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对城市化学说的理论构建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化学说的理论构建

一、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的产生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把城市作为社会经济关系中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化生产的地点”，“生产资本的地点”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发源地，而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重视。他们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说明城市所具有的不同社会性质和特点，揭示了城市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趋势。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对于如何进行城市改革，如何消灭城乡对立和差别，如何加速乡村城市化等研究，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产生的时代背景

18世纪中期，一场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浩浩荡荡的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逐渐蔓延到世界各地，人类开始进入蒸汽时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形象地描述了工业革命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金属和塑料补充了石块和木头，铁路、汽车和飞机取代了牛、马和驴，蒸汽机、内燃机和原子动力代替风和人力来推动船，大量合成纤维织物与传统的棉布、毛织品和亚麻织物竞争……”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产品层出不穷，人的平均寿命延长，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人类的整体文化水平提高。总之，工业革命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工业化需要有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大批的手工业者。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成为廉价劳动力，使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但同时，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拥有巨大财富的工业资产阶级和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巨大的贫富差别，使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根本不可能享受到城市的文明生活。为了改变两极分化的现象，无产阶级一直没有停止过抗争，斗争的形式从自发的经济斗争发展到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以及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被称为三大工人运动的自觉的政治斗争。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主要生活和战斗在柏林、巴黎、布鲁塞尔、伦敦等大城市，并亲自参加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在这些城市中，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工人的集会，了解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同工人运动的领袖和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建立了密切联系，并进行了理论研究工作。他们科学地总结了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深刻分析了日益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城市的斗争生活促使他们最终完成了向科学共产主义转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从一开始就出生在城市的土壤中，与城市密不可分。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论住宅问题》、《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城市作了精辟的论述和总结，为城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关城市起源和城市与阶级、国家产生的关系的理论阐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2．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的形成

诚如前面所说，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从一开始就出生在城市的土壤中，与城市密不可分。

首先，城市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场，正是在城市这一土壤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逐渐形成学说。马克思生活战斗在一个工业化城市迅猛发展的时代，他通过六个方面对城市进行描述、分析来解剖资产阶级社会：

第一，当年马克思生活在城市逐渐统治一切的“周围感性世界”里，这是造就城市即城市化的时代，机器工业催生了大批工业城市的崛起。城市发展的产业经济基础或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因而是工业文明平台上的城市化，大工业造就了城市，新的工业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成为城市发展的基础。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以闪电般的速度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

第二，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成为“城市化”的主导和主体力量，它造就的正是一个资本主义城市体系。既然这种城市发展的主导、核心和轴心的拉动力量是资本的力量，那么这一城市发展在本质上是资本城市化的，从当时城市的规划可以对此窥见一斑。城市的规划是工业无政府主义的，城市空间在私人资本的支配下随心所欲地被瓜分。从住宅来说，“工人住宅到处都规划得不好，建筑得不好，保养得不好，通风也不好，潮湿而对健康有害。住户住得拥挤不堪，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一间屋子至少住一整家人。至于屋子里极不清洁，几乎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到处是垃圾”。

资本统治着城市的中心地带、耀眼地带。贫穷则统治着城市的边缘、隐蔽地带，贫困者是被资本边缘化了的群体。工人住宅区散布在全城隐蔽的地方，躲藏在富丽堂皇的贵族区、繁荣光彩的商业区的背后，仿佛是“奥吉亚斯的牛圈”（希腊神化中奥吉亚斯王的巨大而极其肮脏的牛圈，这里是指极端肮脏的地方）。“这种伪善的建筑体系或多或少地为一切大城市所具有；零售商因其所经营的商业的性质就必须住在繁华的大街上；这种街上的好房子总比坏房子多，这一带地价也比偏僻的地方高。但是曼彻斯特是唯一如此有系统地把工人阶级排斥在大街以外，如此费尽心机把一切可能刺激资产阶级眼睛和神经的东西掩盖起来的一座城市。整个城市建筑没有一定的规划，是偶然地堆积起来的”。

