％的移民则仅仅是想要过城市生活。有1/3的移民是为要受到更多的教育或专门训练而迁入城市的；而在20岁以下的青年中，则有55％把这点列为迁入城市的动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苏联首都和特大城市仍实行城市户口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凡外来人口，只要在本市所属企业中落户，便发给市民身份证。鉴于户口带来诸多社会问题，苏联学者主张取消户口制，实行人口自由流动政策，以加速城市化进程。

第二，苏联城市化方针和政策。苏联城市化的方针和政策，具体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各项决议和文件中。1931年6月15日联共（布）中央《关于莫斯科市政建设和苏联市政建设的发展》的决议中指出：党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改造旧城市和建设设计新城市，以适应工业化、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文化需要的增长。要在农业地区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建立新城市，从而不断地最终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决议提出自1932年起，禁止在大城市尤其是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建设新的工业企业。该决定提出大力发展城市住宅和公用建筑，并决定在现有的高等学校中扩大住宅和公用事业主要专业人员的培养人数，在1932年内建立一所公用事业高等技术学校。

20世纪50～60年代，苏联被控制大城市数量大幅度增加，国家对48个大城市完全禁止建设新的企业和扩大现有企业，对 50个城市则采取局部限制其工业建设的原则。1970年又决定对60个全苏和共和国疗养区城市采取了限制和完全禁止进行工业建设的措施。苏联解体前共有200个城市在新建企业和城市职工人数方面受到国家全部或部分控制。所有人口超过40万以上的城市也列入控制范围。70年代以前，控制大城市增长的内容主要是限制每个城市所占地域面积的扩大和居民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每个城市居民安置费用的增加，70年代以后，控制的重点是保证城市的生态平衡。

苏联实行控制大城市增长方针的主要目的是控制这些城市工业的扩张和新建，并不是控制大城市的正常有序发展。相反，在各个五年计划中都对城市住宅和公用事业提出了具体发展目标。例如，苏联国家计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中提出：把住宅费用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46亿卢布提高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134亿卢布，即增加1.9倍，把城市公用事业建设费从13亿卢布增加到62亿卢布，即增加3.8倍。把有自来水管道的城市从366个增加到440个，装有下水管道的城市从55个增加到125个。

苏联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以来，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制定这一方针的历史背景有二：第一，苏联理论界对城市化持否定观点。30年代中期，苏联学术界曾开展了以“社会主义居住方式的确立和演变的途径”为课题的大讨论。讨论的参加者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沿袭19～20世纪初期早期工业化国家城市设计的成规，也不能重蹈资本主义人口过度集中的旧辙，而应走自己的人口均衡分布的发展道路；第二，高速的工业化和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使人口迅速进入大城市，将导致城市的生活设施严重不足。国家处于恢复经济时期，无充足的资金去扩建和维修各种生活设施。除了限制特大城市外，60年代又采取了积极发展较小城市的方针。苏共二十三大文件指出，为了充分利用劳动资源和比较均衡地配置工业，建议在中小城市建设新企业。

第三，国家对城市化的调节。苏联主要运用计划手段来调节城市化，由此，可把苏联城市化的模式归结为“计划主导型城市化模式”。

首先，通过建新城市，重新分布企业和人口，实行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方针。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计委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和苏联国家建委民用建筑局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国家计委共同编制了建设500个在经济上有前途的可以配置工业企业的中小城市计划。列入这一计划的城市都有劳动资源、建设用地、水资源和发达的交通联系。据库采夫对苏联新城市的研究结果，苏联的新城市建设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的工业化时期，1926～1939年出现了482座新城市与352座城市型村镇。即使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也建了70座新城市，主要是为了安排从西部地区疏散到乌拉尔与西伯利亚的工业企业。战后，苏联每年大约兴建25座城市（个别年份达到 35～40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十年城市人口每年增加200万，1959年以后每年增加320万～330万人，从 70年代开始每年增加350万人（20世纪80年代，与其他几个国家相比，苏联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为272座，而日本仅为169座，美国155座，印度151座）。

据苏联学者统计，1917～1982年，苏联共建设了1238座新城市，平均每年20座。其中1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数已跃居世界之首。在1975年以前，建成的新城市就达960座，其中有625座建于老居民点，有335座建于空地。而大部分新城市建立在俄罗斯联邦（488座）和乌克兰（191座）。

苏联学者库采夫在《新城市社会学》一书第一章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苏联新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他认为，建设一座具有一定物质技术基础、社会基础设施、一定数量的固定人口的城市，需要15～20年时间。新城市的形成要经历大致四个阶段，即建立企业——项目投产——工程竣工——城市形成。苏联的新城市分为三种类型：卫星城、组群式人口分布体系中的新城市；在开发无人居住区建立“点式”居民点。新城市的人口规模分为巨大城市——25万人以上，大城市——10～25万人，中等城市——5～10万人，小城市——5万人以下。