第三，城市结构是两极化的，即资本化工业城市对农业乡村的统治；城市的主要居民日益被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切中间阶级要么被消灭，要么归入这两大阶级之中。城市社会阶级结构简单化了。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一个民族国家拥有以近代发达工业经济为基础的城市，那么它就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极，否则就只能被边缘化，处于世界体系中的边缘极。城市发展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日益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城市文明和不文明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习俗从各种渠道传入农村以及那些非资本主义的、非工业化的国家和社会之中。“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第四，城市发展的内在张力是资本化，即是说，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制度安排、政治经济军事秩序和“理性”尺度即“文明”强加于城市，一切不符合作为自己尺度的规范或“文明”及文化，都在应被消灭之列。工业城市是一个特殊的交往实践场（以下简称交往场）。言之特殊是因为在这种交往场中，人世间的一切东西都必须经受资本的拷问，无论它是上一轮交往实践场的沉淀物，还是新一轮交往实践活动所新创生的物体。符合资本本性的则生存下来，否则就被淘汰。城市资本生产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加快了乡村城市发展的步伐，使城市化成为工业革命以来一股无法遏制的汹涌浪潮。

第五，城市发展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主义”或“启蒙理性”。这成为世界城市的尺度。启蒙理性作为一种解放话语，它批判神学偶像，反对君权，弘扬人本精神和科学精神，将科学、理性和人的权威，将自然科学方法和逻辑方法抬升为普遍法则，进而成为批判话语，成为精神解放的工具。它所具有的批判精神是一种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化精神，同时它也使人文科学丧失了创新力，并使之成为工具理性的附庸。本质上说，它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文化、“文明”或意识形态。一切不符合这一精神统治需要的异种文化都被斥责为“野蛮”，因而在被消灭之列。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第一次被工业城市所代替，从而第一次摆脱神权和君权的神圣控制，从而第一次成为人，这里的“人”在社会学或政治学意义上仅是指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人人平等”意义上的“人”；在哲学上是指“大写的人”的居所，成为资本的游戏场。

第六，资本主义日益造就着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在冲突中一个城市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日益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方式推翻城市资本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巴黎公社就是这个时代的伟大尝试。这两个阶级的对立迥异于农民和土地贵族之间的对立，因为他们的对立是获得了在交换形式上的平等，具有契约的合法外衣。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延伸，全世界无产阶级日益联合起来，用世界革命的方式推翻全球范围内城市资本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因此，共产主义就是由大工业造就的城市发展的间接必然结局。在此，重要的不仅在于马克思对这一资本城市化的精彩解剖和对今日城市及其发展所具有的理论意义，而且在于：这就是展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工业化城市图景，就是展现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生活视界。在标志着新世界观诞生的生活视界的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一道通过对资本城市化图景的科学分析与把握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新世界观。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对资本城市化及其后效应的关注，成为马克思创立自己新世界观关注的视角之一，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发展的基本生活视界。马克思的哲学，无论是具有生命活力的基本价值理念，即对“旧全球化时代”一般本质、结构和发展趋势的理论反思方面，还是必须加以发展的成分，即受旧全球化时代制约而存在着严格的边界条件制约的方面，都源于它通过资本城市化这个独特的生活视界对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批判性反思。

其次，城市是马克思哲学的生活视界。在新的理论地平线和新的时代地平线上，马克思实现了两个转换，从而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生活视界。

第一，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从“概念的王国”转向“实践”，开始寻找新的视界。对马克思而言，从哲学新视界的“天才提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第一次系统而具体地阐发新世界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的心思早已跳出一般哲学争论的窠臼，意识到一切研究都必须基于现实，“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时代最重要的现实就是经济领域的伟大变革。正是对这个具有决定意义领域的科学研究，真正使马克思、恩格斯与全部“德意志意识形态”划清界限。马克思改变了头足倒置的哲学研究方式，建构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全新的科学世界观。

马克思是从实践，即从以社会物质为中介客体的主体交往活动出发，来呈现其新世界观的历史性语境。马克思指出：“须把哲学搁在一旁，须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他的新哲学世界观是从做一个普通的人去面对真实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情境开始的，而不是从观念、逻辑等哲学的职业对象出发的。这种决裂使马克思能够真正摆脱从爱利亚学派开始的那种走向事物背后的彼岸理念论，返回到真实生活的本身，返回到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生活过程。

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但是，和概念的空中王国争论没有现实的意义，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工业和商业正在建立另一种包罗万象的王国。历史并不是把人当成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第二，在对现实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领域之研究过程中，马克思逐步把城市作为自己理论研究的生活视界。马克思生活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实本身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变异和假象化，因此资本的生产关系被遮蔽起来，交换关系仿佛成为主导性的东西，人与人的关系被历史地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并成为事实本身，而且不断地被神化。这就必然出现资产阶级的拜物教意识形态。人们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实中不再能看到真相，而只能执迷于外在的表象。这是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下脚步的地方，也是马克思必须向前走的出发点。因此，到哪里去探寻资产阶级社会资本关系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形成呢？城市！城市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和运行机制的原生地和最佳解剖场。城市是资本最重要的日常生活世界。因为人类历史性存在的四种原初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阶段里日益集中表现在工业化大城市里。城市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人口的增殖即人自身的生产这三方面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成了决定性的部分，而城市里的资本关系主导着其他一切关系。“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新兴工业城市已经成为民族国家的经济中心，工业革命使城市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产业系统，引起了一系列技术革新，“一个工业部门的发明，引起了其他工业部门相应平衡的发明”。工业革命后，城市聚集了巨大的先进生产力，工业生产和商品贸易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又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工业化城市迅猛发展的时代，是一个由工业化牵引城市化进程的时代。农耕文明日益衰败并让位于大工业机器文明，乡村巨大的推动力和城市强烈的拉动力使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并形成了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趋向——人口继续向大城市集中，这使得大城市数量、规模迅速增加。城市社会关系也变成一个巨系统体系。

城市社会关系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一个重要的规定性，城市社会关系主要是指各级城市主体共同的交往实践活动。这种规定性具有三层含义：首先，这种共同活动方式始终与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相联系。这种共同活动的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其次，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城市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最后，从城市一开始创立起市民之间就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这种联系不断随着生产方式的演变而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在空间上就表现为工业城市的历史。

由此可见，要理解资本关系、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奥妙必须到城市去，把城市作为理论研究和创新的生活视界。

什么样的交往实践就决定着什么样的本质。费尔巴哈把恬静的乡村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生活视界，亲近大自然，远离这个“社会决定性的交往实践场——城市”，远离这个“肮脏、喧嚣的城市”。因此，他的哲学只能是自然唯物主义。马克思却把一生绝大部分时间用来关注城市中一切实践运动，置身于这种“周围感性世界”，而且是工商业最发达、规模最大的英国城市——伦敦和曼彻斯特。这里是发生工业化城市变革最典型的国家，也是这种变革的主要结果——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一切社会关系的重塑、发展的典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马克思以此来研究人类历史，即一方面研究资本关系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形成过程，以形成真实的历史视域；另一方面把城市大工业和商业作为观察人类历史中一切社会关系和运动的最高观测点，从而创立了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交往实践唯物主义。如果说代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历史本质”的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真正支配一切的“普照的光”，那么，城市就是这种普照之光的光源。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城市批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生活视界。

马克思对资本城市化的精彩描述就是展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工业化城市图景，就是展现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生活视界。马克思、恩格斯一道通过对资本城市化图景的科学分析与把握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新世界观。

城市及其发展是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地平线，马克思对城市的批判反思是他的哲学的多元出场语境之一，其中的辩证法展现的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客观历史过程，通过对城市的批判反思来展现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并以此实现批判地解构资本主义的功能。马克思在探索历史之谜的过程中通过揭示对城市的批判这种外在的形式来展示自己的时代性，用这种生活视界来观察工业化城市外表掩盖下的资本运作的全部奥妙，从而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二、马克思、恩格斯构建城市化学说的主要理论

1．城市起源论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古代城市产生、演变以及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可贵性及其主要标志之一，便是理清了城市的来龙去脉，阐明了人类最初城市的出现是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而城市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就在于社会的分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城市是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是人们活动的汇聚点，是生产方式、社会分工和军事组织方式的产物。古代城市有各种形式，它们大多取决于军事和政治两大职能。这些城市有的是最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有的是国家首脑或地方总督的所在地，有的则是军事防卫的活动中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阐述了城市的演变依赖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的观点。他指出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发展史；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舞台出发的，然后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分析奴隶社会形成特征时指出：“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民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产生城市的决定性因素无疑是社会大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便明确地提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换句话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事实上，社会分工的出现也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下的结果。人类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中，生产力的主要标志在为人类服务；生产关系中氏族公有制已在瓦解，私有制和财产差异已成为可能，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壮大，加上这个时期萌发的手工业和农业的第二次大分工，从多方面促成了城乡的分离和城市的出现。归结到底，城市是人类生产力、生产关系互动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结论。