其次，苏联利用城市规划和国民经济计划调节城市化过程。在苏联，城市被看成比企业更高一级部门和地区系统以及组成因素而纳入国家计划体系之中，城市规划不再被看成是建筑规划和设计部门的事，而是国家调节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苏联利用城市规划调节城市化过程的基本思路是：注重考虑城市的双重性特征，即城市既是相对独立的整体，又是国民经济的一个局部。它的双重性特征决定了它具有双重职能：外部职能——城市在国家和区域的社会分工中应发挥文化生活服务等综合作用；内部职能——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应保证内部结构的平衡性和整体性。城市的双重职能又决定了城市发展的双重性原则：城市发展的综合性原则，即城市要与上级主管部门和区域管理组织协调一致，还要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互协调一致；城市发展的整体性原则，即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其各类设施要能够充分满足城市企业生产和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

根据上述基本思路，苏联建立了完备的城市规划体系，其中主要包括：城市总体规则，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区域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是城市建设的主要文件，从宏观上解决城市国民经济结构的发展与平衡，确定与提高城市居民居住舒适程度有关的建筑计划任务。对负责施工的建筑单位来说，总体规划就是指令性计划，是各种项目设计的基础，城市总体规划可按25～30年远景期拟定，但首批工程期不得少于5年。

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主要包括：20年科技进步综合纲要（按5年计划划分）；1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按两个五年计划划分）；5年计划；年度计划。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任务在于确定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具体发展比例。在有关的部和部门规划草案的基础上，确定规划期内发展的城市建设项目，对规划草案提出建议。确定在规划期内发展服务性部门的具体方针和规模，确保城市建设和服务部门协调发展和各种资源的合理使用。

城市区域规划——主要制定城市和城镇区域范围内城市基础设施的统一布局和配备，居住区用地的工程准备，交通和邮电事业的发展，供水系统资源和能源手段、设施的建立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

苏联十分重视城市规划工作，把城市的长期规划和预测工作，看成是城市顺利发展的必要保证。因为城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城市本身并不能正确地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只有在国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预测中才能解决。因此，城市规划要首先在国家总体计划中进行研究，列入早期预测计划的内容：第一，20年科学技术进步及其社会经济效益的综合纲要。该纲要主要由苏联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国家建委共同拟定。纲要中专门分出城市建设和住宅建设一项，分别写明人口分布的主要目的、任务和完善方针，城市和乡村的形成及其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方案、方法和阶段；科学技术进步对城市建设和居民点发展的影响。第二，15年（按5年计划划分）苏联生产力布局总纲要。由苏联国家计委所属的生产力研究委员会与许多执行单位共同制定。该纲要要确定各类城市数量和人口增长的基本数据，以及苏联加盟共和国和经济区居民点网变化的基本数据。第三，苏联境内人口分布总纲要。这一纲要在国家建委所属的国家民用建筑委员会领导下，由中央城市科学与设计研究所制定。该纲要详细研究了城市建设中居民点网的形成问题；人口分布的城市建设纲要，是以生产力发展和布局的总纲要资料为依据的。

3．苏联城市布局的理论依据和布局形式

第一，统一人口分布体系。苏联著名城市研究专家霍列夫于1975年在《城市问题》、《苏联统一人口分布体系形成的方法原则》、《城市的发展和人口分布体系》等专著中提出了关于建立全国统一人口分布体系的理论，并在他后来的一些关于建立区域人口分布体系的著作中，发展了这一思想。统一人口分布体系概念的实质在于，在生产力合理配置的基础上，通过远景规划的方式，将历史上形成的人口分布改变为若干完整的区域居民点体系，并联合成统一人口分布体系。这种概念是以全国大、中、小经济区划的科学原则为依据的，同时考虑到苏联行政地区划分。统一人口分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合理的区域生产组织的总系统图：工业点——工业枢纽——工业区——地区生产综合体——全苏统一生产体系（地区生产综合体体系）。同时，统一的人口分布体系的思想，使关于按区域合理组织生产和划分区域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组群式居民点体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居民点体系形成的基本原理是：由于早已形成了一些有发展前途的区域性的生产力组织——区域生产综合体、科学工业综合体以及农工综合体，从而产生了发展居民点网的一些新概念。根据苏联生产力布局的均衡性原则，要求把全部城乡居民点作为统一的整体，有计划地按区域进行合理的组织和发展。