2．城市发展阶段论

恩格斯对近代城市的发展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城市化主要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人口脱离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一方面，资本主义不断地剥夺农村居民，并把他们中的一部分赶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完全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农业，聚集到城市，结果使原有大城市日益膨胀，中小城市日益扩大，发展为大中城市；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大工业又不断地利用农村廉价的劳动力，从城市迁往农村，由此，村镇变成小城市，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城市越大，吸引力越大，这样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大商业城市、大港口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认识社会主义城市发展道路方面，列宁提出了在城乡协同发展的基础上自觉地、有计划地推进城市发展的观点。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意义远不止于促成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发展壮大每一阶段的进程中无不打上了社会分工的烙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指出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表现为商业和生产的分离，这种分离是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城市里继承下来的，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生产和商业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部门占着优势。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进一步分析马克思、列宁等人的城市发展理论，发现他们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都有所论述，具体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中的城市、社会主义时期的城市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城乡一体化的趋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东西方奴隶制和封建制度下的城市特征作过较宏观的比较分析。他们在谈到亚洲城市出现时说道：“在亚洲各社会中，君主是国内剩余产品的唯一所有者，他用他的收入同自由人互相交换，结果出现了一批城市，这些城市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流动的营房。”在论及西方封建社会中的城市特征时，他们指出：“在封建制度繁荣时代，分工不大发达。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虽然等级结构表现得非常鲜明，但是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在比较老的城市中工业和商业早就分工了，而在新的城市中，只是后来当这些城市彼此发生了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分工才日益显著。”在论述到古代城乡关系时，恩格斯指出：“在罗马帝国存在的最后数百年间，城市丧失了它从前对乡村的统治，而在德意志人统治最初数百年间，也没有恢复这一统治。这是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程度很低为前提的。”在中世纪，城乡对立、城市对农村的统治剥削远未达到后来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时期那么突出和矛盾激化。

城市发展的第二大阶段，即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交织并起的时期。这一阶段源起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造就了现代工业和现代城市，这一阶段中社会分工日益加快、越分越细，城市发展速度空前，遍及全球，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越加突出。在1844年，恩格斯便发现并指出：“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产业革命而形成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工业把劳动力集中到工厂和城市里，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了……城市人口增加了两倍。这些增加的人口几乎全是工人。”工业革命不仅给城市带来了全新的面貌，而且使城乡关系发生了逆转。如同马克思揭示的：“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城市发展的第三阶段社会主义时期是在列宁时代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没有目睹到这一现实，但他们早在创建共产主义理论的初期，便已预见了人类历史必然超越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城乡对立阶段，并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一再提出无产阶级建设未来社会时的奋斗目标是“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

3．城市本质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城市化发展及其和社会经济形态变迁关系的分析，可以认为是对唯物史观成功运用的典范。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近代城市化是一种工业革命出现后，“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等各种社会要素向城市集中的综合变迁过程，它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在于社会分工和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出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至于近代社会中出现的城市化特征，他又进一步阐述为：“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中世纪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

近代城市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变迁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运行作用。马克思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由于城乡分离和城市化的进步，“同工业比较起来农业的比重已经降低，农村已让位给城市”，城市化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化。

在城乡分离加剧、分工扩大、工业化进程加快的作用下，城市化的内在特征更重要的还表现为社会主体人的变化上。人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地区分布数量的迁移和人的现代素质及其行为方式变迁两个方面，前者正如列宁曾表述的：“城市人口（一般地说是工业人口）由于农村人口减少而增加，不仅是目前的现象，而且正是反映了资本主义规律的普遍现象。”后者的变化是更深刻、更全面的，即城市化过程中不仅需要而且正在塑造与现代生产方式、生活环境相适应的一代新人，正如恩格斯所说：“当18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场工人被吸引到大工业中以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同样，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

在分析近代城市化的条件、特征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也正确预见了人类城市化的趋势和未来社会中城乡融合的本质性趋势。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种阻碍在目前已被深深地感到了。同时，“那些将要消灭旧的分工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并且将使全部生产发生变革的革命因素已经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条件中处于萌芽阶段”。

4．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功能理论

城市在现代社会中的突出地位和多重作用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对于城市功能的揭示，城市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等无论哪一学科涉及城市领域时都会作出大量自成体系的阐释。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却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城市功能作出了更为本质、更为综合、也是更高层次上的总结，这是单一学科分析所难以企及的。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功能观主要体现为以下六方面：

第一，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篇文章中以极为肯定和相似的笔调表述过这一观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城市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出：文明时代的重要特征就在于“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声称“城市的建造是一大进步”，接着他写道：“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一直延续到现在。”

第二，城市化是近代社会全面、快速发展的“历史动力”。近代城市化是由社会分工和工业化启动的，但一旦工业城市形成和繁荣壮大后，便反过来又迅速地推动了工业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马克思曾将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归纳为，它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由于城市把“商业统治权”和“大工业的各种条件的或大或小的优势结合在一起”，使大工业和商业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因此“城市的产生，封建制度到处趋于衰落”。再由于城市体现了大规模的集中，发展了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以及因城市中多类工厂、企业、股份公司经济组织的发展，也都“要求生产的高度发展”，并且促成了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第三，城市是现代人类社会以及各个区域发展的中心。这种中心作用是建立在城市中各社会要素的高度集中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描述的：“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

第四，现代城市的发展，直接促成了世界经济市场的形成，并导致了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格局的重组。恩格斯在分析欧洲工业革命后地方中心的利益联系时指出，“当时英法两国工商业的成长促使整个国家中各种利益联成一气，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在德国，这个过程却只是环绕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区归并成许多利益集团，因而只是促成政治上的分离。”巴黎是上个世纪欧洲的最大城市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它所产生的世界市场的作用都曾作过高度评价：“巴黎是18世纪唯一的世界城市，是各国人物在此进行个人交往的唯一城市。”“像巴黎这样一个首都，不仅有良好的商业组织可随时供应粮食，而且是广大地区的农产品的主要市场和集散地。”现代工业城市的崛起不仅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城乡关系，而且使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都产生了连锁变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已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了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依赖于城市一样，它使野蛮的和半开化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

第五，城市作为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和新的生活环境，它为现代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提供了可能。“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由于城市生活把大批工人集中在一起，它破坏了宗法式生活的陈腐传统，提高了工人的需求与发展水平，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生动地描绘出城市化时代新人的变化特征：“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第六，城市对于人类历史进步的又一重大贡献在于，城市是现代无产阶级的“摇篮”，也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城市在促进现代人的发展和塑造了一代“新人”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出现。恩格斯在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提出，由于城市工业的发展，“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无产阶级的理论导师们才高度评价了城市发展在国际共运史上的突出地位和深远意义，并得出了“总之共产主义运动决不会起源于农村，而总是起源于城市”的明确结论。

5．城乡关系理论

城乡关系以生产关系为基础，是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及其他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每个时代的“城乡关系”都有其确定的变量，城乡关系被认为是该时代的某种综合性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所造成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城乡之间的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个人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一方面，这种对立关系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使农村居民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另一方面，它也破坏了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论证了消灭城乡对立（差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消灭城乡对立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城市问题论述极为丰富，但归根结底，都指明了一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城市问题其总病根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及其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上，而真正解决这些城市问题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现象、消灭城乡分离对立的社会病态，走城乡融合之路。

城乡融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创建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伊始便向广大无产阶级提出的社会奋斗口号，并将它视为一种“共产主义原理”，纳入《共产党宣言》的伟大目标之中。在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岁月中，马克思主义导师和其继承者又不断地阐述了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乡融合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各种方式途径，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城乡融合理论，这些理论至今仍在指导着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进行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实践。

马克思提出了未来社会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的一些论述和构想。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里城乡是对立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是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早在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时期，城乡之间的对立就已经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是城乡对立的，城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在经济上剥削乡村，“农业服从于工业，乡村服从于城市”。

第二，城乡对立是可以被消灭的。当时的米尔伯格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城乡对立是自然的，是历史上形成的，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是一种“空想”。针对这一错误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指出，“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分析，认为人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认识到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原理，并根据这种认识去建立适合生产要求和人的充分发展的农业和工业的新的联合。但是资本主义永远解决不了城市人口的越来越集中的畸形趋势，更解决不了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利益上的对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只不过为社会主义下农业和工业在高度发展形式中的结合，造就了物质基础。马克思从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工业和农业之间差别、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差别的条件和途径，使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这些差别可以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和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既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又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祸害。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既造成城乡极端分离的结果，又造成消除城乡差别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以后，消灭城乡差别就有了物质条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灭城乡差别，既是工业发展的要求，又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条件。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和《反杜林论》中，驳斥了那些把城乡分离看成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认为消灭城乡分离是空想的谬论，同时论证了消灭城乡差别的必要与可能。