建立居民点体系的目标是：保证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扩大劳动选择范围；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造各种条件；通过向群众介绍城市文化珍品的方式全面发展每个人的个性；相对拉平各种不同居民点的生活水平；改善和保护环境。

建立居民点体系的意义在于，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生产力配置合理化，区域生产组织实现专业化、协作化和社会化，加强各居民点之间的生产、文化和其他联系。利用大型居民点的雄厚社会经济基础促进小型居民点的发展。居民点体系的建立有助于推广城市生活方式和完善跨村镇的服务行业，从而较快地消灭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别和大、小城市之间的差别。

居民点体系的概念：指大小不同居民点和国民经济各专业范围居民点的总和。它的特点在于作为一个整体，不是各种组成部分特点的简单综合，而是一种具有新特性的总和。其主要特征在于：（1）具有生产联系；（2）具有跨村镇共同的社会基础设施；（3）有共同的生产基础设施和统一的运输网；（4）有人口往来流动关系；（5）有共同担负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任务；（6）有统一的信息系统。

组群式居民点体系分为三种：（1）大型组群式体系，它的中心是一些特大城市，这些城市拥有雄厚的科学、技术、工业和文化教育等潜力，并能充分保证居民自由选择各种各样的劳动和休息场所，以及文化生活服务的形式，中心半径可达约70～100公里；（2）中型组群式体系，它的中心多半是一些大城市和较大城市，拥有非常强大的工业和文化潜力，可以保证城市和农村居民有限地选择就业及劳务形式，中心半径可达约40～60公里；（3）小型组群体系，它的中心是一些小的和中等城市，主要具有农业和工业潜力，可以保证居民参加初级劳务综合体，中心半径可达约20～40公里。总之，在苏联境内（人烟稀少地区除外），组群式居民点都设置在居民能在1～2小时之内就可到达主要的中心地带。在中心城市中有多种多样的就业地点和文化生活服务机构，并保证小居民点居民在时间和空间上能尽快到达相对大型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心。

第三，居民点区域体系。（1）低级居民点体系，包括农村居民点，它们基本上配置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周围。据1970年统计，苏联共有39 700个农村居民点。（2）中级居民点体系，它主要包括聚集在行政区周围农村的小城镇居民点。苏联现有行政区3176个，每个行政区人数平均为66 000人，多数行政区中心是农村居民点（约占1/4），按远景规划，这类农村居民点将升格为城市居民点。（3）高级居民点体系，它主要聚集在多种职能的城市周围，如苏联的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中心、边疆区和州中心，1980年为155个。

第四，城市聚集体。聚集体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形成，大城市中心约40～60公里，在1.5～2小时内就可到达市中心。聚集体同城市都是人口分布的一种形式。聚集体与城市的区别，在于聚集体具有更为复杂的配置结构，它与“点状”密集型的特大城市不同，它把城市建筑构成“离散”的空间，分布成数百个小区和居民区，在文化生活、服务设施等方面具有程度不同的独立性。聚集体的出现将逐渐消除过去和现在大型城市的一些病态，至少可以把消极因素禁锢在一个有限的小区范围以内。

上述四种城市布局方式构成了苏联城市化的基本形态。城市的物质形态具有长期性和永久性特征，不会由于苏联的解体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苏联城市布局的理论和方法与西方国家的不同点在于，始终坚持计划主导原则，而不是任其自由盲目地发展。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城市宏观布局形式突破了城市与农村居民点分散孤立布局的传统方法，把城市和农村居民点看成是居民点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环节，看成是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并有机地使之结合起来促进其发展。

根据苏联全国人口分布总体方案，将在全国建立38个地域级、60～70个大型、230～350个中型和550～660个小型组群式城镇分布体系。这个体系将由各种不同规模和性质却紧密相连的城市和农村居民点组成。这些居民点之间有发达的地域生产联系；共同的交通和工程基础设施；统一的社会文化服务中心和居民休息网点；能在1～2个小时内抵达拥有很大经济和文化实力的中心城市公共地带；共同使用居民点间的用地等。城镇分布体系总体方案，不仅对生产力分布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于所有居民点（列为组群式体系的组成部分）创造质量相对均衡的经济、社会、城建、生态以及其他条件也具有重大影响。实现这个方案，还可以解决其他社会问题，这意味着不仅要消除城乡之间现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差别，而且还要为建立理想的生活方式，全面协调地发展个人才能创造必要的条件。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对于城市的研究广泛而迅速地开展起来，新学说、新方法层出不穷，对我国的城市研究有着重大影响。比较而言，在城市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我国的城市研究还刚刚起步。因此，及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研究，掌握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城市体系就显得极为迫切，特别是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对于如何进行城市改革，如何消灭城乡对立和差别，如何加速乡村城市化等出现的新问题的解决与研究，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