第三，提出“城乡融合”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乡对立“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与集体制的社会制度是相抵触的”，所以在未来社会里应该被消灭。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在这方面的一个基本原理，即城乡的对立破坏了工农业间必要的适应和相互依存关系，因此随着资本主义转化为更高的形态，这种对立将会消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城乡融合，显然是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期才能实现。

第四，重视生产力发展在消除城乡对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会在工农业发展水平提高后得到改变。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他们还重视生产力的协调安排，把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平衡的分布看成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

第五，强调工业和农业的结合。恩格斯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消灭城乡对立的最重要条件是，不仅使工业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而且使农业生产资料也由社会占有。在此基础上，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通过把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正如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的，“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两者的片面性和缺点”。

第六，重视城市和城市化的积极作用。恩格斯曾热情地赞扬了城市在提高英国经济实力、创造生产力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像伦敦这样的城市，这种大规模的集中，万人集聚在一个地方使万人的力量增加了，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市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城市的发展对人的现代化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决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资本主义生产使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城市“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由于城市有以上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是支持城市化的发展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

第七，重视科学技术对城乡关系的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推动了现代工业如棉纺织工业的迅猛发展，使几个西方主要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城乡之间逐渐改变了数千年来的相互封闭、相互隔绝，彼此之间的联系大大增加。电的发明和应用是科学技术的又一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看到了它对城乡关系将要起到的巨大作用。他们指出，“这一发现使工业几乎彻底摆脱地方条件所规定的一切界限，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提出城乡融合的社会目标，一方面是因为城乡的分离和对立已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由于城市过于集中招致各种病态和乡村的愚昧、分散，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协调发展，也严重阻碍了城乡居民身心的健康发展。因而急需城乡之间在结合、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扬长补短，克服自身弊病共同进步。再者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其洞察未来的眼光，已经预见到城乡融合将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如同他们所论证的：“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因此他们预测在未来：“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已经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清醒地看到，“实现城乡融合将是共产主义者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使命”，“的确，文明在大城市中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有关城乡融合理论与方法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总之，消灭城乡差别最根本的出发点是要坚决废除私有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这是真正实现城乡融合的社会经济的基础和标志。

6．城市区位

马克思主义在考察资本主义城市问题时，分析了城市的区位性质、结构和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力求使一切事物服从尽量少损耗时间这道无上的命令，从而导致了城市区位结构不断突破，克服自己存在的现有空间界限。城市发展由内向外扩张、延伸，已是资本和雇佣劳动发展的空间表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分析了当时大城市的区位结构：市中心是一个广阔的商业区，周围环绕着带状的工业区和贫民窟，外面住着中等的资产阶级，郊外则住着高等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揭示了当时这种分区性结构的阶级对立状况，即富人区总是城市环境最好、最雅致的地区，穷人区则是环境最糟糕的地区。这是贫富两极分化和贫民“迁徙”的结果。并且，资本越是集中，工人也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居住状况就越困难。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形成了资本主义城市的基本区位过程，即地价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上涨，而地价越是上涨，资本家就越是疯狂地在每一小块土地上乱盖房子，造成城市建筑的混乱、拥挤，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不断恶化。同时，资本家为了建造供银行及其他机关用的高楼大厦，以及为交易往来等也改善了部分城市交通和服务设施。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区位的描述和分析，不但比20世纪初美国的古典区位学理论早80多年，而且在揭示其社会根源方面也比古典区位学深刻得多。

7．马克思主义的城市问题论

马克思对城市及其发展的态度，既不是近代工业化城市发展的代言人，突出强调城市发展“积极”的历史作用，又不是侧重于阐发城市发展的严重后果，进而全盘否定城市。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事物的法则是一分为二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城市发展以及它在资产阶级上升期中所具有的功能作了多方面充分的肯定，但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始终是关注、研究资本主义城市中的各种社会问题。早在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创立初期，他们便观察到并剖析了当代大城市给贫苦的工人带来的各种灾难。例如1895年恩格斯在作了大量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后指出：“在这里（大城市）我们除了要注意贫困到处引起的通常后果，还将注意人口如此集中对劳动阶级的身体情况、智力和道德情况的影响……揭露我们大小城市中那些多半被掩盖起来的‘贫民窟’的各种事实，都将受到欢迎。”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更进一步地揭示出各种城市问题的病根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本身而不是其他。他们曾以城市住宅问题为例，指出：“我们现代大城市中的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所遭遇的住宅缺乏现象，只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

资产阶级学者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把城市社会中的各种弊病笼统地归罪于大城市本身，无产阶级导师们曾尖锐地批评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辩护论调，他们在多篇文章中证明人口、工厂的过度集中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不能归罪于大城市的空间组织形式，他们曾揭露资产阶级学者解释的虚伪性：“统治阶级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这个从外表看起来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实际上，大城市不过是创造了一些条件，促使那些早已存在，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的罪恶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的分析可以说相当系统全面，例如：

（1）城市中的失业和童工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资本主义城市中的大量工人失业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了的，“工人数量的自然增长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但同时又超过这种需要，这是资本运动本身的一个矛盾”。工人人口相对过剩的可能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同样地发展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所引起的不协调，即资本的不断增加和它对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需要的相对减少之间的不协调”。因此无产阶级导师发现城市失业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所以他们说“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在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遇到许多这样的人”。

在发现城市失业现象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发现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的另一相关联的“畸形形象”，即“工人一出现就表现出一回非慈善的行为。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同孤儿院订立了合同”。这种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的行径，是非人道的，它扼杀工人阶级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这一切明显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因此，无产阶级导师曾大声疾呼：“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法律应当严格禁止9～17岁的人在夜间和在一切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劳动。”

（2）城市中的卖淫和犯罪问题。卖淫和犯罪是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中的又一突出现象，它的直接诱因在于资本剥削下的工人贫困的加剧，即“赤贫现象以加速度产生着赤贫现象，犯罪行为也随着赤贫现象的增长而增长，人民生命的源泉——青年日益堕落”，然而各种犯罪行为最深刻的原因还是导源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非人道的压榨。正如恩格斯在论及城市卖淫问题时所抨击的：“每天晚上充塞于伦敦街头的千万个妓女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资产阶级为生呵!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她们的第一个引诱者——资产者呵!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不明显吗?”正是基于这种社会背景，可以说：“卖淫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明显的直接肉体剥削，它燃起了复仇的火焰，激起了阶级仇恨。”在这里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结出的恶果，也看到他们贫贱的双手正在挖掘自己的坟墓，正像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指出的那样：“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原因起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然会成为罪犯”。因此有必要“使每一个人，甚至使资产者来思考一下这种情况所引起的后果。如果堕落和犯罪再以同样的比例增长二十年，那结果会怎样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社会正在全面解体”，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战争”也是“一年比一年激烈、残酷和不可和解了”。

（3）城市住宅和生存环境问题。城市住宅的拥挤和生态环境被污染，导致城市人生活质量的恶化，已为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城市管理者们注意到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既成为管理好现代城市的迫不及待的任务，又将是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个半世纪前便已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环境问题的病因和无产阶级的改造世界、改造生存环境的使命。关于城市住宅问题，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工人的居住生活，他们写道：“我们从各方面都可以证明，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为百病丛生的根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便说过：“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流动，一个工业城市的居住状况今天还勉强过得去，明天就可能变得恶劣不堪。”恩格斯则在著名的《论住宅问题》中深刻指出：“住宅缺乏现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种现象是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必然产物，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拥塞在大城市里，而且拥挤的速度比当时条件下给他们修房的速度更快，这种现象连同它的一切影响健康等等的后果，只有在产生这些后果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根本改革的时候，才能消除。”

关于城市环境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较早地发现了现代工业生产给大城市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他们指出：“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引起了极端不利的后果。伦敦空间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如果说大城市里的生活本身已经对健康有不好的影响，那么工人区里的污浊空气的危害又该多么大呵，我们已经看到，一切能使空气变得更坏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而长寿呢?”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导师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用自己的行动改造生存的环境和外部世界，因此他们呼吁工人阶级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